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嶲、昆明、叶榆夷及其文化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在滇之北是邛都夷，邛都之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43]。这一地域，相当于西至澜沧江，东至洱海，北达金沙江中游地区。简单地说，这就是洱海区域。洱海区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即以定居的农耕文化为主体，同时存在半农半牧的游牧文化，但《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此区域族群的记载，却只有被描述成“随畜迁徙”的嶲、昆明族群，以至于学术界对于此地考古发现与族群关系的各种解释，歧见迭出，莫衷一是。

考古发现表明，战国至秦汉时期，洱海区域存在两种青铜文化：一支是分布在河谷地带，具有半农半牧性质的石棺葬文化，它属于金沙江流域石棺葬文化的延伸，并与滇北横断山区、川西高原石棺葬文化具有高度相似性，同属一个文化系统。汪宁生认为，石棺葬文化并非当地的主流文化，它深受当地青铜农耕文化的影响，并最终融入到农耕文化体系之中[44]。另一支是分布在湖滨地带的青铜农耕文化，它起源于当地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化，同时是整个云贵高原青铜文明的主要来源[45]。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我们认为此两种考古学文化，前者与《史记》所载的“嶲、昆明”族群相关，后者是《史记》、两《汉书》所载“叶榆夷”创造的农耕文化遗产。

一、嶲、昆明族群及其文化

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嶲、昆明族群的分布空间“地方可数千里”只是个概数，甚至“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中“同师”之地望，也存有不同看法。《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说：

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46]

此条记载给我们指明，嶲、昆明在氐、筰之南方，而“其西可千里有乘象国（滇越）”。滇越即后来的腾越，今之腾冲。因此，嶲、昆明活动地域，大致为洱海区域及其相邻地区[47]。

洱海区域是嶲、昆明主要活动区域的证据，见于《史记》《汉书》有关昆明池的记载。《史记·平准书》“（元狩三年）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索隐”引《黄图》云：“昆明池周四十里，以习水战。”又引荀悦语说：“昆明子居滇河中，故习水战以伐之也。”[48]《汉书·武帝纪》元狩三年（前120）“发谪吏穿昆明池”，臣瓒曰：“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49]史家明确指出，此处的“昆明池”指的是洱海而非滇池[50]。

《史记·大宛列传》又说：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嶲、牂柯、沈犂、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51]

“集解”引徐广曰，“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发生在元封二年（前109）。是年设置益州郡。

“嶲”与“昆明”是两个地域相邻、文化接近的族群，《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引崔浩之言称“嶲、昆明为二国名”，说明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一事实。与此相关联，《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永昌有嶲唐县”[52]。方国瑜认为：“嶲即嶲唐，可能是哀牢人的一个部族。”[53]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54]即以昆明族群之地，设置益州郡西部属国都尉。《续汉书·郡国志》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是：不韦、嶲唐、比苏、叶榆、邪龙、云南。《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古今注》说：“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镇尉哀牢人、叶榆蛮夷。”[55]由此可见，嶲唐在西，主要分布在澜沧江流域；昆明在东，主要分布在洱海区域至金沙江中游一带。

澜沧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与嶲唐族群有关[56]。洱海区域及其周边的石棺葬文化，则与昆明族群的分布地域，特别是文化特征相契合。此种石棺葬文化，最早发源于金沙江中游地区，主要分布在云南祥云、弥渡、大姚、姚安、永胜、丽江、宁蒗，以及四川理县等地。年代上早于岷江上游的同类文化遗存，文化上起源于当地商周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深受战国秦汉时期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族群关系上，与筰、徙、冉駹、白马更为接近[57]。

二、“叶榆夷”与洱海青铜农耕文化

研究表明，剑川海门口遗址是云贵高原青铜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此种青铜文化显然不是“嶲、昆明”所代表的文化类型，而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当地定居族群所创造的农耕文明[58]。马曜、林超民两位先生均认为，此种农耕文化是“洱滨人”创造的，“洱滨人”是后来“河蛮”的先民[59]。但“洱滨人”之称未见于文献记载。

随着1957年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发现，考古学家先后发掘、清理了包括剑川海门口、鳌凤山、祥云大波那、弥渡合家山、楚雄万家坝、祥云红土坡等一大批重要的青铜时代的遗址与墓葬[60]。与此同时，一批重要的古代铜鼓在洱海周边的大理弥渡、南涧、洱源等县市及楚雄、丽江、保山等地区被发现[61]。

研究者注意到，剑川海门口遗址不仅是洱海区域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同时也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源头之一[62]。大约在公元前6至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洱海区域的青铜文化已进入繁荣时期，祥云大波那是其主要代表。洱海青铜农耕文化器物种类以兵器、农具、纺织工具、乐器为主，铜器包括剑、矛、斧、锄、家畜与家禽俑、镯，还有铜鼓、编钟、房屋模型、葫芦笙，以及大型铜棺（图1—3）等[63]。

洱海区域青铜时代农耕文化，发源于当地新石器文化，是一种定居的农耕文化，创造此文化的族群，属于“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耕民族[64]。那么它应该是哪个族群呢？

从地理空间来看，汉武帝设置的益州郡，所辖二十四县有“叶榆”，《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条说：“叶榆，叶榆泽在东，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龙入仆，行五百里。”[65]《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云：“楪泽在靡北百余里，汉楪榆县在泽西益都。靡非，本叶榆王属国也。”并说“靡非在姚州北……即靡莫之夷”[66]。此处称“泽西益都”为汉叶榆县治，文中还提到“叶榆王属国”，说明当时的叶榆族群有朝廷承认的夷王，且有属国，势力不小。《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67]说明两汉时期，叶榆是较大的族群，它与昆明同处于洱海区域。

图1—3 祥云大波那战国铜棺

任乃强说，古汉语“榆”为民族地域之义。“叶榆”为民族部落之称。故徙之国曰“斯榆”，今羌藏语之“察榆”“狢榆”“杂榆”同此义[68]。由此可论，《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记载的“北至叶榆”之叶榆、“叶泽在东”的叶榆泽，还有叶榆王、叶榆蛮之“叶榆”，意指“叶榆夷”，而“叶榆县”是因叶榆夷而设置的西汉益州郡属县。

方国瑜先生考证，西汉叶榆县的范围，基本涵盖洱海区域及其邻近地区[69]，与战国到西汉时期洱海青铜农耕文化的分布空间大致相当。“叶榆夷”与叶榆文化表现出来的与滇文化相类似，而年代更为久远的特征，说明云贵高原西南夷族群青铜文化，起源于洱海区域，然后不断地向东发展[70]。

进一步说，滇池区域的滇国青铜文化，与洱海区域叶榆族群的青铜农耕文化，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是非常接近的。二者均盛行土坑墓，以棺椁为主要葬具，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也有玉石器、金银器与陶器，晚期还出现了铁器。青铜器中武器的数量和种类很多，还有不少生产工具，甚至原应以其他质料制成的器物亦以青铜器制成，反映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有一些器物为他处少见，此处却大量存在，经常共出，譬如各式青铜锄、青铜粗茎剑与空首钺、铜鼓、铜房屋模型、铜扣饰、海贝，而贮贝器基本出土于滇池周边[71]。考古发现与研究结果，支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滇与靡非、靡莫、叶榆等族群在文化上较为接近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