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调查，蹒跚学步

198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外国性观念发展史”的课程，开始了我的性社会学的研究生涯。我那时的奋斗目标就很明确，讲历史最终还是要研究当下中国的性问题，因此还不如直接去了解现状。另外，我那时已经看了许许多多关于性的抽象思辨和议论，不免产生疑问：这些议论的依据何在？与其我们瞎吵一顿，还不如首先调查一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在干些什么。于是我在1986年就开始了自己的首次问卷调查。

那时候，我对于社会学和社会调查完全是门外汉，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就自己拍脑袋设计了一个有40道问题的问卷，基本全是直接询问性生活细节的。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更没有激光照排打印，我是请私人朋友任×林的老婆，用铅字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再找另外一个朋友，在他的单位里印刷出来。然后，我就发动所有认识的人去找亲朋好友，帮助我在北京范围内散发和回收，最后回收了614份问卷。但是由于还没有电脑，我只能手动统计出最简单的百分比，根本无法做任何相关分析。其实，我自己马上就看出来，这些百分数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这次调查彻底失败，那些百分数也从未发表过，后来就遗忘了，只保存下来一些当年手打油印的调查问卷，也许在印刷发展史上勉强可以作为文物。

我第一次成功进行的调查是在1988年，其中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都是在“性科学培训班”里听过我讲性社会学的成人学员，共计603人。那时我对计算机和统计学一窍不通，全靠我的同事朋友史希来，后来他一直手把手地教我，直到1991年，我能够独立处理和分析调查数据。

第二次问卷调查是1989年年初，谭深(7)带领我和史希来、周孝正去上海，随机抽样调查了参观“人体油画大展”的19万上海观众。(8)

第三次是1990年，北京妇联的商兰果帮助我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一个项目“北京市婚姻新情况的调查研究”，随后她通过妇联系统，在北京市区的17个居委会里进行调查，有效回收927份问卷，1993年完成报告，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还用英文发表了论文(9)。

后来，调查的速度就加快了：对全北京所有大学生的抽样调查、运用《金西报告》中的问卷对中国读者的调查、对南方三城市非婚性行为的调查。这些调查也越来越好，调查的设计越来越合理与精细，许多重要的相关关系被发现了，一些可能性很大的原因可以推测出来了。

调查来调查去，我逐渐发现，当时中国的性研究虽然也很缺乏调查，但更缺乏的是理论，尤其是提不出较好的假设，甚至根本说不清自己想调查什么。例如我的第一次调查，后来看来幼稚之极，把性知识水平、性观念取向、性行为实况全都混在一起来调查，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它们之间可能有什么关系。结果只能算出来一些简单的百分比，例如有多少人看过色情录像，有多少人用过后面进入的性交姿势。更要命的是，这些百分比不但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而且根本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当时我在基本理论上进展甚微，还无法提出好的假设。这样逼来逼去，我似乎被迫又转回去，重新思考那些当年非常诱惑我的“大问题”，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