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言 独立战争塑造的世界

我们有重启世界的能力。

——托马斯·潘恩《常识》

革命从未减轻过暴政的重负，只是把它转移到另一个肩膀上。

——萧伯纳《人与超人》

1779年，伊莱莎·费伊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横跨欧洲，渡过地中海，穿过西奈沙漠，接着又沿着红海，乘坐一艘拥挤的轮船，在暴风雨中颠簸了几个星期，终于来到了阳光轻吻的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伊莱莎和丈夫历经艰险磨难，一心希望能在这片酷热之地找到平静的生活。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战争从大西洋蔓延到次大陆，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逃走了，留下伊莱莎和安东尼任由威廉·艾尔斯摆布。威廉·艾尔斯是一个英国罪犯，也曾是一名士兵，现在则为激烈反英的迈索尔的苏丹效命。当艾尔斯押送两人入狱时，伊莱莎·费伊一定百思不得其解，她到底是怎么落到这个境地的。在未来的岁月里，数以万计的俘虏和难民——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印度基督徒以及无数英国、法国和印度的士兵——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答案并不在马拉巴尔，而是来自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源头：美国革命。

1781年5月18日，米凯拉·巴斯蒂达斯站在库斯科广场，双脚踏在儿子的血泊中，凛然无畏地等待着她的命运。她和丈夫领导的反抗西班牙帝国的行动失败了，现在，她就要在丈夫惊恐的目光中走向断头台。至少她不会看到丈夫被行刑时的惨状了。西班牙人的计划是，砍掉她的头颅之后，再将她的丈夫五马分尸，并将他的四肢作为西班牙复仇的象征送到秘鲁。她和她丈夫的死意味着本土反抗运动的终结，但是火花已经点燃，一双烈士已然诞生。他们的命运也同样根植于美国独立的斗争中。

1810年，英国首家印度餐厅“印度派咖啡馆”在伦敦乔治街开业。走进餐馆，顾客们会恍然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东方世界。客人们斜倚在竹藤沙发上，凝望着挂满印度各色风景和印度生活场景的壁画。当咖喱和调味米饭的香味从厨房飘来时，当印度草药和香料的味道与吸烟室中一排排华丽的水烟机散发出的芬芳烟草味混合在一起时，那些曾在印度工作和生活过的英国人——“印度绅士们”——一定会恍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半个地球之外的先前生活当中。

随着大英帝国的不断扩张，它插手的次大陆事务也越来越广泛，那么用这样一个餐馆来美化帝国首都拥挤的街道，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然而，餐馆的主人却不是从摇摇欲坠的东方帝国强取豪夺后回来的英国富豪，也不是希望重现人生重要岁月中的景象与味道的英国士兵，更不是希望用远方运来的香料烹饪美食而拓展生活乐趣的商人。相反，正如《泰晤士报》一则广告所清晰表明的，这家餐厅的拥有者和管理者是迪安·马哈茂德和他的妻子。迪安是来自印度巴特那的穆斯林孟加拉士兵，而他的妻子则是爱尔兰的新教徒。大约二十年前，就是这个迪安·马哈茂德曾创造过另一个“第一”——1793年，他成为第一个用英语出版作品的印度人，出版的书籍正是他所撰写的《游记》。那么这个娶了爱尔兰新教徒女儿的马哈茂德，这个第一个用英语出版书籍的印度人，是如何在英国开设第一家咖喱风味餐馆的呢？这依然与美国独立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

大约两个世纪之后，在1988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有两个人在伦敦东南部埃尔瑟姆的圣约翰教堂的墓地上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站在墓碑前的那个男子是教区的牧师，两百年前，他的前辈曾在此主持了那场葬礼。另一个男人站在离墓碑更远些的地方，在冬日寒风的裹挟下，他陷入了对几百年前一桩往事的沉思中。他叫伯纳姆·伯纳姆，是一名运动员兼演员，而且也是澳大利亚土著乌伦杰瑞人的活动家。他从故乡澳大利亚开启了朝圣之旅，只为夺回一具尸体，并为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正名。几天前，为了纪念英国殖民澳大利亚二百周年，他在多佛海滩的白色悬崖上插下旗帜，并发布了一场措辞犀利、悲情满满的宣言。伯纳姆·伯纳姆嘲讽了1788年英国的所作所为，同时，他宣布他将以土著人的名义向英国提出指控，并宣称从此之后，在英国的货币和邮票上将出现土著人的形象，“以表明我们对这块领土拥有主权”。不过他也承诺，“我们并不会为了纪念而将你们那两千多个头颅进行处理和存留，也不会将你们殿下的遗骸展览示众”，而这都是英国人自己曾经做出过的行径。[2]

可是现在，当他站在澳大利亚土著同胞的安息之地时，他内心的凛然正义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怒不可遏的悲伤情绪。在一个年轻人的墓碑上，只简单刻着几个记录基本事实的文字：“以此纪念新南威尔士人耶默拉瓦尼，逝于1794年5月18日，享年十九岁。”当时的报纸也未能提供更多信息。《晨报》报道说：“与菲利普总督一起来植物湾的两个土著，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因为他的死亡而非常难过。”伯纳姆·伯纳姆和他许许多多的同胞们都希望，在英国首次将植物湾作为罪犯流放地的二百年之后的今天，耶默拉瓦尼的尸体能够最终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不过，耶默拉瓦尼并不会有什么象征意义的归乡之旅，也不会从此安息长眠，更不会成为纠正殖民错误的象征，因为牧师和活动家都不知道，在1988年的当下，埃尔瑟姆的教堂墓地的墓碑下根本没有尸骨。耶默拉瓦尼的骸骨早已踪迹全无。那么，这个年轻的澳大利亚土著埃奥拉人是如何被埋葬在伦敦郊区的教堂墓地——一个大英帝国罪恶的象征——中的？这个现代悲剧的根源也不只是在太平洋，甚至不在伦敦，而是在美国革命的余波中。[3]

围绕美国革命的那些故事，是最跌宕起伏的；在历史上发出回响的人物，是最动人心魄、令人魂牵梦萦的。保罗·里维尔骑马穿过漆黑的马萨诸塞的街道，警告他的美利坚同胞英国人就要来抢夺他们的武器了；“自由之子”们伪装成美洲土著的模样，潜入英国商船，将那些赋税过重的茶叶抛进波士顿港；乔治·华盛顿带领衣不蔽体的士兵差点冻死在福吉谷，不过终得幸存；康利沃斯将军和他的残兵败将在约克镇向得胜的华盛顿投降时，演奏的曲子是《颠倒的世界》。这些赞颂勇武英雄、高贵牺牲精神的故事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从而掩盖了美洲海岸之外鲜为人知的革命战争故事和形象。

之前，大部分关于美国革命的相关记载，基本上都将注意力集中在1776年脱离英国宣布独立的十三个殖民地上。这样的做法，相当于将目光局限在砸起巨大水花的石头上，而忽略了从震中辐射出来的滚滚波浪和层层涟漪，也就是关注了剧烈而迅疾的震荡，而非持久的回响。这种国家层面上的一意孤行之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更广泛影响。像米凯拉·巴斯蒂达斯、迪安·马哈茂德和耶默拉瓦尼的故事，便为我们了解战时的世界以及战争所缔造的新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与美国革命的故事相比，这些故事同样重要，同样是美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它们与华盛顿、杰斐逊、邦克山和约克镇的那些更加激动人心、更加勇武豪迈、闪耀着胜利光辉的故事相脱节而大多被遗忘了。

那些英雄传奇无疑是引人入胜的，但是它们使得我们的目光局限在耳熟能详的、令人心舒意畅的美国革命故事上，歪曲了我们对美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全球危机的认知，更使我们对美国国家历史的理解呈现出相当危险的方式。美国例外主义理念，即认为美国是天选之国，拥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建构，从许多方面讲正是始于革命本身，而对这些神话般诞生的熟悉故事的一再讲述，使得例外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将美国革命描绘为一个崇高的运动，认为美国革命缔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公正开明的社会，长久以来就是这种理念的思想基石。将美国的地位视为独一无二的普遍观点，有时候的确会给人一种美妙的团结之感，但是它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执迷不悟的美国例外理念，导致了狭隘的沙文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以及美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自私诉求。为了在外交事务中减少这种唯我独尊的孤立主义意识，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美国例外主义理念，向这种懒惰心理提出挑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奠基时刻的故事进行多方考量。

近年来，像加里·纳什、卡罗尔·伯金、霍尔格·霍克和艾伦·泰勒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弱化对美国革命的单一叙事，突出宣扬那些被遗忘的妇女、印第安人与非洲裔美国人的故事，揭露建国时的矛盾处境和虚伪心态。尽管这样的记述提供了重要纠错方式，但是并没有完全颠覆美国概念的神话。他们依然使我们相信，尽管那些开国元勋在许多方面都有弱点和缺陷，尽管革命的福音没有在北美居民中平等分享，但是革命的目标和理想依然是美国呈现给世界的最好示范，而这也正是它所追求的。的确，这些作品致力于从更宏大的国际视角来阐释美国革命，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却未能真正撼动美国例外主义的单一叙事。[4]

从贾斯廷·杜里瓦奇和尼克·邦克尔那里，我们了解到美国革命有着全球性根源，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北美爆发的战争与欧亚发展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与美洲殖民地的关联一样密不可分。C.A.贝利、P.J.马歇尔和迈亚·贾萨诺夫的研究成果扩大了我们对战争后果的理解范畴，尤其是美国革命对大英帝国的影响。尽管这些贡献是开拓性的，但是许多关于革命的国际影响的记述依然仅仅局限在宽泛化的革命时代的范围之内。R.R.帕尔默、莱斯特·兰利、珍妮特·波拉斯基和乔纳森·伊斯雷尔的作品意义重大，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帮助我们将美国革命置于共同的大西洋背景当中。但是，只关注美国斗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只关注这场斗争对法国、波兰、海地和南美洲的相似革命斗争的促成作用，这样的历史观不仅忽略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而且常常会强化美国革命是全球第一次民主浪潮的信念，使美国遗产的独特性更加确定无疑。[5]

这些成果固然令人钦佩，也的确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仅靠解析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脉络并不能揭示整体图景。美国革命的很多重要遗产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与神圣国父们的言论与著作关系不大，与他们缔造的政府也没有多大关系。真正从全球的视角来审视这场革命，无论是从地理发生角度还是意义影响角度，都有力地揭示出这个世界通常是悲剧性地相互关联，迫使我们置身于一个相互纠缠的世界之中，而非将自己视为孤立的、特殊的天选民族。摘掉狭隘的民族政治的眼罩，打开理解的崭新视界，使我们意识到美国的建国时刻带给我们最为迫切的教训：美国的行动已经并一直产生着无法预见、无法想象的全球性影响。我们只有从更广泛的政治视角和个人视角审视美国革命的全球影响，才会打开这扇独特的却长期被忽视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了解到，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以及所有社会、经济、宗教和种族背景不同的个体的生命，都因为全球战争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挣扎与成功，他们的生命和死亡，都是美国革命全景故事的核心构成。当我们把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去中心化时，我们对这场革命及其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的理解，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显然，尽管这场战争始于马萨诸塞，但是约克镇的投降之剑和巴黎的签字之笔，却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相反，北美洲一个偏僻角落的抗税活动，最终可能结束在都柏林的街道中、秘鲁的群山中、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或印度的丛林中。18世纪，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美国的一个火星可能会点燃一束意想不到的火焰，而这束火焰也许会吞噬全球，崭新的世界随之建立，各国力量达成新的平衡。西方新国家的诞生会为印度、澳大利亚、非洲、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千年文明播下分裂的种子，并促进19和20世纪的超级大国——美国、俄国和大英帝国——的崛起。美国革命是帝国内部的战争，也是帝国之间的战争，当硝烟散尽，新的帝国巍然出现，旧的帝国要么被迫进行根本性改变，要么面临急剧衰落的命运。

1775年4月，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枪声响彻全球：从大西洋海岸到英吉利海峡，从中美洲到加勒比海，再到非洲、印度和澳大利亚，一个无人能够预见，甚至几乎无人可以想象的崭新世界应运而生。美国和欧洲革命的支持者们，曾希望殖民地的起义能够开创一场全球运动，一场没有国界的革命。可是，如果革命浪潮真的横扫全球，那么无国界革命的真正后果，以及它对制度的重塑和对生活的再造，将不会是任何人愿意见到的。在地图一角发生的争取自由的革命，却在更广阔的世界版图引发了一场反革命运动，给那些未曾拥有自由和独立的人带去了新的苦难和新的锁链。在法国、西班牙和大英帝国，从美国革命中吸取的惨痛教训被严苛地应用到实践中，激发了一场专制的反革命浪潮，大英帝国得以稳定并继续扩张，而法国和西班牙则走向毁灭性的没落。革命时代不仅仅是美国革命启蒙理想的产物，同时也是美国革命带来的恐惧、金融危机和独裁对抗的产物。

从历史的观点考量，也许美国革命最神奇的事情并不是美国赢了，而是这场冲突的全球性影响。考虑到这场冲突波及了全世界，美洲、欧洲和亚洲的众多列强纷纷与之抗衡，而英国面对国内和帝国范围内的暴乱、起义及入侵的威胁，却没有遭遇被彻底摧毁的命运。英国不仅避免了一败涂地的结局，甚至比任何在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对手都表现出更加强劲的势头，发展成为帝国霸权。战后的英国不但没有摇摇欲坠，反而因致力于美国危机引发的复兴与重建使国力得到加强。因此，美国革命根本没有延缓大英帝国的崛起，反倒是促成其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19世纪英国的扩张，实际上是以在美国革命中的损失为前提的。战争迫使英国以崭新的、集权意识更加强烈的、等级观念更加森严的专制姿态来思考帝国命运，从而使英国无论在国内还是遥远的帝国领土上，都加强了控制力度。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战争中得以幸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在1776年至1789年采取的反革命措施。同时，美洲殖民地的丧失改变了英国对于帝国的认知。美国的战争给了英国人重新想象他们帝国的空间，那个一度被视为腐败丛生、道德败坏、伦理混乱的帝国，要成为国家荣誉、道德榜样和文明典范的先驱。如果没有美国战争的经验，19世纪的英国便不会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信念。[6]

当大英帝国从内部稳定下来时，美国革命却破坏了英国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主要对手的稳定局势。法国取得了胜利，但付出了国家破产、走上革命道路的惨痛代价。西班牙的胜利则是以其在美洲的属地属民的分裂与纷争为代价的，并由此播下了暴动的种子，击垮了其复兴帝国的企图。美国战争期间及战后，澳大利亚、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对东欧局势过于关注，对英国在亚洲的扩张行为失去了阻止与破坏能力。在印度，像迈索尔王国和马拉地帝国这样曾经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强国，也遭到美国革命的致命打击，错失了抵制英国统治的最后良机。英国的境遇似乎自相矛盾：虽然其在美国战争中落败，却因此强化了帝国政府对英国、爱尔兰和印度的统治，扩大了帝国在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并且削弱了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其他主要对手的力量，为全球帝国霸权铺平了道路。

如果以1775年的目标为衡量标准的话，当时英国依然希望保有其在北美的殖民地，那么英国的最终败北，初看上去无疑就是一场失败。但是事后回望，从英国在19世纪崛起为全球霸主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其实是无与伦比的成功，是英国面对巨大的挑战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的绝好证明。英国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其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所有主要对手的联合夹击，它也因此遭遇了一些麻烦，失去了大西洋地区的一些领地，但是它最终还是抵挡住了挑战，巩固了海洋霸主的地位，强化了对加勒比海的控制，扩大了在印度及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并给予了对手沉重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打击。美国革命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自然毋庸置疑，但是因它而起的英国胜利和世界灾难，也许意义同样重大。

《重启世界》主要讲述英国是如何“赢得”美国革命的。尽管如此，本书不仅仅是英国如何逆转危机的胜利者叙事，也不仅仅是勇敢的英国佬续写征服西班牙无敌舰队或者“为不列颠而战”的英雄业绩和传奇故事。相反，在帝国纷争、帝国主义横行的世界中，英国在美国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给英国民众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在众所周知的军事冲突与对抗的表象之下，隐藏的却是无数生命和制度发生颠覆性改变的事实，这种改变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发出回响。对于绝大多数的地球居民而言，根本不会关心这场在英属北美暴发的内战，更不会关心这场战争所激发的思想与情怀，对他们来说，美国革命就是一场灾难：它带来的不是崭新世界的诞生，而是熟悉的古老世界的死亡。对于南美、印度、澳大利亚、非洲和克里米亚等地区的人民而言，它意味着急剧衰落的开始；对于像西班牙、中国、奥斯曼和荷兰这样的旧帝国而言，它则为世界强国的谢幕提供了最宏大的舞台；对于印度和爱尔兰而言，它是20世纪中叶之前它们为寻求自身独立而发出的最后一枪；对于法国而言，它则成为混乱与血腥时代的触发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美国、英国和俄国享受到了令其他国家望洋兴叹的积极果实。

因此，美国革命无疑起到了重塑世界的作用，只是这种重塑完全背离了理想样貌。在大多数关于美国革命、关于战场和论战的记述中，充斥着高贵将军和开明政治家的伟岸形象，为这个本质上肮脏血腥、混乱无序的时代蒙上了体面的带光环的饰面。然而，这些耳熟能详的老套背景和人物却像一层阴影，向普通民众掩盖了一个被彻底颠覆的世界。这场帝国内战的暴力余威，影响了上自国王议员，下至穷人罪犯的各色人等，影响了从波士顿、费城到伦敦、加尔各答和植物湾的世界各地——这才是全球性美国革命的显著特征与重要遗产。《重启世界》首次讲述了这些被遗忘的个体的故事，展示了个体与机构、地方与全球是如何不可逆转地交织纠缠在一起。美国革命依然是引发激烈争论的话题，其造成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18世纪末激增的无数日记、书籍、报纸和信件中，反映和讨论的都是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的战时经历，而穷人的声音，普通男女的挣扎与胜利则几乎总是只字不提。不过，如果仔细认真地翻阅档案，我们还是可以听到他们微弱的声音。本书呈现的就是数以百计的令人心碎的故事，揭示了战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巨大后果。具有帝国色彩的美国革命永远地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蹂躏了无数社区，迫使成千上万人跋涉到遥远的他乡开辟新的家园。他们在那里苦寻机遇，遭遇毁灭，陷入牢狱，甚至命丧绞架。其中一些人则挣扎着要摆脱帝国的桎梏，像米凯拉·巴斯蒂达斯、迪安·马哈茂德和耶默拉瓦尼这些普通的男男女女，便被命运抛到革命所缔造的世界中，饱尝被束缚、监禁和流放的苦难。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注释

[1]The Times,March 27,1811.

[2]“Aborigines Want Remains Returned”,Canberra Times,January 30,1988.

[3]Morning Post,May 29,1794;“Aborigines Want Remains Returned,”Canberra Times,January 30,1988;“A Campaign to Bring Home Australia's First ‘Ambassador’”,Canberra Times,February 9,1991.

[4]Gary Nash,The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The Unruly Birth of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to Create America(New York,2006);Carol Berkin,Revolutionary Mothers:Women in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New York,2005);Holger Hoock,Scars of Independence:America's Violent Birth(New York,2017);Alan Taylor,American Revolutions:A Continental History,1750—1804(New York,2016).

[5]Justin du Rivage,Revolution against Empire:Taxes,Politics,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New Haven,2017);Nick Bunker,Empire on the Edge:How Britain came to Fight in America(New York,2014);P.J.Marshall,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mpires:Britain,India,and America 1750—1783(Oxford,2007);R.R.Palmer,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s(Princeton,1964);Lester Langley,The Americas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50—1850(New Haven,1996);Jonathan Israel,Expanding the Blaze:How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gnited the World(Princeton,2017);Janet Polasky,Revolution without Borders:The Call to Liberty in the Atlantic World(New Haven,2015).

[6]贝利（C.A.Bayly）和玛雅·贾萨诺夫（Maya Jasanoff）分别阐述了美国战争对大英帝国产生的重要影响。贝利认为，战后的大英帝国转变为一个控制更加严密的中央化管理帝国；而贾萨诺夫则认为，战后流亡海外的忠诚派的经历体现了“1783年精神”遗产的作用，这种精神鼓励了扩张、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以及大英帝国内部等级集权的发展。固然，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两者都未将大英帝国的全部范畴考虑进去，也未考虑帝国的重新定位究竟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见C.A.Bayly,Imperial Meridians: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1780—1830(London,1989);Maya Jasanoff,Liberty's Exiles:American Loyalists in the Revolutionary World(New York,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