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铁腕抚晋 标本兼治

1.主政山西，受命危难

光绪七年（1881）年底，张之洞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成为手握实权的封疆大吏，开始主政一方。张之洞的这次升迁，固然有李鸿藻等人的推荐之功，但更重要的还是慈禧太后对他的赏识。在京城，这只清流党中的“青牛角”纵横捭阖，锋芒毕露，似乎无所不能，如果放在“实战”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看来，慈禧太后是想试一试这只“青牛角”独当一面的真本事了。

对于这次职务变动，张之洞心里也非常兴奋。这6年京城时光，虽然每天想着国家大事，忙着为主分忧，表面上看过得很充实、很过瘾，但毕竟自己只是个没有实权的闲官。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身为清流大将圈粉无数，可张之洞的志向远不在此。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寻找一个能够把自己心中所想付诸现实的更大舞台。可朝廷中这么多官员，这么多关系户，大家都眼巴巴地盼着有朝一日手握实权、升官发财呢，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呢？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来了。

100多年前提起山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贫穷、落后。当时，山西吏治败坏、民生凋敝、烟患横行，是个让当权者头疼的烂摊子。张之洞自己也清楚，太后给自己的这个舞台肯定不会那么亮丽光鲜，自己的山西之任，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前路坎坷，他已做好了打一场恶战的准备。

张之洞到达时，山西全境刚刚经历了一次历时两年的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草根树皮剥掘殆尽，愚民易子而食”，全省有近1/3的人被饿死。正如张之洞在赴任途中所见：“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但这一切恰恰激起了他改变现状、励精图治的决心。一到太原，他就给朝廷写了《到山西任谢恩折》，畅谈了自己治晋的初步设想：“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底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边屯固圉之谋，苟为势所便而时所宜，岂敢辞其劳而避其怨，惟有虔禀懿训，奉宣皇仁，期无负公正之特褒，一扫因循之锢习。”提完设想之后，他也没忘向朝廷表一下忠心：“身为疆吏，固犹是瞻念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庶殚驽钝，少答鸿慈。”张之洞本来就文采出众、善于夸谈，新官上任，说几句豪言壮语，表一下雄心壮志也在情理之中，不料却因“经营八表”一语节外生枝，惹出些许是非来。世上本无是非事，是非皆因是非人。慈禧太后看了折子倒没说什么，但那些曾经与“清流党”或者张之洞结怨的人见到“经营八表”一语，仿佛抓住了张之洞的小辫子，他们到处说，八表即为天下，张之洞说自己要经营八表，岂不是要篡权谋反吗？要是雍正、乾隆爷还在，非砍了他的头不可！其实国有“八表”，省也有“八表”，张之洞此言，是想表明他要在山西这一亩三分地上做好分内之事。这些人如此断章取义，实在是别有用心。这些流言蜚语传到张之洞耳朵里，他只是淡淡一笑：“那些京城里的大人们向来看不起我的所作所为，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管不着他们，他们也管不着我。”

在晋时间一长，张之洞就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有的时候，他想找下属了解一下真实情况都很难，很多事情盘根错节。你想要整治一事，必须与其他事情通盘考虑，如此一来，办事的难度大大增加。一晃半年过去了，张之洞克服了各种困难，想方设法摸清了山西的情况。光绪八年（1882）六月，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写就《整饬治理折》上奏，提出要“抉去病根”“培养元气”，必须“表里兼治”，规划了务本以养民、养廉以课吏、去蠹以理财、辅农以兴利、重士以善俗、固圉以图强六个方面的“晋省要务二十事”。奏疏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张之洞在山西惩贪官、减摊派、清财政、禁烟患、劝农桑、兴教育、办洋务、整盐务，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2.整肃吏治，抉去病根

张之洞履新山西，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期待着这位京城名士有一番作为，让他们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但也有人惴惴不安。谁？当然是那些贪官污吏。对，他们的预感没有错，张之洞早已瞄准了他们。在张之洞眼里，整肃吏治是治晋第一要务，只有“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才能官风清正。试想，如果各级官吏都能做到奉公守法、一心为民，那天下百姓自然就会安居乐业，何患天下不太平？要说山西最大的贪官，当属长期担任布政使并曾代理巡抚的葆亨，还有与葆亨蛇鼠一窝的冀宁道员王定安。这葆亨是旗人，不仅朝中有人，而且深为前任巡抚曾国荃宠信。他经营山西官场多年，在山西建立了从上到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几任巡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但出于这样那样的想法，没有人出手去捅这个“马蜂窝”。正不压邪时，邪气自然增长，正是由于这二人的带动，山西官场才腐败成风、积重难返。初来乍到的张之洞想要扳倒这两只“大老虎”，难度可想而知。一时间，有说情的、有威胁的，真是好言与恶语共舞，马屁与板砖齐飞。张之洞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他派得力助手、太原知府马丕瑶挂帅，排除干扰，很快查清了葆亨、王定安利用职权滥放银钱、挪用公款、侵吞朝廷赈灾款项等犯罪事实。待证据确凿，他一纸奏书，让这些贪官污吏落了个革职充军的下场！张之洞的行动震慑了山西官场，“大老虎”都倒下了，那些“苍蝇”自然战战兢兢，收敛了许多。张之洞明白，要让这些官吏真正听话，光靠吓唬不够，靠他们自觉也难，得给他们立规矩，给他们人人戴上“紧箍咒”。他发布公告，对全省官员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情况，又一口气参免了9名州县官员！9名知州知县同时被免，山西官场又一次感受了张之洞的铁腕，全省官风士气为之大变。

让贪官污吏不敢贪还不够，张之洞还采取裁差徭、清摊捐、撤“水礼”、减“公费”等措施，让贪官污吏不能贪。张之洞发布公告，要求全省大小官吏遵纪守法、清正廉洁，上报国家厚恩，下为百姓造福。张之洞在四川时，曾经历蜀道艰难，而山西的道路，也被很多人视为畏途。不同的是，蜀道之难属于自然原因，而晋路之难，却是人为因素。其时，各州县在道路要冲设置收费站，对过往车辆、牲畜按数收税，名曰“差徭”，实与要“买路钱”的强盗行径无异，致使外省商旅望晋兴叹，不敢挪足。张之洞下令全省裁减差摊、撤除路关，做到“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经过治理，昔日冷冷清清的路上出现了车马接轸的热闹景象。另外，对于在山西官场通行的“公费”陋规，张之洞也下令大力裁减。所谓“公费”，是指上一级官府因财政入不敷出时，就由下属供奉银两。张之洞带头将省署每年19550两的“公费”减至6400两，如此一来，各道、府、州、县也进行了大幅裁减。还有，对于过去大家习以为常的下属给上司“馈送摊捐”的惯例，他也严令禁止。

池盐是山西的传统行业，生产历史可追至尧舜时期。元代以后，随着海盐区域的增加，池盐开始萎缩，但山西仍是全国池盐的重要产区。盐政关系国计民生，历来官府管辖甚严。大凡有利可图之事，必有贪官如逐臭之蝇一拥而上。张之洞来到山西时，管理盐务的大小官差层层盘剥，贪索严重。张之洞严令池盐产区官员，只准收取国家规定的税厘，其余捐派一律停止。他手制章法13条，明布官差和商人，既约束了官差，也给了商人监督和举报的权利。

一连串的“组合拳”，让山西官场清风徐来，老百姓的负担也减轻了不少。

3.清查财政，摸清家底

山西官场混乱，财政管理也很混乱，乱到什么程度呢？在张之洞到山西之前，就有33年没有清查过！也就是说，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光绪八年（1882），山西的历任巡抚，没有一个人清楚自己掌政的山西家底！

33年不查财政，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官员的懒惰，真正的原因，怕是惮于里面藏着的“猫腻”。这届巡抚不查上一任，下届巡抚不查这一任，你不查，我不查，大家心照不宣，彼此相安无事。如果一查查出点什么来，那不是等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要是张之洞不来山西，这笔糊涂账还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呢。

而现在张之洞来了，他下决心清查账目，不仅要借机打一下老虎苍蝇，还要摸清家底，好让自己这个新的当家人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尽可能地减轻那些老百姓身上的重负。

说干就干！张之洞自己亲任监督，以藩臬两司为首，调来马丕瑶、李秉衡等一干精兵强将，成立了清源局，下设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代、裁摊、工程八科，各科分工明确，责任到人。面对如山陈牍，张之洞还制订了《山西清查章程》，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包括21条内容的清查方案，也是非常全面、详细、有条理，把清查的任务、项目、要求、方法说得清清楚楚，既有宏观的指导意义，也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张之洞还发出公告，对于这33年中交替的官员，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任职期间的账目交代清楚，还清拖欠、亏空的公款。

经过一年多细致繁杂的工作，光绪九年（1883）年底，张之洞终于将这笔糊涂账查了个水落石出：省库原存银218万余两，新收银15523万余两，支出银15821万余两，实存银72万余两，各项欠款152万余两。通过查账，葆亨、王定安等一批贪官浮出水面。其中一笔葆亨截留的各省赈济山西灾民的22万余两抚恤金，张之洞拿来修建了粮仓，既救济了因灾无粮的老百姓，又起到了平抑粮价、打击囤粮居奇的奸商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4.访求人才，招贤纳士

山西财政积弊被彻底查清，张之洞当然应记头功，但还有一个人，从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个人就是时任户部尚书的阎敬铭。

张之洞主政山西之时，老家陕西大荔的阎敬铭正赋闲在山西解州（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这阎敬铭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三朝元老，曾任户部主事、湖北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等职。阎敬铭为官清正，铁面无私，而且在理财算账上很有一套，朝廷印象和百姓口碑都不错。可是，他一个陕西人，怎么跑到山西来了呢？原来，阎敬铭的老家遭遇黄河水灾，房屋尽毁，无处可居，就搬到了解州。谁承想，一次很正常的移居，却招致了政敌诋毁，说他趁山西大旱之际囤地，大发不义之财。阎敬铭无端受到攻讦，内心十分委屈，而此时朝廷也没有及时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制止流言、澄清事实、还他清誉，这让阎敬铭大为不满。一气之下，就谎称身体有病不去官衙理事了。阎敬铭在解州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可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却没有忘记他。张之洞履新山西之前向慈禧太后辞行，太后嘱他“留心访求人才”，并让张之洞去打探一下阎敬铭的真实情况，劝他出山。从慈禧太后的言辞上，张之洞预感到太后对阎敬铭颇为器重，请他出山必予重任。暗忖自己即将成为地方大员，想要有所作为，必须仰仗更多有才干的支持者，便将这事牢牢记在心里。

说起来，张之洞与阎敬铭还颇有渊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恩人胡林翼。胡林翼是张之洞最尊崇的授业恩师，同时他也是阎敬铭的伯乐。当年，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非常赏识户部主事阎敬铭的才干，奏调他到湖北任职，并向朝廷举荐其为湖北按察使、布政使。胡林翼称阎敬铭为奇才，如做法官将“弄律有准”，如管理财政则“必无欺伪”。张之洞到达山西后，即对阎敬铭进行了一番打探，他向朝廷报告说：“阎敬铭为官清廉，所谓在山西囤地发财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他一直爱国忧民，每当和人谈及时事艰难和百姓困苦，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张之洞还派马丕瑶拿着他的亲笔信到解州拜见阎敬铭。阎敬铭早闻张之洞大名，而且自己与张之洞同出胡门，心里便有了些亲切感，又看到这封信言辞恳切，满怀深情，不禁大为感动，欣然应允出山。不久，慈禧太后即任命他为户部尚书。户部的职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和民政部，张之洞在山西清查财政，阎敬铭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在京鼎力支持。清查工作结束后，阎敬铭又将张之洞的做法当作成功案例推向全国，为张之洞赢得了不少赞誉。

说到访求人才，张之洞在山西任上，又破了一项纪录。他向朝廷呈送《胪举贤才折》，一次举荐59人！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位大臣单次向朝廷推荐这么多优秀人才！别的官吏举荐人才往往只讲老乡和派系，但张之洞举贤不唯亲，也不避亲，不分地域，唯才是举。这些人中，有他的好友至交，也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张之洞总结归纳了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擅长，预测了今后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张之洞的胸襟。慈禧太后依张之洞所荐，基本上任用了这批人才。不用说，这59个人又织就了一张为张之洞所用的关系网。

为了解决山西人才匮乏的困境，张之洞面向全国招揽英才。特别是对于急需的洋务人才，更是求贤若渴。他安排手下印制了《延访洋务人才启》，公开招聘熟知天文、算术、水利、地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等方面的人才，承诺不管是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还是精于一技的专业型人才，都会妥善安排，量才任用。

5.禁绝烟患，痛除痼习

山西老百姓食不果腹，固然有诸如遭逢大旱这样的“天灾”之故，但更重要的，是晋地遍种罂粟、不植庄稼的“人祸”。

罂粟是一种神奇的植物，那艳丽的花朵犹如身有魔法的妖女，让爱者欲死欲仙，恨者咬牙切齿。它的出现，如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让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与动荡……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鸦片是一把剑，一把深深刺入中国人心里的剑。19世纪40年代，正是这堪比坚船利炮的商品撬开了中国的国门，掠夺了中国的大量财富，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让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掀开了中国近代饱受屈辱的一页……

林则徐虎门销烟，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却没能挡住鸦片的进袭。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鸦片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既然鸦片贸易合法化了，那么吸食、种植和生产加工自然也就没人管了。山西历来烟患严重，各县州府遍植罂粟，士农工商俱嗜烟毒。鸦片开禁，烟害更加横行无忌，吸食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一时间，官不修其职，民不勤其业，晋地一片乌烟瘴气，也难怪张之洞入晋不久，便感叹“晋患不在灾而在烟”了。

张之洞一直对于这种“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的东西深恶痛绝，早在四川学政任内撰写的《轩语》中，他就认识到鸦片的危害：“世间害人之物，无烈于此……伤生耗财，废事损志，种种流弊，不忍尽言。”如今他主政山西，面对如此局面，怎能坐视不管！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张之洞制订了禁种罂粟、禁食鸦片的方案，决心对烟患这个历年痼习痛加拔除。

不同于对待贪吏的强硬态度，对这件事关老百姓利益的大事，张之洞采取了刚柔并用的政策。首先，他挑选了一批在当地有威望、有号召力、无吸食鸦片嗜好的乡老，让他们负责组织、推进和宣传，让每一户农民都知晓政府禁烟的意义和政策。其次，由于农民种植罂粟的收益要比种粮高出好几倍。为了减少他们的损失，张之洞一面劝诫百姓退烟还耕，一面引导、鼓励百姓种植桑麻、花生等经济收益相对较高的作物。对于主动拔毁自家罂粟的，政府给予一定补贴。最后，他还兴修水利，为农作物有一个好的收成创造条件。另外，他还告诫官吏，在禁种罂粟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多多注意方式方法，禁种要先从肥沃之地再到贫瘠之地，先从中心地区再到边角地区。要把工作做到前头，在罂粟播种之前就禁止，不要等到罂粟开花之后再拔毁，以免激成事端。

张之洞对老百姓怀柔，但对于官吏要求甚严。他知道，好多官员都从种植、销售罂粟中大发横财，现在断其财路，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弄虚作假。他告诫各级官员，现在考核官员政绩的唯一标准就是能不能禁绝鸦片。对于能够禁绝的，明令表彰；对于阳奉阴违、顶风而上的，绝不姑息手软，一律撤职严办！

在禁种罂粟，堵住烟患“源头”的同时，张之洞又频频出招，断绝烟患“后路”。他下令将省城烟馆一律关停，不留一家。对于已经染上烟瘾者，设立戒烟局，聘请医生进行药物治疗。如果还不能戒掉，官吏撤职严惩，兵勇开除军职，士子不准赴试。

在张之洞的强力推动下，山西禁烟很快收到了效果。各地种植罂粟的数量锐减，有的地区完全净绝。

张之洞治理下的山西，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在省城太原，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商铺酒肆，而是戒烟局！由于张之洞严厉的禁烟态度和措施，迫使全省各地的瘾君子纷纷前去就医购药。一时间，戒烟局前络绎不绝的瘾君子，成为太原一景。

6.转身洋务，初试身手

从小深受中国儒家思想浸淫的张之洞，在他任职山西巡抚之前，对洋务运动是没有多少兴趣的。当然，他不像其他“清流党”一样那么偏激，对凡是言洋务者不分青红皂白就一棍子打死。在山西这段时间，自己忙于惩处贪官、清查财政、禁种罂粟、整顿盐务等事，一刻未闲。可现在看一看，整个山西，还是没有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老百姓的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看来，儒家思想只能教化于民，要想真正解决山西的民生问题，让老百姓过上盼望已久的好日子，还真得向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学习，兴办企业！此时的张之洞，终于认识到“洋务最为当务之急”。当然，对当时的张之洞来说，办企业这样的事情，也只是想想而已，至于具体怎么做，他还没有想好。不过不要紧，历史总是充满着机遇和巧合，一个名叫李提摩太的外国人，适时地出现在张之洞的视野里。

李提摩太是一个英国传教士，准确点说，这一个“不安分”的传教士来中国，不仅仅是为了向中国民众推销他所信奉的“上帝”，而是更热衷于与中国官员接触。在他眼里，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已落后于时代，他有责任用自己掌握的先进思想和知识去救赎这些手握一定权力的人，以期通过他们改变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开启民众的心智。在此之前，李提摩太已经见到了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及左宗棠、李鸿章等高官，向他们介绍世界形势、推介洋务，得到了他们的重视。

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旱之时，李提摩太来山西赈灾，见到了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他向曾国荃提出了“以工代赈”的方案，建议通过开矿、办企业、办学堂等措施改善民生。为了说服曾国荃，尽快促成这些措施的落地，他还向曾国荃提交了一份开办洋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惜曾大人虽然欢迎李提摩太来送钱送物送温暖，却对所谓洋务无甚兴趣，李提摩太的方案，被他扔到一边便再也不闻不问了。

张之洞认识李提摩太，正是因为这份早已被人遗忘的方案。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之洞在省府的档案室里发现了李提摩太的方案，有了办洋务的想法却不知从何入手的张之洞不禁两眼放光，只是他没有想到提出方案的居然是位外国人。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立即派人去找李提摩太。

去见张之洞之前，李提摩太有些忐忑，有些紧张，他不知道这位巡抚大人为什么找他。这段时间他挺失落的，给曾国荃的方案石沉大海，听说来了一位新巡抚，他本想寻找机会前去拜见，但又听说新任巡抚是“清流党”的大将，“清流党”素来与洋务派水火不容，自己何必再去碰一鼻子灰呢？这段时间，有些心灰意冷的他正准备收拾行李回国呢。

让李提摩太没想到的是，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官员对洋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似乎有问不完的问题，如同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这是张之洞第一次和老外在一起进行深入交流，对于从小只接受中国经史子集的传统文化熏陶的张之洞来说，他想了解的实在太多了。李提摩太给他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子，而且改变了他多年来对外国人的看法。与那些荷枪实弹攻入北京城，占我国土、烧毁园林、抢掠国宝、走私鸦片、攫取暴利的英国人不同，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身穿对襟马褂、头戴长辫假发，操一口流利的汉语，看起来相当友善和谦和，言谈举止很中国化。他们谈到国内外形势，谈到宗教，谈到上帝与孔子，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西方的科学知识、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在山西兴办洋务的构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张之洞心里的一把火被李提摩太点燃了。

山西地处北陲内陆，人们的思想观念闭塞落后，张之洞让李提摩太每月在省城开办一次讲座，为开展洋务运动“预热”。李提摩太向官员学子们讲解天文、地理、医药卫生等科学知识，还现场演示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科学试验，让观者无不拍手称奇、眼界大开。

经过多次与李提摩太的深入交谈，张之洞对兴办洋务有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山西已经起步晚了，风气未开，洋务罕习，必须“依照兴办，极力讲求”。他聘李提摩太为洋务顾问，并于光绪九年（1883）四月成立了洋务局，负责兴办洋务实业。

现在的人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张之洞的认识要比我们早得多。山西多山地丘陵，交通极为不便，如要办企业，运送原料与产品，必须要交通畅通。张之洞在任期内，打通了北向、东向两条道路。一条是太行北道，那是条老路，唐宋时期尚可通行，只是后来由于自然灾害导致淹堵，直至废弃不用。山西大旱之时，全省只有大山深处的潞安、泽州（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两地的庄稼收成尚好，却因道路阻隔无法支援他地，让人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张之洞沿着老路的旧迹，移木清草，填坑平地，打通了潞安、泽州两府与北邻几府的通道。除此之外，张之洞又修通了山西榆次至直隶获鹿之间的公路，这条路全长约190千米，穿行于险山峻岭之间，尤以“四天门”的施工难度为最大，张之洞调来军队开山填谷、拓宽路面，终于在光绪十年（1884）四月竣工通车。建成后的公路可并行两辆马车，成为连接山西、直隶两地的主要通途。

山西的手工冶铁行业历史悠久，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但在成本低、质量好的进口铁的冲击下，渐渐走向没落。张之洞认为钢铁依赖进口非长久之计，不仅让老外赚去了白花花的银子，最终还要受制于人。于是，张之洞上奏朝廷，请求开办山西铁矿，意欲重振当年雄风。当时，山西出产的铁主要销往东部沿海地区，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张之洞上书朝廷，请求改变运铁只能走陆运而不能走海运的陈规，允许北方的铁从天津装船出海。本来，钢铁行业是张之洞非常看重的洋务重点，但这个行业又是最耗费财力、精力和时间的。正在张之洞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之时，却因为朝廷的一纸调令，使炼铁一事无奈搁浅了。

张之洞虽然是个文官，却深知军队的力量。通过与李提摩太的交谈，让他更清楚地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军事素质上已远远落后，要维护大清的统治，必须建立一支使用洋枪洋炮的部队，这样才可以对外抵御列强、对内镇压起义。原先的想法只是纸上谈兵，现在他是地方大员，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武装，不仅是为国着想，也是为了山西的安定。当时驻扎在山西的军队主要是以汉人士兵为主的绿营，战斗力不强。光绪九年（1883）年初，张之洞上奏朝廷，请求在山西编练新军，可朝廷却没有同意。张之洞知道朝廷担心什么，不久他又上奏折，说明了自己办新军的理由：各省之中，山西的绿营最腐败，最不中用，一旦有了战事，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他训练新军，不仅仅为了山西的安全，全国各地需要军队时，都可以调用。可见，他以后编练自强军的举动，早已萌发。

张之洞在山西任职两年多的时间里，竭尽心智，勉力而行。总体来说，受资金、人才和任职时间较短等条件制约，张之洞在山西开办洋务的动作还不是很大，效果也不是特别突出，但是这段经历，为他以后大兴洋务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