第9章 洗澡
老黄看着客人，心里有些不安，他决定谎称自己已经在外面吃过了。他尽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尴尬。
他知道这样的谎言并不能长久，但他希望能够暂时渡过这个尴尬的时刻。
对门的邻居是一位裁剪师傅，这几天回老家了，把钥匙留给了老黄，让他帮着看看门。
正好去他们家住，这对于老黄来说无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他想象着自己带着客人去对门住，享受着邻居的舒适环境，这让他感到一丝欣慰。
然而，当他看到俊生他们仨时，他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虽然他们已经洗过脸了，但是身上的味道离着三米也能闻到。
老黄心里明白，如果这样去对门住，显然不太合适。他不禁皱起了眉头，思考着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老黄决定带着他们三个去万字巷的“涌泉池”浴室洗个澡。万字巷在新商埠的北边，离老黄家不算远。
老黄交上钱，领了四个手牌，带着俊生和另外两人来到更衣室。
水池里的水原本是清澈的，但俊生他们几人的加入，让水色逐渐变得浑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身上的污垢在水池中激起了一阵阵涟漪。
澡堂的伙计看着这一幕，不禁皱起了眉头，而搓澡师傅则知道今天有一场硬仗要打。
俊生他们三人在小水池中打闹嬉戏，水花四溅，笑声回荡在澡堂内。
他们互相泼水，互相追逐，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老黄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快乐的模样，心中的重负似乎也减轻了不少。
然而，澡堂内的空气并不流通，初夏的热气让这里变得更加闷热。老黄注意到小池子的水已经变得不再清澈，于是他决定到旁边的大池子去洗澡。
他刚起身走了几步，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和头晕，紧接着眼前一黑，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这一幕让俊生和其他人惊慌失措。他们迅速地将老黄抬到了搓澡的小床上。
澡堂的伙计立刻询问俊生，老黄洗澡前是否吃过饭。俊生对此感到困惑，不明白老黄的晕倒和吃饭之间有何联系。
俊生回忆了一下，回答说：“他说他吃过晚饭了，但是并没有在家里吃。”
伙计听了之后，立刻给老黄端来了一碗糖水。老黄喝下糖水后，不久便恢复了清醒。
伙计解释说：“以后不吃饭，不能来澡堂子里面洗澡，容易晕堂子。”
原来，饿着肚子在湿闷的澡堂环境中洗澡，容易导致血糖降低，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这种现象被称为“晕堂子”。
洗完澡后，他们四人带着一身的轻松和清爽，踏上了回家的路。夜色渐浓，街灯闪烁，他们的影子在地面上拉得老长。
快到家门口时，老黄停下脚步，对俊生说：“我在澡堂晕倒的事，不用告诉你姐，她这个人心眼小，你告诉她后，她又会好几天睡不好了。”
俊生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家门，发现老黄的媳妇和孩子都已经进入了梦乡。
为了不打扰他们，老黄和俊生以及另外两个工友决定在裁坊家里搭几个地铺，简单地和衣而卧。
夜深了，裁坊里除了偶尔传来的鼾声，一切都静悄悄的。老黄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小声地问旁边的俊生：“你们这次回来，不会是只来找工作这么简单吧。”
俊生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轻声回答：“哥，那依着你看，我们还能来干什么呢？”自从姐姐结婚后，俊生就一直称呼老黄为哥哥，两人之间的关系亲近了不少。
老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严肃地问道：“五月底的时候，张督军是不是镇压了纱厂工人的罢工运动？”
“嗯。”俊生简短地回答，声音中带着一丝沉重。
“你们这次来，准备联络机车工厂的人搞个更大的事？”老黄的声音更低了，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
俊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日本人、军阀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以前是德国人欺压我们，现在是日本人欺压我们，不把他们赶走，我们就别想过上好日子。你没听说过这样一首歌谣吗？‘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
老黄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小点声，我还不能说你了呢。就凭你们，手无寸铁，你们拿什么对付那些拿枪的？”
俊生听了，没有再说话，但他的心中却更加坚定了。他知道，虽然前路艰难，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为了所有受压迫的同胞，他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哪怕面对的是枪林弹雨。
夜更深了，两个男人躺在地铺上，各自想着心事。老黄的担忧和俊生的决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夜晚最深沉的旋律。
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同，但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追求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生活。
1914年11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趁机出兵中国，从德国手中夺取了琴岛，并迅速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
这一战略举措不仅加强了日本在华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也为日本资本家在琴岛投资建厂提供了便利。
日本资本家很快就看中了琴岛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原料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认为这里是开办棉纺织企业的绝佳之地。
从1916年到1923年，日本资本家在琴岛投资建成了6处纱厂，这些纱厂的生产量迅速占据了琴岛纱锭总数的90%左右，几乎垄断了琴岛乃至全省的棉纱市场。
然而，日本资本家所获得的丰厚利润，是建立在对工人们残酷压榨的基础之上的。
工人们在纱厂中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他们的工资微薄，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而且几乎没有休息日。
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日本厂主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他们将原本3人承担的工作量改为2人承担，导致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了近50%。工人们在做工时，即便是生病了，也不准请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