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家之绝唱《史记》

（一）

中国是世界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世界上，像中国这种从古代到现代不间断地延续下来，并且拥有系统完整的历史记载的国家，实属罕见。历史的记载是民族和国家得以维系和延续的灵魂所在。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就不能形成文化的传统，而没有文化传统的政权无法长期维持下去。世界上，有比我们起源更早的民族，也有更加强大的国家，但是它们大多数要么消失了，要么衰败了，至于多次出现的军事强权，即使曾经野蛮生长过，也很快因不能适应它所统治的社会与民众的要求而土崩瓦解，或者被其他民族打败驱逐，荡然无存。回首数千年历史，能够传承下来的文明少之又少，其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必定是文化和制度先进且广为传播移植，信仰崇高坚定且深入人心，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人类自从形成文字系统后便进入了历史时期。就中国而言，从商朝出现甲骨文字之后，三千多年来积累了浩瀚的历史记述，对后人而言，最为关键的是要读真正的历史，选对一部真实可信且思想深邃的历史著作，等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真正的历史著作不是教科书，而是经过千百年反复检验后公认的经典。中国古代积淀丰厚的历史著作中，首选之作便是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和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尤其是《史记》，被称为古代纪传体正史的开山之作，以后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都难以超越，只能遵循它的范式亦步亦趋。所以，想理解中国、了解其文化传统就必须读《史记》。请注意我说的是理解中国，而不是了解中国。了解中国需要的只是关于中国的知识，从历史学的角度说，只要把中国历史的过程搞清楚就可以了。而理解中国就必须穿透历史的过程，去领悟一个民族在成长中经历兴衰成败而感悟到人类社会、天地自然、人与自然相处的真谛，以及建立在此感悟基础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引导自己应对各种挑战，坚韧不拔地生存并走向繁荣的因应之道。历史上各种礼仪、制度、规则和思想，都源于所在社会的文化传统。《史记》所揭示的正在于此。

《史记》是一部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在正史中，它是第一部完整记述从黄帝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的通史，上下三千年，讲述了我们这个民族从哪里来，如何在强敌如林的环境中坚韧不拔地崛起，建立的文化为什么能够有如此魅力，将周边的部落族群先后吸引而至，从而成为泱泱大国。从民族成长到文化传统形成，其中又有多少启发心智的根本道理。本书以《史记》的记载为基本主线，论述中国这段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通过对每一个重要节点的探讨，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

《史记》能达到如此高度，源自司马迁的自律与自觉。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这三句话包含着家学渊源、时代文化积淀和个人生命体验的深厚内容，交汇融炼，足令后世学者难以望其项背。

“究天人之际”本于司马迁远祖家世，原为黄帝之孙颛顼身边负责通天地、掌历法的辅弼。这个职位在上古时代颇为重要。古代部落首领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需要综合两个方面的信息做出决断：一为“巫”，一为“史”。“巫”负责祭祀问卜，通天地鬼神，预测吉凶，为首领提供天意的参考信息。[4]古代巫觋探知天意的法术手段，诸如观察天象、望气、占卜、祝祓等，需要领悟神性的专门知识和训练，非一般人可以自学入门。商代留存了十余万枚甲骨卜辞，可知龟策卜问运用之广及其专业程度之高。吉凶预测会得到验证，因此，一个经历千年的巫觋家族的预测必有相当高的准确性，否则不可能长期延续下来，后世甚至把神机妙算的高人称为“蓍龟”。[5]其间每一代人积累的经验和心得构成秘不外传的家学传授给子孙。司马迁远祖就是代代相传的“巫觋”家族[6]，精于天文星历及其与人类的呼应关系，而他本人显然深谙此学问，故在汉武帝时期受命参加历法编修，且在《史记》中不时流露出此方面的知识，例如在《货殖列传》中多处提到星象与穰灾丰歉的关系：“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观察木星的位置，如果在金位则丰收，在水位则歉收，在木位则饥馑，在火位则旱灾，据此预做准备。这是基于东周至西汉间“岁星纪年法”的认识，依据木星在天体中运行的规律来纪年并预测年景。这是他敢于给自己树立“究天人之际”目标的底气。在他之后的历史学家恐怕就难有此抱负了，这是研读《史记》时需要注意之处。司马迁对于社会人事根本法则的领悟相当程度上基于此方面的知识，而这往往是读史者所缺乏的。

司马迁的第二个目标是“通古今之变”。根据他的自述，其先祖在周宣王（前828—前782年在位）时转而成为周朝史官，称“司马氏”。司马家族有多个支族，留在关中的这一支便是司马迁直系祖。由“巫”转“史”可能是商朝以后“巫”的作用下降的缘故。上古时代人少而环境严峻，人们更崇拜超自然的神力，注重对自然的探索，例如观天象定历法之事发达，“巫觋”遂获得崇高的地位。随着金属的广泛利用和国家组织的发展，以及经验积累的丰富，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逐渐提高，对神力的敬畏逐渐下降，而对历史的倚重则不断提高，从“巫”和“史”并行逐渐变成以“史”为重。当此之际，司马氏由“巫”转向了“史”。正因为如此，故其家族兼有“巫”和“史”两方面的知识。

从西周到东周，历春秋而战国，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局，各种思想和学说勃然而生，磅礴于世。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封建大一统经过几百年的内外冲击逐渐衰落，其外有边族入侵，内有诸侯僭越，上陵下替，礼崩乐坏，急功近利的权谋计策杂然纷呈，各国君主变法改制，弃道求术，交相征伐，世事变迁，给世人提供了最丰富的成例鉴戒。史家将这些记载下来，探索其中隐藏的道理，根据以往的反应研判今后的动向，向君主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史学随着时代剧变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以往的事例及其经验教训，本来是决策时的参考，其关键性前提在于是否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用伪造的事实总结出来的东西，犹如蒙着眼睛吹口哨，除了欺骗大众、麻痹自己、自我壮胆以外，还会将自己诱导至失败的陷阱。只有建立在历史真相的基础之上，历史才具有启发的价值。历史视野越宽广，经验越丰富，对于人性和社会百态，乃至事物变化的趋势就洞察得越深刻明了。中国古代对此早有认识。相传黄帝身边已经有专门的史官，负责记录言行、事件与制度变迁。

对于史官而言，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这既属于职业道德而必须如此，却也是被动的。第二个是要通过人物和事件找到其背后推动社会变迁的要因，厘清历史演变的脉络，看出未来发展的趋势走向，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更在于此。它产生于历史学家自觉进行的主动性探索，并由此迈入理论的层面，把历史看得更深更透。司马迁的《史记》从对历史的客观记载，到对历史学家的自觉，二者皆备，成为古代史学著作的典范。

司马氏世代为史官，从周宣王到汉武帝，恰好跨越封建制和帝制，上古巨变尽在其中，故司马迁敢称“通古今之变”。所谓“古今之变”毕竟只是社会变迁，有领悟力的历史学家可以做到，也是他们治史的目标，司马迁之后“通古今之变”的皇皇巨著首推《资治通鉴》，但它并不是一部记述完备的通史，而是学者型政治家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变迁提纲挈领的提炼，其意在“通”，其价值在“鉴”。用“天人之际”的慧眼“通古今之变”，除了司马迁，恐怕无人敢以此自励。

历史学家有了自觉才会结晶为“成一家之言”。这不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主观随意评论，而是历史学家用全副心血和智慧对历史的体悟。从人性到政治过程、社会经济、文化创造，凡有洞见者必是个体生命阅历与整体世界交相激荡而迸发出穿透性的电闪火光，照亮幽暗，直击人心，充满个性的魅力，没有这种阅历、没有开悟之人是无从产生此等思想的。所以，每一篇启发至深的文章，后面必是个体生命独一无二的精神跋涉。阅历不同则感悟殊异，既闪现个性的光芒，又契合人类与自然社会的法则。人类的文化世界是这些个性创造的集合体，它们或曲高和寡，或轰轰烈烈，在不同的广度和深度引领着人类社会。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个体生命阅历，可以他替李陵辩护而受刑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在顺境中走读成长，意气风发；后段则是正直招祸引发的深刻反思、豁然开悟。在这期间，司马迁对于历史的理解有三次提升，两次发生在前段，一次在后段。

第一次是通过实地考察提升认识与积累，打开眼界。少年时他在家乡龙门（今陕西韩城）躬耕诵读，二十岁沿着大禹治水踪迹，游历名山大川，南游江淮，登九嶷山，泛舟沅水、湘江之上，东抵会稽，探寻禹穴，转而北上，涉水汶、泗，讲学齐鲁，体会孔子礼教遗风，折而向西，受困于鄱、薛、彭城，考察楚汉决战之地，经河南，越河东，回到家乡。后来又作为朝廷使者踏足巴蜀，南下昆明而返。这一大圈，几乎走遍中国最主要的地区。古人教导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本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体会而掌握。司马迁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不是关在家里埋头读书，而是亲身去考察体验各地的风俗民情，用自己的脚踏访山川形胜，了解中国各大区块的区分根据和形势要地。笼统地讲中国，只有抽象的意义却欠缺实践的价值。同一个中国，为什么周行封建制而国祚绵长，秦行帝制却倏忽灭亡呢？中国太辽阔，各地民情相去太远，难道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吗？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若不到现场，再讲也难以明白，亲力亲为是让知识融会贯通的要窍。伟大的历史学家必须洞察自然与人文地理的关键，司马迁之后的司马光也有相似的成长历程：青年时期到各地寻访，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这两位司马氏旅行归来再读书，多少疑难迎刃而解，分别写下《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不朽的史学经典，由此可见，地理学对于了解和把握中国有多么重要。

第二次是承担使命与境界提升。司马迁旅行回来后在朝廷任职，不久遇到汉武帝封禅泰山的盛事。时任朝廷史官的太史公其父司马谈，因为滞留在洛阳不能参加封禅，愧恨而卒。临终前拉着司马迁的手交代道：我死后你必定成为太史公，千万记住完成修史大事。孝始于敬事父母，中于忠君报国，成于立身扬名。扬名于世，光宗耀祖，是最大的孝。周兴而孔子修史，垂范至今。汉朝一统海内，却至今未有史载，念兹在兹，你要努力啊！[7]司马谈给儿子压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修史乃国之大统，周朝之所以长盛，不在于推翻了殷朝，而在于积德爱民以此奠定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且有赖于孔子记述下来而发扬光大，成为国本而将广大民众凝聚在共同的价值观下，形成华夏这一文化民族。司马谈讲述史学源流，就是要司马迁继承这一传统，为国家和民族修史，使之成为新兴大一统帝国的崭新根基。他要司马迁站在为天地立心的高度编纂一部继往开来的史学巨著，成为孔子《春秋》之后的又一座丰碑，这副担子的一头足有千钧。担子的另一头则是家族的荣耀与使命，从颛顼以来历周朝而延续至今，兼具“巫、史”两门学问，历史何其久远而为世人敬仰的家族，要在你手里发扬光大，这个托付亦重千钧。对司马迁而言，于公于私，修纂一部屹立于天地之间的史书成为生命的唯一价值和义不容辞的使命，这已远远超过了个人的名利。明乎此，才能理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诉说其甘愿忍受奇耻大辱厚颜偷生的莫大委屈，都是为着这部让他生死与共的《史记》，为着民族长存，为着家族荣誉，个人即使有再大的屈辱都可以在众人耻笑下吞咽下去，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坚韧。逞一时意气而死乃浅薄匹夫，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使命达成之时，司马迁才把胸中积郁长久的羞愤诉诸笔端，再无顾忌，获得解脱，《报任安书》字字喷血，入木三分，成为他的绝笔，或许是绝命之书，司马迁此后下落不明。他以此明志，证明自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慷慨义士，完成了自我的人格展示。

崇高的使命极大提升了司马迁修史的起点，那不再是个人的事业，他必须站在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高度，记载社会各个阶层的存在形态，揭示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至于能否做到，颇可置疑。因为此时的司马迁，生活与仕途都顺风顺水。一个身处顺境的人，能够看到事物的现象，却往往看不穿内里，眼中的世界总是色彩斑斓，充满理想和正义，因而缺乏洞察力。现实社会不久将要让他体验生活的另一面，而这一天的降临就揭开了司马迁生命历程的后半段，带给他第三次升华。

第三次是因言获罪后的深沉反思，遂臻悟境。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主力出击匈奴，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为偏师。不料与匈奴主力遭遇的却是李陵，被八万敌军团团包围，李陵率部血战八日，杀敌万余，退到距汉朝边塞百余里地却得不到救援，矢尽枪折，力屈而降。这本来是一曲英雄的赞歌，朝廷官员却同声谴责李陵，以便将李广利军折损乏功的责任推到李陵头上，要求给予严惩。汉武帝有所踌躇，询问司马迁的看法。当时的司马迁正意气风发，以为凡事皆循道义，便慨然直言，为李陵辩护。司马迁太天真了，没能真正看透官场上争功推过、不讲是非只求利益的真情。而且，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大舅子，用人不当的责任再明显不过。官僚们知道其中利害，故李陵是推诿责任的最佳选择，否则大家都下不了台。既然司马迁要强出头申辩道理，那就连他一起牺牲掉，了结此案。于是汉武帝勃然大怒，将司马迁逮捕入狱，处以死刑，最后以宫刑替代。

古代医疗水平不高，受刑伤残者死亡颇多，宫刑后被投入称作“蚕室”的密闭暗房等待自愈，扛得过去者便苟全一命。在牢房里，司马迁度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却在生不如死的辗转反侧中看透政治，洞察人性，悟性的光芒直射进来，照亮幽暗，再无窒碍。司马迁活过来了，虽然躯体犹如行尸走肉，对政治不公再无一言，却获得精神上的涅槃重生，以理性智慧的如炬之眼静观世事，追本溯源，洞彻其理，予以同情之理解。为利而生，为义而死，那是人生的升华，也是社会的进化。从利到义，从金钱到信仰，每一层递进提升必有向纯尚真的艺术之美展现，个体生命的历程只是最终停留于某一站，但所见到的风景却大不相同。这一切对于未曾进阶之人难以言明，可谓夏虫不可语冰。

洞悉事物本性之人总喜欢把问题放在原点上观察，例如司马迁在考察社会经济活动的时候，其出发点是认识人性，指出人们的经济活动不是出于道德或慈善，而是追逐利益，趋利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驱动力，激发人们改善生活状态，提高生活品质，只有在解决温饱之后才谈得上礼义荣辱，因此，不努力劳动而深陷贫困却奢谈道德之人是可鄙的。这同现代经济学说相通。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的发现时指出，他同样是从原点透视人类经济活动的。[8]到了东汉，社会上弥漫着道德说教，把最原始本真的东西大加粉饰而迷失，故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批评道：“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言显现两汉思想差异之一斑，以及司马迁同其他史家认识境界之不同。重大挫折后反思，可以让人洗尽铅华，返璞归真。

站在司马迁故乡龙门山上望去，东面是由北往南的黄河奔腾而下，流淌过的黄土高原带入大量的泥沙把河床抬高，每经几十年后黄河就改道从另一侧低地通过，来来回回，产生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谚语。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司马迁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只是年少得志时不一定懂其深意，身心受辱之后别有一番感悟。世事沧桑，人生跌宕，再望着母亲河的变迁，盛衰荣辱皆非永恒，看淡无常，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中显露本色，洞悉其中的道理，笔下春秋愈发厚重，鞭辟入里。

（二）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领受撰著《史记》的使命，三年后继承父职担任太史令，专心收集各种史料。秦始皇焚书坑儒开中国文化劫难之先河，当时就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国家图书文籍一片狼藉。汉兴以来，朝廷致力于收集图书，重建文化，诗书典籍开始重现市面，经过将近百年的奖掖，到司马迁接掌太史令之时，已经汇聚了“天下遗文古事”，为纂修新史打下了文献基础。又过了十年左右，司马迁罹祸，遇大赦复出，就任中书令，亦即由宦官担任皇帝身边掌管图文诏令的总管。这个任用或许是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补偿吧。在这个位置上，司马迁从中枢位置亲历遍阅朝廷政治的过程，对于理解以政治为轴的历史非常重要。这是没有从政过的纯粹学者难以了解的，司马迁和司马光对历史揭示之深，皆得益于朝廷中枢任职的经历。司马迁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网罗逸闻旧载，认真辨析体悟，终于写成上溯黄帝，下及当朝的通史，其体大精深，垂范于世。[9]此后史家公推《史记》为正史的范式，依其体例编纂各朝历史，从《史记》至《明史》共成“二十四史”，称作“正史”，构成中国古代历史记述的主流。

《史记》对于中国史学贡献巨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建立起中国正史的编撰体例，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不但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还成为东亚其他国家编撰历史的样板。第二是建立起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构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历史基础。仅此两点，已经是后世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下面分别介绍这两方面的贡献。

第一是完成历史撰述范式的转变，建立全新的编撰体例。

在《史记》之前作为历史撰述的范本的是孔子整理修订的《春秋》。《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原本是鲁国史官按照年、季、月、日的时间顺序对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所做的记录。古代重视春秋两季的祭祀，《诗·鲁颂·宫》歌咏：“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可知“春秋”很早就被用来表示年，故编年体史书被称作《春秋》。这部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大事。这段时间大致涵盖了东周前半期，故历史学家据此将这个历史阶段称为“春秋时代”。[10]

《春秋》流传至今的版本，全书仅16000多字，古人见到的版本也就18000多字。[11]用这么少的篇幅记录242年各国大事，只能是个相当简略的概述。而且，在众多社会事件中选择影响最大的，就只能记录高层政治事件了。因此，《春秋》可以说是一部政治大事记。这样的政治大事记对于广大读者具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孔子要向后人传达什么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司马迁对此作了回答，说孔子在鲁国担任执掌司法的司寇，他的政治主张无人赞同，言不见从，道不见行，一筹莫展，与其空谈，莫如将东周242年的是非善恶记载下来，让后人引以为鉴。本着这个目的，孔子整理编撰《春秋》，批评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力图使国家政治走上正轨。[12]由此看来，《春秋》更是一部政治原则的劝诫书。

历史学家是如何评价《春秋》的呢？司马迁认为，《春秋》阐明王道是非，辨别人事纪纲，扬善惩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恢复灭亡的国家和断绝的家世，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也就是说，历史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弘扬王道正统。

对于司马迁的这段评价，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是就其字面意义出发，认为史学应该从属于政治，成为对政治原则的阐释，担负起对历史的道德审判，乃至成为对政治的宣传。越往帝制时代后期，专制统治者越醉心于此，历史学被扭曲为政治的附庸，史实变得模糊，而主观性评价凸显出来，甚至刻意歪曲事实去迎合官定的评价，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造成以主观性价值评判为基调的史学，往往以论代史。这类史学对于当下的描述是伪善的，对于未来的展望则是空洞的。然而这些努力都枉费心机，因为时过境迁，后人不会接受前人强加的结论，而会基于史实重新审视。于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颠来倒去，看似混乱，其实是对这种非历史强制的反思和批判。

第二种解读是尊重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记述传统，秉笔直书，客观记述人物与事件，对历史怀有求真的敬畏。孔子本人曾经评价自己整理古籍的原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3]。亦即他追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而不是改篡历史。司马迁也继承了这一史家原则，吸取已有史家著作，例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的撰述，同时网罗天下散失的旧闻，依据国家文书档案，结合自己的实地调查，缀述旧事，整理人物家世传记。他强调自己只是还原历史，而非创作[14]，与孔子的自我评述毫无二致。由此看来，司马迁对于《春秋》的赞扬，首先是基于历史学的原则，也就是客观真实。那么，上述第一种解释并非孔子的史学编撰原则，而据此指责孔子，将《春秋》排斥于历史著作之外，落入了统治者误导的陷阱。

如此说来，司马迁对《春秋》的介绍是不是落空了呢？也不是。孔子编撰《春秋》，在史实记载上是靠得住的，因为他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对于事件没有自己的看法，只是孔子把自己的评判隐晦地表露出来，体现在所谓的“微言大义”上。例如臣下杀害君王，孔子不写作“杀”，而写作“弑”，用字本身隐藏着犯上作乱的含义，以及对于破坏政治秩序与伦理的谴责。孔子以此捍卫西周政治伦理，这就是司马迁称赞的褒贬。显然，孔子不是通过歪曲史实，或者用评论代替记述，而是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只要是有思想的历史学家，对于人物和事件都会根据自己的伦理道德立场做出评判，不可能绝对客观。但是，忠于史实是最根本的原则。孔子做到了，故其《春秋》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记述的范式和体例。

将此范式做个小结。第一是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记载。第二是非常扼要地记载事件结果，没有过程和细节的介绍。第三是在不改变记述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遣词用字，蕴含褒贬。

这就是司马迁之前中国历史记述的主流，与现代史学相比，两者差异巨大。现代史学追求的不仅是客观、公正、真实地记述人物和事件，而且还要求倚重第一手材料，多角度、多层面、详细记述其过程和细节，提供后人审视与判断的史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考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代史学家对于《春秋》不以为然。

司马迁赞扬《春秋》，以孔子史学继承者自居、自勉。但须注意，其赞扬集中于孔子捍卫政治原则与伦理方面，而非涵盖一切。显然，司马迁对于孔子的史学体例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看到了其不足，所以，他另辟蹊径，建立新的史学编撰体例。这就是《史记》开创的“纪传体”。

《史记》总共130卷，分为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是一部526500字的鸿篇巨制。从篇目即可一目了然，这是全新的编撰体例，与前相比，编年史单一的时间轴变成了时间加空间的双轴，片面的政治叙事变成了立体的综合性记述，以专题展开，人物和事件都被置于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切入，大量使用各国各地保存的史料旧闻，记载的面更加宽广，不能纳入狭隘的政治领域的各种经济、文化活动，乃至山川地理、世俗民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都留下生动而详细的记载，让人印象深刻。《史记》完全突破了政治史的框架，是第一部翔实的社会史，极大地拓展了历史记载的范围。

这么丰富的内容，并不是互不关涉、散落而成的大拼盘。司马迁有一个比喻，说各篇之间就像是二十八星宿，或者像三十根轮辐构成的车轮[15]，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旋转。群星绕北斗，轮辐绕车轴，而这个中心就是开创时代的核心领导。司马迁据此理解并编撰历史，组成内部紧密联系的立体结构。

每个历史时代的核心人物，司马迁将他们单列出来，设立“本纪”来记载。《史记》裴松之注记载，追溯本源称作“本”，统理万事称作“纪”，所谓“本纪”，就是全书的纲纪，追本溯源，纲举目张。“本纪”依照时间记录帝王的重要言行政绩，列入“本纪”的分别为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项羽虽然最终惨败，但他是秦朝的实际终结者，所以被列入“本纪”。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在于他们的成败，而在于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样的历史著作才没有功利主义者对权力的献媚，比较真实可靠。

本纪这个中心，因辅以“表”和“书”而更加充实饱满。“表”严格考订时间年代，据此记录自推翻秦朝到汉武帝时代政治大事以及王侯功臣的世系。秦朝以前为封建制，人物世系传承有自，脉络清晰。推翻秦朝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底层革命，寂寂无名之辈崛起，开后代家系之源，故须厘清。“书”则叙述礼乐音律、天文历法、河渠水利、社会经济等制度的沿革变迁，如果说政治活动中心在于人，那么，国家治理的中心则在于制度，时间的推移和制度的空间展开，像经纬一般把历史织成铺天盖地的大网。

在历史舞台上活跃的人物，根据贡献度分别列入“世家”和“列传”。“世家”包括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以及特别重要的人物事迹。不够进入“世家”的社会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则编入“列传”，此外还收录了周边民族的历史。

陈胜出身低微，起义不久就被杀，没有完成改朝换代的事业，犹如昙花一现。但是，司马迁将他列入“世家”。道理就在于他敢以微弱之躯挑战秦朝强权，揭竿而起，吹响了全社会共同推翻秦朝的号角，促使后来治国者深刻反思秦朝暴政的教训，才有了汉朝“与民休息”的理性政治。从首倡大义到警示后人，陈胜出现的意义都十分重要。司马迁对其人品不以为然，对其功绩却给予超高评价，并不因其出身贫贱而贬低他。由此可见，司马迁既不以成败，也不以出身论英雄，而是依据人物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和社会贡献度来评判，坚持历史的公正与理性。

如何评价丰功伟绩呢？轰轰烈烈的事件，席卷天下的战绩，足以当选吧。刘邦建立汉朝后，认为贡献最大的是萧何、张良和韩信三人。他们理应平起平坐，可是，《史记》将萧何与张良编入世家，独独把韩信归于列传。这是什么道理呢？韩信是天才的军事统帅，但他以为武力可以定天下，崇尚强权而不识治国之道与历史趋势，所以，他以军事胜出，也以军事败北，在人心思治的汉初图谋用武力推翻政权，其失败的结局是合理的。在迷信暴力的秦朝迅速崩塌之后，历史反思尤其深刻，韩信不入“世家”是其结果，体现了司马迁的历史观，也就是不推崇暴力，而强调治理之道。

从编年体的《春秋》到纪传体的《史记》，完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编撰体例的创新，给历史学家搭起了立体大舞台，使之得以充分记载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活动，从政治史拓展到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科学技术史等方方面面，既在时间轴线上看清历史推演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在空间轴线上看懂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关联。司马迁开启了中国史学编撰的传统，这是《史记》的巨大贡献。司马迁之后的历史学家都采纳了纪传体范式，延续到近代，完成了“二十四史”的正史系统。

纪传体史学不但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编撰的主流，而且影响了汉字文化所及的各国，例如日本、朝鲜半岛诸国及越南的古代史典籍。朝鲜半岛最初的史籍《三国史记》采用纪传体体例，日本的“六国史”[16]和越南的《大越史记》表面上看是编年体体例，实际上是把专题记载插入编年之中，乃编年体形式的纪传体史籍。纪传体的长处十分明显，影响深远。

司马迁的第二个巨大贡献是建立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形成民族与文化传统的建构。

由于体例的创新，从单一的时间轴转变为时间与空间交织两条轴线，从人物到事件、地理形势、社会制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方位展开，历史便生动活泼、饱满丰富地展现出来，人与事层出不穷，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发，从而影响当下的行为，乃至思维模式。因此，从特定民族、国家诞生的人，在其身上能够看到历史的影响。历史在塑造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上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历史从来都不是对过去的单向怀旧，而是探寻过去的轨迹以规范现在、迈向未来的双向探索，以至于思想家从哲学的角度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7]，更是面向未来的学问。

历史学重在启发未来。历史学家记述历史的时候不可能写成一本流水账。像司马迁这样深具学术素养，又擅于思考的历史学家，一定不会甘于记流水账。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要考察帝王兴起的全过程，溯源探终，见盛观衰，研讨各代所行之事，亦即在完整的历史过程中探索兴衰成败的道理。司马迁关注的是治理之道，在“道”而不是在“术”的层面探究人类社会演进的根本原理。

历史学的巨大优势在于它能够提供足够长的时间，让后人完整地考察历史演进的过程，见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在时间的轴线上把许多看似孤立的人与事串联起来，便可呈现出相互之间的关联性，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脉络的探究，不是建立在先验的哲学思考上，不能支离破碎地就事论事，更不允许人为地剪裁拼接甚至篡改历史来迎合“理论”，它是对历史真实进程的深入细致的客观考察，完整、综合地加以把握，从而提升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根本性原理。历史原理的高度同历史学家的领悟力息息相关，因历史学家的不同而构成不同高度与不同境界的理解。处于不同领悟层面的领袖，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其所领导的群体的命运和限度。历史是在对现实过程真实且完整把握基础上的总结，理性的审视和深刻的反思，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思辨性、前瞻性的认识，可以鉴古知今，启示未来。

孔子撰《春秋》的目的是通过东周历史告诫春秋纷乱时代各国的统治者要遵循王道，司马迁撰《史记》则是要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因此，司马迁不能停留于某个时代的历史考察，而必须对于中国有史以来的历史过程进行整体把握，也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故而诞生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涵盖2000多年，古代各种社会形态全都述及。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空前未有。

以《史记》为线索，我以为司马迁描述的历史过程可以进行如下的整理和分期，构成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们相互衔接却有质变，从而把握住中国形成至定型的基本脉络：

第一阶段是“五帝”时代，始于黄帝，继起为尧，发展在舜，成形在禹。从比较原始的初期国家建立，直至天下为公的时代。

在这个阶段，司马迁给后世建立起两大传统：

一、树立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

二、树立尧舜禹为治理国家的政治领袖。

第二阶段是夏商时代，天下为公蜕变为家天下。

在这个阶段，司马迁揭示了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荒淫残暴的君主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因此，推翻暴政的“易姓革命”具有正义性。

第三阶段是周朝，分封诸侯建立封建制度，进入典型的农业社会。

在这个阶段，司马迁揭示封建制度下的政治伦理、宗法制度的天下一家观念、推广礼仪文明“以夏变夷”的民族融合道路。

周朝王权衰落之后，春秋到战国时代是一大变局，表现为诸侯国礼仪文明优越性之争，亦即文化主导权之争，逐渐蜕变为政治服属与扩张国土的利益之争；通过勤王以夺取政治领导权蜕变为兼并天下的征服战。

第四阶段是秦汉时代。秦朝征服六国，结束了分层权力结构的封建制度，中国从此进入高度集权的帝制时代。秦朝是对周朝封建制度及其礼乐文明的否定，而汉朝则是对秦朝暴政的再否定，从而在帝制架构下最大限度地吸纳传统文化，建立稳固的国家政权。

在这个阶段，司马迁通过秦朝的失败和汉朝的大治，树立帝制下的民本原则，揭示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运行原理，探索建设帝制意识形态及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四个历史阶段的演进中，大浪淘沙，中国政治与文化传统逐步建立起来，并深入人心：政治上以民为本，经济上轻徭薄赋，文化上天人合一。夏代以来的朝代更替，时代风尚呈现出“忠”（夏）→“敬”（殷）→“文”（周）的推移[18]，文明渐次成长，人际间朴素的感情日淡而规范性的礼仪越发重要，人文郁郁，思想勃发，衍生出文化繁荣的泱泱大国。

司马迁确立黄帝为华夏族的始祖，把其后各个部族的兴起和发展都并入黄帝这一脉，从而建构了同出一源的华夏族兴盛历史。以现代考古学，以及近年在中国崛起的以遗传基因鉴定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检验[19]，此建构的真实情况及其意义何在呢？上溯远古，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诞生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各个部族，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呈现出来的是满天星斗的景象。然而，石峁文化同良渚文化迢迢相隔，却出土同样构想的玉琮，显然各个文化并非绝缘孤立。从夏商的方国联盟到周朝的遍地分封，各个部族逐渐融合，汉朝统一的帝制国家形态稳定下来后，“国族”取代了“部族”，融合为“汉族”这个文化民族。当此之际，把各个部族的始祖安置于黄帝世系之中，是民族凝聚力的重构，并且获得各部族的认同。司马迁以此整理历史演进的脉络，成为后人追溯族源的叙述样板，每一次重要的民族融入新时代，便有更加遥远的始祖诞生，故先有“五帝”，后出“三皇”[20]，海内一家亲的血缘纽带建构，凝聚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并日益壮大。司马迁贡献殊伟。

如此具有洞察力的历史观与宏大叙事，令司马迁独领史学风骚。从史学新体例到文化史观的创立，《史记》贡献卓著，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