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南来北往，一双童眼看世间

降生

1911年7月17日（阴历辛亥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一家医院，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柔小的女婴儿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女婴儿，就是杨绛先生。只是，此时的她还不叫杨绛。

父亲杨荫杭把她抱回租赁的四合院里后，为她起名杨季康，乳名阿季。她上面有三个姐姐，分别是寿康、同康、闰康。她是家里的第四个女孩儿，却并不曾因此而受薄待，人人见她都欢喜无限，尤其是去年刚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回国的父亲。他将先生视若珍宝，极其宠爱。而她这个新生儿，恍如知道窗外是个风雨飘摇的乱世，想要以天使的目光来化掉父亲眼中的焦灼。

而父亲眼中的焦灼，正是那场伟大变革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的爆发。这场革命运动，一直贯穿于她出生前后的整个夏天。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宣告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彻底结束。

留洋归来的杨荫杭，才华横溢，秉性正直，洁身自好，是当时政法学校的教师，也是知名的律师。先生曾回忆说，其家世算是“寒素人家”，世居于江苏无锡，祖祖辈辈无外乎书生、穷官，从不曾有达官显贵，抵朝堂丹墀，也不曾有千古诗书，钟鸣鼎食。但家人皆是秉性耿直的知识分子，所以不愧于书香世家之称。

杨荫杭曾于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也就是当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即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却因一场风潮未能毕业，还被学校除了名。说起来，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傲慢无礼的洋人跑出来镇压，开除了一个带头的广东学生，杀鸡儆猴。在场的一伙人被吓住了，不敢吱声。杨荫杭并没有参与那场学闹，不过是看着面前人缩头缩脑的样儿，火从心起，打抱不平，厉声道：“还有我！”就这样，他和那个带头闹事的学生一起被开除了。

1897年，杨荫杭转入上海南洋公学。这所公费学校是由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盛宣怀创办的。两年之后，南洋公学要挑出六名学生赴日留学，本就努力的他成为其中的幸运者。

到日本后，他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不久就考入早稻田大学。1900年春，他和留日学生组建了励志会。同年秋初，他与杨廷栋、雷奋等人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杂志。这是当时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刊登欧美政法领域的译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产生了非凡影响。

1901年夏天，杨荫杭趁暑假回国探亲期间，在无锡老家创建了励志学会。

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他先在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后译书馆因经费短缺而停办，他不得已回到家乡无锡。

彼时，他是忧国忧民的热血男儿，内心涌动着革命的梦想，他与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组织了“理化研究会”，并聘请一位日本教师讲授自然科学，不断追求新的思想和进步，探索振兴发展之路。除此之外，他还兼职做《时事新报》《苏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并且在中国公学、澄衷学堂、务本女校等学校授课。他本希望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最终招致保守派的通缉和追捕，被迫流亡国外。

他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随后去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游学四年，不仅让他才学博长，也渐渐地让他冷静下来。即使仍然为美好理想而求索不止，却有了不同的见解和思想，再不似当日的热切激烈，变得理智而沉稳起来。

杨荫杭回国后，受状元实业家张謇推荐，携孕中妻子来到北京，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课，致力于西方民主法治的研究和传授，后被肃亲王善耆请到府中讲律法。

杨荫杭在北京待了段时间，就辞职携妻女迁居上海宝昌路，重操律师旧业，并就职于上海的《申报》报社，后经张謇推举，出任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不久，因本省人士须回避本省的官职，遂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就这样，出生后不久的杨绛先生，便被父母携着回无锡、到上海、抵杭州，把沿途的风景一一摄入那双澄澈的眼睛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双亲

杨绛先生曾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详述过父母之间的恩爱融洽。

她写道：“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1898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

由此可见，杨绛先生的父亲和母亲，感情和睦，有共同话题。这于世间的夫妇来说，有多珍贵。

杨荫杭是名扬天下的律师，满腹才华，性情中人，能够和他对话的女子，自然也卓尔不凡，心似春风明月。

的确，杨绛的母亲唐须嫈是一位相貌美、性情美，举止娴静的知识女性。她于1878年生于江苏无锡，少时曾就读于上海著名的中学务本女中，和杨绛先生的三姑母杨荫榆、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是同学。

但她不同于杨荫榆，不同于汤国梨。

杨荫榆活跃在文坛和政界，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女性大学校长。

汤国梨是获得“旷代清才，直与贺、柳并辔”之美誉的国学大师、书法家。

而她祥和温婉，淡泊名利，早早地嫁人、相夫教子，却又非一般的家庭主妇。

先生曾如此回忆母亲：“妈妈缝纫之余，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痴痴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

“母亲和父亲十二岁订婚，二十岁结婚。之后，母亲生儿育女、服侍老人、体贴丈夫、教养孩子、照顾小姑、关怀下人、主持家事，把一辈子的光阴，都给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给了所爱之人。母亲护航了孩子们的成长，成就了丈夫的事业，也成全了家庭的幸福。”

重返北京

时间一晃，四年过去了。犹记得，她是襁褓中的婴儿，被母亲抱在怀里，一路南下。

如今，母亲怀里抱着襁褓中的弟弟（她已有了两个弟弟）。她已长成粉妆玉琢的小女孩儿，迈着碎碎的小步，轻柔地踏进这座古城。父亲笑眯眯地低头对她讲：“你就出生在这座都城。”

重返北京起因于一起恶霸杀人案，先生曾回忆说，那个恶霸有省长和督军的关系，事发后意欲贿赂，父亲不允，坚持判处恶霸死刑，因此得罪了当时的督军和省长屈映光。虽然他们不能干预司法，但屈映光在袁世凯面前参奏父亲“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幸好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是父亲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赶忙为父亲澄清，才使袁世凯落笔批了“此是好人”。经此一劫，父亲被调到北京来，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

这一次重回北京，杨绛告别了懵懂无知的幼年，步入了童年。在北京东城的一个院子里，她记得房东是个踩高底鞋的满族女子，走起路来摇曳生姿。她被吸引了，呆呆地看着。当时父亲瞅她可爱的模样儿，便逗她：“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呀？”她颇认真地想了下，肯定地回答：“要！”

不久，全家搬去了西城东斜街。之后她被送入第一蒙养院上学前班。

次年，杨绛便去了三姑母杨荫榆所在的北京女高师的附小上小学。那时的三姑母，在杨绛的眼里，冷静克制，不是那个荣光无限、纵横捭阖的大学校长，也不是偏激怪异、无畏对抗日本人的杨荫榆，只是姑母。

她还是三姑母喜欢的一个孩子。多年后她回忆道：“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父亲疼惜孩子们，不想她们受累，并不要她们多学。在家里，杨绛与年岁相近的三姐，也是昼夜游戏着、欢愉着，并不曾在学习上多用功。她和其他孩子一样爱玩、爱闹、爱嬉戏、调皮好笑。

祸不单行

突然有一日，杨绛清晨醒来后，发现父亲竟然在家里。往常里，父亲极其繁忙，很少在家里闲坐。

父亲竟然可以不去上班。

杨绛乐呵呵地望着父亲，并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对她来说，她巴不得父亲天天在家里。哪怕卖掉父亲上班乘坐的马车，她都高兴。马车卖了，马和马夫也不需要了，不用去喂养那两匹马了，母亲也不用给两个马夫做饭了。她不明白，向来遇事不慌的母亲为何眉梢间显露出忧郁的神色。她不知，那是因为母亲心疼父亲，忧患家里的入不敷出。

她只记得，父亲倒是闲适得很，约了同学黄子年，一起去百花山采集植物标本，走了六七日才回，回来时晒得黝黑。

没多久，5月25日和26日的《申报》要闻上，就刊登了父亲杨荫杭与司法部长的两篇对簿之文，引起轩然大波。起因于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原来，5月4日，杨荫杭竟然传讯了在职的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并拘捕了他，不准保释。岂料，第二天，国务会议认定许世英没有犯罪证据，直接释放。后来，许世英辞职。之后，司法部长以司法部的名义写了篇文章请示袁世凯，要求追究杨荫杭的责任，杨荫杭据理力争，写了《杨荫杭申辩书》作为回应，列“十二条”，逐一纠正司法部长对司法程序的错误认知，哪怕已被停职停薪。

然而，祸不单行，先生二姐在学校感染风寒，住进了医院。

那时，时局动荡，大姐和二姐并没有随父母回北京，而是留在上海启明女校，寄宿读书。

二姐得病的消息令母亲心急如焚。母亲怀抱着七妹杨桼，急忙奔往上海。然而，途中赶上了天津发大水，冲断铁轨，中断火车。母亲欲哭无泪，不得已转渡轮船。当母亲抵达上海广慈医院时，二姐已病入膏肓，看不清母亲的样子了，模糊中听到母亲的声声凄呼，二姐才使劲地伸手，拉着母亲的手，止不住地哭。哭得母亲肝肠寸断，哀求着医生救救二姐，却已是无力回天。

1917年10月17日，还不到十五岁、花骨朵般的二姐病逝了。

在《忆孩时（五则）》中，先生曾写道：“三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

却不曾想到，没多久，二姐病逝，让不谙世事的她很快便知道了死。

二姐的死，是父母心中永远无法治愈的痛。

哪怕停职不久之后的父亲又恢复了公职，但是二姐的死，对父亲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让原本对北洋政府心灰意冷的父亲，再无心工作，决心要辞职。父亲正直不阿、生性耿介，并不适合在民国黑暗的官场做官。也是这一段为官时频繁遭遇挫折的经历，令父亲日后一再教导先生，做什么也别做官。

离京

1919年秋，去意已决的杨荫杭再也等不及了，主动提出辞职，未及允准，便转身回来收拾行李，告诉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马上回老家。

跑进门来的先生愣了愣，还没反应过来，手忙脚乱的母亲已喊她们：“快，快过来帮忙啊！”三姐赶紧跑到父亲身边，打开行李包，往包里装东西。

一时间，仓促极了，先生那双澄净的童眸里有了不安和慌乱。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回老家，哪怕是张勋复辟时，她们都不曾离开，只是在别人家里躲避了几天。可是，她来不及多想，就已移动了脚步，跑过去帮忙，先把摔倒的七妹抱起来，再转头来帮母亲整理东西。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已经买了很多北京特产，只是她平日里不曾留意而已。以她的稚龄，还体会不了官场失意，以及二姐的死，带给父母永远无法疗愈的伤痛。

如此，父亲干脆利落地携着她们，说走就走。她来不及回学校去和昔日相处的初小三年级同学告别，便跟着父母一家人一起离开了。这让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怅然若失。尤其是在去车站的路上猛然看到了一个同学，即使那个同学和她并不怎么熟络，她的心里还是惊动着：要不要和那个同学说声“再见”，托她和同学们说句告别的话？

可到底是个孩童，涌动着的情绪无以言说，她初次品尝了离别的无奈和伤情。

到火车站后，月台上人头攒动，给杨绛父亲送行的人很多。他们一一和父亲握手告别，不舍得父亲离去。而且听他们的话语，她方才晓得，父亲是位清廉的好官，这让她感到欣慰和自豪。在过去了六十多年之后，很多往事如烟消云散，湮没于岁月深处，她却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切，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她看着那一张张亲切的笑脸，听着一声声一路平安的祝愿，也不禁温柔地笑着，和父母一起向来为父亲送行的人们频频挥手告别，挥了又挥，内心无比满意而欣慰。

直到一声刺耳的鸣笛声后，火车启动了，载着她们一家老小，开始了南下的旅程。

一路上，她以一双童眸看着这世间的人情风物。母亲晕车呕吐，有气无力地反复叮嘱孩子们听父亲的话。父亲怀里抱着最小的女儿，和他们一起望着海上的日出、海面的飞鸟，那翩然的身影在遥远的浪花中千姿百态，浮光掠影，看得大家心动不已，忘却纷扰。

父亲大病

终于，父母亲带着他们的六个孩子——大姐、三姐、先生、两个弟弟和七妹，共一家八口，回到了无锡老家。

然而，年代久远的老屋子已不太适合一家八口居住。望着眼前风尘满面的妻儿，父亲决定另找处地方，尽快安定下来。

父亲租了沙巷一处宅子——裘氏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座木桥，过了桥是自己家的后门。站在院子里，一眼望去就可见船来船往，不招摇，不繁闹，有种安贫乐道、淡然处世的安宁，非常适宜居住，深得先生之心。

谁知安顿下来后不久，父亲就生病了，不是普通的小病小痛，而是性命攸关的大病。

这场大病，是炝虾之祸。父亲很喜欢吃炝虾，常在附近河里打捞些小活虾，回来简单处理下，蘸着酱料吃。大家也跟着父亲吃。

很快，大家就感到不舒服，尤其是父亲。赶紧请了医生，简单治疗后，除了父亲，其他人都慢慢好了起来。

父亲不仅不见好，而且越来越严重，以至于高烧不退。他自己又只信西医，而在当时，无锡只有一个西医，设备又不齐全，抽血后需要拿去上海化验，要一周才能得知结果。

等拿到化验结果，又没确诊出是什么病。家里人都开始担心起父亲的病来。眼看着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神志不清。尚未走出二姐丧亡的阴影，顷刻间，死亡又盘旋在大家的头顶，令大家惶恐不安。

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请了中医来看，可惜医生看完后都束手无策，无药可开。那些天，家里弥漫着愁云惨雾，亲戚们陆续来看望父亲，长吁短叹，觉得父亲已经无法挽救，觉得家族的不幸将再次出现。据先生回忆，父亲兄妹六人，大姑母出嫁不久患肺病去世；大伯父杨荫溥在武备学校试炮失事殒命；三叔父杨荫樾留美归来也因肺病而亡；至于二姑母和三姑母，出嫁之后，先后与夫家断绝关系。家族里的每个人过得都很酸楚。

守在父亲床边的先生，早已珠泪涟涟。

父亲已经奄奄一息，无力回应孩子们的呼唤。在生命攸关之际，坚韧的母亲费力请来当时有名的中医华实甫先生，恳请他务必开个药方。华先生勉为其难，开了药方。为了让信西医不信中医的丈夫吃掉中药，母亲甚至专门买来有胶囊的西药，倒空胶囊，塞进中药，伪装成西药，哄着他把药吃下去。

吃了华实甫先生开的药，父亲的病竟渐渐轻了，慢慢地好了起来。到年除夕，便能勉强起床，坐饭桌旁陪家人同吃年夜饭。

连医生都惊叹，简直是奇迹。在父亲这场大病里，母亲拼尽了全力，始终相信父亲不会丢下大家，是母亲的爱创造了这场生机造化。即便年幼的先生不通儿女情长，也见识了何为长情挚爱。

父亲病愈后，不愿再在这所房子里居住，在亲友的介绍下，父母带着先生一起去看了处房子，那所房子是留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那一日，原本是个平常的日子；那个宅子，也是个寻常的宅院。只是在后来，才恍然觉出那隐秘，因为房子里当时住着的不是别人，是后来成为先生丈夫的钱锺书及其家人。多年后他们相遇、相爱、相谈，她说：“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锺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也就是说，她第一次走进钱家，是在那一刻。只是时机未到，她未曾遇见他。

大王庙

寓居沙巷期间，先生和两个弟弟都被母亲送进了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

大王庙原本是座庙，后被改成了学校。学校里只有一间大教室，双人课桌四五直行排列，全校的四个班级都在这间教室里上课，有八十来个孩子。教师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常年剃着光头的孙老师。

先生写过大王庙的孙老师，说：“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教鞭，动不动就打学生，最爱打脑袋。……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又说：“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部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

直到几十年过去了，先生还时常提起：“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因为那段时光好有趣，先生说：“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我是贼呀！’”

那些女伴就对先生说：“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是贼，就悄悄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先生又说：“大庙东院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不知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呢。可是她们说，为的是要‘钝’死他。我不懂什么叫‘钝’。经她们七张八嘴的解释，又打比方，我渐渐明白‘钝’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钝’就是《易经·屯卦》中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

“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她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她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趣，也无法争辩。那年我虚岁九岁。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和我同座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十五岁。她是女生的头儿。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如吵架之类，都听她说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东西，讨她的好。一次，有个女孩子送她两只刚出炉的烤白薯。正打上课铃，她已来不及吃。我和她的课桌在末排，离老师最远。我看见她用怪脏的手绢儿包着热白薯，缩一缩鼻涕，假装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

好一段记得当时年纪小，我说贼来你吃薯的童年好时光。哪怕半学期后，先生就已离开，但这半学期的经历，让先生念念不忘。

上海求学

1920年2月，大姐毕业后，留在启明女校做了教员，回来说可以带先生和三姐到上海启明女校上学。

起初，父母担心先生年幼，放心不下。自先生出生以来，始终在父母身边，从未像三个姐姐那样离开过父母。但是，父母思前想后，让先生自己做决定。

先生想过后，决定随大姐去启明女校上学。启明女校创办于20世纪初，教学质量好，校风严格，是有名的洋学堂。先生的二姑妈、堂姐、大姐和二姐，先后被父亲送往启明女校就读。在她心里，去启明女校读书是最好的选择。哪怕她也舍不得父母，伤心难过，偷偷流泪，但她心里清楚，应该如此。

于是，不到十岁的先生，忍着泪水，果断地别了父母，随着大姐和三姐来到启明女校。启明女校是一片新的天地。瘦弱的先生提着小箱子，站在学校的空地上，仰面望着壮观的学校，这使得从大王庙小学走出来的她感到震撼不已。

在启明女校，她上了三年半，寄宿在校内。

到耄耋之年，先生曾专门写了篇《我在启明上学》，回忆当年的启明女校：“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

“学校每月放假一天，住在本地的学生可由家人接回家去。这个假日称为‘月头礼拜’。其余的每个星期日，我们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队一队，各由姆姆带领，到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这叫作‘跑路’。学绘画得另交学费，学的是油画、炭画、水彩画，由受过专门教育的姆姆教……吃饭不准说话；如逢节日，吃饭时准许说话，叫作‘散心吃饭’……”

不同于大王庙学校给予她的雀跃和快乐，她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礼数和知识，心中那片狭小的天地被一步步打开。

父女重逢

在启明女校，虽有大姐和三姐照顾，但先生毕竟还是个孩子，是个初次离开父母、留在学校的外地孩子，每到“月头礼拜”，目睹着一个个本地孩子被家长接回家，不免难过。哪怕姆姆们很好，很照顾关心她，会把多余的糖给她吃，她也会想家，想父母。

有一天，大姐高兴地领着她和三姐走出学校，乘坐电车，而且很神秘，不肯告诉她们去做什么。一直到了申报馆，她和三姐看到了父亲，才知父亲也应邀来到了上海，在申报馆做主笔。

彼时，先生拉着父亲的手，依恋不舍。

父亲也一直牵挂着先生。

“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望着多日不见的女儿们，父亲异常欢喜，话音一落，大姐和三姐立时喜笑颜开。只有先生，面露惶然，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笑了笑，拉着她的手，安慰她：“你坐在爸爸对面，看爸爸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原来父亲口中的大菜是西餐，先生没吃过，只知道要用刀叉，怕自己用不好，不免犹疑又慌张。

听父亲这么一说，先生才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随着大家走出申报馆。

很快，他们父女四人便来到了附近的青年会西餐室，坐在靠窗的位子上。菜上来后，第一次用刀叉的先生紧张地学着爸爸吃，但是喝汤，她不知道要一口喝光，就像平日里那样，喝几口放下，然后再喝几口，伺候在旁的服务生几次三番想撤走她面前的汤，但看着她又端起来喝，只好作罢。

在回去的路上，她才听父亲和姐姐们说笑，想起当时服务生的表情，也忍不住笑起来。

那天和父亲告别时，先生无比愉悦。

后来的“月头礼拜”自然不再难过，先生静下心来，把心思全放在了学习上。先生专心致志地学习，尤其是学习英文和法文，虽不及当年的学霸父亲，却也是“虎父无犬女”。何况在父亲日常的影响和教诲下，先生早已养成了独立思考、主动探索的习惯。

暑假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在上海静安寺路爱文义路迁善里租了一处房子，一家人欢天喜地地团圆了。

不久，最小的妹妹杨必出生。父亲除了在申报馆任职，又重操律师业。然而，哪怕父亲曾经是上海律师公会的创始人之一，要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以律师立足也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无奈之下，父亲决定离开鱼龙混杂的上海，前往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