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周朝的几处析疑

一、文王享年九十七？武王享年九十三？

周文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得到的评价非常高。

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内圣外王”的完人，后世无人能及。

《淮南子·修务训》赞美说：文王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

文王不但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世人楷模，他的人生也完美无瑕：享年九十七岁，善终，生有百子。

但是，从相关史料看，事实未必是这样。

比如说，文王有史可查的儿子，只有十七个。

“百子”之说，应该源自《诗经·大雅·思齐》里的诗句：“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这里面的“太姒”，是文王的正妃；“百斯男”，是指她的儿子众多。

后人不明所以，牵强附会，说她生育了一百个儿子，从而以讹传讹，说文王有一百个儿子。

此大谬矣。

现在，人们想要了解文王，首选资料肯定是司马迁的《史记》。

我们读《史记》，会发现文王之所以成为大圣人，跟他的家庭培养是分不开的。

首先，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就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

《史记·周本纪》中说，古公亶父“积德行义”。

他“积德行义”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呢？

薰育、戎狄前来攻打他，想得到他的财物，他二话不说，将自己的财物拱手相送。

薰育、戎狄得寸进尺，继续前来攻打，想得到他的土地和民众。

他的民众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想与薰育、戎狄拼死决战。

他却息事宁人，甘心献出自己的土地和民众，非常高调地对民众讲了一通大道理，劝民众接受薰育、戎狄的奴役。

他说：“民众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能为他们谋利益。如今薰育、戎狄为了获得我的土地和民众发动了战争。但民众属于我，或是属于他们，又有什么区别？民众为了我去打仗，那我这个君主就等于是用民众的性命换来的，我怎么忍心？”

他阻止了民众对薰育、戎狄的抗争，带领着自己的亲属，悄悄地离开了豳地，渡过漆水、沮水，越过梁山，来到岐山脚下定居。

豳地民众惊觉古公亶父逃离，赶紧扶老携弱，渡过漆水、沮水，越过梁山，追赶到了岐山脚下，重新成为他的民众。

豳地民众这种“穿越万水千山也要追随你”的壮举，惊动了其他国家的民众。

这些国家的民众都认定古公亶父是个了不起的仁君，也纷纷前来归附。

古公亶父的势力因此迅速壮大了起来。

古公亶父的正妃太姜是个非常有贤德的女人，她一共生了太伯、仲雍和季历三个儿子。她处处以身作则，严格教导儿子，让他们在品德行为上不犯一丁点儿过错。

季历娶妻太任。

太任也是个非常有贤德的女人，她在生儿子昌时，“有圣瑞”——出现了圣人降生的瑞兆。

古公亶父惊喜坏了，连连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一听这话，感觉父亲话里有话，这明明就是想要传位给昌的节奏啊。

为了不让父亲为难，哥俩离家出走，逃到了荆蛮之地，和当地人融合在一起，纹身剪发，主动让位给季历，好让昌从季历那儿接位。

这样，古公亶父去世后，季历理所当然地继位，是为公季。

公季继承了父亲传下的仁德，专心推行仁义，遍服诸侯。

公季去世，儿子昌即位，是为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西伯遵循祖辈、父辈留下的成规，真诚地推行仁义，尊老慈幼，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吸引了众多人才前来投奔，这其中有闳夭、伯夷、叔齐、太颠、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真是名士云集，济济一堂。

这个时候的商纣王神志昏乱，为政残虐，重刑辟。

西伯流涕叹息。

有崇氏（今黄河以南嵩山一带）国君崇侯虎偷偷向纣王告密，大意是说：西伯积善行德，收买人心，将会威胁到您。

纣王不由分说，命人把西伯囚禁在羑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北）。

闳夭等人急坏了，赶紧搜罗美女、良马、珠宝、财物，厚赂纣王。

纣王见到美女，眉开眼笑，不但赦免了西伯，还赐以弓箭斧钺，让西伯拥有专征讨伐邻近诸侯的权力。

他还乐呵呵地把崇侯虎给卖了，说：“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重获自由的西伯，想和纣王做一笔交易：献洛西之地，请纣王废除炮烙之刑。

纣王想也不想，一拍大腿：成交！

西伯回到岐山，整顿兵马讨伐崇侯虎，但他闭口不谈私人恩怨，而是找了一大堆理由，发表宣言说：“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予将来征之，唯为民。”

民众心悦诚服，兵卒士气高涨，一下子就灭掉了崇国。

西伯的威望更高了。

诸侯以后有了争议，都不约而同地来找西伯做裁决。

虞、芮两国的人，有了争议不能解决，前来找西伯。

他们到了周境，看见耕田者都互让田界，民众都尊重长辈，不由得心生惭愧，互相检讨，谦让而去。

诸侯听到这件事，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地说：“西伯盖受命之君。”

西伯受此鼓励，信心大增，而且实力也不允许他低调。他积极开疆拓土，攻伐犬戎、攻伐密须、攻耆国、攻邘国，连战连捷，国土面积大增，把国都从岐山下迁到丰邑（今陕西省骊山附近）。

殷朝的祖伊大感恐惧，提醒纣王要严加提防西伯。

纣王认为西伯没有天命，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对此建议置之不理。

周文王的确没有天命，他在迁都后不久就死了，太子发即位，是为周武王。

武王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为左右手，师修文王绪业。

一切准备妥当，伐纣行动开始。

武王郑重祭祀了上天主兵的毕星，然后制作了文王的牌位，用车载着，供在军营中，自称“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带领大军出发。

在横渡黄河时，有一条大白鱼跳入武王的船中。

这是吉兆！

武王俯身拿起白鱼祭天。

晚上，有一团流火自上往下降，到达武王的营帐顶时，聚积成乌鸦状，颜色赤红，发出“魄魄”声响，摄人心魄。

这是大大的吉兆！

有八百个诸侯不约而至，相聚于盟津。

群情振奋，众诸侯都振臂高呼：“纣可伐矣。”

但是，武王却莫名其妙地说：“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

于是，大家各回各家，分头散去。

过了两年，太师疵、少师彊仓皇逃入周地求生，告诉武王，说纣王昏乱暴虐滋甚，杀比干，囚箕子。

武王于是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伐纣。

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伐纣战争，正式打响。

武王聚集了各路诸侯，在牧野一举击溃了纣王的大军。

纣王心死如灰，登上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武王挥军进城，亲自向纣王尸体射了三箭，然后下车，用轻吕剑击纣王的尸身，用黄色大斧斩下纣王的头颅，悬挂在太白旗上。

大功告成，武王分封功臣谋士，师尚父为首封。

《史记·管蔡世家》里面的记载说，武王克殷平天下之后，大封功臣和自己的兄弟，其中的两位弟弟康叔封、冉季载因为年纪太小“未得封”。

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到非常奇怪的现象。

因为《礼记·文王世子》中说：“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刘宋裴骃所著《史记集解》也引用其同时代人徐广所著《史记音义》的说法：“文王九十七乃崩。”认为周文王活到了九十七岁。

而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武王是在文王死后十一年克殷的，这时候的康叔封、冉季载年幼没有得到封国，那么，他们应该是在十一岁以上、十五岁以下。

即使以他们是十五岁论，那也是在文王九十三岁时出生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有人会觉得，九十三岁的文王让一个年轻的姬妾怀上孩子，也不是没有可能。

问题是，查《史记·管蔡世家》可知，康叔封、冉季载都是周武王的同母弟！书中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

也就是说，康叔封、冉季载和武王都是文王的正妃太姒所生。

另外，《大戴礼记》中又明确记载：“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即周文王十五岁时就生下了次子周武王。

可以想象，生长子伯邑考的时间就更早了。

而周文王的妻子太姒，年纪应该与周文王相当，绝对不会比周文王小太多。

道理明摆着，如果她比周文王小两岁以上的话，就会出现十一二岁时生育的怪象，不符合科学。

这么一来，周文王九十三岁生幼子康叔封、冉季载时，太姒也应该九十岁上下了。

九十岁的老妇人，还怎么生子？

根本不可能！

显而易见，《礼记·文王世子》说的“文王九十七而终”是错的。

那么，文王到底享年多少呢？

《诗经·大雅·大明》篇中说：“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啥意思呢？

意思是说，周文王在即位之初与太姒结婚，乃是上天安排的良缘佳偶。

既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面又生了长子伯邑考，那么，他应该是在十三岁左右登位。

另外，《尚书·无逸》又记文王“享国五十年”。则文王死年大概是六十三岁。

回到前面的话题，就算文王死时六十三岁，他死后十一年，他的幼子康叔封、冉季载为十五岁，即康叔封、冉季载在他五十九岁时出生，可信度还是很低。

问题出在哪儿呢？

最大的可能是：武王不是在文王死后十一年伐纣的，而是在文王死后一年就克殷成功了。

《史记·伯夷列传》记：武王准备兴兵伐纣，伯夷、叔齐叩马劝谏，说您“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

文王死了十一年，尸首都没有安葬，根本就不合理嘛。

武王极有可能是在文王死后一年，甚至文王死的当年，就出兵伐纣了。

如果按这个时间点来推算，该年康叔封、冉季载十五岁，再往回推，他们出生时文王四十八岁，这勉强说得过去。

但问题又来了，如果武王是在文王死后一年，甚至文王死的当年，就出兵伐纣了，那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而且连父亲的尸首都来不及安葬？

有人猜测，文王的尸首被毁，并且不在武王那里，所以没法安葬。

这个猜测相当靠谱。

《无逸》篇记载，周公曾悄悄对年幼的成王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这个“惟中身”，之前人们理解为文王在中年受天命。但仔细推敲，应该是说文王中途殒身，以至于仅仅享国五十年。

武王之所以“父死不葬”就急吼吼地兴兵伐纣，可不就是急于为父报仇吗？

《楚辞·天问》里因此而慨叹说：“武发杀殷，何所悒？”

也就是说，文王如果是享尽天年、寿终正寝的话，武王绝不会不埋葬父尸，而如此急匆匆地兴师伐纣。

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史记·周本纪》中说，武王祭祀了上天主兵的毕星后，将文王的牌位车载于军中。

不用多说，把文王的牌位车载于军中，那是表示要完成父王没有完成的事业，同时，也彰显复仇的决心，以激励士气。

五胡十六国时代，前秦皇帝苻坚被羌人姚苌杀害，他的族孙苻登即皇帝位后，就将苻坚的牌位车载于军中，并命令将士在长矛镗甲上都刻上“死休”字样，表明与姚苌展开生死较量。

苻登的做法，与武王何其相似！

因此，武王伐纣，是专为复仇而来。

他伐纣时自称“太子发”，那是由于文王惨遭横死，没有来得及交班。

武王伐纣的誓师词，见于《礼记·坊记》所引《太誓》，里面反复辩说文王无罪，云：“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说，我若战胜纣王，并非我武功强大，只因亡父无罪；纣王若战胜了我，并非亡父有罪，只说明我无能。

看这段誓词，很有几分努尔哈赤进攻明朝时所发布的“七大恨”的气味，如果文王不是惨死在纣王之手的话，真说不通了。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看《史记·周本纪》中武王克殷成功后，他所实施的“亲自向纣王尸体射三箭”“用轻吕剑击纣王的尸身”“用黄色大斧斩下纣王的头颅”等一系列行动，我们才不会感到突兀。

毕竟，武王自称仁义之师，以有道伐无道，他在取得天下后，难道不应该宽宥对手，以向天下彰显仁德？

孟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但对比一下过去的汤克夏，仅仅是放逐了夏桀而己。

武王却把已经死去的纣王碎尸枭首，若不是有夺妻之恨，就是有杀父之仇。

那么，纣王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处死文王的呢？

应该就是在把文王囚禁于羑里时下的毒手。

这里有一个问题：文王是怎么被纣王囚禁的呢？

要知道，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外服制度。

商王的控制力仅限于王畿，附属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文王是一方诸侯，哪能像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召岳飞那样，要你来你就得来，要你死你就得死？

所以，纣王必定是经过了一番血战，才抓住文王的。

而我们也知道，战争是需要成本的。

纣王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要付出巨大的战争成本去擒捉文王呢？

《史记·周本纪》中说，纣王是听信了崇侯虎的谗言。

《史记·殷本纪》里说得更不靠谱：纣王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西伯闻之流涕叹息。

这两种说法都不大可信。

倒是郑注《尚书》引《大传》说得有点道理：“纣闻文王三伐皆胜，而始畏恶之，囚于羑里。”

换言之，文王积极开疆拓土不是在被“囚于羑里”之后，而是在被“囚于羑里”之前，他攻伐犬戎、攻伐密须、攻耆国，连战连捷，严重地威胁到了商朝的统治。

《尚书大传》雅雨堂刊本直接一语道破天机：“西伯既戡耆，纣囚之羑里。”

“戡耆”，今本《尚书》作“戡黎”。

《说文》的解释是：“黎，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从邑声。《商书》：‘西伯戡黎’。”

“耆”也称“黎”，在现在的山西省长治市南，与商地连壤。

“西伯既戡耆”，意思是在向商的中心地带进攻。

既然是这样，纣王就必须有所反应了。

《左传·昭公四年》中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

“蒐”，可以理解为检阅军队，也可以理解为用兵。

这里，应该理解为用兵。

意思是说，纣王领兵去耆地跟文王干了一仗。

文王的势力已延及至东海、江淮一带。纣王与文王干了这一仗，擒捉了文王，东夷人大为不满，发动了叛乱。

《左传·昭公十一年》又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意思是说，纣王囚文王之后，又发兵讨伐东夷，导致国内兵力空虚，结果遭遇了武王伐商，国灭身死。

一句话：纣王囚文王、殷讨东夷、武王伐纣等一连串事件是紧密相连的。

同时，纣王擒获文王后，是不可能放虎归山的。

《史记·周本纪》里面说，闳夭等人听说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北），赶紧搜罗美女、良马、珠宝、财物，厚赂纣王，文王不但得免，还被纣王赐予弓箭斧钺并得到了据有专征讨伐邻近诸侯的权力。

此说并不可信。

《左传·襄公十一年》里面的说法更荒唐，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

囚禁文王七年，天下诸侯都申请做他的囚友，和他一起受囚，这是在开玩笑吗？

纣王因为众诸侯的表现感到害怕，从而释放了文王？有这个可能吗？如果真这样，纣王还不如咬舌自尽算了。

《楚辞·天问》说：“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意思是说，圣人的德行相同，结果却异，梅伯被剁成肉酱，箕子佯装疯狂。

按照《楚辞·天问》的说法，梅伯和箕子都是圣人。箕子其人其事及其言论在《尚书》《周易》等先秦文献中屡有出现；“梅伯”却非常奇怪，虽然《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淮南子》《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等书也提到过这个名字和其被“醢”的记录，却都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其实，这个“梅”通“某”，即“梅伯”就是“某伯”。

这个“某伯”应该就是“西伯”，即周文王。盖因其“受醢”，死得不光彩，屈原为尊者讳，没有直说。

有人可能会问，《天问》又有提到“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这里为什么不为尊者讳了？

这里的“西伯”指的是周武王。

结合上下文的意思，是纣醢了文王之后，把肉醢赐给武王，以此来震慑周人。武王上告于天，亲自执行上帝对殷商的惩罚，殷商命数由此无可救药。

不用说，文王这个悲惨的死法是周人的奇耻大辱。

周人为了维护文王的“完人”“圣人”形象，从而编造出了文王从羑里获释归周的故事。

《太公金匮》里就出现了文王从羑里归后与姜太公的一段对话。

最后补充一下，武王克殷商之后不久去世，成王即位。因为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治理天下。

这也再次证明《礼记·文王世子》说的“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是一个大谎言。

很难想象，武王已经九十三岁，而他的嫡长子还未成年。

如果文王惨死时六十三岁，武王比他小十五岁，那该年武王四十八岁。再过两年武王死，则武王死年五十岁。

不管如何，武王年寿虽然不永，但算是善终；文王虽比武王多活了十三岁，却是横遭肢解烹煮，惨烈至极。

二、周文王惨遭肢解并被陈尸祭坛了吗？

上一节已经辩驳了《礼记·文王世子》中“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的说法。

“文王九十七而终”站不住脚的地方在于：《大戴礼》中明确记载周文王在十五岁时就生下了次子周武王。而给周文王生育武王的女人，按照《管蔡世家》里面的记载，就是文王的正妃太姒。《管蔡世家》又交代得很清楚，太姒一共给文王生了十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武王，第九子康叔封，最小十子冉季载。但是，文王死后十一年，武王克殷平天下，大封功臣昆弟，他的两个弟弟康叔封和冉季载竟然因为年幼没有得到封国。由此可以推知，康叔封和冉季载是太姒九十岁时生育的，这绝对不符合生理科学。因此，周文王死年，决不是九十七岁。

《诗经·大雅·大明》篇中又说“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意思是说，周文王在继位之初就与太姒结婚了。将之与《尚书·无逸》所记文王“享国五十年”结合起来看，文王死时大概六十三岁。

文王是怎么死的呢？

《无逸》篇里面记载有“文主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之语。意思是说，周文王应该是身遭不测，王业中断，仅享国五十年。

网络上有一个说法：陕西省岐山周原发掘出记载有周文王遭肢解并陈尸祭坛的甲骨。

支持这个说法的网文有很多，题目起得很惊悚，如“周文王惨遭开膛破腹”“周文王被当成祭品”之类。

这些文章大同小异，都附上一张周原甲骨文的描摹图，但都对图中描摹的文字视而不见，闭着眼睛自说自话。

他们说，考古学家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周原发掘出一块甲骨，上面刻着“王祭祀大甲，册周方伯，先王保佑风调雨顺”的文字，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商王祭祀第四代商王大甲，用周方伯祭祀，先王会保佑当年风调雨顺。

然后，他们对“周方伯”前面的“册”字做了一通详细的解释，说：周方伯就是周文王。原文中的“册”字是个象形字，意为一条条肋骨，这段甲骨文的意思就是把用于祭祀的人杀死，然后剖开胸膛摆好，并显露出一条条肋骨。因此，“册周伯”的意思就是把周文王开膛剖腹摆上祭坛。

关于甲骨文中的“册”字，济宁甲骨学大师屈万里先生认为，卜辞里出现的“册”是“册告”的意思。如果有“册祝”二字，即是意味着这是向神祝告的文书。历史学家白玉静却认为，“册”像用来圈养牲畜的篱笆之形，意指用来祭祀的牺牲。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则认为“册”字与“删”通用，含有“砍”“斫”之义。古文字学大师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中直接把“册”字作“杀”字解。

话说回来，周原甲骨文描摹图上的文字，并非“王祭祀大甲，册周方伯，先王保佑风调雨顺”。其实，稍微动脑子想想，“风调雨顺”这个词，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甲骨文里！其实，原文是：“贞王其皋又（佑）大甲，册周方伯，卤（斯）正，不左，于受又（有）又（佑）。”

那么，这短短的十九个字，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片甲骨，到底是商人刻辞，还是周人刻辞？

1977年，考古学家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掘出大批甲骨，数量达一万七千多片。

岐山县凤雏村一带，是周人迁丰前的岐邑所在，而从出土遗址的建筑构造看，其明显属于“前宫后寝”的宗庙建筑。

当年主持发掘者徐锡台认为周原凤雏遗址为周室宗庙建筑。

通过对这批出土甲骨的译读，考古人员发现上面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周人早期的祭告、祈年、田猎、征伐等活动。

因此，学术界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这些甲骨应该都是周人刻辞。

但出土于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西厢房二号房间编号为H11的窖穴内的四片甲骨，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

其中被冠以H11:84编号的甲骨，就是记载着“贞王其皋又大甲，册周方伯，卤正，不左，于受又又”这十九个字的那片甲骨。

殷墟甲骨中，有许多卜辞记录地点；殷墟卜辞中，商王在京城外或诸侯国的祭祀行为一般都要指明占卜祭祀的地点。殷墟甲骨喜用龟背，字体线条较粗，钻孔多为枣核状孔。

这三片甲骨和其他周原甲骨别无二致，卜辞不记录地点，没有像殷墟卜辞那样由前辞、贞辞、占辞、验辞组成；用的是龟腹，微雕，文字线条很细、方凿、圆钻平底。它们应属周人刻辞。

那么，甲骨上提到的“周方伯”是谁呢？

《礼记·王制》载：“千里之外设方伯。”

在殷周时代，方伯就是一方之长，诸侯中的领袖。

其中被冠以编号H11：1的甲骨里提到了“帝乙”，而帝乙就是商纣王的父亲。另外，“帝乙”是商王死后才有的“日名”，因此，“周方伯”应该就是周文王姬昌。

据此，很多人认为这三片甲骨上出现的“王”就是商纣王。

但这些甲骨是珍藏在周室宗庙中的，说商纣王来周室宗庙祭祀先祖，似乎说不通。

而说商纣王来周室宗庙祭祀先祖，并把周文王像牲口一样宰杀，“剖开胸膛摆好，并显露出一条条肋骨”，然后摆上祭坛，那就更加说不过去了。

那么，说周人把记载有“周文王被人家像牲口一样宰杀”的血腥甲骨珍藏在自己的宗庙里，那就真的匪夷所思了。

另外，从周原其他甲骨文可以看出，周人凡在述及商王，都不单独称“王”，而是称“衣王”或“商王”。而对本族之王一律直接称呼为“王”。

因此，这个“王”不可能是商纣王，而是周文王。

有人会感到奇怪：从这三则庙祭卜辞看，这个“王”所祭对象是成汤、太甲、文武丁和帝乙等商人先祖，他怎么可能是周文王？

是这样的：中国古代有一个“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祭祀原则。而根据《左传》《周礼》等先秦文献的记载，三代又实行一种名叫“命祀”的祀典制度，即以命令的方式，要求邦国、都鄙等必须遵从王室之命进行祭祀。

这种命祀不仅发生于先周时期，也存于商灭之后。

显而易见，一旦弄清楚了甲骨上“王”指的是周文王，而“周方伯”指的是周文王，自然就不会认这个“册”字作“杀”字解了。

考古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文献组课题组组长杨升南先生认为，这里的“册”字表达的是“册命”“册告”“册封”的意思。

那么，这三片甲骨分明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逐一进行解读。

H11：1编号甲骨所表达的意思是：癸巳日，文王在文武丁、帝乙宗庙祭祀，两位小妾参与其事，杀了三头公羊，又杀了三头小猪，诸事完毕。（是否吉利？）

H11：82编号甲骨所表达的意思是：在文武丁神主前，文王祭祀某先王，请册命周方伯继承殷商之天命，（是否吉利？）果然应验，文王受到保佑。

H11：84编号甲骨所表达的意思是：文王祈求太甲，册命周方伯继承殷商之天命是否吉利，果然应验，文王受到保佑。

有人会觉得奇怪，成汤、太甲、文武丁和帝乙等人都是殷商先王，他们怎么会保佑周文王承殷商之天命？周文王只有脑袋不正常才会祈求他们保佑自己继承殷之天命吧？

大家应注意这样一个现象：早期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从没出现过“文王称王”的说法，所记载的都是“文王受命”。

文王和武王为了宣扬伐商的合法性，长期采用自己接受天命的说法。

这“天命”，指的既是上天之命，也是前代圣贤先王之命。

对于“文王受命”，周人一律都说：“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

清朝人陈奂因此说：“文王受命于殷之天子，是即天之命矣。”

因此，在那个年代，周文王祈求殷商先王保佑自己继承殷之天命，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

所以说，“册周方伯”绝不是杀周方伯，而是册命周方伯。

三、姜子牙七十二岁遇周文王？

姜子牙七十二岁遇周文王的说法，主要来源于《荀子·君道》和《韩诗外传》（卷四）的记载。

《荀子·君道》中是这样写的：“乃举太公……行年七十有二……”

《韩诗外传》（卷四）则这样写：“太公七十二而用之者。”

另外，《说苑·尊贤篇》虽然不说姜子牙七十二岁遇文王，但说：“太公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

司马迁拿不准是七十二岁还是七十岁，在写《史记·齐太公世家》时，就笼统地写：“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

不管怎么样，姜太公七十二岁时垂钓渭水、被文王所遇的故事已经深植民间。

但是，很多先秦典籍中所提到的名人的岁数，大多是靠不住的。

比如《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又载：“盖太公之卒百年有余，子丁公吕伋立。”

按照其字面意思，就是说姜太公死后过了一百多年，他的儿子丁伋即位为齐公。

姜太公死了一百多年他的儿子才即位，这个儿子是从哪里来的？他当时得有多少岁了？

姜子牙出生之年不载于任何史料，但《竹书纪年》明确记载了他的卒年：“周康王钊六年，齐太公卒。”

另外，上博简《举治王天下》里又说文王与姜子牙相遇于文王七年。

那么，从姜子牙遇文王之年算起，到周康王六年，这段时间是可以大致算得出来的。

我们来看：

1.《尚书·无逸》记文王“享国五十年”；

2.《尚书·泰誓上》载：“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也就是说，文王死后十三年，武王克殷；

3.《管子·小问》载：“武王伐殷，七年而崩。”《礼记·文王世子》也载：“武王七年而崩。”也就是说，武王克殷后居天子位为七年；

4.西汉人刘歆的《世经》认为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含周公“摄政”的七年）；

那么，姜子牙在得周文王知遇后，经过了辅佐文王的四十三年、武王伐商的十三年、武王克殷后在位的七年、成王在位的三十七年、再加上康王六年，共一百零七年时间。

显而易见，如果姜子牙是在七十二岁遇上周文王，即，七十二加一百零七等于一百七十九，也就是说，姜子牙享年一百七十九岁，根本不科学。

问题出在哪儿呢？

最大的可能，就是姜子牙初遇文王不是七十二岁，而是三十岁上下。

只有这样，才会有继续讨论下去的可能。

为什么不把姜子牙初遇文王时的岁数定位在比三十岁更小的十几岁、二十岁呢？

上博简《举治王天下·古公见太公望》里面记载过这样的事：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曾经拜访过姜子牙，并且叮嘱文王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姜子牙，说你得到了他，就得到了天下，丢失了他，就等于丢失周王室。

假定古公亶父是在他辞世的那一年拜访姜子牙的。古公亶父死后，他的儿子季历继位。过了三四年，季历被商王文丁杀害。文王继位后七年寻访到姜子牙。这期间大概过了十年。

那么，古公亶父拜访姜子牙时，姜子牙大概二十岁出头，不能再往小里推了。

总之，文王礼遇姜子牙时，姜子牙的年纪不应该太大，也不应该太小，应该是三十岁出头，正值盛年，风华正茂。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流传出“太公七十二而用之者”的说法呢？

应该和姜子牙的名字“太公望”有关。

姜子牙的名字，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受明代许仲琳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影响，很多人以为，姜子牙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尊称太公。

其实，在先秦典籍里，根本不存在“姜尚”“姜子牙”“姜太公”这样的说法，有的只能是“吕望”“吕尚”“太公望”“师望”“尚父”“师尚父”等。

姜姓始祖四岳当年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其后被分封了齐、申、吕、许四个国家。

姜太公是四岳之后的吕国人，以吕为氏。

这个吕国在最早的时候，是在今天山西省霍州市西南，在太岳山的西边。后来，周穆王重新封了吕国，将它迁到了今河南省南阳市西边。

现在很多可查的史料，对姜子牙的籍贯都搞错了。

比如《后汉书·郡国志三》“西海”下注引《博物记》说：“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

《水经注》引《齐乘》又称：“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琊海曲，太公望所出。”《博物志》也说：“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

这里面提到的地名：东吕乡、棘津、莒州、琅琊、海曲等，全都在山东，其中的海曲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日照市。

但是，上博简《举治王天下》里有古公亶父访问姜子牙于吕隧的记载。古公亶父原先居于豳地，后迁到岐阳周原，说他不远千里跑到山东去访问一个年轻小伙子，很难说得过去。

显而易见，姜子牙居住的地方应该是在今天的山西省霍州市。

把姜子牙的籍贯错定在山东，应该跟《孟子·离娄上》记载的“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吕氏春秋·首时》记载的“太公望，东夷之士也”之类的说法有关，早早把姜子牙认定为东夷人。

《孟子》等书之所以把姜子牙说成东夷人，估计是跟姜子牙的封国齐是东海之国有关。

但姜子牙封国在东海，并不能意味着他的籍贯就在东海。

例如，周公封鲁，但周公的籍贯并不在鲁。

另外，高诱注《吕氏春秋》说：“太公望，河内人也。”《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说：“太公望，河内汲人。”这些说法也不能成立。

再说回来，姜子牙是吕国人，以吕为氏。而先秦人的习惯是：男人称氏不称姓，女人称姓不称氏。

因此，先秦、秦汉的典籍里对姜子牙常见的称谓是“吕望”“吕尚”。

不过，“吕望”里面这个“望”字，并不是姜子牙的原名，而是周文王帮他起的。

《史记·齐太公世家》交代得非常清楚：周文王出猎，与姜子牙相遇于渭水之阳。一番交谈下来，周文王心情大为舒畅，感叹说，我先君太公在世的时候就说，必定会有圣人来辅佐周，周会因此兴旺发达。你就是这个圣人了，“吾太公望子久矣”，我先君太公盼望你很久了。

就这样，周文王把姜子牙尊称为“太公望”。

人们除了从“太公望”这一尊称中组合出“姜太公”“吕太公”的称呼，还组合出了“姜望”“吕望”的称呼。

另外，很多人认为，因为周武王崇尚姜子牙，以父礼事之，所以尊称为他“尚父”。

但是，上面已经说了，上博简《举治王天下》中，古公亶父曾告诫文王：“得上父，载我天下；子失上父，遂（坠）我周室。”

在古时候，“上”“尚”相通。

换言之，“尚父”并不是源自周武王对姜子牙的尊称，它根本就是姜子牙的名或字。

《封神演义》里一口一句“姜尚”，的确，在先秦，“某父”中的“父”字经常会被省略，比如《左传·昭公十二年》里“禽父”“夑父”，其实是鲁公伯禽、晋侯夑。

因此，“姜尚父”简称为“姜尚”，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依据先秦的人名、字的通例，“子某”“某父”都是字而不是名，像“禽父”“夑父”，都是字，因此，“尚父”应该是姜子牙的字。

称姜子牙为“师尚父”，是古代有大师和少师，大师就是后来的太师，是最高的武官，掌管军队。

姜子牙曾经是文王、武王时代掌管军队的大师。

因此，“师”是他的官职名。

“师尚父”也因此被称“师望”。

姜子牙的“子牙”是怎么来的呢？《孙子·用间》提道：“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不难看出，“吕牙”就是吕望。

“吕牙”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也仅见于《孙子》。

有人因此认为，“牙”的古代读音与“望”的古代读音接近，即“牙”是由“望”音转成的。

姜子牙道号“飞熊”，是文王遇姜子牙前夕，由史扁卜卦，出现了“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的爻辞。后人误把“非罴”转成“非熊”，最终演变成了“飞熊”。

关于姜子牙的名，宋人吴仁杰在《两汉刊误补遗》卷四中提到了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这四个人，说这四个人是“文王之四友”，由于《书大传》又说散宜生、南宫适、闳夭与太公望“见西伯于羑里”被孔子说成“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因此，他认为太颠与师尚父是一人，即“颠”是姜子牙的名。

清人苏时学赞同吴仁杰的说法。他在《墨子刊误》中说：“泰颠，（“泰”通“太”）当即太公望也。”

虽然有人认为，《逸周书·克殷》篇里既记载有太颠，又记载有尚父。但该书为战国史官写的东西，并非绝对可靠。战国史官写前代史，常有把一个人写成两个人，或把两个人写成一个人的现象发生。

因此，姜子牙是姜姓，吕氏，名颠，字尚（上）父，尊号太公望，官太师。

弄清楚了姜子牙的姓、氏、名、字以及尊称，就不难发现，后人非常有可能是看到了“太公望”里面“太公”这两个字，不知其所指为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望文生义，以为指的是姜子牙，误以为当时的姜子牙已经很老，称他为“姜太公”，从而讹传出姜太公七十二岁遇周文王的说法来。

不过，就算姜子牙是三十岁遇文王，但他事周的时间长达一百零七年，还是让人感觉难以置信。

这里面应该还存在偏差。

根据《帝王世纪》所记载的：文王在即位后的第四十二年，由于“岁在鹑火”，即金、木、水、土、火这五星聚在西边太阳落山处，在晚霞的映衬下，好像五只赤乌鸟齐聚在岐山周祖庙的上方，西伯昌认为这是上天在指示他去夺取商纣王的王位，于是称这一年为“受命之年”，自认为得天命而称王。

近代史家通过对出现“岁在鹑火”这一天文奇观进行推算，认为文王改正朔称王的时间应该是在他即位后的第四十三年。

文王“享国五十年”，即他在七年后去世。

而《史记·周本记》又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

史家认为，如果说武王是在文王死后九年才开始着手准备伐商事宜，很说不过去。从而推想，武王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他在继位后并没有改年号，仍旧沿用父亲的纪年，所以，这里说的“九年”，其实是周文王死后的第二年，这样才比较合理。

那么，《史记·周本纪》讲的武王克殷事发生于“武王十三年”，其实是文王死后第六年。

克殷后，武王又坐了多少年天下呢？

前面说了，《管子·小问》载：“武王伐殷，七年而崩。”《礼记·文王世子》也载：“武王七年而崩。”换言之，武王克殷后居天子位为七年。

但《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把武王克殷后居天子位的年数定为四年。

前面说了，西汉人刘歆的《世经》认为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包括周公“摄政”的七年在内）。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则把成王在位年数定为二十二年。

这么一来，姜子牙遇文王到姜子牙病逝的这段漫长的时间就大为缩水了。

我们来看一下，周文王即位后第七年遇姜子牙，过了三十六年（即周文王即位第四十三年），文王改正朔称王；过了十三年，武王克殷；过了四年，武王崩；再过二十二年，成王崩；再加上康王在位的六年，总共时间是八十一年。

假定姜子牙初遇文王时为三十岁，那么，三十加八十一等于一百一十一，换言之，姜子牙享年为一百一十一岁。这就比较可靠了。

对《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的“盖太公之卒百年有余，子丁公吕伋立”，理解为“姜太公在一百多岁病逝，他的儿子丁公吕伋即位”也比较合理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为什么改变古籍的年数把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进行压缩呢？

原来，西周共和元年之后，是有明确的纪年可查的，属信史时代；西周共和元年之前，各种纪年混乱，尤其商代、夏代之前，不但模糊难考，甚至湮灭而不可考。“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任务，就是要考证出其具体纪年。

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这一条红线不可逾越，又要维护《史记》中的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记载，“夏商周断代工程”在以西周积年共二百五十七年为准的情况下，只好把西周诸王的在位年数进行下调。

可惜的是，2007年，西周青铜器尧公簋在香港地区展出，该簋上铭文有“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易（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字样。考古家通过考证，认为这“王命易（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指的是成王二十八年。

如果这个考证成立，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简表》说的成王在位年数为二十二年就站不住脚了。

因此，姜子牙享年一百一十岁，还是有波动的。

但是，姜子牙初遇周文王，不应该是七十二岁，否则就太过离奇了。

四、穆王驭八骏游西天有史实依据吗？

周穆王是周文王灭商以后西周第五位君王，姓姬名满，世称“穆天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

穆天子的神话传说屡见于《山海经》及六朝志怪小说。

《列子·周穆王》记：周穆王不体恤民情，不亲近臣下，沉迷于远游，命人打造八骏神车，周游海外，曾到西天瑶池作客，得到西王母的款待。当时，西王母在瑶池之上与周穆王欢宴畅饮，亲自弹奏瑶琴，周穆王引吭高歌应和，辞曲哀婉。

《太平御览》卷七四引《抱朴子》则记：“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

如果这些记载只是出现在《山海经》及六朝志怪小说也就算了，奇的是，众多先秦史书居然也提到了这件事。

那么，就不能单纯以神话传说来看待它了。

《国语·周语上》记载：犬戎在西周初年常向周王室进贡方物特产。周穆王时，犬戎进贡不及时，有怠慢周王室之态。周穆王遂领兵进行征伐，“获其五王，遂迁戎于太原”，把部分戎人迁到太原（今甘肃省镇原市一带）。

不久，周穆王又东攻徐戎，在涂山（今安徽省怀远市东南）会合诸侯，巩固了周在东南的统治。并制定墨、劓、膑、宫、大辟五刑，其细则竟达3000条之多。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立志要使天下的道路都印上自己的车辙、马迹。换言之，周穆王不但是个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雄心勃勃的旅行家。

《史记·秦本纪》说，造父善御，得八骏，穆王使驾而西巡狩。

《史记·赵世家》又进一步说：“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

可见，周穆王西游之事并非无本之木。

不过，《山海经》和六朝志怪小说以及众多先秦史书对这件事只是寥寥数语提及，并没详细记录，让人如入云雾，不得要领。

详细而完整记载周穆王西游之事的，是《穆天子传》。

西晋太康初年（280），汲郡（今河南省汲县）人不准（人名）盗发了战国时魏襄王的古墓（一说为魏安釐王墓），在墓中发现了一批封存了五六百年的竹简，有数十车之多，计十余万言。经过有识之士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写定为七十五篇，其中最有名的是《竹书纪年》《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是这样记述的：周穆王为房太后所生，父亲是周昭王。昭王南巡时死在途中，穆王继位时已经五十岁，在位五十四年，活了一百零四岁。

穆王年轻时向往修炼成仙的道术，想学黄帝那样乘车马游遍天下的名山大川。

周穆王两次率军西征，大败西戎各部落，凿空了前往西域的道路。

经过精心准备，周穆王于公元前964年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西游之旅。他以善御者造父为车夫，驾着八匹千里马，带着七队选拔出来的勇士，携带供沿途赏赐用的大量珍宝，沿着湹水向东前进，经盟津渡过黄河。

在黄河边，穆王捕获到一只白狐狸和一只黑貉子，用它祭祀了河神。他的车驶到连羽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边，河里的鱼、龟、鳄鱼就自动自觉地浮起来，为他铺路搭桥，以让车辆通过。

过了黄河，沿太行山西麓向北挺进，到达阴山脚下，转而西行，抵昆仑山，又向西走了几千里，到达了一个风光旖旎的国家，即传说中的昆仑山西王母国。

西王母梳着蓬松的发型，穿着下垂的豹尾式服装，在瑶池盛宴款待穆王。

穆王送上大批中原特产和锦绸美绢。

西王母则回赠西天各种奇珍异宝。

两人饮酒吟诗，共颂友谊。

宴罢，西王母邀请穆王游历了其国中山川名胜。

在山顶大石上，穆王刻了“西王母之国”五个大字，作为纪念。

盘桓了三个多月，该返程了。

西王母设宴送行，还在酒席上深情款款地唱起歌来：“白云悠悠，道路漫长，数不尽的高山大河将我们遥相阻隔，今日一别，音信难通。但你将长生不老，日后我们还会重逢。”

穆王无限哀伤地唱：“我返回神州故土，必使华夏各国都和睦相处，使万民都过上平等富足的生活，那时候，我还会再来看望你。”

然后，穆王继续西进到大旷原，猎到了许多珍禽异兽，调头返程东归，回到洛阳。

穆王此次西巡，共历时五百四十三日，行程三万五千多里，沿途所经邦国，都受热情接待。

穆王登昆仑山时，喝了蜂山石缝中的甘泉，又吃了玉树上的果实，登上了西王母居住的群玉山，得到了腾云飞升的道术，得以延年益寿。

因为《穆天子传》记述的事迹具有如此浪漫、雄奇的色彩，后人多将之归为《山海经》一类的神话小说。

清四库馆臣就认为《穆天子传》“为经典所不载”，将之列入小说类。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穆天子传》性质时却又说：“书中所记虽多夸言寡实，然所谓西王母，不过西方一国君。”认为《穆天子传》非《山海经》《淮南子》一类神怪小说可比。

近年来，越来越多严谨的治史者认为《穆天子传》是一部史学著作，著作者为周王室史官。

理由有五：

一、《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北渡黄河，经今山西太行山一线，越今河北井陉山，渡滹沱河，出雁门关，进入今内蒙古阴山河套地区，然后渡河西行，经今宁夏、甘肃、青海，入今新疆，到达准噶尔盆地，即“西北大旷原”，停留达三月之久。然后东归，取道东南，经河西走廊，穿今甘肃、宁夏，复至阴山，循来路返回宗周。其所历山川、泽薮、平原、部族、邦国（特别是西域之地），大多不见于别的文献，只能是亲历者才会有这样详细的记录，而且周穆王的整个西征、东巡漫游均有具体时间、地点、起止、宿留的记录。这些只能是随行史官才可以如此清楚明确地进行记载。

二、众多先秦文献中，关于我国古代民族的资料，以《山海经》所载最为丰富。但绝大多都是神话传说，怪异荒诞不足为信。《穆天子传》所载却显得真实可信，客观而详尽描述了西周时期西北各民族居地、习俗、分布与迁徙等情况，并大多能从秦汉以后的史籍中得到印证。

三、周穆王西征、东巡沿途各国风物人情大异于中原，却又历历可考，而且其详细、完整记录的具体日期，在先秦文献中绝无仅有，接近于帝王起居注。所载礼制与历法，皆用周历，以建子之月为岁首，表明《穆天子传》成书在西周，而非已改用夏历的春秋战国之时。

四、全书文字古朴、冷僻，笔法单调、拙直，写人记事平铺直叙，不类《春秋》《左传》《国语》《国策》诸子之文，却与《尚书·周书》中与周穆王直接有关的《君牙》《冏命》《吕刑》三章的文风、词语多有相合之处。书中很多地方保留有古代特殊语法现象，则此书成书就在西周。

五、书中围绕周穆王的活动，记述了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礼仪制度，包括宴飨之礼、祭祀之礼、献赐之礼等，这些都成为后人研究周代礼制的真实材料。

而人们对《穆天子传》的实录产生质疑，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

一、按《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自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附近）至西王母之邦，行程共一万余万里。如此一来，西王母之国应在西亚或欧洲，这是难以设想的。但在1992年中日两国关于《穆天子传》的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指出，中国秦以前的里指的是短里，只有今七十七米长。因此，西王母之国应在今甘肃、新疆一带，它以西宁、兰州为前庭，以新疆为后庭，中心在敦煌、酒泉一带。这一观点与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长安至锡尔河流域的康居有一万余里的记述是一致的。

二、书中所述西王母之邦，明显接近于神话传说之邦；西王母其人接近于神话人物形象。史学家认为，这很可能是《穆天子传》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出现了增删、讹夺现象。其实，书中所述西王母蓬松的发型、豹尾式的服装，已经在出土的文物中得到印证。有一个在我国西北部出土的舞蹈彩盆，盆内有三组跳舞的场面，每组五人，头上都梳着蓬发，舞衣从背后下垂，像豹尾一样。因此，西王母之邦，其实就是某母系氏族制的部落。从相关史料考证，此部落春秋之后被乌孙人所逐，避入荒寒之青海高原，与其他羌人部落混合而被称为“婼羌”。后遂南下西藏，与唐古拉山之唐羌、牦牛羌等组成一大部落联盟，名曰“唐牦”。因仍行女王、女官制度，《魏书·吐浑传》及《隋书》皆载而名之曰“女国”。此女国女王诸臣，在南北朝末期支持发羌（亦西羌一支）酋长统一西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国。

还有，20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发现过高加索人的头骨，在新疆一带区域曾发掘出先秦时期的古文物。1980年，陕西扶风地区出土有西周时期的白人头像。这些发现表明，中西之间的通路早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打通了。

综上所述，《穆天子传》绝不是向壁虚构的小说，而是记载周穆王西征、东巡的实录性散文，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