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明武宗的罩甲，戚继光的敌台——重编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徐卫东
校书这件事，连皇帝也没有自信
谈到校书之难，古人向有两个经典比喻。一曰“如扫尘”，如沈括《梦溪笔谈》卷25提到藏书家宋绶的经验：“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二曰“如扫落叶”，如黄淳耀《陶庵全集》卷1中说：“昔人谓校书如落叶扫而愈有，则知勒成一书，尤难尤难也。”
正因校书中常出现错讹“随扫随生”“扫而愈有”的现象，但凡稍为复杂的文史书稿，主事者就很难有信心说能消灭一切错误，如乾隆命人校文津等阁图书，也清楚地认识到：“校书如扫落叶，今虽已覆勘精详，犹未能信其竟无讹误也。”（《御制诗集》五集卷94）谁能想到，即便身为皇帝，似可调动无限人力物力，但在校书这件事上，居然也没有消灭讹误的自信？
让好书开启修订模式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编辑，对古人的经验之谈深有同感。同样谈到编书之难，今天也有一句从老编辑那里流传下来的自嘲：“出版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幸好，对好书来说，可弥补遗憾的途径就是修订出新版。比如，《鲁迅全集》已有四个权威版本，初版后每次重编或修订，都将文字品质提升了一个档次。202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宣布再次启动《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因为过去十多年来鲁迅研究已有了许多新的成果，值得“融汇到新一版的《鲁迅全集》中”。
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吧。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下称《万》）经中华两代编辑之手，在2006年新版上市后，理应没多少错，甚至按某些人想当然的说法，“没有了文字错误”，但实情并非如此。我曾说过：“世上没有完美的《万历十五年》。”2011年所撰《我编辑黄仁宇作品的体会》亦云：“虽然相较旧版而言，新版改正了不少原来的错误，但并未完全改净，或增加个别新的错误。好在如今的出版技术非昔可比，可以利用重印的机会及时更正。”
不过，《万》七章内容，引用了丰富的中文史料，每章仅注释就少者数十，多者上百；过去限于种种因素，各版文字处理仍有不周之处，重印更正只是权宜之计。还好如今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及古籍数据库的完善，方便编辑查考之处甚多，故修订时机日趋成熟。2022年恰逢中华出版《万》四十周年，因此2021年我就代表中华跟黄仁宇著作权继承人，即其子黄培乐，提出利用现今便利条件“核对引文，进一步提升编校质量”、出版四十周年纪念版的修订计划。培乐很快回信说：“我非常喜欢四十周年纪念版的想法。让我们这样做！”终于，我们也能像人文社修订《鲁迅全集》那样，“再次启动”《万》的“修订工作”。
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万》的成书情形特殊。作者先写了英文稿，再自写中文稿（他已意识到中外读者对象不同，故中、英文稿有很大区别，绝非简单对译关系），又经沈玉成的改写、润色，最后成中文版，其间曲折非普通书稿所能经历。《万》中英文版在文字、段落上存在许多差别，只要有心对比一下就会非常清楚。或简单来说，中英文版各七章，但没一章的注释数是一样的，比如第六章，中文版134个注，英文版却有142个注。至于自写中文稿与沈润色稿的不同，可参见陈洁《〈万历十五年〉的中文之旅》（载2011年3月16日《中华读书报》）提供的开篇对比。因此，任何一个编辑都不可能不顾现实而强行让中文版跟英文版或自写中文稿保持一致，且可纠正讹误（英文版编辑显然未核中文史料）。《万》的修订工作，只能立足于1982年中文版。
明武宗的罩甲，戚继光的敌台
撰此文时，《万》四十周年纪念版的修订工作已告完成。回顾修订过程，我的体会实与许多前辈的经验相差无几：
第一，时刻谨记编辑是书稿把关人，要多疑多查。
郑一奇说，人得了病要去医院找大夫诊治，书稿中的毛病，就要靠编辑来诊治；书稿会犯各种毛病，其一是有“硬伤”，而诊治“硬伤”是编辑应负的责任。（《编辑心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204—211）林烨卿也说：“作者刚脱手的原稿，只不过是毛坯，经过编辑审阅、提修改意见，以至于加工、整理，才能成为合乎规格的作品，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编辑杂谈》，北京出版社，1981年，页120）实际上，编辑的作业对象不仅仅是“刚脱手的原稿”，也常包括已出过的书。对旧书新版，编辑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上一版的加工、整理如未到位，那就要在新版的编校中尽量补足这道工序。就拿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来说，1938年初版有不少问题，但八十多年来出过数不清的版本，大都是简单翻印了事，且或有径改不当者；多年前我仔细核校本书，出彩图增订本，这本名作才有了一个文字较准确、内容较丰富的新版。
编辑改稿，既要尊重作者，也要有把关意识，不能盲从盲信名家名作。孙犁说：“对稿件严肃认真，就是尊重作者，其它种种，都是无谓的客气。”（《编辑杂谈》，页117）郑一奇说：“改稿时对作者一视同仁，只从稿件质量着眼。”（《编辑心语》，页186）王笠耘认为编辑加工中“忌依赖作家”：“总以为作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会有什么错误，特别是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更不会有什么问题，有了这种思想，那就从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连最明显的问题也会视而不见。”（《编辑杂谈》，页189—190）我曾发豆瓣广播：“看稿子，就怕‘习焉不察’这种状态。没有疑问，就不会想到动手去查；稿子中的错误也就轻易漏网，而无法改正了。”有很多书稿，乍读起来“文从字顺”，如果此时精神上松懈，不疑不查，就很可能留下不少疏漏。
这次修订《万》，可说是当作一本全新书稿来做，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与昨日之我较量。我确实发现了此前因“习焉不察”而放过的一些问题。比如，第二章说“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英文版作the five instructors，误），而据《穆宗实录》卷66，万历少时有六个讲读官。第三章说武宗是“骑在栗色马上安然驾到”（英文版作a chestnut-colored horse，误），而据《武宗实录》卷158则是红色马：“上戎服，乘赤马佩剑而来。”第四章提到万历和郑氏“在皇城的寺院里双双祈祷”（英文版无此句），而据文秉《先拨志始》，万历和郑氏是在“大高玄殿”拜真武，是为道观。第六章说总督胡宗宪落水，但据采九德《倭变事略》，当时胡只是巡按（英文版作Supreme Commander，误），总督是张经。
第二，有疑问处，经查核确有错讹，要做到“改必有据”。
编辑改稿，不能凭想当然，而是要多查多问，有确切根据后才能决定如何加工。人文社有个老编辑曾总结说：“左手工具书右手互联网，‘改必有据’刻脑门上。”我的日常改稿情况与此几乎如出一辙：两年前编吕思勉《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精装珍藏版）后所写“编校举例”就强调“改必有据”这个原则；字词典、学术期刊网站、古籍数据库、现代汉语语料库等各种资源都是编辑加工的好帮手，让我对书稿中出现的疑问基本能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编辑改稿的根据，除了字词典、学界研究成果、史料原文等外，甚至还有实地调查——典型案例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民出版社增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亦即“打开修订模式”），编辑小组除了查阅文献外，还做了大量实地调查，订正了很多错讹（包括事实错误），如“李奎应”“凌雷汉”“古丽华”“侯迳”“章文”“橙火钳”等分别据调查径改为“李其尚”“凌霄汉”“古鹿苹”“猴迳”“障云”“凳头钳”等。（参见《编辑杂谈》［第三集］，1985年，页73—84）
编辑《万》四十周年纪念版，重点在于利用如今方便的古籍资源，尽量查核对史料原文的引用、转述有无讹误。核查一圈下来，自然“收获”不少，如：
第三章写武宗练兵，说部队铠甲上“系以黄色的围巾，遮阳帽上插天鹅的翎毛”。而据《明史》卷307：“诸营悉衣黄罩甲，泰、琮、周等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则将士身上并无围巾，且遮阳帽非士兵所戴。又据刘若愚《酌中志》卷19：“罩甲，穿窄袖戎衣之上。”且查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五六所收历史图片，可见“罩甲”类似马甲，长短不一，对襟。故此处调整为：“戎衣上套着黄色的罩甲，军官们戴着遮阳帽，帽上还插着天鹅的翎毛。”英文版作yellow capes，且戴遮阳帽者含士兵，均误。
第六章言戚继光建议增造敌台，“其标准规格为三层，台顶见方十二尺，可驻守三十至五十名士兵”。长城我去过数次，敌台也登过，但此前读过好多遍《万》，都没想到“顶部十二平方尺的三层堡垒如何能驻扎三五十名士兵”这个问题，可算是“习焉不察”之显例了。原注为《练兵实纪》杂集卷6，查其原文云：“今见空心敌台……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两旁主客军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用守台。”我先是根据这处史料原文，调整文字为“台顶十二丈见方，甚至有阔至十七八丈者”。后斟酌《练兵实纪》原文，感觉校改仍有不妥，原文所言似非台顶尺寸。
继续查考，得《明经世文编》卷349戚的奏疏：“定台基以十三丈、收顶以十丈为则……台制尤当随地置形，如墙外地宽，则台当多出；如地狭，则台当少出，如脊尖削内外俱狭，则当稍阔其两面，险其两傍，以无失周围十二丈之意，则制度如指诸掌矣。”“无失周围十二丈之意”，恰与《练兵实纪》合，则台顶定制为十丈见方，“十二丈”为敌台中部尺寸。最终据此增补史料出处，并订正正文为：“其标准规格为三层，台顶一般十丈见方，周围阔十二丈，甚至有阔至十七八丈者，可驻守三十至五十名士兵。”英文版作a minimum of 12 feet for each dimension on the top，误。
是人都有疏忽的时候，因此有老编辑提醒改稿要注意复查，尽量保证改得准确。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戚继光的敌台之尺寸调整，就是得益于复核的例子。
第六章还有个有趣的知识点纠错，也是复核发现的。文中说：“当他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怆的感触。”汪道昆文出处是《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2，最初查原文时确实看到此页右起第五列有“口鸡三号，将星殒矣”，故未做改动。但心里不踏实，总有个疑问：“口鸡”是什么玩意？后复核原文，发现问题。《国朝献征录》很多地方刊刻不清，如此处“口”字，中间一横几近于缺失，但从字形修长判断应为“日”字；且原文无句读，斟酌后发现应断句为：“丁亥，始及耆。蜡日，鸡三号，将星殒矣。”万历十五年，戚刚过六十岁，故云“始及耆”。为确保无误，还找到影印的汪道昆《太函集》，印的正是“日”字。
戚去世时间为万历十五年的“蜡日”，是哪天？查范中义《戚继光评传》，有注云“蜡日”一说为腊月初八，一说为冬至后第三个戌日，“这里取后说”。“蜡日”外，又有“腊日”，查秦蕙田《五礼通考》卷56：“《玉烛宝典》：腊者祭先祖，蜡者报百神，同日异祭也。”而据《说文》：“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谢肇淛《五杂组》卷2：“今人亦不知有腊，但以十二月为腊月，初八日为腊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后三戌为腊也。”则确系后说为是，万历十五年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甲戌二十日，而阳历即1588年1月17日，正是第六章开篇换算出来的日子——不过，阴历日期却被误为十二日。
第三，与“改必有据”相联系的另一面，则是“改错不改异”，“不改亦必有据”。
编辑改稿还要有慎改意识。语言文字反映生动活泼的现实，作者用词不可能只按《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来，因此只要不是错，就不能轻易改动。《万》中有很多与今不同的表达习惯，甚至有被疑为错讹者，只要不误，一般都保留。比如，“身分”一词，曾被许多读者指为错词，但其实是对的。
对书稿中乍看与史料原文不同的表述，查核后确认不误的，也不要改动。如第五章说海瑞田产“据估计不到四十亩”，史料出处为《海瑞集》页457，其原文云：“姑以生言，粮籍寄在海口二，田在那社一图。一石二斗八升之粮，田九十三坵。”二者似对不上。我曾思索多日未得解，后忽想到“粮”是指田赋，再查《明史》卷78：“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民田减二升”，即每亩税三升三合五勺，而海瑞家的田赋为“一石二斗八升”，换算一下，就可得出海瑞有田三十八亩余，与“据估计不到四十亩”并不冲突。英文版没提到海瑞田产。
“庶亦可称善本耳”
虽然依旧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万历十五年》”，但四十周年纪念版或可朝完美更近一步。这种感觉，正如乾隆在命人校勘图书完成后说：“虽校书如扫落叶，然经此番改正之后，庶亦可称善本耳。”（《御制诗集》五集卷38）当一本好书在自己手上诞生或完善时，那种快乐我相信是很多编辑能体会到的。邹韬奋说自己对做编辑“乐此不疲”，也正是因为享受其中的乐趣吧！
多说一点。如果说因为改正了书稿中一些甚至很多错讹，就自以为比作者高明，这种想法是十分浅薄的，也不是为编辑者所当有。编辑与作者是不同的角色。编辑是一个专门的职业，改错正是编辑职责所在，如林烨卿认为，编辑“作为书稿的第一个读者，抱着替读者着想的态度，不迷信权威，敢于找作者笔下的岔子，对于书稿中的每一个论点、每一条材料，以至于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随便放过……是好作风，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尽量发现书稿中存在的问题”。（《编辑杂谈》［第二集］，1983年，页69）
如同黄仁宇自写中文稿乃是“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时隔十一年，我再次就黄仁宇作品写编辑手记，与前篇一样，也是出于交流的目的：同行或可参考（如以前我谈到“无中生有”在编辑策划中的价值，就被一位前辈注意到，参见聂震宁《出版力：精品出版50讲》，第13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年］），读者也可了解编辑工作的具体内容。文字具有生人死人的魔力，而编辑可说是为促进人们以文字交流而生，编辑与文字间的关系几乎天注定——至于留下文字，是否会被他人曲解，则非吾所知也。
（原载2022年4月20日《中华读书报》，作者系中华书局大众图书出版中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