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正如你来，恰好我在
古代男子一生中最高兴的三件事莫过于：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
那时交通不便，如若一个人身在他乡，往往是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回去一次。孤独的时候，若能够在陌生之地遇见一位熟人，那种喜悦恐怕不是交通和通信便利的现代人能够体会到的。
洞房花烛夜就更好理解了，成家是一个男人成长的第一件大事，只有完成这件事，才算是迈出了独立的第一步。能有良人对自己嘘寒问暖，与自己相守一生，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都绝对称得上是一件乐事。
最后金榜题名，是每一个读书人毕生的追求，即使有少数人厌弃功名，也多半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即使是被称为“诗佛”的王维，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了仕途而去拜谒公主。金榜题名，那是读书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此时的苏轼正渴望着金榜题名的时刻。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步入考场，只见一间间考舍次序排开，每一间里面都有着一个背负着整个家庭希望的男子正在参加考试。他们或者冥思苦想，或者奋笔疾书，或者胸有成竹，或者垂头丧气。
这是苏轼第一次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所以身上还并未背负多么深重的压力，但是自负的苏轼也绝对不允许自己失败。
这次考试和以往有些不同，按照惯例，宋朝的科举考试应该是先作诗、赋、论各一首，然后是策五道，帖《论语》十帖，最后是考量《春秋》《礼记》等经典。按照以往的模式，自然是诗赋最重要。但是欧阳修为了扭转文坛风气，推动古文运动，主张将策论放在了首位。
翻开试卷，苏轼看到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个题目对于苏轼来说并不难，父亲苏洵本身就是策论的高手，对两个儿子平日里多有教导与训练。
但是如何将这个题目写得出彩，博得考官的青睐，那就不仅需要文才了，还需要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见解。
尽管我们现在对于古代科举制度颇有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事实上科举制度直至清朝，也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人才选拔方式。
古代西方实行的官员选拔制度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差不多，都是以门第为主，普通人想要当官爬上高位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中国科举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向上的台阶，让天下读书人都有可能官至宰相，去决定天下大事。
科举考试的题目也不全是死板腐朽的东西，除了考量文才和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之外，更会兼顾到政治思维与能力。
比如苏轼这次的考题，考量的就是考生们对于君王奖赏惩罚之道的见解。奖赏惩罚的学问很深，这不仅是君王御下之道，也是将来这些考生为官的时候如何管理下属乃至百姓的重要方法。如果奖赏标准错乱，有失公允，就很难让人心服，政令很可能难以实施下去。
题目里面已经交代清楚，古代贤德的君王在刑赏之时都是本着忠厚的原则。考生就这一点展开论证的时候，可以充分考量出他们对于古代历史知识的熟悉程度，以及能够看到他们的独立见解和思辨能力。
苏轼写起这种题目来称得上是得心应手，不一会儿就洋洋洒洒写了六百余字。六百字还没有现在的高考语文作文要求的字数多，但是苏轼这篇文章从尧舜写起，既有实际的历史论据，又有自己鲜明的论点，指出为政者要做到一方面赏罚分明，一方面立法要严而责人须宽。总之是无论赏罚，都要以忠厚仁爱之心为原则，这样天下才能够成为“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昌盛之世。
写完卷子的苏轼感到酣畅淋漓，潇洒离去。他在考场外见到弟弟，弟弟虽然没有苏轼的神采飞扬，但也是一脸淡然，可见试卷完成得游刃有余。
两个人同早在外面等候的父亲一起回到住处，一路上兄弟二人讨论起考试题目。苏洵看着侃侃而谈的兄弟两人，听着他们的高谈阔论，心中满是欣慰。兄弟二人兴起之时，苏洵也主动参与进讨论之中，并对两个儿子的文章做出了分析和评点。
父子三人其乐融融，此时应该是苏轼一生中难忘的时刻，虽然有科举考试的压力，但是家中有慈祥的母亲和温柔的妻子等待着自己，身边有严厉但很爱护自己的父亲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陪伴，心中更有一腔理想与抱负。人生如此，复有何求？
按照宋代的科举考试规则，为了防止考官和考生勾结徇私舞弊，所有的试卷收齐之后，都会有专门人员进行登记并且誊抄一遍，随后再交给考官改卷。
可以说，这比起今天的密封制度还要严格，毕竟密封制度还是有办法从笔迹等方式看出卷子的主人，这种誊抄之法则是尽可能地避免了权钱勾结的情况发生。
跟着考生同时在考试院与外界隔绝的考官们此时也是有些等不及了，考卷一送到，就开始进行分房阅卷，欧阳修作为主考官，不可能每一份考卷都看到，一般由下面的其他考官先阅卷，选出一批优秀的来，再交给副考官阅卷，副考官通过之后才会交给主考官欧阳修阅卷。
所以能够被欧阳修看见的考卷，本身已经是被精挑细选过的了。
当苏轼的卷子被呈到副考官梅尧臣手上的时候，梅尧臣十分赞赏，立刻将其推荐给了欧阳修，欧阳修一连读了好几遍，对苏轼的文章激赏不已，按捺不住想要将苏轼的文章勾选为第一名。
但是欧阳修很快转念一想，这样的文章，如此的文风，似乎和他的弟子曾巩很相似。他当时觉得，这文章天下间恐怕也只有曾巩能够写出来了。曾巩被后人列入了唐宋八大家之中，文章自然写得极好，只是他在参加科举考试前，已经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并且拜入了欧阳修门下。如果欧阳修担任主考官，他的弟子却成了第一名，别人难免会不服气，甚至欧阳修也有徇私舞弊的嫌疑。
所以思来想去，欧阳修还是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二名。而若不是他的一念之差，苏轼的文章其实本应该是第一名。
此时的苏轼和苏辙信心满满，同父亲一起庆祝一番之后，马上就继续投入了复试的准备之中。
礼部组织的第二轮考试主要是考经义，主要考量学生对于儒家典籍的理解，这门考试主要看考生学习儒家经典的时候是否下了苦功夫。苏轼读书本来就十分刻苦，在这轮考试中以“春秋对义”即回答《春秋》中的问题获得了第一名。
这个第一名是实至名归的，完全不掺杂任何个人的喜好，更能够看出苏轼读书的功底之深厚。
通过这一点其实也能够看出，天下怀才者众，为何只有苏轼等寥寥几人能够获得至高的地位。他们无一例外，在天分才情、道德修养和人生志向之外，还有与之匹配的汗水与努力。
是年三月，在礼部组织的考试中，合格者要一起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这也是苏轼第一次见到今后影响他一生的仁宗皇帝。
初次见到皇帝，苏轼心中自然难免有些紧张，但他还是不卑不亢，敢于抬头面圣。在他看来，皇帝陛下固然威严有加，但也是血肉之躯。他相信，一位明君必然心思澄明。他感到体内的热血在奔腾，仿佛距离忠君爱国的境界愈来愈近。再联想到如今大宋天下，心中想要治国安民的志向也更加坚定了一分。
在这次殿试中，苏轼两兄弟年纪轻轻却气度不凡，在策问环节展现出了大将之风。但因为年轻气盛，苏轼的文章写得有些激进，不完全符合儒家中庸之道。再加上仁宗皇帝认为苏轼太过年轻，如果让他太过顺利恐怕会助长骄逸之气，所以仁宗皇帝并没有给予苏轼进士甲科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的荣誉，而是赐予其进士乙科即进士及第出身。
殿试之后，仁宗皇帝兴冲冲跑到皇后寝宫中对皇后说道：“我今天为子孙和天下百姓找到了两个太平宰相啊！”
仁宗皇帝如此赏识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两兄弟却浑然不知。考试结果一出来，父子三人难掩喜悦。但在喜悦之余，苏洵心里多少有些不太好受。两个儿子都是第一次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就榜上有名，自己却是混了大半辈子，屡次参加考试都以失败告终。百感交集之下，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苏洵并不是狭隘之人，他只愿尽人事听天命，将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两个人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苏洵收拾起心情，第一时间带着儿子去拜访欧阳修。
因为在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时候考上功名，那么苏轼自然而然成为欧阳修的弟子。既然还留在京城，苏轼也理应去拜访一番。
拜访也不能空手而去，带着黄金白银之类的俗物当然也不合适。苏轼觉得，既然是拜访老师，最好的礼物当然还是作品。
苏轼带给欧阳修的作品是自己写的一篇《上欧阳内翰书》，文章虽然全篇不足五百字，却言简意赅地回顾了大宋开国以来的文学发展历程，并且对当前浮巧轻媚和过于务奇怪癖两种文风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学发展的见解。
如果说在之前的考试中，苏轼的发挥还受着题目的限制的话，这一篇精心撰写的文章则是极尽可能地表现苏轼的才学和见解。欧阳修读完之后，赞不绝口。他后来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自己读完苏轼的文章，竟然不知不觉汗流浃背，感到十分痛快。那时候他就预感到了，这个少年一定前程似锦，甚至成就一定会在自己之上。
面对这个可敬的后生，欧阳修没有吝啬褒扬之词。他大笑着拍了拍苏轼的肩膀，表示未来三十年的文坛，将会是苏轼的天下。除了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之外，欧阳修还对当初礼部考试时苏轼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小疑问。
当时欧阳修已是文坛泰斗，苏轼只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向后辈请教问题是需要勇气的。但欧阳修真正践行了孔子讲的“不耻下问”，丝毫不以为意，虚心地问道：
“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面说：远古时期的尧帝当政时，皋陶担任司法官，有个人触犯了刑罚，皋陶三次提出要杀死他，尧帝却又三次赦免了他。这个典故不知道是出自哪里？”
其实，这样的提问反而显出了欧阳修的风范。事实上，越是地位高名声大却没有多少本事的人，越是害怕让别人看出自己的无知，于是他们会经常性地选择不懂装懂。
据说，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在一次参加作家交流会的时候，有人曾经当场问他有没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坦率说自己没有读过。那个人做出一脸震惊的样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很著名的作家，在国际上名声也很大，郑渊洁作为一个作家居然公然宣称没有读过，因此遭到了在场众人的嘲笑。
当轮到郑渊洁发言的时候，他问众人有没有读过尼尔科娃的作品，居然有一半人点头表示自己读过。这个时候郑渊洁笑了，他表示这个人根本不存在，是自己现场随意乱编的名字。
欧阳修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且虚心求教，这在气度上就已经是大师风范了。
苏轼在听到欧阳修的问题之后，告诉欧阳修这个典故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当然读过这本书，只是他却不记得有这个典故。苏轼走后，他立刻翻看《三国志·孔融传》，却依然没有找到。
这下子欧阳修更加好奇了，难道苏轼读的和自己读的版本不同？于是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欧阳修再次追问苏轼。
苏轼没想到欧阳修居然如此执着，笑了笑恭敬说道：
“三国时期，曹操剿灭了袁绍，将袁绍的儿媳妇赏赐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听到后很是不满，便说：‘当年武王伐纣成功，将商纣王宠爱的妃子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回事，赶忙问出自哪本书。孔融却说：‘并没有什么根据，只不过凭借着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事情，想必古代也应该跟今天差不了多少。’学生我也是没有什么根据，只不过从尧帝为君的仁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想当然地推测罢了。”
欧阳修听到这个解释之后，忍不住击节赞叹，为苏轼的随机应变感到佩服。后来欧阳修经常会跟别人谈起这件事情，每次都免不了要称赞苏轼是会读书、善于运用书本知识的人。
欧阳修在文坛的地位颇高，有欧阳修一而再、再而三的称赞，苏轼的大名很快就在京师传开了。许多文人都感到好奇，这个备受文坛宗师称赞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得不说，欧阳修的眼光是独到的，他从那么多书生之中一眼就看中了苏轼。欧阳修曾经私下里对自己的儿子说过：“将来我死十年之后，这世上将再也没有人提我的名字。”
这当然是谦虚之词。欧阳修死后，依旧留名青史之上。他提携的诸多后进都一一成才。苏轼果然成为文坛新的盟主，不负欧阳修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