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她
1987年夏天，他访印度后返国，经曼谷转机，停留两天。画家，他爱走遍天涯，到处寻找形象特色。第一次到曼谷，当然要抓紧时间看风光。但这回异乎寻常，他住下后第一件事便是跟同机到曼谷的驻外使馆的夫人们去金首饰店，买了一个金镯子。他根本不懂首饰的质量和行情，只听这些夫人说曼谷的金首饰成色最好，又便宜，她们都不会放弃这个好机会，于是他跟去买了这只手镯，式样是老式的，而别人都买新潮型的项链。夫人们问他为什么买这老式手镯，他感谢她们旅途互相照顾，又带他这个大外行来买金首饰，便吐露了自己的故事和心愿。194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要到法国去，没有手表，很不方便，但没有余钱买表。他新婚的妻子有一只金手镯，是她母亲送她的，他转念想将手镯卖了买手表，她犹豫了，说那是假的，不值钱。她在母亲的纪念与夫妻的情意间彷徨了。可几天后，她说那是真金的，让他去卖了买手表。风风雨雨四十年过去了，她老了，他今天终于买到了接近原样的金手镯，奉还她。
她如今不爱金镯子，年轻时也并不爱金镯子。他出国留学时，她初怀孕，其后分娩、喂奶，便无法再在南京教小学，于是住到了他的老家，江南一个小农村里，自然更不需要金镯子了。三年的农村生活很清苦，但他的父母很疼爱这位湖南媳妇，无微不至照顾她，胜过亲生的女儿。家务都不让她做，她专心抚育新生的孩子，孩子的没有见过面的爸爸远在巴黎，小孙孙更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乡村生活平淡而单调，她给他的信总是日记式的平铺直叙。有一次她跟婆婆坐着小木船到十里外小镇上去给孩子买花布做衣裳，她描写途中的风光和见闻，便是书信中最有文采的情节了。从农村寄一封信到巴黎，邮资是不小的负担，她不敢勤寄，总等积了半月以上的日记才寄一次。信到巴黎，他哆嗦着拆开，像读《圣经》似的逐字逐句推敲，揣摩。有一回他一个半月没收到她的信，非常焦虑，何以他父亲也不代复一信呢？原来她难产，几乎送命，最后被送到县里医院全身麻醉动了大手术，母子侥幸脱险，她婆婆为此到庙里烧了香，磕了头。
他的公费不宽裕，省吃俭用，很想汇点钱给她，但外币的黑市与官价差距太大，无法汇。有一次他用一张十美元的票子夹进名画明信片，再装入信封挂号寄回国，冒险试试，幸而收到了，她的喜悦自然远远超过了那点美元的价值。有一年秋天丰收，村里几家合雇一条大木船到无锡去粜稻，公公和婆婆要让她搭船到无锡去玩，散散心，城里姑娘在这偏僻农村一住几年，他们感到太委屈她了，很内疚。但她看到家里经济太困难，玩总要花点钱，不肯去，说等他回来再说吧。她的哥哥在南京工作，有一回特地赶到乡下来看她，她教孩子叫舅舅。那真是一次贵客临门的大喜事，引得邻居们都来看热闹：来了一个湖南舅舅。农村里婚嫁都局限在本村本乡，谁也没见过湖南亲家。
他和她萍水相逢于重庆，日本人打进了国土，江南农村的他和湖南城里的她都被赶到了重庆。他于艺术院校毕业后在沙坪坝一所大学任助教，她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到了那所大学附小任教。由于他的同学当过她的美术老师，他们相识了，同在沙坪坝住了四年。四年的友谊与恋爱，结成了终身伴侣。他眼里的她年轻、美貌、纯洁、善良。他事业心很强，刻苦努力，一味向往艺术的成就。但她并不太理解或重视他的这些品质，只感于他的热情与真诚。她的父亲曾提醒过她，学艺术的将来都很穷。她倒并不太在乎穷不穷，她父亲是一个普通公务员，家里也很拮据，她习惯于俭朴，无奢望，她只嫌他脾气太急躁，有时近乎暴躁，在爱情中甚至有点暴君味道。她几次要离开他，但终于又被他火一样的心摄住了。她不忍心伤他，她处事待人总不过分，很随和。但后来她亦常有怨言：除了我，谁也不会同你共同生活。1946年暑天，他考全国范围的公费留学，虽只有两个绘画名额，他下决心要考中。她不信，后来真考中了，她虽高兴，也并非狂喜。此后，她成了妻子，生育、抚育孩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忍受别离，寂寞地，默默地，无怨地。
1946年夏，吴冠中和朱碧琴在重庆合影
他唯一的一件毛衣，红色的，是她临别时为他赶织的，他很珍惜这件毛衣。有一年春天，他同一位法国同学利用假期带着宿营的帐篷，驾仅容两人的轻便小舟顺塞纳河而下，一路写生。但第一天便遇风暴，覆舟于江心，他不会游泳，几乎淹死，他身上正穿着那件红毛衣，戴着那只金镯子换来的手表，怀里有她和儿子的照片。幸而他最后还是获救了，直到他回国后她才知毛衣、手表和照片曾陪他一同淹入过美丽的塞纳河。有一回他托便人带给她很漂亮的毛线，想让她自己织件红毛衣，那是1949年巴黎最流行的一种玫瑰红。她用来织了两件小孩子的毛衣，第一件先给他老家的侄儿，第二件才给自己的孩子。她长得美，自己不稀罕打扮吧！
野心勃勃的他一心想在巴黎飞黄腾达，然后接她到法国永久定居。有人劝他不要进学校以免落个学生身份，这对成名成家不利。但他还是认为应进学校认真学习，摸透人家的家底，同时他是公费生，按规定也必须进正式学院。无疑，他学习是拼命的，对爱情和艺术他永远是那么任性、自信。三年下来，他感到已了解西方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的精髓。但更明悟到艺术的实质问题，艺术只能在纯真无私的心灵中诞生，只能在自己的土壤里发芽。他最爱梵高，感其虔诚。他吃了三年西方的奶，自己挤不出奶来，他只是一头山羊吧，必须回到自己的山里去吃草，才能有奶。祖国解放的洪流激起了海外游子的心花，他想立足于巴黎的“意志”开始动摇。他给她的信中谈这个最最要紧的问题时，她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答复，她确乎不很理解艺术，更不理解艺术家创作的道路，但她愿他的事业能如愿，大主意只能由他拿，而她自己并不想一辈子住到外国去。她经常做梦，梦里永远为他不再来信而焦急，一直到今天，头发斑白了的她，还偶尔在梦中因等不到他在国外的来信而忧虑。他比她自私，他太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在回国与否的决定性问题中她不过是天平上的小小砝码，但在关键时刻，小小的砝码却左右了大局。
1950年秋，他终于回到了北京，他接她和三岁的儿子到北京定居，开始过团聚的小家庭生活。他在美术学院任教，他的美术观点总遭到压制、批判，他被迫搞年画、宣传画，心情很不舒畅。她又开始小学教师的工作，整天在学校里忙，晚上还带回许多要批改的作业。她疲于应付工作和生活，爱情嘛，似乎将忘怀了。当她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时，将分娩，在家休息，阵痛难忍，而他正专注于一幅关于劳模题材的创作，对她体贴很不够，她感到伤心，作画的事有那么要紧吗？而他既没有画好这幅画，又未能索性停笔坐在床前守着痛楚中的她，他为此永远感到内疚，深深谴责自己的自私。这样的灵魂深处能诞生艺术之苗吗？
他后来终于被排挤出美术学院，调至大学建筑系任教，教绘画技巧，倒也避开了“左”的文艺思潮的压力。她也一同调到了大学的附小任教。他们居住的条件改善了，他的母亲从农村来到北京，照管小孙孙们。他的野心，或者说他对艺术的抱负并不因被批判而收敛，他不服气，更加发奋作画，奋力画无从发表或展出的自己想画的画。经常因作画耽误吃饭的时间，又将有限的工资花在作画的材料上，寒暑假还自费去井冈山等远地写生。她开始不满，甚至有些气愤，认为没有必要这样自讨苦吃，凭已有的能力教课不是绰绰有余了吗？她回忆在沙坪坝时他专心攻读法文，那是为了想到法国去，既然已留学回来，何苦还这样苦干，总是生活得那样紧张。她从心底不高兴，她不止一次地发誓：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下辈子再也不嫁你了。他听了何尝不感到深深的委屈和苦恼。他与她的恋爱起步于年轻和热情，如今却逐渐暴露彼此的巨大差异，他们不是同路人，他们间的距离在一天天扩大。他们已有了三个孩子，她担负着整个家庭的安排，照样照料他的生活，他很少管家务，一味钻研自己的艺术，能说不是自私吗？他也感到痛苦的内心谴责，但不能自拔。
一次工作的调动逐步消除了他与她之间在不断扩大的隔阂。自从提出了“双百”方针，文艺界松了一口气，他被调到新成立的艺术学院，回归美术教学的本职。接着，她也被调到这所学院搞美术资料工作。她教孩子们时一向认真负责，并感到是生活中的安慰，如今面对这外行工作，接触的又都是大学生了，很心虚。她本来只关心他的饮食起居，不过问他的艺术，她嫁他，并非由于重视他的艺术，当他留学归来在高等学府任教，她感到就可以了。她看到他带回的大批高级画册，许多都是裸体画，她不欣赏，尤其还有近代的马蒂斯、莫迪良尼等等，很反感。至于他自己的作品，她也无从辨其优劣，她根本不评论，那与她有什么相干呢？而现在，她整天要同美术画册、画片、史论著作打交道，不得不开始向身边的他请教了。古今中外，她淹没在美术的海洋中，他教她游泳，他收了一个新学生，他们像是被介绍而初相识的朋友。不过她并不肯完全听他的话，她认为他太主观。他每次陪她一同看画展，在每一件作品前讲解给她听，教她，她有时肯听，有时不接受，他往往为她不接受自己的意见而生气。他教的学生远比她听话，他对她盛气凌人：“教了你还不服受教。”但同事和学生们都对她的印象很好，说她耐心、认真、谦虚，对业务也开始熟悉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她一眼就能认出范宽、沈周、弘仁、波堤切利、尤特里罗、蒙德里安，而且从马约和雷诺阿的胖裸体中能区别出壮实与宽松的不同美感来。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他每年几次背着油画箱到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边疆写生，探索油画民族化的新路。三十余年苦行僧的生涯，一箱一箱的油画堆满了小小的住室，她容忍了，同情了，并开始品评作品的得失。有一回他从海南岛写生后，因将油画占着自己的座位，人一直从广州站到北京，腿肿了，她很难过。其实他写生中的苦难远远不止于此，他不敢全对她讲，怕她下次不放心他远走。他后来写过一些风景写生回忆录，有一则记叙了她第一次见他在野外写生并协助他作画的事。那是1972年年底，各艺术院校师生正在各部队农场劳动。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总算获准短短的假期，到贵阳去探望她老母的病。路经桂林下车几天，到阳朔只能停留一天一夜。多年来他似乎生活在禁闭中，早被剥夺了拥抱祖国山河的权利，即使只有一天，他渴望在阳朔能作一幅画。要作画，必须先江左江右、坡上坡下四处观察构思，第二天才好动手。但住定旅店，已近黄昏，因此他只好不吃晚饭，放下背包便加快步子走马选景。其时社会秩序混乱，小偷流氓猖獗，她不放心在这人地生疏暮色苍茫的情况下让他一人出去乱跑，但又知道是无法阻止他这种强烈欲望的，而他又不肯让她陪同去疾步选景，以免影响他的工作，她只好在不安中等待，也吃不下晚饭。当夜已笼罩了阳朔，只在稀疏的路灯下还能辨认道路，别处都已落在乌黑之中，他一脚高一脚低，沿漓江琢磨着方向和岔道回旅店去，心里很有些着急了。快到旅店大门口，一个黑黑的人影早在等着，那是她，她一见他，急得哭起来了。他彻夜难眠，构思第二天一早便要动手的画面。翌晨，却下起细雨来，他让她去观光，自己冒雨在江畔作画，祈求上帝开恩，雨也许会停吧！然而雨并不停，而且越下越大了。她也无意观光，用小小的雨伞遮住了他的画面，两人都听凭雨淋。他淋雨作画曾是常事，但不愿她来吃这苦头。她确乎不乐于淋雨，但数十年的相伴，她深深了解劝阻是徒然的，也感到不应该劝阻，只好助他作画。画到一个阶段，他需搬动画架变动写生地点，迁到了山上。雨倒停下来了，但刮起大风来，画架支不住，他几乎要哭了。她用双手扶住画面，用身体替代了画架。冬日的阳朔虽不如北方凛冽，但大风降温，四只手都冻得僵硬了。他和她已是鬓色斑斑的老伴，当时他们的三个孩子，老大在内蒙古边境游牧，老二在山西农村插队，老三在不断流动的建筑工地，他俩也不在同一农场，不易见面，家里的房子空锁着已三四年，这回同去探望她弥留中的老母，心情是并不愉快的。但她体谅到他那种久不能作画的内心痛苦，在陪他淋雨、挨冻中没肯吐露心底的语言：“还画什么画？”
这之前，还在“文革”前一年，因院系调整，他调到另一所美术学院，她调到美术研究机构。后来“文革”中便随着各自的单位到不同地区的农村由部队领导着劳动，改造思想。因几次更换地区，有一段时期，他和她单位的劳动地点相距只十余华里，有幸时能获得星期日被允许相互探望。探望后的当天下午，他送她或她送他返住地，总送到半途，分手处是几家农户，有一架葡萄半遮掩着土墙和拱门，这是他们的“十里长亭”。当下放生活将结束返京时，他特意去画了这小小的农院，画面并飞进了两只燕子，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了，不宜泄露天机。
回顾“文革”初期，他得了严重的肝炎，总治不好，同时痔疮又恶化，因之经常通宵失眠。她看他失眠得如此痛苦，临睡时用手摸他的头，说她这一摸就一定能睡着了，她很少幻想，从不撒谎，竟撒起这样可笑的谎来，而他不再嘲笑她幼稚，只感到无边的悲凉和无限的安慰。恶劣的病情拖了几年，身体已非常坏，她和他都感到他是活不太久了，但彼此都不敢明说，怕伤了对方。后来，他索性重又任性作画，自制一条月经带式的背带托住严重的脱肛，坚持工作，他决心以作画自杀。他听说他留在巴黎的老同学已成了名画家，回国观光时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过，他能服气吗？世间确有不少奇迹，他的健康居然在忘我作画中一天天恢复，医生治不好的肝炎被疯狂的艺术劳动赶跑了。肝炎好转后，又由一位高明的卢大夫动大手术治愈了严重的痔疮脱肛，他终生感激卢大夫还给了他艺术生命。面对着病与贫她熬过了多少岁月，她一向反对他走极端，她劝他休息、养病，但她说不服他。而今他的极端的行动真的奏了效，她虽感到意外欣喜，但仍不愿他继续走极端，她要人，不要艺术，而他要艺术，不顾人。
为了躲避“破四旧”，他的大量作品曾分藏到亲友家，他深信他火葬后这些画会成为出土文物，让后人在中西结合中参考他探索的脚印。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他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他受过的压抑、他的不服气、近乎野心的抱负都汇成了他忘我创作的巨大动力。他在三十余年漫长岁月中摸索着没有同路人的艺术之路、寂寞之路，是独木桥？是阳关道？是特殊的历史时代与他自己的特殊条件赋予了他这探索的使命感？他早先也曾在朦胧中憧憬过这方向，并也犹豫过。终于真的起步了，不可否认，她确是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偶然因素。在苦难的岁月中，他说他的命运是被她决定的；当他感到他幸而走上了真正的艺术之路时，他说他的成就归属于她的赐予。是怨是颂，她都并不为之生气或得意，她平静，客观。他的小小画室里每年、每月、每周诞生出新作品来，如果一个月中不产生更新颖的作品，他便苦恼。她劝他：哪能每月创新，那样的创新也就不珍贵了。这劝慰对他毫不起作用，她为之生气，她尤其生气吃饭时刻他不肯放下工作，孩子们都独立生活了，只剩老两口一起吃饭，还一前一后，她做好了饭往往一个人自己吃。他事后道歉，但下次又犯，恶习难改。
她退休了，一辈子守着工作和家庭，除了下放农村那年月，她几十年来没离开北京去外地旅游。如今，她每次跟他一同到外地去写生，崂山、镜泊湖、小三峡、黄河壶口、天台山村、高原窑洞……不过他已有名气，每到一地总有人接待、邀请，条件很好，她吃不到苦了，她本想多了解和体会些他一辈子风雨中写生的艰辛，但太晚了，等待她的已是舒适和欢笑。她紧跟着他在山间写生，帮他背画夹，找石头当坐凳，默默看他作画，用傻瓜相机照他作画中的状貌，也帮他选景。她选的景有时真被他采纳了，而且画成了上等作品，她感到从未享受过的愉快。她眼中平常的景物，经他采撷组织，构成了全新的画面，表达了独特的意境，她很受启发。她虽看过无数名作，但从未观察过作品诞生的全过程。她陪他一同出来写生，一方面因已晚年了，愿到处走走散散心，也为了一路照顾他的生活，近乎做伴旅游。但意外，她窥见了人生的另一面，那是他生活的整个宇宙，她以前确乎不很理解这宇宙里的苦乐，她与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却并未真正生活在同一个宇宙里。她以帮他发现新题材为最大的快乐，他也确乎开始依靠她了，自己的着眼点总易局限在自己固有的审美范畴内，她的无框框的或天真的爱好给予他极大的启迪。每次外出写生回家后，他都依据素材创作一批作品，她逐步了解他工作的分量及每件作品的成败得失。她毫不含糊地提意见，她，旁观者清。她比他更能代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他总考虑到他的作品前应有两个观众，一个是西方的大师，另一个是普通的中国人，那么她就是这个中国人，或者说她是他最理想最方便的通向群众的桥梁。她不仅是他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并逐渐成为他作品的权威评论者，哪件作品能放出画室，哪件该毁掉，他衷心尊重她的意见。因为有无数次刚作完画时，他不同意她对新作的评价，但过了几天，还是信服她的看法，承认自己当时太主观。在那幽静的山林或乡村，他一写生就是大半天，她看得不耐烦时，自己到附近走走。有一回住在巫峡附近的小山村青石洞，到沿江一条羊肠小道上写生，俯视峭壁千仞，十分惊险，她缓步走远了，他发现她许久未回，高呼不应，认真着急起来，丢开画具一路呼唤，杳无回音，他急哭了。在今天的天平上，她已远远重于艺术，他立即回忆到未体贴她分娩阵痛的内疚，他只要她，宁肯放弃艺术了。终于在两华里外找到了她，她正同一位村里的老婆婆在唠家常，重温她的湖南话。她自己也备个速写本，有时坐在他身旁也描画起来，反正谁也看不见，不怕人笑话。他却从她幼稚的笔底发现真趣，他有些作品脱胎于她的初稿。她一生中不知借给了他多少时间，节约了他对生活的支付，如今她又开始给他提供艺术的心灵了，他欠她太多，永远无法偿还。
他在家作大幅画时，紧张中不断脱衣服，最后几乎是赤裸的，还出汗。她随时为他洗刷墨盆色碟，频频换水，并抽空用傻瓜相机照下他那工作中的丑态，她不认为是丑态。这种情况下他不吃饭，她是理解的、同情的，但当并不作大画时他仍不能按时吃饭，她才为之生气。她总劝他，要服老，将近七十岁了，工作不能过分。他不止一次向她吐露心曲：留在巴黎的同学借法国的土壤开花，我不信种在自己的土地里长不成树，我的艺术是真情的结晶，真情将跨越地区和时代，永远扣人心弦。我深信自己的作品将会在世界各地唤起共鸣，有生之年我要唱出心底的最强音，我不服气！他一再唠叨这些老话，像祥林嫂不断重复阿毛被狼吃掉的经过，她实在听腻了：不爱听，不爱听！她认为他实在太过分，全不听她的劝告，真生气了。而他被她泼了满头冷水，也真伤心了，各自含着苦水彼此沉默了许多天，往往要等到小孙孙们来家时才解开爷爷奶奶间难以告人的疙瘩。
她退休后在家更忙，为他登记往来的画稿、稿费，到邮局退寄不该接受的汇款和包裹，代复无理的来信……她深入了他的社交关系，了解哪些是真诚的朋友，哪些是假意的客人，什么样的电话才叫他亲自接。她轻易不惊动作画中的他。他的画室不让小孙孙们进去捣乱，她什么都迁就小孙孙，但禁止小孙孙进画室去。孩子哭闹着要进去时，她抱着他们进去一转就出来，在孩子们的眼中，爷爷的画室最神秘。
她并不喜欢来访的外国人，外国客人走后接着来朋友或昔日的学生时，她感到分外愉快自如。1987年她随他到香港参加他回顾展的开幕式，她第一次离开大陆，飞在高空时心情很不平静，倒并非急于想看看未曾见过的花花世界，只为他的作品将在海外受到考验而心潮起伏；而他却是那样自信，自己知道自己的分量，市斤或公斤并不能改变物体本身的重量。国外的邀请展多起来，她随他飞新加坡，飞日本，也将飞美国与欧洲去吧，她比较感兴趣的是巴黎，想看看他年轻时留学的环境，想看看他几乎淹死在其间的塞纳河。不过她并不喜欢这样在国际间飞来飞去忙于展出，劝他偃旗息鼓，要他休息。每次一同到国内幽静的乡间寻找新素材，画出新颖的作品来就是最幸福的晚年了。他虽也深有同感，向往田间生活，在宁静中相互搀扶着走向夕阳，但不时又感到尚未吐出胸中块垒。
他和她总不能同一天离开人间，他们终有一天要分手，永远分手。
1991年的早春，她突然病倒，病情严重：脑血栓。他们住宅附近的龙潭湖公园里杨柳转青，桃花吐蕾，正编织着点线朦胧的彩色诗境，而经常来此漫步的他和她消失了，他们一同堕入了恐怖的深渊，已看不见身外的世界。
以前她很少生病，但1989年春，从巴黎回来后身体感到不适，终于确诊患了冠心病。在巴黎一个月，她太累了，不懂法语，一步也离不开他，而他除陪她参观以外，主要是作画，因此拖着她市内郊区到处跑，吃饭的时间不规律。在他作画时，她有时在附近椅子上休息片刻，但三月的巴黎多雨，她又往往忙于打着伞保护他作画。虽然辛苦，她还是高兴的，她喜欢巴黎，她终于看到了他当年学习的旧地，她参观了他当年学习的教室及庭院。那所巴黎美术学院今天看来并不壮观，却是她在他故乡农村时日日惦念中的神秘殿堂。近几年来她已去过东京、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洛杉矶、旧金山、新加坡……看够了花花世界，但她最喜欢巴黎，喜欢巴黎的艺术气氛。巴黎又有他们知心的朋友朱德群和熊秉明，情谊亲切。大家一同去访莫奈故居，扫梵高之墓，实在难得，真是愉快，她总怀疑是在做梦吧。在这里，他们不用翻译，两人自由行动，他当年在此写给她的大量书信中所谈的一切，今天都想竭力给她印证，而那大批两地情书却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
被确诊冠心病后，她听医嘱服药，散步，注意休息，两年来一直未发病，健康情况很稳定，这次偶然出现头晕，先以为是心脏病影响，到协和医院急诊，查心电图仍无异常，便不介意。但一周后头晕加剧，呕吐、耳鸣，脸部及手脚有麻痹感，嘴亦开始歪斜……连夜赶到三○一医院急诊留观，经多方检查，确诊是脑椎底动脉系统血栓形成，而且血栓在要害部位。医生说潜伏着生命危险，情况非同小可。他和他们的儿子、儿媳们奔走求名医，找病房。亲友、学生们都想来帮忙，但谁也帮不上，她也不愿别人来看她，她头晕不止，说话费力，发音含糊。小孙孙采了花要送去病房，不让去，在家哭闹：“我要看奶奶，是我的奶奶，我要去！”这时候，他们的长子在新加坡，正有一家大出版公司要聘他任编辑，他一面等工作准许证明，一面又犹豫是否留下工作或返京。电话打到家里总听不到妈妈接，感到有些反常。爸爸骗他说妈妈到弟弟家住了，并咬着牙回答：家里一切都好。除非二十四孝的美德能救母病，否则徒增海外游子在关键时刻的彷徨。他到病房告诉她这情况，她主张都让他们走，各家只能走各家的路，我们留住他们也无济于事。但她掩不住内心的凄怆：“你把最好的名医都请来了，我的病看来已难治，你自己也做好安排吧！”其时病情仍在发展中，各自忍着泪，怕伤了对方，话不再说下去。
忙碌的他，一向被时间追赶，追赶时间，如今却被时间抛弃了，像被囚在一个死角，什么也干不下去，并不再有时间观念。块垒在胸中沉淀，无处倾吐，夜来，回到卧房，哭吧，反正她听不到，抱着她的枕头痛哭，是死别了！泉涌的泪似乎冲走了一些郁闷，哭罢倒似乎舒畅些，便吞安眠药睡去。夜半突然醒来，依然失落在恐怖的深渊中。她走得太早，才六十六岁，她狠心摧毁了他最后的十年艺术生涯。他自恃坚强，其实脆弱，他继承了中国文人的气质和情思：人间信有鸳鸯鸟。
她平生最怕蛇，电视里《动物世界》出现蛇的时候，便闭上眼睛，甚至走开。怕蛇，也怕鳝鱼，但他最爱吃鳝鱼，他们在重庆沙坪坝初恋时，他第一次请她吃饭，点了一个自认为最好吃的菜：鳝鱼，她不吃，又不好意思说原因。凡蛇皮做的鞋、手提包及一切工艺品，她都不敢触摸。而如今偏偏要用毒蛇来治她的病。用由蝮蛇毒液提炼的抗栓酶，输入血液，是目前治脑血栓较新的疗法。她听到要用蛇毒，先是吃惊，但是很快就接受了，天天让蛇毒注入自己的血液，见不得蛇的她，如今盼望蛇毒救她的性命了。蛇毒的治疗使病情缓解，逐步好转，虽然见效很慢，毕竟前景显现光亮了。他随之珍惜毒蛇，体谅它吐毒原只是为了保卫自身。爱护毒蛇吧，应捕杀的倒是恶毒的人，比蛇更毒的人正多着呢！
在医院里缓慢地度过了三个月。躺卧了三个月，她开始听到鸟鸣，啊，耳聋好转了！窗外柳絮乱飞，不是雪花，视力也有了进步，歪的嘴也恢复接近原位。陪住的小阿姨扶她到院里小坐，她仰头看看蓝天，看到浮云，大自然仍那么悠闲，并未注意到她的病倒。虽然依然有些头晕，她愿被扶着自己试走，走，像学步的孩子，争着想自己独自走，走进人生去，她要走回人间。
1998年与夫人朱碧琴在坝上草原
1998年在坝上草原
又是初夏了。每年夏季的傍晚，他和她总要到附近农贸市场散步一圈，欣赏各式各样的菜蔬果品，观察卖菜农民的行动和心态，这往往引起他们对在他故乡农村居住时的种种回忆。从医院回来，他偶然一个人也去散步一圈，回忆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自然那是另一种孤独心情了。突然，一只小手从背后伸过来抱他，他的小孙孙追上来：“爷爷，奶奶叫我陪你散步，前天我跟妈去医院时奶奶悄悄说的。”
她的病情刚开始缓解，另一种急剧的情绪向他袭来，那是永远在啮咬他、吞噬他的恶魔，或许有人认为那是艺术之神，是天使，但他却为之付出全部身家性命而不得解脱。他曾转念这回跟她走了，也就逃脱了魔掌，安息了吧，他总记得梵高的最后一句遗言：苦难永不会终结。他突然翻开尘封的画具，展开素纸，思绪纵横，落笔泼墨失去指挥，挥毫似撒网，春如线，理还乱，网不尽人间欢笑哀怨，他抒写的也许就是情网。他愤怒了，巨笔落浓墨，团团黑，绘成不祥之花黑牡丹，自题：妻病，心情恶，丹青久闲搁，落墨成黑花，有人遭身戮。
多年来她经常记日记，她不推敲文辞，只记下生活中的真情实事，记的都是关于他或小孙孙们的事，不谈她自己。别人发表了他的年谱，错误多，要校正，他们的儿媳担任校正工作，主要的依据便是她抽屉里那一堆大大小小的日记本。病倒后，日记中断了，他想为她续写，写她，但心忧如焚，写不下去。病情缓解，痛定思痛，夜阑人静，是回忆病房朝暮的时候了。
急诊观察处在地下室，条件不好，护理人员少，她的儿媳喂她饮食时，她坐不住，他用胸顶着她的背，维持她上身的平衡。曾有人发表过文章，说他在野外写生时，因限于环境条件，她曾用自己的背为他当画板，这说得太夸张了，她只是在大风中帮他扶住画架，助他完成作品。今天他用自己的胸顶住她病中的背，苦于仍不能解除她丝毫痛苦。她只吃几口饭或喝几口水，就累得满头大汗，甚至呕吐。他看着她那痛苦的模样，伸手抚摸她的额头，想缓解她的苦难，他记得，当年他患严重的失眠时，她用手抚他的额头，并发誓保证：我这一摸，你定能入睡。但今天她却意识不到他抚摸她的心情与隐痛，只立即肯定地、科学性地作出反应：不发烧。他明知她不发烧，她大概以为不发烧便足以安慰他了。
香港寄来一份英文版《亚洲周刊》，其中发表了他和她的几幅彩色大照片，是他们去年应香港土地发展公司之邀，在香港街头作画被记者采访时拍摄的，她显得健康而愉快。小孙孙抢着要将画报送去病房给奶奶看，他挡住了。奶奶的嘴正歪得厉害，五官不正，病情恶化中，看了她会更难过。后来，脸部肌肉瘫痪好转，嘴也正过来，便给她看画报，她显得很平静。她从来不爱出头露面，更不愿以他的荣誉来增自己的光彩。1990年新加坡电视台拍摄他的专题片《风筝不断线》，她被劝说多次才肯出场，她顽固地继承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和素养。
他们虽都已退休，但昔日的学生来问候及探望的仍不少。她同他一样了解每个学生的业务水平、人格品德、艰苦条件及不同的遭遇。他构思要搞一次师生画展，因感到自己这一页将被历史翻过去，该学学钟馗嫁妹，了却心头夙愿。她虽深感搞展览太麻烦，但却很同意组织并资助这样的展览。后来又有海外友人热心资助，促成了展出，并出版了《师生作品选》。五月间，展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正厅开幕时，场面热烈，展览性质和展品质量也颇引人注目，但遗憾她无法出席。各届毕业同学，包括从外地赶来的，都在展厅找她，才知她已病倒。他们要集体去医院看她，几番联系，她都婉谢了。前些时，他的一位研究生曾偷偷打听了地址到病房看她，一见她的模样便止不住流泪，怕影响她的情绪，便借口她该休息，急匆匆离去，而她已深深感受了彼此一晤间的悲凉。
从劲松的家到五棵松的三○一医院，相距甚远，轿车要跑一小时，乘公共汽车或地铁要近两小时，她的儿子儿媳们几乎整天轮流奔走在拥挤的交通道上。他们不让他走公共交通路线，怕他心绪不宁，路上走神发生意外。他只能每次打出租车往返医院，每月工资不足付车钱。他绝不吝啬车钱，但感到让车在医院等太不自在。有一天下午，他突然想去医院，但事先并未订好车，便自己偷偷乘公共汽车赶去看望她，抵达医院已值下班时刻。她惊讶他的突然来临，怨言甚于喜悦，她叫陪住的小阿姨电话通知他们的儿子，儿子临时约他学院的轿车来接他。司机正要吃晚饭，等饭后赶到医院已晚上九点。他回到家大约已过十点，小阿姨及儿子们相继来电话询问是否平安到家。她的不安的心态及孩子们的周密安排，使他不再能随时任性去看她，他感到失去了自由，感情的自由。
她虽然头晕、眼花、听力差、说话困难，但神志却始终很清晰。几年来在东西方各国的见闻，参加了各种场合的活动，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都增加了她淡泊处世的意愿。她劝他悬崖勒马，远离名利，经常到幽静的山林与小村子里享受轻松的晚年，没有真正的新意就不必再作画。他逐渐被她说服，倾向接受她的观点，以后一同多往偏僻的山野走，少出国或不再出国。这场恶病的剧变，却又粉碎了他们向往隐遁生活的晚年梦。失去了谁，就失去了所有的路，通向闹市和通向僻壤的路，通向荣誉或通向淡泊的路。当他长期在逆境中搏斗、挣扎，在不断遭批判中能坚决走自己的路，她的淡泊与善良始终是他精神上的保护伞。如今他老了，曾经沧海，即使无风雨，似乎也依然离不开那保护伞了。他曾经常怨她拖后腿，因她总劝他少作画。今日病重而神志清晰的她，却劝他少来医院，叫他回家作画，她深知他只有作画才能忘我，但这回不，他不画了。当她病情好转，他真的又想作画了，他想将方庄新住所的画室先收拾起来，以便作巨幅。方庄的新住所将是他俩的新居，画室较宽敞，若不是因为她的病，则已搬新居了。但她听说他想一人去新居作大画，太不放心了，立即叫儿子儿媳们阻止，决不让他一人去作画。她心里确也没有了蓝图，她不知他们的明天，明天的他和她。
五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他在卧房独坐，似乎什么也不想，听凭时光流逝。电话铃响了，他懒于接电话，电话总是太多，如果她在家，所有的电话几乎都是她先接，过滤，尽量不打扰他的工作。话筒里直呼他的名，是女人的声音，他估计大概是哪个老同窗来问候她的病情吧，但，偏偏是她本人。她居然从病房被扶到电话机前自己同他直接通话了！他居然听不出她的声音，这突然和偶然使他丧失一切经验和理解，他哭了，哭她复活了。人们哭死亡，哭生离死别，恐很少哭过复活。第二天傍晚他出门散步，回家后儿媳告诉他这期间妈（她）来过电话。于是他几乎每天不敢出门，但她并没有再来电话，她为了显示病情的好转，挣扎着去打电话，其实是颇费力的。
因为长子已确定在新加坡工作，儿媳和小孙孙必然将离开爷爷奶奶，并已开始办理出国探亲手续，十岁的孙孙似乎也已看到未来的情况。自奶奶发病住院后，每周总有一两次中午饭只有爷爷和孙孙两人吃。爷爷等孙孙放学回家后商量如何做饭，其实只需煮面条，菜在冰箱里，是儿媳早晨去医院探望前先准备好的。虽然这样简单，还是孙孙指导爷爷煮面及弄菜的步骤，爷爷平时全不懂厨房里的任何操作程序。孙孙叫爷爷趁早跟他妈妈学做饭，担心日后谁来做饭呢，这本是奶奶操心的问题，奶奶似乎管不了了，但她真能不再操心吗？而他自己倒真没操心到吃饭问题。他告诉小孙孙，说爷爷在抗日战争年代当穷学生时，曾经用脸盆煮一盆饭和青蚕豆，分三天吃，就是说煮一次吃三天。
一经发现树枝冒芽，那芽便日夜不停地生长，展叶，不多久就绿树成荫了。病房设在一个部队的大院之中，这里也许原是郊区丛林墓地，今日保留着松林乔木，又参种了各类灌木花果，蔷薇与月季吐开了一簇簇红、白花朵。随着病人情况的逐步好转，探病人觉察了花开花谢的生命递变，生、长，显然都是奔向消亡，那又何必急匆匆追赶呢？但生命的旅程既停不了脚步，也放缓不了脚步，都由不得自己。他扶着她到病房旁幽静而寂寞的林园里小坐，她看到松林里有一棵白皮松，感到很亲切，指给他看：这不是白皮松吗？她知道他一向爱画白皮松。芍药已经开过，只剩下叶丛，她记得她母亲当年在景山公园买了一束鲜艳的芍药花，送家来给他画，他画了一幅油画及一幅水彩，那水彩送了朋友，前几天香港画商寄来这幅水彩的照片，要求鉴定真伪。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葫芦，小孙孙说爷爷从未画过葫芦，肯定是假的。奶奶说：“我们住前海大杂院时种过葫芦，爷爷画过葫芦，那时你爸还是小学生，不过这幅葫芦画得不好，像是别人伪作。”病中的她，不愿现实的事来干扰，也不愿过问现实的事，但遥远的事却桩桩件件浮现到眼前来。到林园小坐逐渐成了每天的功课，医生也说今后要多靠自己锻炼。她试着独自走，围绕一个椭圆形花坛走，如头晕或感吃力，随时可扶住花坛的水泥围栏。她已绕过一个花甲的人生，又回到了幼儿时代的小圈子里打转转，脱落了枯叶的干枝等待再度冒新芽。
医院春秋，几家欢乐几家愁，逐渐恢复健康的病人早晚都挣扎着到园里学步，学步中的病友彼此虽并不熟识，但相互显得颇关心，大家知道她不久将出院了，恭贺她，羡慕她。她向来探望的他谈得最多的便是一个个病友的病情，各人走路的姿势和症状的要害。已潜伏在深水几个月，她观察和熟悉的只是身边各种鱼类的活动。
出院的日子一天天接近，她将浮出水面，回家去。他记得他们在南京结婚后一同回到他农村的老家时，他的家人放爆竹欢迎她这位湖南新娘。法国文化部将授予他文化勋位，授勋的日子正巧是她出院的日子，他愿以这荣誉作为她回家的志庆。但因法国大使临时回国，授勋活动改迟一个月，他因她而为此感到遗憾。在没有爆竹、没有荣誉的平淡中她被接回家了，守大门的老大爷，扫院子的老阿姨，亲热地过来叫她大姐，恭贺她的归来。由小阿姨搀扶着，她自己一步一步缓慢地登上三楼，他帮着搀扶，她不要，嫌他不会扶，她在住院时已和小阿姨合作着试登过多次楼梯了，她早已练习攀登，为了攀登到自己的家。
她确乎感到又回到人间了，抚摸着卧床、桌椅、衣柜，自己走，自己坐到沙发上，自己摸进厕所，又摸到他的画室。为了让她有较宽的步行余地，他收起了画室的大案子，这阶段只缩在一角画小幅油画。晚上，在新加坡的儿子来电话，急于想听到病后母亲的声音，至少已四个月没听到慈母之音。通话很短，遮掩了口齿发音不甚清晰的症状，也避免了情绪的激动，这是家人最担心的一个电话，此后，便切断了她卧室的电话，隔离红尘，让她安心静养，照常服药，病状并未完全消失。
吃饭的时候，她起来坐到桌前吃。病前，只是她和他两人吃，儿子儿媳一家在另一室吃，如今儿子远在新加坡，儿媳和小孙孙便和爷爷奶奶一同吃。小孙孙叫吴言，但她几次都叫他可雨，引得小孙孙大笑，因他爸爸才叫可雨，把他当爸爸了，奶奶说病了便糊里糊涂，弄错了。其实不怪她弄错，她自己觉得回到人间了，真真实实回到人间了，她从头开始生活，她回到了年轻时代，给孩子喂奶，小孙孙吴言和儿子可雨小时候又长得那么相像。
有一回她自己学着从暖瓶里倒出开水来，沏了茶自己举着茶杯送到正在作画的他的面前，叫他休息喝茶。他从无作画中停下来喝茶的习惯，以往她每叫他停下喝水，他都反感，不听她的劝。这回他接过她颤巍巍送来的茶，眼前浮现出孟光故事。她的病像天气阴晴般变化，感情也随着变动。另一回，当他为急于赴宴而找不到袜子着急时，她责备他，并抱怨自己过去照顾他太多了，这些生活琐事本该自己处理。在她病后家里早已凌乱不堪，里里外外的事已忙得他头脑超载，心烦意乱接近精神错乱的边缘，再听她责怪，几乎想砸烂衣柜发泄闷气，屈于她的病，他捺下了难耐的暴躁，也许将由此孕育某种恶症吧。
北京遇上一个多雨的夏天，林荫道上总是湿漉漉的，清晨更是凉爽。保留了住院的作息习惯，她六点多钟便起床，由小阿姨扶着下楼，沿着穿绕楼群的林荫道练习走路，他跟着走。每过一片小树林，总有三五成群的老年人在默默锻炼身体，蝉尚未开始高唱，很寂寞，挂在枝头鸟笼里的百灵鸟的鸣叫成了晨曲中的主旋律。她谨慎地、认真地走，唯恐头晕或摔倒，顾不得欣赏叶上的水珠，也不听鸟的歌唱，倒往往停步注视老人们锻炼的姿势，猜测别人的病情。人，最注意同路人。在与疾病搏斗的险途中，她觉得自己是孤独者，失去了生活的情趣，失去了笑容，他不被认为是同路人，他感到被她冷漠的无名悲凉。如果她的病不再能完全康复，他不知他和她将坠入怎样相同或相异的苦难中去，他似乎逐渐明悟到生、老、病、死的人生之所以会酿造佛的宇宙，他能入禅吗，他一向嘲笑佛与禅的虚妄。
七月十七日，法国驻华大使克洛德·马尔当先生代表法国文化部给他授勋，授予法国文化最高勋位。马尔当先生在授勋仪式的致辞中介绍了他的简历，准确地点到了其历程之艰难，并热情洋溢地评价了他的艺术特色及对中、法两国人民的影响，致辞的真挚触动了他的心弦，他原以为大使先生只是执行一种官方的手续。他的答词只说自己诞生于农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留学法国也使他爱上了法国的文化、人民和土壤，那里确是他学习中的第二故乡。这时他脑海中又泛起了当年回国与否的旧矛盾、旧波涛，波涛中呈现出她的形象，她不是洛神，鬓色斑斑的她此刻正躺在病床上。他持回勋章和法国文化部部长杰克·郎先生签名的证书给她看，这本是他曾盼望作为迎她出院的喜讯，如今喜讯迟到了，但她对此颇为淡泊，不急于看，让小孙孙抢着金光闪闪的勋章先看，只从旁补了一句：你也真不容易。他想回答：你也真不容易。但他没说出口。这毕竟是一种荣誉吧，是苦难织成的荣誉，而且是两个人的苦难。荣誉及有关荣誉的一切都来得太晚，对他俩已是昨日的花。他想起印象派的猛士莫奈，在被官方嘲笑和咒骂中探索了一辈子，当其艺术被世界鼓掌时，法兰西学院终于提供一把交椅，请九十高龄的大师进入这堂皇的殿堂，莫奈婉谢了。“文化大革命”前，人民美术出版社已印就石鲁画集，但被迫要抽掉《南征北战》一幅作品，不得不征求作者的意见，石鲁断然拒绝，并退回了稿费。他崇敬这些忠贞于艺术的探索者，感到自己确乎不该享有法国文化部的勋章，何况目下北京的《美术》杂志还发表讥讽他的文章，他并未到达真正的坦途，探索中本来永无坦途。
他和她也许正挣扎在夕阳中，夕阳之后又是晨曦，愿他们再度沐浴到晨曦的光辉。
199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