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国上下的女人们正在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她们的闹钟一个接着一个地轻声作响，发出舒缓的或刺耳的叫声，播放起女人钟爱的旋律。嗡嗡嗡，嘟嘟嘟，甚至是任意频道响起的广播声。叮叮当当的风铃，咆哮如雷的海浪声，类似鸟鸣和其他动物轻柔叫喊的电子声正在此起彼伏。随着液晶显示屏上数字的闪动，时间在滴滴答答中流逝。几乎所有女人家的闹钟均需要插电。电压顺着弯弯曲曲的电线汩汩流淌，如果把耳朵凑近任何卧室里工艺复杂的闹钟旁，你可以听到从深处传来的工业搏动声。不知不觉间，世界正在改变。
哔哔哔。秋天的一个清晨，在一处光线通透的位于小郊区的雪松木瓦房里，随着闹铃的第一次响起，一个女人在床上坐直了身子，她的一天慢慢地拉开了序幕。咘咘咘。三个城镇之外，又传来一阵低八度的闹铃声，一个身着束腰睡裙的女人被吵醒了，她眨了眨眼。看看外面那些车。兰迪，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地区，以及其他差不多的地方，在那些更宽敞、更稀疏分布的房子，或更狭窄、更密密麻麻伫立的房子里的女人都醒来了。更远处，穿过不适合游泳的水面，跨过一条条公路、一座座桥梁，在城市的住宅楼里，响起一片闹铃声，嘀嘀嘀，唧唧唧，它们在哀鸣，它们在召唤。
不论在郊区，还是在城市，摆在单人床头柜上的闹钟旁边倒扣着一些读书俱乐部的书，书脊都破损了，例如《大脚怪来了：一位来自伊拉克的父亲写给未来儿子的信》，以及蜷曲的学校活动家长同意书（“我，×××，同意我的孩子×××参加废品回收厂的实地考察旅行。”）。越来越尖利的闹铃奏鸣曲催促着女人们起床，开始一天的征程。有些女人把孩子带进美国家庭巨大的老式车里，里面堆满了东西，调整后视镜，倒车冲进外面的车流世界；另一些女人则会抓起孩子柔软的小手，像拉玩具一样把他们拖进城市拥挤的人潮中。
女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了她们各自熟悉的生活，日复一日。她们不像过去一样要准备演示文稿，不用花费整个上午记住大量的数据，就为了必须在上午十一点，对着整个屋子的同事大声地背诵出来，她们无需再忧心忡忡。此刻，同事们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电话会议也成为过去时，更无需跟“客户”共进午餐。一切都过去了，当早上的闹铃响起，被惊醒的女性们偶尔想起过去的会议，随后，或许松一口气，或许带着些许遗憾，将过去抛诸脑后。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纽约市第三大道上新建了一幢出租公寓大厦，镶嵌着棕色的釉面砖，随着闹铃的响起，住在这里的租客艾米·兰姆的卧室灯火通明。如往常一样，闹铃响的时候床上只剩她一个人了，因为早在一小时前，利奥已经被自己的天美时手表叫醒，他像一个新生的怪物踉跄着穿过紫色的阴影，到了浴室，随即搭电梯前往健身房，最后抵达办公室。等到鸽子的咕咕声吵醒艾米的时候，利奥·巴克纳已经坐在市中心的办公桌前，盯着摄像头，眼前的视频设备将他微微凸出的影像发送给远在匹兹堡工业园区会议室的客户们，他们正围坐在一大盘糕点旁。
当利奥开始一天的工作时，艾米慢慢地醒了过来。闹钟是她丈夫最近送的生日礼物，选购自《家政实录》邮购目录。你可以将闹钟设置成不同的动物叫声，今天听起来像一群鸽子在哀鸣。由于利奥和他们的儿子梅森二人痴迷于这些小玩意儿，因此，这间公寓里充斥着时不时闪一下、嗡嗡叫、发出动物叫声的怪东西，还有一些真的可以说话，它们像机器人那样毫无情感地说：你的——钥匙——在——这——里。而实际上你的钥匙根本不在这里。但父子俩对缺乏人情味的电子产品感到心满意足；他们不需要这些玩意儿爱他们，拥抱他们，因为艾米爱他们，给他们拥抱，这就够了。
“梅森！”她喊道，由于刚醒来，她的声音干瘪瘪的，收效甚微，“该起床了！”没有回应。如果她采取一些妈妈的做法，直接冲进儿子的房间，像爬上树的豺狼一样扒着他的床，效果会更好。“梅森！”她又吼了一声，嗓音粗哑却洪亮。依然没动静，卧室的墙刷的是淡色的漆，艾米站在正中央歇了一会儿，左右摆动着脑袋，听到颈部关节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年过四十的她发现，对比之前，自己的身体发出了更多的嘈杂声，需要更多的关注。她身上穿着利奥的宽松汗衫，底下是挺拔的乳房，她双臂向上举过头顶，虽然人近中年，她仍然十分苗条。不知为何，一般的男人都喜欢女人的换装秀，自打他们相识起，利奥便喜欢她穿着自己的男式衣服，他夸她性感，所以她已经习惯了每晚穿着他的衣服入睡，虽然她早已不记得上次利奥被自己的着装吸引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她想，或许应该在自己的身上装些电子玩意儿。结婚十三年，当共同迈入中年阶段的他们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像两只各自在外为生存拼搏好几个小时的史前动物，疲惫不堪。
“真是白费时间的一天，”昨晚熄了灯后，利奥说着，手漫不经心地、几乎是不小心地撞到了她的胸部，顺势搭在了上面，“斯图兹曼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庭。我告诉他，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不是毗湿奴(1)。然后他问：‘那是谁，新来的律师吗？’”
“噢天啊，”她说，“我懂你的意思。”
“现在情况更糟了。你总是要停下来解释你说过的话。而且你必须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这场战争太猛烈。科琳娜和我只能对望一下，翻翻白眼。”
科琳娜·贝里是他在办公室最亲密的朋友，虽然艾米没见过她。很久以前，艾米曾经是利奥工作上最主要的倾诉对象，他也和她一起翻过白眼，但她早已失去了这本属于她的温柔身份。“很抱歉听到你这么说。”她对他说。
“其他人都熬过来了，”利奥说，“就好像有人朝他们扔了些骨头，但没人扔给我，”他悲伤地补充道，“我一直在等那块骨头。”
每当利奥发泄对工作的不满时，艾米总会试图说些安慰的话，甚至提到她自己的经历，从而显得他们在婚姻中的关系是对等的。“我今天过得也够糟糕了，”她会说，“儿科医生的候诊室，简直就是感冒病毒聚集地！我们还在那儿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这就好像他们在床上为彼此重演各自白天的经历，描述自己不同的生活。当他聊到自己在肯利·舒伯律师事务所的遭遇时，她一下子回忆起烤面包色的走廊、摆着柚木桌子和安装着嵌壁灯的会议室，她也曾在那里工作过，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她明白他很难想象安德里亚·维什斯坦医生候诊室的情景：一群调皮、难对付的孩子趴在地板上玩着串珠百宝箱的游戏，墙上陈列着一排排骑着独轮车的小丑们，即使他想象得出，也不愿真的费这个神去想。
利奥非常爱她，但对她的日常生活却不怎么感兴趣，这就是矛盾所在。艾米自大学以来的闺蜜吉尔·哈姆林在去年春天从城里搬到了冬青山郊区，她最近提到一件趣事，她认识的一个朋友说丈夫坦白自己在每晚下班回来的火车上偷吃多动症儿子的利他林(2)，这样当妻子谈论这一天的生活时，自己就可以专心听讲了。吉尔跟艾米说，他不吃药就听不进去妻子的话。他说自己那么爱妻子，但每次当她一开口，他就控制不住地走神，考虑别的事情。他感到非常羞愧。
“是不是男人说的话本身更有趣？”
“是的。”
“是的？你是认真的吗？”
“在我非常短暂的电影从业经历中，”吉尔说，“至少在这经历的最后阶段，他们一直在强调四象限的概念，就好像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经典理论一样。四象限包括：年长男性、年轻男性、年长女性和年轻女性。实际上，不管你年龄长幼，全部四个象限的男性和女性均选择观看描写男性的影片，但只有年长和年轻这两个象限的女性会选择关于女性的影片。巨大的差距。但事实就是如此。”
此时，眼前的大银幕中出现了艾米的身影，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她沿着城市的街道走去干洗店，随后，她又出现在儿子的学校，坐在一张小椅子上参加一个为应对恐怖主义而召开的有关于最新疏散政策的会议。这些平平淡淡的场景几乎没有什么戏剧高潮，观众中的男人们开始骚动不安，最终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影院。
梅森依旧躺在床上，动也没动。公寓里一片寂静。艾米在早上总是预留多一点时间，所以她现在拿起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坐在床沿，在清晨光线熹微的房间里查收电子邮件。邮箱里躺着几封来自这个城市和别处的朋友的邮件，还有一封来自她儿子学校，标题是“提醒：今天有安全巡逻”，但她只点开了来自母亲的邮件。在蒙特利尔的家里，安东尼娅·兰姆基本每周给女儿写一封自由发挥的电子邮件。作为一名小说家，她也是最近才抛弃打字机，用上了电脑，就像几十年前答录机的出现一样，电子邮件对她来说同样是件新鲜事物，而且安东尼娅曾将自己背诵西尔维亚·普拉斯的《拉撒路夫人》(3)中的一个诗节设置为语音留言的提示音：“‘……我披着一头红发，从灰烬中升起，像呼吸空气一样吃人。’请在嘀声之后留言。谢谢。”
光看她今天发来邮件的主题就颇具挑衅的意味，而她女儿看到内容之后更是恼火：
关于你接下来该做什么的一个想法
艾米点开了邮件，读起来：
艾，
我突然想到，你要不要试试公设辩护律师？我们谈一下吧。我正在准备今年冬天的NAFITAS（我在纽约市举办的妇女大会）。我等不及来你家的充气床垫上过夜，跟你和利，特别是我的小甜心梅森一起生活。
爱你的
妈
她母亲有种错觉，认为艾米肯定曾向自己坦白过：人近中年，我在生命的森林里迷路了。你也曾迷失过，所以告诉我该怎么办吧。由于安东尼娅·兰姆满脑子都是自己的二女儿辞职在家，也许她将来永远会是这样子，不会改变了。艾米的姐妹们留在了加拿大；詹妮弗是一名老年社会工作者，娜奥米致力于慢食运动(4)，推动农业生态的多样性。尤其是娜奥米，她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着自己的工作；她为人不太好相处，做事拘泥古板，但如果你参与加拿大的慢食运动，那么她会是你理想中的代言人，因为她愿意花很长时间思考鲱鱼卵和红小麦，而且除了短暂地回家生个孩子以外，她一直在工作，一旦孩子被送去托儿所，她立即回归工作，永不离开。
“无论你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去做。”在三个女儿年幼时，安东尼娅曾经对她们说，同时点燃了她一天里的第一根烟。那时的女权主义运动在加拿大才刚刚兴起；显然，安东尼娅内心从未放弃过写小说的念头，她也具备能力，但她需要一场政治运动去释放自己压抑已久的渴望。一旦付诸行动，房子里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安东尼娅警告女儿们，学校下午放学后，她再也不能陪她们了。她现在要工作，她说，跟其他人的工作一样。她将客房改造成自己的办公室，并且告诉女儿们：“现在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说完便走进去关上了门。
一开始她们都被妈妈离得这么近却又无法亲近的事实震惊了。她的缺席仿佛是一种侮辱，深深地刺痛了她们。艾米、娜奥米和詹妮弗在一起学会了做无需烘烤的无花果棒、烤奶酪三明治以及给房子吸尘。没有母亲照顾的她们疯狂地打架，在屋子里横冲直撞，对着彼此尖叫。
她们为自己感到难过。她们时不时地假扮成盲人，在房间里徘徊，差点儿撞到家具。她们也会坐在一起唱起自己所熟知的最悲伤的歌曲——《船夫号子》，还有唱片集里那首关于售卖海贝和蚌壳的小女孩鬼魂的歌，演绎着《简·爱》中孤儿院的场景。安东尼娅明确表示，除非事关生死，否则她们不准在白天打扰自己的母亲。事实上，她们在没有妈妈照顾的情况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只在偶尔发生大事的时候才去打扰她，而且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她们在门前犹豫不决，不敢敲门，因为她们明白，如果打断妈妈专注的状态，肯定会惹她生气。
在一天下午，接近傍晚时分，艾米第一次来例假，当时她妈妈正在工作。这算不算生死攸关的大事？阳光透过高高的单扇窗斜照进来，她和娜奥米站在阳光中低声讨论着这个问题。
“你会流血而死的，”比艾米大一岁的娜奥米镇定自若地说，“你会因失血过多身亡。之前就发生过。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你量多吗？”
但其实艾米并不懂“量”是什么意思；她还没有接触过成年女性词汇，也没意愿去了解。谁想啊？她也不想姐姐在这里帮她，这让她显得像个孤儿似的。她脑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一天早上，简·爱在洛伍德学校发现了自己内裤上的血迹，只能指望不幸的小海伦·伯恩斯来帮她。两个姑娘不得不砸开水池里的冰，好给简弄点水洗漱。此刻，姐妹俩站在母亲的房门外，紧握的拳头停留在半空中。犹豫再三，最终，她们敲了敲门。无人应答，她们又敲了一下，随后咚咚咚地敲个不停。
“谁啊？”安东尼娅问。
“是我们，艾米和娜奥米。”
“什么事？”
“我们需要跟你谈谈。”
安东尼娅拉开门。她嘴里叼着一支铅笔，仿佛那是她正在跳探戈舞曲时衔着的一枝玫瑰。就在三人相视的一瞬间，女儿们像是撞上了正在进行的性欲场景。她们的母亲赶紧拿走铅笔说：“发生什么事了，姑娘们？你们知道我正在工作。工作的时间才刚刚过半。”
“艾米被诅咒了。”娜奥米脱口而出。
“什么？”
“我来例假了。”艾米嘟囔着，带着一种莫名的羞愧感盯着地板。
“你来了吗？噢。那个，你从我的浴室里拿卫生巾了吗？就在柜台下面。”
“没有。”艾米说，虽然她已经十二岁了，但还是哭了起来。她站在母亲办公室敞开的门外，眼前是写字台、打字机和几个TaB无糖汽水的粉色空罐子，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她知道，自己只是想要母亲带她去那个秘密基地——藏着当时女性所使用的像潜艇大三明治那么厚的卫生巾的地方，而且，她只想要母亲陪自己坐在一起，告诉她一些老掉牙的性成熟的词汇，虽然之后艾米会跟姐妹们拿这开玩笑。她想要一切，就像过去一样，在所有被催眠的母亲消失在客房、房地产中介或旅行社之前，在母亲们告诉她们的孩子“这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之前。
安东尼娅清了清嗓子；她的脸上泛起了血色，声音也变得温柔：“亲爱的，”她说，“噢，亲爱的，你有点烦躁。”
“不，我没有。”艾米哭着说。
她母亲一下子把她拉到身边安抚起来：“看，我没注意，我刚才走神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很高兴你来找我了。”
“是吗？”
“当然了，”她母亲说，“恭喜你，你是个真正的女人了，哇噢！”
当天下午，三个姑娘跟着母亲去了罗布劳超市(5)买了超长卫生巾以及像调酒棒一样细的青少年专用卫生棉条，安东尼娅不仅停下了手头的工作，还陪女儿们做爆米花，帮她们烫头发。虽然第二天早晨，她又回到书房，关上了门，她的女儿们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再来打扰自己的工作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时候的记忆——妈妈也曾像自由女神像这样的标志性人物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她总是平静地端起一杯牛奶递过来——变得模糊不清。安东尼娅真的曾经属于她们吗？是的，没错，她曾属于她们，从属关系非常明确，但她们没当回事，把妈妈看成理所当然的存在。白天，妈妈是她们的；晚上，妈妈的所有权在爸爸，相处十分融洽。可现在她属于所有人——属于她口中开玩笑提到的“缪斯”，属于她的出版商以及她那唤醒意识团体中最诚挚的朋友们。她的女儿们再没真正地得到母亲的专属权。不管怎么样，正如娜奥米所说的，现在的她们变得更加独立。两个姐姐已经开始关注男孩的习惯和特点了，三姐妹都可以自己准备零食，并帮助彼此检查家庭作业。然而，这种失去的痛苦就像内裤沾染的经血那般真实，过了一段时间，如同这种关系所遭受的其他伤害和侮辱一样，慢慢地消散。就像哭着从一段噩梦中惊醒，你不确定自己为何如此伤心，但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一切都结束了。
如今，六十九岁的安东尼娅·兰姆依旧高产，虽然她最主要的女性读者数量不断减少，也许是厌倦了她那些充满智慧、政治意味强烈又一成不变的女权主义小说，她的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地出版，就好像一个正在倒塌的书架，不管你想不想看，书中的内容都会无情地砸落在每个人的头上。她拿遍了加拿大知名的文学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多伦多的一个图书节的讲台上，评奖委员会的评委曾这么评价安东尼娅的第一部小说《转身回家》：“她的作品反映了世界各地女性经历的挫折和内心的渴望。”
安东尼娅·兰姆当晚身着一件银灰色的轧纹天鹅绒晚礼服走上了台，用她缓慢且睿智的语调讲道：“我今晚会讲到性别、权力和自我审查的潜移默化。你们或许认为这些话题跟自己没什么关系，那是错误的。”坐在观众席的女人们仰着脸，虔诚无比地聆听着演讲，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权主义仿佛一股电流不停地震撼着世界，而安东尼娅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女英雄。但最终，当观众们从昏暗的礼堂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时，有些人过得还不错，也有一些境遇很糟糕的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慢慢发生了什么。
多年后一个秋天的周一早上，安东尼娅·兰姆的二女儿也已经迈入人生四十岁的门槛，不同于自己的母亲，她从未真正喜欢过自己的工作。律师的职业曾经让艾米很长一段的人生有了些许的意义；她在高中参加过辩论队，她很享受每次对阵时的刺激和紧张，并且沉浸在俱乐部自相残杀式的内斗剧中。她跟队长保持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暧昧关系，他叫艾伦·布莱德洛，跟艾米住在同一条街，是个自负的呆瓜，背得出《风的传人》(6)整部剧的台词。他们就安乐死、杀虫剂和魁北克的主权等问题互相辩论并且嘲弄彼此；“世界上有一种叫爱的可量化的东西吗”这个论题最后演变成在布莱德洛家的沙发上一个漫长的吻，两个人的手不老实地在彼此的衣服下面摸来摸去。
艾米欣赏辩论的美感，在对着别人疯狂争论直到把他们辩得哑口无言后，你就赢了。“布莱德洛，你的推理充满错误，太可悲了。”她对艾伦说，他随后接口道：“你是这样认为的吗，兰姆？你真的这么想？”“是的，我碰巧是这么想的，”她说，“而且，我将在接下来的两分钟里证明我的观点。”他们那年才十五岁，采取的还是高中辩手辩论的方式，但他们都觉得，此刻的辩论是在为日后更激烈的辩论场合进行训练。每当艾米辩论时，她的脸微微发烫，体内散发的那股洋洋自得的活力，就跟刚刚锻炼完或做爱后的感觉一样。
多年后，在完成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后，艾米跟班上其他英语文学专业的同学一样，勇敢地申请了法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些英语专业的学生明白，文学的领域是开放的，法学的界限却很明确，他们也很务实。没人会永远照顾你；世界不会像母亲那样爱着你、保护你。你必须掌握一门技能。这不同于你对工作的激情，虽然拥有激情总是好事情，但没人能够赋予你激情，也不会教你如何获得激情。
进入法学院读书后，多年之前青春洋溢的辩论中迸发的较量精神几乎消失殆尽，她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阅读伟大小说并且进行自我反省了。相反，你得被动地接受一个观念，那就是法律的无限广大以及自我的渺小。你需要学会怎么像律师一样思考问题。有些人只是浮于表面。艾米法学院的几个女同学一直梦想成为律师；早在六岁的时候，她们就在心底埋下了这个梦想，随时随地找机会辩论，对此，她们的母亲既惊讶又自豪，称她们为“克莱伦西娜·达罗”(7)。或许她们的母亲本人曾是律师——这批《劳动法》领域出现的先驱人物，因为埃舍尔(8)画的台阶、角楼和不可能的角度创建的“体系”很难掌握，总是表现出愤愤不平。艾米还在法学院中遇到了一个名叫莫拉的女同学，她脑子里被灌输的全是正义的概念，因为在她年幼的时候，自己的父亲曾因贩毒被判刑四十年。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骗子，早已面目全非。莫拉后来在美国最高法院担任书记员一职，目前是中西部一所法学院的院长。她之所以对法律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她父亲将大麻一捆捆地藏在家里，好像整个郊区的房子是一个储藏散装物料的筒仓一样。
一天晚上，在密歇根修读一年级学业的艾米跟另一个同是英语专业出身的同学在一起吃披萨时，同学说，如果没有激情，你最终会有麻烦的。法律并非像艾米期待的那样本身自带激情。你需要自己培养并且提升对法律的激情。没有激情，你就不得不假装深爱着自己的职业，虽然现实并非如此。但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能干什么呢？另一个在一起吃披萨的法律专业学生问道：为贝奥武夫打工吗？没错，有人回答，为贝奥武夫、格伦德尔和施瓦茨(9)工作。他们同时苦笑起来，随后他们说了些与法律相关的文学玩笑，竭力挽救那本就脆弱且正在消逝的优越感。“‘库尔茨先生，他死了。他在上契约课时无聊死了。’”艾米说。另一个人说：“‘我在非洲有座农场。在法学院精神崩溃后，我就去了那里。’”(10)
噢，他们笑了又笑，随着英语专业课像潮水般在他们的生命中退去后，他们在一起沉默地祭奠着。但后来，法律课占据了上风；整个冬天，密歇根校园大雪纷飞，这些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在分道扬镳后，现在只承认自己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疲惫而能干，坐在法学院的图书馆里，湿漉漉的外套搭在椅背上，低着头苦读法律文书，但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阅读，上面的字终究是韵律缺失，也没有隐喻了。
艾米在肯利·舒伯的信托资产部工作——负责的领域叫作信托资产——这个领域更容易吸引女性，而不是男性，有人猜测是因为这个领域牵扯到很多私人业务。从某个角度看，艾米在法学院三年的学习经验在公司派上了用场，虽然后来，她却为了母亲这个需要长期投入心血的角色，主动放弃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的角色变得轻松起来。她的儿子梅森今年已经十岁了，不需要时时刻刻的看护和照料了。她也没必要随时随地都陪在儿子身边，虽然她仍然是随叫随到。尽管每天早上是一场恶战，但她仍然享受放学后与儿子的相处时光，慢节奏的生活。
“你知道阿喀琉斯(11)的故事吗？你知道他儿时被浸入水中，只有脚后跟没湿的事吗？”梅森在回家的路上会突然提出问题，她总说不知道，请告诉我。听儿子讲述勇敢但脆弱的悲剧人物阿喀琉斯的故事，并不是一个阻止她重返职场的理由；换句话说，至少她自己不这么认为。但下午三点到六点是他思维最清晰、最灵敏的一段时间，对她来说也是一样的。
然而，最近有关阿喀琉斯的故事越来越少了。每天空出的大把时间也引起了艾米的高度关注。她很少后悔留在家里陪伴梅森度过童年；当然，这段岁月存在让她厌烦和发狂的时刻，但想想那些他只需要她陪伴的时刻，想想那些突然迸发的光辉时刻——那是只有可以改变人生的真爱才能带来的事业高度啊！她的母亲安东尼娅有时不理解一些事情。比如，不管你有没有一份真正的工作，事情总是堆成山的；照料好一个家，要完成各种各样的清单、计划和安排，虽然内容看上去很可笑，甚至无聊至极。是你，只有你这个聪明、不知疲倦的女人，才能保证整个家的生活步调像坦克一样稳步前进。是你，是那个众人里管理零食的人。你在撕开六盒装果汁盒上的玻璃纸的同时，侧着头夹住一个无线电话，对着它说：“莫林吗？你好，我是梅森·巴克纳的妈妈。我打来是想邀请贾里德参加儿童聚会。”
你不得不使用“儿童聚会”——这个很容易被收入词典的新造词——而且要说得自然。当然，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调动自己敏锐的学者气质去关注更深奥的主题。你可以为另一个遥远大陆上的战争感到悲伤——艾米白天确实有时候这么想，无可救药地——但你必须在你的独处时间，在各项计划之间做这件事。因为你是整个家庭的守门人、神经中枢和搏动的心脏，每个人都来找你帮忙，向你索要东西。你是那个日复一日地把床上那个睡得不省人事的孩子哄起来的人。
此刻，她吸了一口气，喊道：“梅森！我告诉过你，要起床了，兄弟！”
令她惊讶的是，近来每天早上她都是用这种不耐烦的语气吼儿子的。你也是这样说话的吗？最近，艾米问坐火车进城的吉尔。她们俩坐在金角湾咖啡馆靠后的卡座，这群女人每周相聚在金角湾吃几次早饭，在吉尔逃离城市搬去冬青山郊区之前，她们经常坐这个卡座。直到现在，艾米仍对吉尔搬家的事情耿耿于怀。
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当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玻璃前门后的店面笼罩在一片蒸汽中，空气中弥漫着香味，这群女人们在店里会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店主和服务员知道她们的习惯，从不去打扰，也不会催她们让出卡座。“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像教官一样对娜迪亚大喊大叫，”艾米问，“即使你痛恨自己的声音，也真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话？”
吉尔抬起头，吓了一跳。“是的，我也是这么喊的。我对她吼，娜迪亚，麻利点儿。或是，赶紧的。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全是些可怕的字眼。”
“我也是。我们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每当那些正值青春的女孩子碰到我们其中一个，看着我们的生活，或许她们心里会默念，永远永远都不要生孩子，”吉尔说，“我们的生活就是警告，她们为什么要放弃自由性爱的快活日子屈身过这种专横又一成不变的生活呢？”
“啊，去他妈的那些所谓的青春少女，”艾米说，“她们什么都不懂。”她们俩笑了笑，戳了戳躺在亮闪闪餐盘中的鸡蛋，沉默了一会儿。
当你带孩子在外面时，很少会受到来自别人的赞美或夸奖。艾米还记得，多年前，在梅森还没上幼儿园时，有段时间一直下雨，整个城市湿湿的，显得很荒凉，所有不上班的母亲、年幼的孩子和保姆们被迫窝在家里。她和梅森要么闷在公寓房间里，要么只能在顶楼局促的铺着地毯的游戏房里活动。一天早上，快绝望的艾米说：“你知道吗，孩子？我要带你去博物馆。”尽管他还处于那种在画廊里被人追着走、在消防楼梯上被人赶着往前进的年龄。
正巧那天有马格里特(12)的画展，艾米又是他的粉丝。让她惊讶的是，梅森一动不动地站在《人类之子》(13)这幅画作前，出神地盯着画上那个用青苹果遮住整张脸的男人。那一瞬间，一个疯狂的想法冒出来：梅森是不是有自闭症？但他没有，他只是对这幅画感兴趣，于是她稍微提到了超现实主义，梅森在一旁认真聆听，并问了一些问题。站在旁边的一位老妇人对艾米说：“抱歉，我无意中听到你和你小儿子的对话。他太棒了，你对他也很棒。你们从彼此身上获得了乐趣。”接着，她又多说了一句，“你们俩看起来都很开心。”
这让艾米快乐了一整天。不，这些话让艾米的人生都快乐了起来。这些年来，老妇人的话像护身符一样萦绕在她的耳边。而此刻，今天早上，她站在自己的卧室，隔着一整个房间对儿子吼叫时，她试图回忆起那些时刻，因为它们实属罕见。她不上班，没有可以让大家看到并给予赞扬和掌声的工作环境。相反，大多数时候，她和梅森都是单独行动，除了来自陌生人或朋友的零星评论外，几乎和外界没有什么交流，甚至一度连儿科医生安德里亚·维什斯坦的话——“梅森，你在链球菌测试中表现得很好。好多孩子在用棉签取样的时候差点儿把我的手腕弄断了。”——都算在内了，这些别人永远不会注意到的时刻，却令他们甘之若饴。
艾米默默地欣赏着自己的孩子——这不包括他少年老成的时刻，因为那似乎与生俱来，带有自恋式的满足——她关注的是一些几乎可以被忽视的小事情。他走在路上，突然停在一个流浪汉身边，用低沉却有力的声音跟艾米说：“妈妈，我们得给他钱。我们必须给。”这是她在意的时刻。
对于灯火辉煌的城市街道上出现的贫穷并伴有精神疾病的场景，艾米变得越来越麻木，她渐渐地不再理会流浪汉，而是选择冷漠地走开，只是每年寄一张小数额的支票，这样的她被自己的儿子震撼了，他唤醒了自己尘封已久的同情心。他让她一个人一个人地给钱，她也这么做了。停下，给一点小钱，继续前行，她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好不好，或许只是一种条件反射。但她想不明白；在儿子不断的央求下，他俩将一元纸钞分发给坐在地铁外面糖果店格栅上抽烟的男人们，没人注意到他们的行为。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有着独特的节奏和戏剧性，不被常人所注意到；有时，她觉得他们就像小马戏团的表演者，只为彼此表演着微不足道的小把戏。
“梅森！”此刻，艾米从卧室喊着，“你起来了吗？你叠好的衣服在你书桌椅上！马上穿好！”她停了一下，一片寂静，“你在穿衣服了吗？”
梅森当然没有穿好衣服；他估计还一动不动地躺着，刚刚醒来的他皮肤还温热，连带着床单、身体和大脚丫都温温的。“梅森，你最好马上行动起来！”艾米大喊道。
当他的母亲喊他时，他的父亲正坐在办公室里与匹兹堡的公司客户会谈，开了无数的账单，收集着差旅费的收据，而梅森却在遥远的房间里继续睡觉。艾米套上一件衬衫，穿上裤子，准备走过去叫他起来。她走出昏暗的卧室，穿过走廊，在墙壁上部的阴影处挂着她和利奥度蜜月的合照，照片上的他们茫然而兴奋。旁边挂的是梅森从小到大的照片，以及艾米父母和利奥父母的单独合照各一张。还有一张艾米和吉尔三年前去水疗度假时的合照，照片上的艾米一头棕发，相貌平平但很甜美，一头金发的吉尔身材高挑，一副贵族范儿，这个叫作“原始丛林刺激”的地方当时在网上有限时特价活动，在活动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刻，利奥说，当然当然，你们俩一定要去。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跟吉尔一起出行；用她们的话说，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她们还不知道，吉尔很快将要搬离城市，她们再也不能一周见上几次了。在吉尔最终搬走后，这种失去的感觉让艾米感到十分难受，难受得不想找人倾诉，因为在世人眼中，四十岁的人只要有家人陪在身边，就出不了什么问题。一个家庭仿佛是边远地区的一间小木屋，虽然经历了风暴的洗礼，但只要一家人待在里面，那么就是安全的，也很满足。
在水疗中心的那个周末晚上，两个闺蜜躺在各自的双人床上，互相倾诉着很久之前的秘密，那些不知为何忘记告诉彼此的重要时刻。吉尔跟她说，在十几岁的时候，她有一次撞见了深陷抑郁症的母亲趴在餐桌上，双手抱头抽泣着，她没有上前询问母亲发生了什么，而是转身走出了房间，之后也没再提到这件事。艾米说：“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错。这可能就是化学药品在作祟，但当时没有相关信息。他们还没发现血清素之类的东西。”
“我知道，但我记得她当时的样子。我忘不了她当时的表情。那个画面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或许这样最好，”艾米说，“这就是她。至少，她有时候是这样的。”
“你肯定很喜欢我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吉尔说道，“我知道她非常脆弱，但她为人不错。”她用指尖擦了擦眼睛后说，“好了，该你说了。”
于是艾米讲了宾大新生时期的一个聚会的故事，当时她坐在角落里，一个漂亮的女人走了过来，跟她攀谈起来。那个女人说着说着便坐在了椅子的扶手上，没过一会儿，她俯身吻了艾米的嘴唇，艾米也回吻了她。这个女人是同性恋，女扮男装，穿着时髦的镶着金属饰钉的男士燕尾服衬衫，挽起的袖子下露出了修长的手腕，后面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刘海遮住了眼睛，看起来有点像詹姆斯·迪恩(14)。
“你是说那个住在‘法国之家’的女孩吗？”吉尔问道，一脸惊讶，“这合适吗？”
“是她。”
“你喜欢那么做吗？”
“嗯，还行，”艾米说，“还挺刺激的，说实话。”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
“我想当时自己也被弄糊涂了。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竟然可以从一些从没期待的东西中感受到快乐。”
“至少你不是有意识地期待。”
“我觉得自己不是同性恋，”艾米说，“对我而言，我要是跟女人谈恋爱，那肯定是需求所迫。”吉尔笑了。“但我确实有过尝试的念头。”
“我也想过，”吉尔说，“过完全不同的生活，几天就行。虽然我想你会说，我们此刻就在这么干啊。而且，我也能适应这种日子。”
但她们心知肚明，这不是现实；她们各自的生活海妖已经悄悄唱起了迷人的歌谣，催促着她们的回归。这个小水疗中心坐落于马萨诸塞州伯克郡山脉，她们的黑莓手机各自收到了自己丈夫和孩子发来的短信和语音留言，询问着家庭琐事，通过电子方式表达着爱意和需求。这是个美好的周末，但也开始拖得有点久了。餐厅里有一面轻木墙，她们坐在一张桌子旁，窗户外面是绵延不绝的群山，周围传来其他女人叽叽喳喳的谈话声。几乎所有来这里的人都没带男人。盘子上零星散落着几片沙拉菜叶，好像是偶然被吹过来似的。角落餐桌旁的几个女人正在用果汁代替早餐，坚忍地看着前面的一瓶海绿色液体。
那天晚上吉尔躺在床上说：“我有时候觉得唐纳德和娜迪亚毫无自理能力。我知道这大概率是我自己的幻想，但我觉得要是我不在，他们很难生存。他们跟新生儿一样无助。”
艾米点了点头。十年来，这实际上是利奥和梅森第一次单独相处，共度一整个周末。每当他们俩出去待几个小时，她总是尽职尽责地准备好他们需要的一切。他们渐渐明白，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会神奇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所以，当他们去公园郊游时口渴了，只需要把手伸进她准备的冷藏箱，就能捞出一瓶她放好的淡蓝色或橙色的运动饮料。如果梅森不小心滑跤摔倒蹭破了膝盖的皮，利奥准能在冷藏箱的室温隔间里找到艾米准备的创可贴和一管抗生素药膏。如果有必要，她会为他们准备抗击严寒的所有物资。就如往常一样，她的丈夫和儿子总能找到并且用上这些东西，而且他们也总是希望可以找到。
清晨时分的公寓里，走廊里的黑暗像支流一样蜿蜒流至客厅，变成早间时段一汪明亮的光池。利奥在公寓的小书房里处理家庭的财务账单，那里也将是她母亲十二月底来参加妇女会议时打地铺的地方。利奥常常坐在那张被产品目录称作“斯文”的简陋的桌子旁办公，桌子里塞满了账单和发票。公寓的租金十分昂贵，但只要利奥不举起双手悲叹道“我们完蛋了”，那艾米就明白，他们还可以继续住在这里。艾米不想了解家庭财务的具体细节，至少她宁愿当个傻子，也不想知道自己是否负担得起某些支出。利奥有时抱怨，这个公寓简直是场“噩梦”，但他们可以勉强度日。然而，他们还能“承受”周末水疗度假的费用。她时不时地向他寻求一些隐晦的声明，或索要所谓的保证。
一旦她忍不住开始研究家里的存款，就会变得焦虑不堪，好奇心立即打住。如果手头很紧，利奥会如实相告，然后他们想办法渡过难关。她知道这一点，尽管他们从没直接交流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生活中只要涉及钱，他们总是默默地找方式来解决，如同他们的性生活一样。他们新婚时还对彼此开诚布公，列出所有跟自己上床的对象。“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要一个一个地杀了他们。”利奥跟她说，艾米自己都特别惊讶，她很高兴听到丈夫这么说。他们说着自己在床上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虽然很丢脸，但他还是勇敢地承认自己喜欢她“你知道的，吸一下”自己的乳头作为前戏。“我不敢相信，我竟然用了‘乳头’和‘吸’来描述自己。”他紧接着补充道，一边说一边紧张地大笑起来。
利奥·巴克纳身材魁梧，健壮结实，长着一头黑色的鬈发，像拳击手一样略微扁平的脸上挂着茫然的表情，他为人直率，是一名商业诉讼律师。一开始在律师事务所相识并且发生关系后，沉浸在情意绵绵的简单快乐中的他们躺在床上漫无边际地讨论起钱的话题：他们各自赚了多少钱，以及他们最终希望自己能赚多少钱。他们两个的家庭均不是很富有。利奥的父亲在一幢办公楼的大厅里经营一家杂志店，母亲是家庭主妇。艾米的父亲是经济学教授，母亲是小说家，她从小跟姐妹们相依为命，虽然他俩的家庭背景不同，但经济地位没有多大差别。兰姆一家虽然从没攒下过什么大钱，但至少全家可以用手头的钱每年去法国度假，住糟糕的旅店。亨利·兰姆穿一件结实的马德拉斯棉布衬衫，紧张地开着租来的雪铁龙汽车在沿着盘山公路前进。兰姆一家既不富裕也不贫穷，没有什么金钱上的困扰。
那是个理性的时代。现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所有东西的成本和每个人的相对价值都成了公共信息。与过去不同的是，金钱的价值暴露无遗。艾米·兰姆和利奥·巴克纳带儿子住的这幢巨大、朴素的公寓大楼位于城市东部，租客总是来了又走，不停地变化。虽然大楼遮阳篷上挂着“河畔大楼”的招牌，但周围一条河也没有。她朋友住的大楼名字——那些虚荣自大精力充沛的业主或物业公司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大多也没有意义。有个人住在“卡迪夫”，另一个人住在“夏蒂勒”。“河畔大楼”的大厅实际上是一个风洞，所以电梯有时需要被撬开，大理石建造的公寓大楼光鲜亮丽，通过镶嵌四周的巨大的方形窗户，可以看到城市的全貌。公寓顶楼是一间游戏室，在梅森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他经常在铺着地毯的房间里摇摇摆摆地走着，不管墙上喷了多少空气清新剂，房间里仍然隐隐散发着一股尿布味。无聊的母亲们和保姆们坐在铺着地毯的窗台上，平静地翻看着佛蒙特州的杂志或儿童服装目录，有时候也会闲聊，尽量少呼吸屋内不新鲜的空气。
艾米和利奥刚搬进来的时候，游戏室非常吸引人。当然，那时的艾米还幻想着梅森将永远在那间游戏室里玩耍。在她的眼中，他永远都是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她可以坐在他身边照看着他，偶尔在下雨的时候去博物馆看看马格里特的画作。她没想到他会长大，步入社会，再也不去游戏室。那间洒满阳光、满是屎尿味道的顶楼房间里又将接待新一代的小婴儿，他们爬来爬去，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舔舔这边，抓抓那边，呆呆地坐在那儿。
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纽约是座遥不可及的岛屿，2001年恐袭事件带来的恐惧和担心竟然在某种程度上让这座在短时间内受损的城市的价值突增，就像一件美丽的物品，它越脆弱，价格可能越高。他们在利奥当律师的黄金时期租到了那座庞大却不漂亮的城堡中的一套公寓房。“河畔大楼”适合处在急速上升期的年轻家庭居住；没人准备在这些高价租来的房子里住上一辈子，然而艾米和利奥没有能力在别处买一套公寓搬离这里。这个城市的物价高得令人难以承受，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
总有别的出路可以替代这种让人筋疲力尽的城市生活。如果你决定留在这里，你可以搬到其他行政区，就像所有务实或爱冒险的人做的那样，你可以在别处生活得很体面，甚至过上小康生活。艾米之前认识了一些住在布鲁克林社区的夫妇。中产阶级扩大了自己的势力，重新配置了自己的领土范围。在支票兑换店和不用预约就能随时看病的破旧牙科诊所旁边的街道上，一大批狭长的艺术画廊和网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陡峭的布鲁克林大桥的阴凉处，崎岖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流浪汉。如果新居民无心赶走了低收入者，他们不能想太多，否则会把自己折磨疯，导致计划失败。艾米认识的一些保守型的夫妻搬去了附近的郊区或一些古怪遥远的城镇，那里只有一条狭窄的主街，唯一的一家还算过得去的餐厅在八点就打烊，逼得所有人到了晚上只能待在家里，就好像哈得孙河和先锋谷充斥着到处抢劫的歹徒似的，只能全镇施行宵禁。
要想住在那里，你必须全身心地爱你的家庭，艾米想。当夜幕降临时，你不得不待在黑漆漆的木头老房子里。然而，艾米和利奥既不想去布鲁克林，也不会在边缘的小镇买房子。虽然他们无法负担公寓的费用，但他们还是继续住了下去，拒绝接受必须搬离的现实。
“我们就像战前柏林的犹太人。”利奥说，艾米抱怨这是个糟糕的比喻，如果被他之前关过达豪集中营的叔祖母听到，她肯定愤怒不已。“我只是想说我们拒绝接受眼前的一切，”他补充道，“我们都精神错乱了，完全失去了理智。”然而，他们仍然获益于目前的生活，所以并未选择离开。
“河畔大楼”近几年的房租水涨船高，增幅让人害怕，人们总是嘀咕着租房市场的走势。你必须活在当下，艾米·兰姆深谙这个道理，就连房地产市场都是关系到人类存亡的大问题。房租压垮了他们；高昂的租金像大厅里的风洞一样榨干了他们身上的每一滴血。梅森的学费更是令他们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艾米不安地考虑，他应该像这个国家的其他孩子一样去公立学校。他们也曾想努力让他考进公共学校的天才计划（“就像是中了彩票，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被选中孩子的父亲哭喊着，实际上他在边喊边激动地跳上跳下）。但梅森只考进前百分之三，而不是百分之二，所以他被淘汰了。
艾米和利奥参观当地的公立小学时，只能和一百多名家长站在天花板很低的自助食堂/体育馆里，那里的水管和锅炉暴露在外面，灯光忽明忽暗。学校没有搞艺术教育的资金。他们的儿子将不会画画，不会制作陶器，也不会演奏乐器。他将与“艺术”这个词无缘，只能做一个朴实无华的学生。学校不会开展体育教育，师生比例更是低得令人沮丧。
“所以，你认为我们可以去私立学校吗？”参观结束后，他们走出学校的路上，她问利奥。
“我不知道。”他的声音听上去尖酸刻薄。
她希望他们能更喜欢这所学校，因为它是一所民主性的综合学校，老师经验丰富，原始的教学楼历史悠久；你可以在门口的石头上找到一个世纪前刻的古怪文字：“女生入口”和“男生入口”，尽管现在所有的学生可以从任何一扇门中一哄而入，旁边负责看守的是一名手持警棍、长相强悍的女警卫。理论上，学校应该是与外界隔离的乌托邦。但这是纽约，生活既艰难又昂贵，学校也是一片混乱，除非有些学校的家长联合起来担任代课老师和图书管理员，并且坚持举办烘焙义卖才能拯救他们的学校免于陷入穷困。
“至少我们可以算一算吧？”艾米问利奥。
“现在？此刻？”
“不是，当然不是了，我怎么可能说现在。你为什么生我的气？”
利奥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他冒着毛毛细雨，双肩耷拉着站在第一大道的街角，似乎是对未来的妥协，同时拿出黑莓手机，用上面的计算器噼里啪啦地算了算，然后夸张地叹了一口气说“可以可以”，他认为他们确实可以负担，至少可以负担一段时间。“这可能是个致命的错误，”他警告说，“要是未来手头太紧，我们可能还得让他辍学。”
以美国大多数的职业标准来看，利奥的收入算相当可观了。但他任职领薪的小公司只能算业界二流水平——他既不是合伙人，也不是公司掌权的人——他的收入对跻身这座城市努力奋斗但数量递减的中产阶级起着关键性作用。梅森最终就读的学校整齐划一、美丽大方，只录取男学生，似乎是对那天早晨参观公立学校、窝在黑暗食堂的不愉快经历的直接谴责。学校的老师心思缜密，全程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状况。然而，梅森每半年付一次的学费都会让艾米和利奥瞠目结舌，美国运通公司寄来的账单像一本激情四射的长篇小说那么厚，其中很多页描述的全是上个月一些荒唐事的细节。他们动不动就过度消费，不停地开支票、支付餐费和购物款，大把大把的钞票和硬币给了出租车司机、杂工以及金角湾咖啡馆宽容的西班牙裔服务员们。在这里，他们似乎在哭，接受现实。他们的钱被风洞吸走了，但不久随着风向的改变，他们将会得到更多的钱，当银行账户的金额出现盈余时，艾米又被惊讶到了，如释重负。但他们还是会恐惧，循环往复，直到精疲力竭。
此刻的梅森还躺在他自己的卧室里忘乎所以地酣睡着。在他的头顶上，挂着用钓鱼线绑着的几台战机，书架上堆着一排几乎全新的棋盘游戏。现在差不多每个孩子都喜欢玩屏幕上的游戏，虽然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仍顽固地继续帮他们购买《海战》和《西洋陆军棋》(15)的最新版本，试图引诱他们回归芯片世界前的最后一片遗迹。
“梅森，宝贝，”艾米用最柔和的声音说，像是为了弥补刚刚的大喊大叫，“该起床了。”
她凝视着他那宽广帅气的脸，鼻子细细长长的，一头鹿棕色的头发。他挣扎着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说：“再给我五分钟吧？”
“不，亲爱的，很抱歉，”艾米说，“我早就给你足够的时间了。”
“噢，”他眨了眨眼说，“你能说出所有左撇子的美国总统吗？”
“什么？不能，我不知道。”
“你猜。”
“我不猜。这不是靠猜就知道的。”
“詹姆斯·加菲尔德、赫伯特·胡佛、哈里·杜鲁门、杰拉尔德·福特、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他一口气说完。
“好，好，非常好。”她嘴上说着，心里也是这么认为的，尽管除此之外，她也没别的好说的了。他有时像刚才那样对着她说出一大堆的史实。或许在她看来，这些名字没什么意义，但在他心里，它们组成了一个美丽的体系，那些左手握着钢笔或羽毛笔的总统就在他的意识里走来走去。
他叹着气，从跟面包房一样温暖的、散发着体香的被子里坐了起来。她想把他拉回床上，放在自己的膝头，尽管十岁的他长着一双又长又瘦的腿，但如果她真这么做，那简直就算作乱伦了。她渴望他的陪伴，期盼再次重回当年那个照顾年幼的他的自己。还记得那次我们一起去看马格里特画的那个拿着青苹果的男人吗？艾米的话就在嘴边，也许他能想起来，然后两人便莫名其妙地抱头痛哭。
不过，梅森最终还是下了床，站在卧室旁边那个小小的浴室里小便，发出的声音就像锤子敲击玻璃一样响亮。睡醒的他不再需要妈妈的拥抱，而是开始思考即将开始的学校生活了。终有一天，她的小男孩——那个告诉她所有左撇子美国总统的小男孩，那个告诉她阿喀琉斯和被提起的脚后跟的小男孩，那个直到最近还牵着她的手逛街的小男孩，那个与她亲密无间、让无趣的生活变得意义非凡的小男孩——也很有可能将坐在一间办公室，隔着一扇封闭的窗户，望着外面的城市或工业园区，艾米一想到这儿，一种难以自抑的悲伤便袭上心头。就在那一瞬间，艾米记起了她在肯利·舒伯律师事务所时办公室窗外的风景，她有时会在下午休息的片刻用额头和手掌撑在窗户玻璃上站一分钟。
起初，办公室的生活很新鲜，过得也很愉快。虽然手头的工作越来越多，她总是能够应付自如，不过慢慢地，这种所谓低级重复的工作让她很想忽略，因为当你认真思考时，会发现生活中的许多元素全是类似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有时可以换人做，甚至连午餐时的客户也开始长得越来越像了。律师们穿着相似的灰色西装，系着丝质的冰蓝色领带，或穿着量身定做的米色西装外套。有人成了办公室里的相声演员，有人成了暴君，整个公司变成了一座自给自足的小村庄。艾米扮演的是几个“善良”的女性角色之一。她并不在意自己被分类，这个角色意味着每个到她办公室的人可以靠着门框对她说：“嗨，艾米，你今天如何？”或者是：“我们今晚要去陌陌寿司店。”或直接坐在她的桌沿，期待着她的好心回应。
很快，当她和利奥坠入爱河后，这份工作多了一份存在感。她曾在走廊和开会时遇见大个子利奥·巴克纳，尽管他们的工作很少有交集。他比她早一年入职，是个受人欢迎的年轻律师。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性格随和又放松，人人都喜欢。女人们总是跟他调情，把他当成一个和蔼可亲、爱打瞌睡的叔叔，几乎要爬到他身上去了。
在艾米和利奥走到一起后，其他女人就像是正式的加伏特舞里的伴舞似的礼貌性地退场了。办公室恋情给工作本身增添了一份刺激的快感，多数上班的日子里，她去走廊偶遇自己的鬈发恋人，两人同时回忆起前一晚的相依相偎，这种时刻真的太美好了。
不久，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作为公司的新婚夫妇，他们都觉得很快乐。工作本身还过得去，甚至有时候做得还挺开心。夜晚降临，他们在一开始租住的公寓里，躺在床上吃着外卖，坐在软软的懒人沙发上看电视，在工作上给彼此建议，并且分析着同事的特点和行为。艾米怀孕后，公司批准了她十二周的产假。公司为她举行告别派对那天下着雨，会议室外面的天黑漆漆的。这些年来，这间屋子里举办了无数个告别派对：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公司，有些是得到高升机会的年轻律师，有些是不幸被解聘的失败者，还有那些前赴后继地投入母亲角色的女员工。
“十二周后，我一定会回来的，”艾米用简短的语句跟大家尴尬地道别，“所以，你们都不准用我的咖啡杯。”
十二周的产假稍纵即逝，在假期接近尾声时，闹钟声突然响起，鸽子咕咕叫，鸡唧唧喊，群马奔腾——就像是谷仓着火后，满屋子的动物乱成了一团——然而，她依旧起不来。她无法从公寓抽身，破旧的拍嗝巾、没熨过的小衣服套装，还有残留着包装纸的摇铃玩具和软软的布书摊得满地都是，简直是一片垃圾场。宝宝黑白颠倒，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渴望逃离那个地方，回归整齐划一、有着淡淡香气的办公室，那里的工业地毯和闪烁的日光灯就像拿一瓶氨气熏你鼻孔一样，迫使你在早晨清醒过来。
但一位新妈妈的头脑一般都不太清楚。她像着了魔，每天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孩子，仿佛一个张开双臂在大都市的天空飞翔的超级英雄。就连去韩国超市买酸奶和果汁的路程对她来说都很漫长，艾米连跑了三个街区才回到“河畔大楼”。她不能离开梅森；她太爱太爱他了，所以不能把他托付给某个来自牙买加、圭亚那或奥林匹斯山的女人。她不能将他交给世界上最善良、最温柔的女人，即便是一个巨大的、可以漂浮的硅胶人类乳房也不够好。她是他唯一的救世主；他们血脉相连，其他任何人的骨髓配型都是不完美的。她是唯一的骨髓捐赠者，他直接从她的乳房中汲取营养。办公室的寂静以及所有的案情摘要、客户和会议对她来说变得毫无价值。
艾米还记得当初同事们是怎么对待刚刚休完产假回来的女律师的：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急躁和偶尔的厌恶。她看到一个新手妈妈同事在开会前给儿科医生打电话，她紧紧握着话筒悄悄地说：“他昨晚发烧到100.1度(16)，今早我上班前降到了99.9度，但保姆刚跟我说他又烧起来了，还一直哭。”房间里的其他人看了一眼手表，有人走到门口，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友善地笑着用唇语说：“你好了就开始。”
艾米不能变得像这些女人一样；她不想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她不想去。律师事务所或集团公司提供的永远比不上你的孩子所赋予你的；它不需要你，也不爱你。它永远不会让你有成就感。它不会说：艾米，你是我的唯一。你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齿轮，小齿轮会有满足感吗？小齿轮会骄傲吗？他们期待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每天很晚到家，以至于你只能抽出五分钟去陪孩子，就好像他是个日程排得满满的公司总裁一样。如果你注定要错过那么多小婴儿的温柔时光，难道不该为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吗？她想道：你怎么能够为了一间毫无灵魂的律师事务所或公司，甚至是它那些不温不火的产品或副产品——客户、纺织品、药品或汽车安全气囊——而放弃陪在一个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有趣灵魂身旁的机会，放弃触摸他那骨缝还未完全闭合的头部的机会，甚至放弃欣赏他那有着如同书法般美丽轮廓的嘟嘟小嘴的机会呢？
“拜托，”她对利奥说，“难道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推迟复工吗？等宝宝再大一点？”
“你可以转做兼职。”他说。
“那行不通。他们所谓的兼职，意味着你可以不用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但你必须从九点工作到下午六点，一周五天，领到的薪水只是全职的百分之六十。真正有能力的人是不会接受兼职的。”
于是利奥来到书房，坐在了“斯文”书桌旁，他们当时组装得很糟糕，抽屉开合的角度很奇怪。他在鹅颈灯下坐了好久，最后走回客厅，看到艾米像往常一样坐在那里，怀里的梅森紧紧地叼着她的奶头。夜已深，她满怀期待地抬起头，盯着穿着罗格斯大学T恤和四角裤的利奥，他没洗脸也没刮胡子。他说：“那好吧，如果他们同意延长你的产假，你可以在家多待几天。”
“噢，真的吗？太棒了。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思考这些。你真是上帝。”
“对，没错，我就是上帝。”
慢慢地，散在地上的新生儿礼物收拾好了，她也写了几封感谢信，甚至有几天晚上，艾米和利奥看了一整部电影，烤了一只鸡，那种年轻的、美好的、新家庭的幸福感正在他们心中默默萌芽。她喜欢满足小婴儿如小动物般的需求。在奶量达到完美的供需平衡时喂奶也变得简单多了；她的经济学家父亲也会赞同这种供需关系的。她的孩子仿佛突然有了生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有时候她会迫不及待地等他从小睡中醒来，好赶紧陪他一起玩。绝望少了，更多的是源源不断的快乐，艾米知道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是她的权利，是她现在的工作，她不会对此评价，也从未质疑过自己的选择。对于她到底什么时候回肯利·舒伯律师事务所上班，他们并没有讨论过，虽然利奥偶尔跟她提起，同事们对她的缺席发牢骚，也有人说：“艾米·兰姆没在这里处理根兹勒地产的案子真是太遗憾了。”
很明显，她根本不会回去上班了。她的母亲很难过，甚至让远在艾伯塔省埃德蒙顿的姐姐娜奥米给艾米打电话，试图撺掇艾米成为国际慢食主义运动的律师。“你知道，慢食主义让乔纳森和我生活得很美好。”娜奥米一字一句地说，就像是背诵安东尼娅为她写好的剧本一样。
在艾米从公司正式离职后，她在信托资产部的职位立即被一位年轻的未婚女性——一位马拉松运动员——所取代。利奥提到的那些肯利·舒伯律师事务所发生的事变成了过时的民间故事，就像君士坦丁堡或老巴伐利亚那边的事情一样。以前的生活和工作离艾米越来越遥远。信托资产领域的专业知识都与她无关了。她继续待在家里，孩子在出生后渐渐长大，但也没有真的变大，这似乎是印证了某种出生后的芝诺悖论。
艾米已经十年没工作了，有几年，她跟利奥时不时地提到自己去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她心里明白，这很难，你不能指望人家随时雇用你。律师现在需要自己处理文档，她得学会这门技能。此外，州律师协会要求律师每隔几年要重新进修一次。她离开得越久，重新工作的可能性就越低。她偶尔想着自己有一天将重新回归工作岗位，那里有很多间崭新的办公室，她走过一个个的小隔间和员工茶水间，或是站在一排电梯前一动不动。艾米之前有一次去一家大型事务所应聘，面试一开始似乎很顺利，然而，当人事部门负责人问了一些她很久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时，她停顿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人也变得沉默了许多，开始语无伦次。最后，他终于轻轻地问道：“你还好吗？”
“嗯，还好。”
“你好像不是很想回答这些问题。”
“噢，不，完全没有。”
“好，只是想确认一下，”他看了看笔记说，“我相信你肯定对‘并速查’很熟悉，对吧？所以，我想要——”
“您说的是？”
“‘并速查’。”
他重复了一遍，这下更糟糕了；她确实没有听错，但她根本不知道这些词指的是什么。“恐怕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艾米说完，绝望地笑了笑，“听上去跟绕口令一样。”
“噢，”他惊讶地回道，“是吗？我从来没这么觉得。那个，那是我们现在在用的法务软件名称。”
“对不起，我不熟悉，我有些跟社会脱节了。”
接下来的面试很尴尬，平淡无奇，她离开的时候脸红得发烫。她不能将这件羞愧的事告诉利奥；她压根儿提都不想提。为了面试，她把梅森托付给吉尔照看，等从吉尔的公寓接儿子到家后，艾米在梅森的卧室坐了很久很久，给他读了一本篇幅很长的绘本，像是儿童版的《布鲁姆日》(17)。被拥入怀中的梅森温暖又有分量，身上散发着一股西瓜香波的味道。跟他待在这个小空间是最令人满意的事了，谁要是质疑，她就跟那个人拼命。去你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反正都不干了；一点儿也不精彩，也不好玩。又不是辩论队。去你的信托资产工作。去你的办公室礼仪，去你的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谁愿意天天轻快地跟大家道早安，谁愿意每年都要扮神秘的圣诞老人。去你的“并速查”，还有那些自她离开后越堆越多的新要求！
她和她的朋友们相互提醒，虽然自己不工作，但并不意味着你每天无所事事。手头上总能出现一些复杂的项目，然而艾米最近烦躁不安，一直在考虑找一份稳定的志愿者工作。或许她可以帮忙教人识字；她可能会喜欢教成年人阅读。她要咨询一下自己的朋友罗珀塔·索科洛夫，因为在她们圈子里，罗珀塔是个行动派。她跟丈夫儿子一家住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大楼里，靠学校的助学金上学。如果从食物链的角度来讲，她的地位要低于艾米，她们俩还拿自己不断下降的身份开玩笑，因为她们的朋友比自己有钱得多。然而，罗珀塔每周可以抽出时间参加生育权的会议，或是为了进步事业去电话银行工作，她“尽其所能”，这点没人能提出质疑，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能力所及。
最终的结论就是，她们似乎都要忙起来。几年前，艾米去加拿大探亲时，她做义工的姐妹詹妮弗谈到自己有时会问新客户：“你想怎样度过余生？”通常，这些客户要么上了年纪，要么情绪低落，或者两者兼有，但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们如一潭死水的眼睛有时会突然发光，随即滔滔不绝地谈起对自己的欲望和死亡感的见解。每个人都想进步；每个人都想忙起来。
然而，艾米今天只做了那件需要完成的日常琐事。她记得，买芦笋，脑子里闪现出放在碎冰堆里用红色橡皮筋绑起来的一捆捆芦笋，对，卡马拉塔及贝罗美食广场，她马上就要前往。去做子宫颈抹片检查。还有，学校发来的那封提醒她的邮件的标题：参加安全巡逻。
艾米每年必须参加一次奥本走读学校的安全巡逻，但当她一想到今天要去，就变得异常焦虑。佩妮·拉姆齐是她的巡逻搭档，自从她的儿子跟艾米以及其他朋友们的孩子一起上幼儿园开始，艾米她们对佩妮就颇有微词。除了在家长会中极其敷衍地打招呼外，母亲们几乎很少跟佩妮·拉姆齐交流。不过，在艾米听说了这位母亲的事迹后，多少有点沮丧，因为佩妮多才多艺，为人谦和。她的人生像一条平坦的阳光大道，一路顺畅。佩妮·拉姆齐身材娇小，一头金发，长相甜美，思维严谨；她的丈夫是一位年轻的极具进取心的对冲基金经理，儿子外向自信，一双窈窕的女儿也到了花一样的年纪。
最令人钦佩的是，佩妮·拉姆齐还有一份货真价实的全职工作，这跟有些妈妈从事的咨询工作大有不同，后者的工作时间灵活机动，不存在任何强制要求，工作的内容也是模模糊糊。学校里还有其他几位高知妈妈的工作领域也很有趣。你可以看到她们一直处于东奔西跑的紧张状态，争分夺秒地赶往下一项任务。她们一手拿着文件夹，另一只手里握着一个关于土豆和电池的儿童科学课题。她们很少停下来，上班前也不会去金角湾咖啡馆喝咖啡。
当然，全世界的杰出女性不胜枚举，她们的工作艰难且责任重大：医生、人权倡导者和大学校长。每天的新闻时不时地提到她们，艾米有时希望她们的名字旁边能出现个星号，这样就能在报纸底部读到她们的创业经历了：这个女人是如何实现这一切的。她们是否有惊人的意志力。如果她们有孩子，又是在什么年纪做的母亲。人生是否也会出现矛盾。她的丈夫——如果存在——是不是出人意料地分担了妻子的职责，对共同生活中细微的、家庭的、社交的、情感的以及审美的细节都了如指掌，如此一来，那个强势的、思维复杂的妻子就不需要再单独处理这些琐事了。
这个年级还有一位同学的妈妈伊莎贝尔·戈登是一位弦理论学家，她看起来很快乐，一点儿没有被工作生活折磨的痕迹。艾米最近看到她端着一盘为儿子泰的生日亲手制作的纸杯蛋糕。没错，倾斜托盘上的纸杯蛋糕上全蒙着一层奇怪的灰色糖霜，就像是食药监局激进的食物染色实验导致的结果，但那又怎么样呢？你看看，泰看到端着蛋糕托盘的妈妈走进大楼，兴奋地绕着她跳起舞来。“泰，开心点，”伊莎贝尔跟他开玩笑，“你看起来不怎么开心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你忘了吗？”伊莎贝尔·戈登把浓密的头发绑成一条辫子垂在背后，看上去怪怪的，但她对高档时尚意大利鞋的偏爱也令人惊讶。你不能用一个词来定义她。她的形象一点都不刻板，既不是心不在焉的科学家，也不是一个书呆子母亲。她为人善良，见解独到；她知道全班同学妈妈的名字，而且今年还应邀到布雷格曼老师的科学课堂跟男孩们聊聊弦理论。
艾米和她的朋友们对伊莎贝尔·戈登的印象深刻，但也看不懂她。她是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的？她们能不能复刻她的方法呢？她们的经历类似，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明确的欲望。她们思维够敏捷了，但伊莎贝尔·戈登的思维转速仿佛一飞冲天的宇宙飞船。没人了解她的真面目。她们只知道她爱自己的儿子，热爱弦理论。她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她躺在床上，潜在的二十六维度空间的玻色弦在她面前交替重合，也许她的儿子在其中一个维度里飘着，心满意足地吃着撒了新闻纸颜色糖霜的纸杯蛋糕。
但是佩妮·拉姆齐，艾米的安全巡逻搭档，是另一类人。尽管身材娇小的她身上散发着女性气质和母性光辉，但仍在硬核、全副武装的男性世界里占据了一方天地。她从未放弃过一秒钟，多年来一直坚守着阵地。她跟我们一样，但她代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是工作、母亲、美丽和拒绝妥协的典范。当早上想到这一切后，艾米就更加不想参加下午的安全巡逻了，因为她要花整整两个小时跟佩妮在街上巡逻。
“亲爱的，你最好抓紧点。”艾米对儿子说，他还在浴室里徘徊，昏昏欲睡，摇摇晃晃。当梅森走进卧室，开始穿衣服时，她离开房间，让他单独待着。过了一会儿，她在厨房看到了瘫坐在一把椅子上的儿子。
“你有没有把我签过字的那份废品回收厂的表交上去？”她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去废品回收厂？”
“应该挺有趣的。”
“你不会真这么想吧？”
“嗯，”她承认了，“我猜不好玩。”他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今天学校有什么新鲜事吗？”她又问道。
“没。”
“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都没有。”
他是一个聪明、专注的孩子，有时候他的想法很有见地，但他极少告诉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除非那件事情特别令他兴奋。据她所知，这些男学生们喜欢戴着狂欢节的面具去捉弄老师。虽然艾米的一天过得平平淡淡，没什么大事发生，但如果有人愿意倾听，她可以滔滔不绝地把自己一天的日常琐事从头讲到尾。
“梅森，你好不好奇妈妈在你上学的时候在干什么？”在他正趴着吃盘子里的华夫饼时，她突然发问。
他看着她，一脸疑惑：“这是个圈套吗？”
“不，不是圈套。”
他耸了耸肩：“我不知道。做事情吧，我猜。各种各种的事情。”
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一点儿兴趣，而她从他的回答中知道，她对她的儿子，或许要再加上自己的丈夫，都是个没有神秘色彩的谜，就跟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女性面临一样的境遇。
哔，咘，嘟嘟嘟，闹铃在整个国家的各个郊区、乡镇和城市响起。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吧。它们不停地响，唤醒熟睡的女人们，有时候也会唤起过去生活的记忆，看着处于人生中年的自己现在的样子，平添了一丝忧愁。
“你带了词汇练习册了对吧，孩子？”在走向公寓门口的时候，艾米问梅森。他们每周不止一次在这个地方停下脚步，转身回去找一些他落下的东西。梅森的健忘令艾米恼火，但他是个男孩，她的一些朋友抱怨说儿子都这样。
“谢天谢地，还好有我们在，”一对双胞胎男孩的母亲叶凯伦说，“如果没有我们，他们早就陈尸街头了。”当时她们正在金角湾咖啡馆讨论男孩们的效率低下。
“没错，身上还没带家庭作业。”另一位母亲补充道。
今天，梅森带了词汇练习册，却忘了拿单簧管。他回去找了半天，却空手而归。“找不到，”他说，“利维奥先生会认为我没准备。这没什么的，妈妈。”
“你这什么态度？请找到它，马上去。”话一出口，连她自己都觉得很可恨。她最近非常烦躁，就好像自己的无所事事全是梅森的错似的。“再去找找，亲爱的。”她又加了一句。
梅森四处翻了翻，突然记起了什么，他从背包里翻出了电子寻物器，这个自带编程的小东西就是为这个场合设计的。他输入了几个号码后，就跟妈妈一起等着。随后，公寓的某个地方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梅森和艾米跟着这个声音一路走到了他的卧室门口，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在床下漆黑的洞穴里，一个安卓系统的声音不停地重复着：你的——单——簧——管——就在——那——边。一如既往，科技又一次拯救了他。
在他整理东西的时候，艾米走到窗口，拉开了窗帘，先前朦胧的晨光慢慢变黄、变白，洒进屋子，点亮心情。她和儿子走到大厅，按铃等电梯。电梯抵达时，敞开的门后面站着两个穿着职业装的女性。“早上好。”其中一个人说。
“早上好。”艾米说。
她们身上散发着洗发水的气味和一股淡淡的香味，两个人看上去精神焕发，非常灵敏。艾米和梅森一起走进电梯，顿时觉得自己在她们眼中不过是一张皱巴巴的床单，或是一只上了年纪的和蔼可亲的农场动物。她闭上双眼，度秒如年。楼下的大厅服务台旁聚集了一小群人。当值的赫克托是一个瘦削的西班牙青年，尖顶帽对他的头来说太大了，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假扮警察的孩子。今天，在与身边的一群女住户交谈时，他几乎陷入了疯狂的兴奋状态。电梯里的那两个职业女性只是扫了一眼，便继续往前去了。
“……但当医护人员赶到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赫克托告诉她们。
“太难以置信了，”一位年轻的母亲说，艾米经常在电梯里遇到她，她年幼的女儿们扒着她的双腿。“他大概，快四十了？”
“三十八。在股票行业做事。”九楼的一位母亲说。
艾米不由自主地走到服务台旁，等着别人告诉她这个可怕的消息，虽然她已经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住在H区14楼的一位年轻的父亲昨晚因突发心脏病死亡。艾米听到她们一字一句地描述着医护人员、轮床、氧气面罩，还有反复猛烈的心脏复苏术。妻子和孩子们除了哭，对于垂死的男人无能为力。“爸爸，爸爸，给你我的好运猫头鹰小球钥匙链！”五岁的儿子歇斯底里地哭喊着。
这个故事应该还有后续。一个女人说到了这个住在H区的新寡妇，她现在没钱继续住下去了。“她好多年都没工作了，”那个女人说，“单凭她自己是不可能支付得起房租的。我估计他们很快就得搬出去了。”
“可怜的女人，”另一个女人说，“小孩子也可怜。”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在现场，”赫克托说着，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目睹了一切。他的嘴唇，”他低声说，就好像在揭穿一个内幕，“就跟蓝莓一个颜色。”
艾米只了解到一点点关于这个H区14楼过世的年轻丈夫的事情。在她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快四十岁男人胖胖的脸，稀疏的金发，白色银行家衬衫下的小肚子有些凸出。但这幢楼有无数个家庭从大门进进出出。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物中，只有万圣节来临时，你才有机会见到公寓的其他租户。站在孩子的背后，你好奇地透过打开的门，偷偷望过去，看到散发着陌生气味的房间光线昏暗，巨大的等离子电视屏幕闪烁着，试图由此打探别人的生活方式。
去年万圣节，他可能还端着装满奇巧巧克力的陶瓷碗站在家门口，让戴着尤达面具的梅森抓了满满的两捧糖果。但如今，这个穿着白衬衫、系着松松领带的丈夫死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很快将要搬走，就像是等离子电视屏幕上有一个稍纵即逝的图像，生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管理人员会重新粉刷公寓，并配备一台崭新的快达洗碗机，厨房台换一块新的黑曜石板，随后租给另一个年轻的家庭。这个家庭会认为自己目前或许负担得起房租，他们的生活将从这里开始，至少持续一阵子。
“我们要迟到了。”梅森说着，轻轻地把艾米从服务台周围那群悲伤的女人堆里拉了出来，艾米刚才定定地站在那儿，眼里突然涌出了泪水。她想到了那个素昧平生的丈夫，然后又不由自主地想到利奥和自己，想象着他们失去了一切。
“对不起，”艾米说，“我就来。”
梅森一脸好奇地盯着她：“妈妈，你没事吧？”
“我很好。”
“那刚才是怎么回事？”当他们推开旋转门时，他问道。
“噢，亲爱的，那里死了个人。”
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梅森变得严肃起来：“你知道世界上每天都有人死去吗？每一秒。就在那个地方。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人刚刚过世。”
“我知道，但今天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艾米说，“昨晚，14楼的一个男人死了。太令人悲哀了。”
“他是怎么死的？”
艾米停顿了一下，最终说道：“他年纪太大了。”
他们离开大楼，走进明媚的阳光里，早晨柔和的光洒在身上，一扫刚刚在大厅里听到昨夜有人意外死亡所带来的阴霾。一名清洁工正在用水管冲洗人行道，水流进排水沟，渗入旁边的泥土，滋润着枯瘦的城市树木。“河畔大楼”入口散发着一股储存根茎植物地窖的臭味。每一个完美的秋日都会让你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这个城市陷入困境的那天。但今天艾米还想起了她曾经心满意足的那段日子。她身材窈窕，尚未生育。她的小家庭关系亲密，还有一个她深爱的闺蜜。虽然伊拉克的战争还在继续，望不到头，每个人感到很无助，恐怖袭击的威胁也没有解除，但人们总说，不能永远躲在公寓里。他们坚信，除了好好过日子，我们别无选择。
剩下的女人们从旋转门一拥而出。城市的各个地方和高速公路附近的村镇的女人们也都走出家门。很快，在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亲亲他们的额头，看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各个教学楼里后，妈妈们就解放了。她们可以去室内的商场、购物广场，还可以去郊外，如果她们愿意，城市里小商铺、博物馆、露天场所应有尽有。一整天的自由，一整天的放松，这是她们丈夫过不了的生活，但他们发誓自己也不想过这种日子。没人真的知道，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本不应该发生。
但像今天如此美好的一天，即便感到绝望和遗憾，也很快被快乐取代了。全国各地的女人们打开前门，离开家去享受属于她们美好的一天。
(1) 毗湿奴，印度教中维护宇宙秩序的三大神之一。——译注，下同。
(2) 利他林，一种药物，临床上主要被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3) 西尔维亚·普拉斯（1932—1963），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拉撒路夫人》创作于1962年，是她关于自杀美学一场淋漓尽致的大爆发以及对男权社会的控诉。
(4) 慢食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反对按标准化、规格化生产的汉堡等单调的快餐食品，提倡有个性、营养均衡的传统美食。
(5) 罗布劳超市，加拿大大型连锁超市，隶属于加拿大最大的食品零售商罗布劳公司。
(6) 《风的传人》，由斯坦利·克雷默执导、于1960年上映的一部法庭剧情片。
(7) 此处是将美国已故传奇律师克莱伦斯·达罗（1857—1938）的名字进行了女性化改编。
(8) 埃舍尔（1898—1972），荷兰画家，因其绘画中的数学性而闻名。
(9) 贝奥武夫与格伦德尔是长篇英雄诗《贝奥武夫》中英雄和怪物的角色，而施瓦茨可能是指经典著作《美国法律史》的作者伯纳德·施瓦茨。作者将这三者并列，颇具讽刺意味。
(10) 以上两句玩笑分别是对两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黑暗的心》和《走出非洲》的戏谑性改写。
(11) 阿喀琉斯，在围攻特洛伊一战中名震天下的希腊英雄。儿时被其母放入冥河得以刀枪不入，但被其母抓住的足跟并没有获此神力，后被特洛伊王子刺伤足跟而死。
(12) 勒内·马格里特（1898—196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
(13) 《人类之子》，马格里特的一幅自画像。
(14) 詹姆斯·迪恩（1931—1955），好莱坞著名男演员，因车祸英年早逝，他的主流形象代表了他所处年代青年的反叛与浪漫。
(15) 《海战》和《西洋陆军棋》，都是热门的传统棋盘游戏。
(16) 指华氏温度，约等于37.83摄氏度。
(17) 《布鲁姆日》，指乔伊斯所创作的超长篇小说《尤利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