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联合调查组的成立

1982年夏，中国社会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武汉的华中工学院，即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举行。我应费孝通先生之命，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论基地》的报告。关于“调查基地”的思想是费孝通先生一贯提倡和坚持的社会学者做学问之道。他认为社会学者不能脱离社会，必须时刻关注社会的变化，而社会调查基地正是社会学者观察和了解社会的窗口。正是在费孝通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社会学恢复之后的第一个调查基地得以建立——北京宣武区椿树街道东河沿居委会调查基地，即东河沿调查基地。而东河沿婚姻家庭和生育调查则是在那个基地完成的第一个调查项目。所以我在年会上的报告除了阐述自己对费孝通先生关于社会调查基地思想的理解以及在东河沿进行社会调查基地建设的情况外，也以相当的篇幅对东河沿的婚姻家庭调查做了介绍。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热烈的反响。于是在年会期间，费孝通先生趁热打铁，在自己下榻的宾馆的房间举行了一次由与会各单位有关人员自愿参加的吹风会，社会学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潘乃谷和我，其他与会者我记得有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潘允康（本文所提人物的单位和职务均为当时的情况）、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校长姬仰曾、四川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詹一之、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薛素珍、北京经济学院的王胜泉和上海高校的与会者等十几个人。他向与会者介绍了东河沿调查的情况，提出在其他城市进行同样调查的建议。他明确指出，参加不参加，由各单位自己决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参加的单位自筹调查经费和差旅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可出具证明文件，承担会议和数据处理费用，以及组织协调与处理数据等技术工作。会议气氛很热烈，与会者都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愿望。姬仰曾和詹一之本身就是单位的负责人，所以当即就拍板参加，另一些则表示自己愿意参加，但须回去请示领导后再定。会后，各单位很快就有了正式的回应。最终确定参加的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经济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江苏省公安专科学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分校等（后来的上海大学）。当时称联合调查组。

联合调查组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设计用于该项调查的问卷。这一项工作是在北京的东方饭店举行的。与会者以东河沿调查的问卷为蓝本，逐项讨论斟酌，形成了五城市联合调查组使用的统一问卷。调查并没有规定统一的名称，由各参加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各个单位的调查点也是由各个单位根据情况自行选定，而非由事先规定的程序统一抽取的。最后选定并实施的调查地点是：北京宣武区椿树街道东河沿居委会、北京朝阳区团结湖街道团结湖居委会、天津河西区尖山街道红星第二居委会、上海市徐汇区新乐街道张家弄居委会、上海杨浦区宁国街道双阳居委会、上海虹口区长春街道、南京夫子庙街道四福巷居委会和成都如是庵街居民段。在调查对象的选择方面，除上海虹口区长春街道采用的是街道内的简单随机抽样外，其余的都采用了整群抽样，即调查对象是调查地（抽取的户中）全体已婚妇女。除已经先期完成的天津尖山街道红星居委会和北京东河沿之外，其余调查都是在1983年初实施的。所有调查都是采用调查员入户访谈的方法来填答问卷。

1983年，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上，这一调查被确定为“六五”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的重点项目，项目被冠以“中国城市家庭研究”这一名称，但一般习惯上我们仍叫它五城市调查。项目聘请了雷洁琼先生担任学术指导。费孝通先生则改任另一重点项目，“小城镇研究”的学术指导。最后确定的项目组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刘英（项目负责人）、沈崇麟；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刘金云；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潘允康（项目负责人）、张雅芳；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薛素珍（项目负责人）、杨善华；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刘炳福、仇立平；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范伟达；江苏省公安专科学校夏文信、宋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东山；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吴本雪。那时，早前联合调查组有些人，比如沈关宝，记得在东方饭店讨论问卷的会上，我和他为了家庭的操作定义曾争得脸红耳赤，他在项目组成立时已经离开，随费孝通先生去了小城镇项目组。而复旦大学分校也成为了上海大学的一部分。项目实施过程中，作为学术指导，雷洁琼先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她将自己的经验学识倾囊相授。她不仅参加了项目组在北京的全部会议，而且还参加了项目组的连云港会议和厦门会议。每一次会议都会亲自参与项目组的讨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说没有雷洁琼先生的指导就不会有项目的顺利完成。她的“要用资料说话”“论文写作要规范”和“社会学要面向中国的实际”（参见杨善华、王思斌《雷洁琼学术生涯二三事》）的学术研究导向对我今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五城市调查之后，我参加和主持的各个家庭调查项目，都请她担任学术指导，每一次都得到了她的指导和支持。1996年中日合作进行的城乡家庭调查，九十高龄的雷老还亲赴太仓，出席太仓调查的调查员动员会。不仅如此，雷老也给了东河沿调查基地以无形的支持。在费老因为大家知道的原因离开社会学所之后，东河沿调查基地处于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境地，我出于一种责任和对东河沿的感情，还在那里苦苦支撑。除了平时常去那里看看之外，逢年过节都会自掏腰包和科研处的同事陈婴婴、赵克斌等一起给居委会送去一些可乐、挂历之类的东西。在调查开始或结束时，常常会请居委会的主任们聚餐，联络感情。这时我都会请雷老到场，在这样的场合，雷老与居委会的主任们谈天说地，聊家常，从不说官话套话。居委会主任们感到十分亲切，在他们眼里雷老不只是一位大领导，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大姐。一次，在王府大街八面槽翠花楼的聚餐会上，居委会主任们对雷老说，请她以后还要来，雷老风趣地说：“当然要来，有说有笑，还有吃。”雷老的话音一落，响起了一片笑声。而正是在这笑声中，东河沿基地得到了雷老无形的支持，东河沿调查基地又延续了十余年。在此期间，我们在那里进行了七城市家庭调查的东河沿调查，接待了“亚太地区家庭未来讨论会”和“中日家庭比较研究”的与会代表。日本家庭研究者访问了东河沿的居民家庭，发现了一种在日本从来没有见过的家庭形式——隔代家庭。后来担任过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彭轲教授的博士论文中的实地调查，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在那里做的。而这一切之所以得以实现，都离不开雷老的无形支持。

在这里，我也要向项目组历次会议的组织和资助者表示自己的谢意和敬意。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潘博儒、江苏省公安专科学校校长姬仰曾和《家庭》杂志社社长叶先生（时间久远，已经想不起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