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黑市买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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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夏末,朋友的堂哥住进了医院。听说和人打架中了枪,正在做手术。怀着敬佩和好奇,我们一群活闹鬼(南京话:混社会的人)结伴去医院探望。
涉枪案件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做好了被警察驱赶的准备,但到了医院发现并没什么特别的场面,一切都稀松平常。
我们很快在外科室见到了朋友的堂哥。他的确中了枪,胸口被“气狗”(气枪)打进了五六颗钢珠。钢珠嵌在红肿的皮肉之内,泛着金属和血液混合的奇怪反光。
戴着老花镜的医生一边驱赶我们这群染了五颜六色头发的小混混,一边用小刀片划开伤口,再用一把类似耳耙的工具把钢珠一颗颗舀了出来。他嘴巴里喃喃念叨:你们这些小杆子,将来啊全是牢里的货。
整个场面看得我们很有快感,有点儿像挤出青春痘里熟透的白头或者类似于抠莲蓬子。
这个乡镇级的医院,医生多是家门口的,小混混打架受点皮肉伤一般不至于报警处理。朋友的堂哥往胸口上缠了几块纱布之后,便从容地从外科室走了出来。
我们凑上去给他发烟点火,问他中枪的感受。
“我和他单挑,他带了把钢珠枪冒充真枪,我就脱了衣服指着胸口给他打,他打一枪,我就往前冲一步,他打了六枪,我上半身疼麻了,腿一软给他麻痹跑掉了。这滋味比文身疼,有点儿撑不住!”
他的描述让我们很兴奋,我们希望自己身体上也能拥有一些伤疤,绝不是用烟头自制的那种,而是那种真正经历过战斗的痕迹。
年轻又狂躁的我们非常渴望尝试新鲜的经历,哪怕是受伤或者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也充满了无法用言语表述的魅力。
结束探望之后,我们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到处寻衅滋事,希望能够制造出一场战斗的大场面。
我们毫无目标,也根本不论是非,看见走路姿势怪异的人,就冲上去喂他几个巴掌;在大排档吃顿夜宵,我们会因为饭里的一颗沙子把桌子掀翻……我们对每个人都怀有敌意,充满了战斗的欲望,把自己想象成了时刻准备着的战士。
可谁也不敢对抗我们,都像避开瘟神一样躲着我们,所以这种幼稚而危险的冲动只持续了几天。
我们一场架都没打成,以至于在非常无聊的一天,我们开始盘算着凑钱买枪。我们没有钱也没有胆子买真枪,准备一人买一把钢珠枪。
我们穷得叮当响,决定去偷父母的钱。他们都耽于致富,并不常留在家中。我们结伴前往每个人家中,一是为了督促彼此完成偷钱的指标,二是为了壮胆。
可是,经常被窃的父母早就加强了对我们的戒备,很难再从他们那里偷来一分钱。我们仅仅拆了几扇铝合金窗户,去废品收购站卖了七十几块钱,然后一起聚到网吧——我们会在游戏间隙继续商量如何筹钱。
从网吧出来,我们拦路敲诈了几个学生,得手的钱被我们炸了几个串串,剩下的实在也派不上多大用处了。
我们中有个叫曹飞阳的,他家院子里有口老井,里面的水很清凉。在午后灼人的日光下,无所事事的我们决定去那里乘凉和午睡——睡醒之后接着商议筹钱的对策。
进了院子,我们看见曹飞阳父亲打着赤膊躺在藤椅上午睡,他胸口上密布的汗毛在光线里闪着微弱的绿光。
我们发现他胸口佩戴着一块和田玉材质的观音。于是,我们取消了午睡的打算,迅速跑到老街的古玩铺子,买了个假货交给曹飞阳。
曹飞阳趁着父亲鼾声浓烈之际,把那块和田玉观音换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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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寄托了我们巨大期望的和田玉,被当铺拒收。我们拿到玉器店,老板说玉质很一般,不值几个钱,实在要卖只愿意出500块。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们以600块钱成交,这点钱只够买一把钢珠枪。
我们整个战斗小组已经不能容忍既没有战斗也没有武器的日子了,必须要买装备,我们一致决定先入手一支钢珠枪。
车站和网吧的厕所到处写着“迷药”和“枪支”的小广告,但我们觉得不安全。那时候我们虽然没什么社会经历,但故作老成,再简单的事情也要往最复杂的方向多绕几个圈子。
我们明白买枪的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因为如果短时间内买不来枪,钱很快就会被我们花个精光。
一筹莫展之际,有个叫许益飞的小杆子说他有个表舅买过钢珠枪,说不定有门路。我们决定去探探路子。
许益飞的表舅叫邢三杏,29岁,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进过两次监狱。以前,邢三杏和许益飞家里还有些来往,出狱后就和所有的亲戚断了联系。
邢三杏住在乡下的村庄里,那个村庄是我母亲的娘家,农民们早就不种田了,到处是一洼又一洼围着黑色土工膜的蟹塘,拥挤的村庄已经变得腥臭而怪异。
许益飞带我们去了他表舅的房子,院门敞开着,但他表舅不在家。找邻居打听,邻居说他在街上的小卖部里打牌。
我们赶到小卖部,看到里面设了两张八仙桌,一屋子的人在里面炸金花,地上满是烟蒂和浓痰。乌烟瘴气之中,许益飞很快找出了他的表舅,他们很简短地打了句招呼。我们一起凑过去看赌钱的热闹。
邢三杏个子高,驼背,他扑在台面上“闷”了三轮才看牌。他一点点掀开三张底牌的拐角,我们站在身后看到他“闷”到了一个“JQK”的连号拖拉机,挺不错的牌。他面无表情,继续跟了两轮,台面上只剩下一个和他对眼的了。
可邢三杏桌面上已经没有足够开牌的钱了,我们便把六百块钱借给他开牌。对手是个梅花十的金花,我们买枪的钱全赔了进去。
散场后,邢三杏在卤菜店赊了一些熟菜请我们去家里吃饭。我们表明了来意,他拍着胸脯告诉我们:“小事一桩,别说弄两支气狗,真家伙我也有。”
吃饭的时候,他把堂屋里的木梯子架到粮仓顶上,爬上去取出来一个蛇皮袋。我们迫不及待地凑过去看,里面果真有两支气狗和一把自制的霰弹猎枪。
两支气狗,一支是仿五四式的手枪,一支是带气瓶和瞄准镜的鸟枪。至于那把真枪,造型实在丑陋,我们并不感兴趣。
我们轮流摸枪,金属枪身举在手上有些凝重,感觉黑漆漆的枪口随意指向某个熟人或者陌生人,他们都会对我们这群讨厌的小混混心怀敬畏和恐惧。我们觉得有了枪就可以收回成长过程中欠缺的存在感,回击那些否定和鞭挞。
邢三杏把五四手枪送给了我们,用来抵那六百块钱的债,他还送给我们一袋钢珠和一个气罐。
几瓶啤酒喝完,为了展示枪的威力,邢三杏提着两个空酒瓶站了起来。他走到窗边,在窗内外沿各放了一个酒瓶,然后站在距离窗户五米左右的地方准备开枪。
红着脸的邢三杏开了一枪,气枪的声音很沉闷,射出去的钢珠穿透了两个酒瓶和窗玻璃。我们很兴奋,觉得自己已经足够抗衡一切,自由已经灌进了我们的体内……
离开邢三杏屋子的时候,我们轮流开了几枪,啤酒瓶整整碎了一地,在夏末的夕阳里闪着湿润而稀薄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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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到武器的我们兴奋了好几天。我们看见鸡打一枪,遇到狗也来一枪,视线里出现的窗户、木门、堆在水池边未洗的碗都被我们当成了练习的靶子。
钢珠不久就打完了,我们去修自行车的地方花十块钱捡了一口袋。我们开始夜不归宿,到处晃荡,筹划着干点儿大事。拦路敲诈学生的这种行径令我们觉得低级,大家一致默契地忘记了之前的所作所为。
我们决定绑架老师或者校长,这类人最令我们痛恨,要先拿他们开刀。但是仔细一想,老师和校长对我们这群辍学的坏孩子都有深刻印象,即使我们蒙着脸去作案,他们看见我们走路的姿态,看见我们耳朵上的耳钉,看见我们五颜六色的头发或者刺青,也不会轻易认出我们。
想不出周密的计划,绑架老师和校长的念头被我们放弃了。过了一会儿,有人提议去把镇上新建的桑拿房端了,因为那里的小姐是镇上最大的活闹鬼“黑头”罩着的,小姐们拉人肆无忌惮,我们中有个人的父亲常常光顾,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
为一个人出头我们并不太情愿,但是考虑到能够在小姐们面前显威风,我们有些按捺不住。加上有一个人说桑拿房的小姐穿的都是塑身内衣,我们便同意了这个提议。
同意归同意,可我们想不出合适的抢劫策略。桑拿房晚上就一个傻乎乎的村姑在前台值班,我们一群人冲进去,她只会给我们一些脏兮兮的有感染脚气风险的拖鞋,拿枪顶着她的脑袋有什么意思呢?她又没有保险柜的钥匙,柜台里的钱也一定少得可怜,完全不值得我们大动干戈。
如果去三楼抢妈咪,那个破嘴皮子老女人的嗓门,会惊醒整个镇子熟睡的居民……
讨论迟迟没有结果,我们索性在小镇的宾馆开了个标间,彻夜筹划。期间曹飞阳拿着钢珠枪舍不得放手,到处比划,一会儿把纸杯射穿,一会儿对着窗外的星空放枪,最后他竟然对着宾馆的瓷砖地面来了一枪,钢珠打碎瓷砖的表皮反射出去。我们听到“砰”的一声,宾馆的电视机屏幕炸裂了。
我们打起精神连夜逃离了宾馆。
无处可去的我们躲进了曹飞阳的家里,他的父亲去了水产市场收购螃蟹,几天内不会回来。我们一直睡到中午,醒来之后喝空了他父亲一整箱天目湖啤酒。我们依然没有商量出具体要干什么大事,一个个歪倒在他家院子的水井旁边。
井边的洋皮桶里泡着一个墨绿色的大西瓜,我们懒得去给它开瓢,九月初凉爽的傍晚已经让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
沉浸在醉意和困意之中的我们没有意识到曹飞阳的父亲已经进了院子。他光着膀子,怒目圆睁,拿起桶里的西瓜砸在了曹飞阳的头上,又操起一桶井水泼向所有人。我们惊慌失措,抱头鼠窜,逃出院门的时候看到他胸口那块假的和田玉观音已经不见了。
出了院子,我们才想起来那把枪还放在曹飞阳身上。我们拼命往回跑,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熟悉而又沉闷的声音。趴在院门上一看,曹飞阳正捂着右手在水泥地上打滚——他暴躁的父亲最常见的教育场景又一次发生了,只是这次没有选择惯用的皮带。
曹飞阳父亲举起枪口对准了我们,天上浓烈的彩霞慢慢聚拢起无边的黑暗,我们开始了疯狂的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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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正月过完,我们这群人有的准备应征入伍,有的去新东方学厨子,有的外出打工……在社会的战场中,我们需要重新组团,却不知道能否找到合适的武器。
转眼近十年时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故友个个面目全非。
曹飞阳在2009年因为聚众斗殴致人死亡被判了无期徒刑,目前仍在高淳花山监狱服刑。
许益飞据说欠了八十几万的赌债,躲在外地不敢归家。他父母房子的窗户永远不装玻璃,因为一旦装上,要债的人就会把玻璃全部砸碎。
而送枪给我们的邢三杏,在2010年制造了奸杀南京高淳选美冠军“荷花仙子”的惨案……
时间给了我们一份血淋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