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传疑时代》：神话的回归

一、中华文明可以追溯到多少年前？

中国历史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现在实在无法确定。

中国历史是如何开始的，现在更加无法确定。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写《史记》，因为他写的是纪传体通史，撰写有《五帝本纪》，算是从黄帝王朝时代写起的。

黄帝王朝时代，属于一个传说时代。

传说时代之前，还应该有一个神话时代。

神话时代的大致脉络是：盘古大帝开天辟地，天地经过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雒纪、连通纪、序命纪、循蜚纪、因提纪、禅通纪、疏仡纪的分化和演变，陆续出现了三位伟大的神祇，即天皇、地皇和人皇这“三皇”。

在“三皇”的统治时代，天地已生有万物，但人们的生活水平低下，风餐露宿，茹毛饮血，处于野蛮而未开化的原始社会状态。

让人类获得长足发展的，是随后出现的五位神祇人物，即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五氏”。

有巢氏教导人民建造出简陋的巢穴、房屋；燧人氏摸索出钻木取火的技能；伏羲氏始造文字以记事；女娲氏采石补天；神农氏尝百草而开启了农耕文明，中国历史也因此进入黄帝王朝时代。

黄帝王朝时代出现五位有名的领袖人物，分别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史学家称之为“五帝”，所以，黄帝王朝时代也可称之为五帝时代。

前面说了，黄帝王朝时代属于一个传说时代，虽然它的系统性要比神话更为严谨一些，但它和神话时代的虚构成分是一目了然的。

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可以借助于考古研究，把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梳理得更为清晰一些呢？

这里，最先要涉及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华文明的出现，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

考古学家以人类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来划分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先是旧石器时代，再到新石器时代。

我国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西南三里处的贾湖遗址，曾在1980年被河南省博物馆考古队确认为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

从1983年到2001年，河南省博物馆考古队先后对贾湖遗址进行了七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二千六百五十七点五平方米，清理出住房遗址五十三座，陶窑十一座，墓葬四百四十五座，出土陶、石、骨等文物及文物标本五千余件。

这些陶、石、骨等文物及文物标本，通过碳-14检测，都在地下埋了近万年，但质量普遍不高。

不过，在1986年开始的第四次发掘中，考古工作人员在七十八号墓里发掘出了两段被放置在墓主人股骨旁的骨管。

这两段骨管，经科学检测，属于兽骨或禽骨。

墓主人为什么要拿这两段兽骨或禽骨作为陪葬品呢？

有人说，它们属于织布和补网的器具。

也有人说，它们是宗教祭祀用品。

也有人根据骨管一侧管壁上挖有的七个圆形穿孔，开玩笑地说：“这种‘穿孔骨管’应该是一支笛子。”

玩笑归玩笑，大家都没有当真。

前面说了，通过碳-14检测，贾湖遗址埋在地下的东西，都是埋了近万年的了。

近万年前，连文字都没有，哪谈得上音乐？哪有什么乐理知识？又哪谈得上制作乐器演奏呢？

但这次考古的负责人中还真的有人把这句玩笑话当真了。

1987年春，贾湖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考古队又发现了一座墓的墓主人左股骨内侧放置的一支完整无损的“穿孔骨管”，管身上的七个孔大小完全相同。

不得不说，这个“穿孔骨管”实在太像笛子了。

考古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决定拿着这支完整无损的“穿孔骨管”找音乐界的权威人士问个究竟。

几经周折。

1987年11月，“穿孔骨管”被国内顶级的音乐界专家认定为笛子，并且，通过了电闪音高仪（stroboconn）闪光频谱测音仪的测试。

测试完毕，有两位音乐专家分别用斜吹的方式吹奏了上行和下行的音序，又分别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

那么，专家们对“穿孔骨管”做出的结论是：舞阳出土的“穿孔骨管”具备音阶结构，是乐器。

既然是乐器，那就可以确定九千年前的贾湖先民具备了一定的乐理知识，那么，中国的文明史就不应该是我们常说的五千年，而是九千年了！

二、说说那些或与伏羲有关的古迹

20世纪20年代，我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震惊了世界。

可惜的是，只有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晚期文化，缺失了早期文化。

在接下来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考古界也一直迟迟没有发现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任何遗址。

有人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

这些毫无根据的言论引起我国考古工作者强烈的不满，大家决心寻找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填补这段空缺。

1956年秋，第一届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成立，培训班里的成员都以这一重责为己任。

培训班结束，河南省新郑县的文物普查工作开始了。

河南属古中原地带，而河南地区自古以来也流传着许多伏羲的传说，至今尚存有纪念伏羲或与伏羲有关的文物古迹。

伏羲是中华民族古史传说中的人文始祖，为“百王先”。《水经注》卷二十二载：“（陈城）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犹有羲城实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伏羲曾都陈。陈即今淮阳。淮阳县城东北有伏羲城。

想想看，伏羲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早于炎黄二帝，在考古学文化中，伏羲文化应早于炎黄文化。学术界既然将炎黄文化对应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那么要找寻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可不就得对照着伏羲文化开展寻找文物工作？

淮阳与新郑的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

新郑文物普查工作组成员都格外重视这次普查工作。

1956年冬，普查工作组进入西北区，在云湾大队裴李岗村挖出了一个石铲和陶片。

经过多方考证，发现它们是史前文明时代先民加工谷物用的石磨和石碾。

这一发现，惊动了国家和省文物部门，也惊动了邻近的县市。

于是，从1956年到1973年的这十几年中，不断有专家、学者前来参观、考察，大家都认为裴李岗这块台地是个遗址，内涵丰富，可代表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

截至1973年，人们已经在裴李岗村西发掘出墓葬一百一十四座、陶窑一座、灰坑十多个，还有几处残破的穴居房基。出土各种器物四百多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及陶纺轮、陶塑猪头、羊头等原始艺术品。

经科学鉴定，从这两万余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考古人员鉴定其文化内涵是八千年前的人类的文明史，并且印证了古文献记载的有关伏羲的功绩，如治屋庐、作网罟、养牺牲、作琴瑟、画八卦、造书契、制九针等。

也就是说，伏羲文化不是神话，裴李岗文化即是它的现实写照。

三、女娲真的存在吗？娲皇宫出土了六千多年前的成人头骨

说起女娲，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知道，她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

按照神话的说法，上古世界，本无人类。

女娲以黄泥仿照自己，抟土造人，创造出了人类。

女娲也因此被尊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福佑社稷之神。

后来，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交战，共工吃了败仗，一怒之下，撞断了支撑西方世界的大柱不周山，导致天穹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女娲不忍人类受灾，炼五色石补天，斩断神鳖的四条腿用来支撑四极，平洪水，杀猛兽，人类始得以安居。

神话终究是神话。不过有专家根据各种典籍考证，女娲并非纯粹的神话人物，历史上很可能真的有其人物原型。

女娲所处的时代为远古时期，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生活主要依赖大自然的恩赐，条件非常艰苦。

女娲是母系社会中的一位著名首领。有史料记载，女娲的部落位于中皇山。这个“中皇山”或许就是《尚书·禹贡》里的中霍山。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女娲的主要活动区域就在现今的山西省洪洞县一带，她带领着部落民众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难，从而被人们尊崇为神。

现在，山西省洪洞县所保存的许多古传文化可以印证这一点。

另外，女娲的陵墓也位于山西省。准确地说，就在今山西省芮城县西南的黄河岸边。

王国维校《太平御览》一书，引用戴延之《西征记》中的记载，认为：因为女娲姓风，所以黄河岸边的风陵是女娲的陵墓。

《太平寰宇记》也称：“河东县三里风陵，是女娲之墓，秦汉以来俱系祀典。”

《山西通志》《名胜志》《陕西通志》《新唐书·五行志》等书，全都认为风陵就是女娲陵。

……

种种迹象表明，女娲并非单纯虚构的神话人物。

20世纪80年代，位于山西省吉县的人祖山娲皇宫遭到了人为破坏。

考古工作者于事后赶到现场，在女娲塑像下找到一只内有黄绫的木函。

“木函”上有墨书写道：“大明正德十五年（1520），天火烧了金山寺，皇帝遗骨流在此，十六年（1521）上梁立木……皇帝遗骨先人流下。”

显然，木函里面黄绫包着的是明代人称为“皇帝遗骨”的骨骸。

到底是哪位皇帝的“遗骨”，没有交待清楚。

考虑到女娲是传说中史前“三皇时代”与伏羲、神农并称为“三皇”的“娲皇”，而这包遗骨又埋在女娲塑像下面，莫非这“皇帝遗骨”是传说中的女娲娘娘的骨骸？

为了一探究竟，考古工作者将“皇帝遗骨”送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行碳-14同位素测年。

没想到，测量出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皇帝遗骨”为六千两百年前的成人头骨！

六千两百年前，和传说中的夏朝相吻合，这“皇帝遗骨”并非明代人作假。大家都感到难以置信。

2011年8月，考古工作者对人祖庙进行了“抢救性”整理，发现了战国、汉唐、宋元、明清、民国时代遗物二百九十一件（套），并在娲皇宫积土中找到其他人头骨、木函残片和距今九百年至二千一百年曾作祭品的动物骨头。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祭祀女娲的考古遗迹。

2012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举行的人祖山考古文化开发鉴评听证会，共有国家、省、市、县四级二十三位专家参加。

另外，考古、历史、神话、民俗等专家考察了人祖山。

最终达成了如下共识：

在漫长的母系社会中，女娲首先是原始氏族的名号，同时也成为氏族首领的名字，不会只是一个女娲，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女娲产生。木函题记中的“皇帝遗骨”之说，可能是某代或最后一代女娲，是后人对母系社会首领女娲崇高地位的追称，即这个遗骨就是明朝人认为的“娲皇”遗骨。

四、黄帝是神话人物？

中国史书认为中华文明可以从夏、商、周三个朝代算起，其中最古老的王朝夏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70年。

可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剑桥中国上古史》否认夏朝的存在。西方学者说，夏朝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

事实上，《剑桥中国上古史》最初也否认商朝的存在，但殷墟出土了商朝人使用过的青铜器，还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其中包含若干商王朝的档案。铁证如山，西方学者哑口无言，乖乖补上了有关商朝的记载。

本来嘛，中国权威史书《史记》已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及夏桀暴政等重大事件，历代夏王的名字也记录在册。

可是，西方学者却一口咬定这是司马迁胡编乱造出来的。真是毫无道理！

看来，要让西方学者承认夏朝的存在，就必须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出过硬的文物证据。

中华民族文化宝典《山海经》的内容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其中《五藏山经》记述有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二十六条山脉四百四十七座山，如果将其描述的地形与现在的地貌进行对照，会发现传说中黄帝都城昆仑的位置就在黄河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之上。

应该不是巧合，2011年，考古部门在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之上、毛乌素沙地的东缘，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山峁上，发现了一处形制独特、气势恢弘的石砌古城，其规模远大于与之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浙江，三百多万平方米）、陶寺遗址（山西，二百七十万平方米）等已知城址，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六个故宫。而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属于中国上古时代。

石城的城墙由巨石砌成、城门保存较好，具有强大的军事功能设计，已发掘出三座“马面要塞”，蕴含独特的军事思想。该城的石墙也有显著的细节，如砌墙时会有菱形的石块，目前不清楚是装饰作用还是有宗教意义。再者，该城规划严谨，功能分区非常明显。

参照两河流域、古印度、爱琴海文明的大型遗迹，西方学者一向认为中国上古文明没有能力打造石材建筑。石峁古城的出现，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石峁古城那超大的面积、强大的军事功能、严谨的规划设计，显示出华夏上古时代确实存在着一个实力非凡的族群。

那么，他们应该是哪个族群？

所有证据都指向轩辕黄帝一系。

古史传说将黄帝都城昆仑与黄河发源地联系在一起，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东北方。文献则多记载黄帝部落起源于陕西渭水流域，“黄帝以姬水（今甘肃省清水牛头河流域）成。炎帝以姜水（今陕西省宝鸡市清姜河）成。”（《国语·晋语》）两个部落争夺领地，阪泉之战后，黄帝打败炎帝，两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

实际上，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图读山海经》《山海经鉴赏辞典》《山海经十日谈》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本绘图山海经》（全三册）等专著已明确论证出：在先夏时期和夏商周时期，人们所知道的黄河发源地，实际上在今日的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在四千多年前曾经有许多大湖泽。其中，前套湖泽即《山海经》所说的稷泽（周族先祖后稷葬在这里），后套湖泽即《山海经》所说的黄河发源地泑泽，也是《穆天子传》河宗氏祭祀黄河之神的地方。

根据石峁先夏时期古城遗址的庞大规模及其出土文物，对照《山海经》等古籍关于黄帝活动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石峁古城遗址当为黄帝都城昆仑所在地的遗存。

很多学者因此相信，石峁古城就是传说中的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

不管石峁古城是否是传说中的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它至少证明了：早在夏朝之前的两百年，中国已经存在强大的城池要塞，足以建立强有力的国家。

因此，我们取得了有力的夏朝存在的间接证据。

石峁古城因此相继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2）”和“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2014）”。

五、“大禹只是一个图腾”？有青铜器可以证明大禹划分了九州

大史学家顾颉刚在观看戏曲时，无意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同一个题材的戏曲，越到后来内容越丰富。

于是，他突发奇想：中国的历史会不会也有类似现象呢？也就是说，越到后来，被编造出来的“历史内容”就越丰富。

于是，他开始动手研究。

当时，恰逢他应提倡“整理国故”的胡适之邀，负责整理和考辨古史。

这样，他把研究对象锁定在中国古史上。

他惊奇地发现：时代愈靠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而到了孔子时代，就有了生活在禹之前的尧、舜；到战国时代，又出现有了生活在尧、舜之前的黄帝、神农；等到了秦朝，又有了生活在尧、舜之前的燧人氏、伏羲氏、有巢氏；汉朝以后，又有了开天辟地的盘古等。

由此，顾颉刚提出了震惊学术界的“层累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他认为，盘古和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并不存在。

他甚至认为：大禹其人也是不存在的，而是先由神，再人格化为人而来的。

顾颉刚在1923年发表的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写道：“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

换言之，顾颉刚认为：大禹只是一个图腾。

为了证实自己这一推断，顾颉刚声称，他翻遍古籍，发现最早记载大禹的是《商颂·长发》，而在最初的记载里，禹不是作为凡人出现的，而是一个下凡的神。直到鲁僖公时，《鲁颂·宫》里，大禹才开始作为一个人间之王被传颂。

不过，在顾颉刚看来，无论是《商颂·长发》，还是《鲁颂·閟宫》，都是出自《诗经》的东西。而《诗经》和《尚书》一样，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并不能真正说明商朝时就有“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的诗句。

顾颉刚认为，最早记载大禹事迹的文献是《尚书》，其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与传说中大禹生活的公元前2000年有千余年的差距，不能作为信史。

那么，大禹如果只是一条虫子、一个图腾的话，夏朝的有或无也同样存疑了。

那么，《尚书》到底是不是最早记载大禹事迹的文献呢？

2002年，文物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了中国西周时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遂公盨”。

盨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内底有铭文，共十行，九十八字，铭文里面居然记载了大禹治水的相关事件，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之句。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教授指出：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最终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

李学勤进而表示：铭文中所述“禹”便是夏王朝的奠基人。

蒋迎春教授则说，遂公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即早在二千九百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铭文里既然提到大禹划分九州的事迹，那么，夏王大禹令九州州牧铸九鼎用以象征九州的事就可能不仅仅是传说。

实际上，《竹书纪年》和《史记》都记载，舜要把位子传给大禹，大禹拒不肯受，躲到阳城隐居。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考古学家在河南登封告城镇的王城岗发现了一个遗址。根据出土的青铜器残片鉴定，这个遗址应该属于龙山文化晚期，也就是距今约四千年。巧合的是，这个时间正好符合史料记载夏朝建立的时间。

六、谁能破解禹王碑的文字？

文物保护界公认的中华三大瑰宝分别是黄帝陵、炎帝陵和禹王碑。

黄帝陵、炎帝陵皆为世人所共知。禹王碑却是神龙半现，东一鳞、西一爪，首尾不见。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民间传说，大禹治水，到了南方，择南岳衡山七埂二峰之一岳麓峰高地居住，斩恶龙、斗洪水，终于将洪水治好。

长沙先民感激涕零，一致要求在岳麓山顶立碑为大禹记功。

大禹推托不掉，故意提供了七十七个犹如天文一般的奇古文字让百姓镌刻。

百姓虽不能辨认，但选出最好的石匠，将这七十七个字一笔一画依样刻在岳麓山顶的石壁上。

千载之后，有方外道士云游经过岳麓山头，无意中看到了该碑文，兴趣大起，便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辨认起来。

从晨到夕，已认出了七十六个字。

道士兴奋莫名，正要一鼓作气考证辨认完最后一个字，忽感双膝冰凉，低头看时，洪水滔天，快要淹没岳麓山头，自己双脚已泡在水中，不由得大惊失色，连呼“救命”。

这一惊，先前考证辨认出的碑文顿时忘得干干净净，而洪水也随着记忆的消失瞬时退去。

道士望着退去的洪水，恍然大悟：此乃天书，百姓不可识读。

民间传说是这样。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却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力，被舜斩杀于羽山（今山东省临沂市郑城东北）。继承父业的禹一开始同样治水无方，后来他听说黄帝曾把一部以金简为页、青玉为字的治水宝书藏在衡山上，便到衡山寻找，杀白马祭祀求神，梦中得到天上神仙苍水使者的指点，找到了金简玉书，将治水之方刻在岣嵝峰石碑上。

关于此事，罗含《湘中记》、郦道元《水经注》、王象之《舆地纪胜》均有记述。

后世把大禹杀白马的山峰叫作“白马峰”，把掘出宝书的山峰叫作“金简峰”，把那块石碑叫作“禹王碑”。

据说，在“禹王碑”附近，还有禹迹蹊、拖船埠等古迹。

至于“禹王碑”上碑文的流传，南北朝时期成书的《粹玑录》称，它们是南齐高祖萧道成的儿子贵阳王萧烁“爱采佳石翻刻”，让人摹写，“始见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大诗人韩愈、刘禹锡虽然无缘一睹“禹王碑”的真面目，甚至连临摹碑文也没见过，但都作有“咏禹碑”的诗，使“禹王碑”名声大噪。

其中，韩愈《峋嵝山》诗云：

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

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

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

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

森森绿树猿猱悲。

刘禹锡《送李策秀才还湖南》诗有句云：

尝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

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

从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到唐朝韩愈的“咏禹碑”的诗，我们都可以看到，“禹王碑”最先是刻在岣嵝峰上的，并非民间传说里的岳麓峰。

岳麓峰上之所以出现有“禹王碑”，其实是南宋文士何致所为。

明末岳麓书院山长、人称嵝山先生的吴道行著《禹碑辨》，文中记载：南宋文士何致于嘉定五年（1212）游南岳衡山，在樵夫的导引之下，来到了岣嵝峰藏碑处，临摹碑文，复制到了岳麓山峰。而明嘉靖十二年（1533），潘镒将碑文拓出，传之于世。

诚如清代钱泳说的“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传，所传者唯《大禹岣嵝山碑》《比干铜槃铭》《周宣王石鼓文》”，天下名士得知潘镒所拓碑文是三代时的文字，无不纷纷加入考释碑文的行列。

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郭沫若考释碑文的故事。

禹王碑的古篆文，字分九行，共七十七字。碑高一点七米，宽一点四米。字形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钟鼎，也不同于蝌蚪文，苍古难辨。据说，郭沫若钻研其拓本三年仅识得三字，因此，碑文内容至今还是一个谜。

诸如明代杨慎、沈镒、杨时桥、郎瑛，清代杜壹，当代长沙童文杰、杭州曹锦炎、株洲刘志一等对碑文都有自己的考释结果，但都是自成一派，难得学术界认同。

话说回来，潘镒拓岳麓山峰碑文，致使天下只知岳麓山峰有“禹王碑”，而不知其是“禹王碑”的复制品，而真的“禹王碑”还在岣嵝峰。

现存于世的西安碑林、绍兴禹陵、云南法华山、武昌黄鹤楼等处“禹王碑”碑文，全都是以岳麓山峰“禹王碑”碑文为蓝本的翻刻。

实际上，岣嵝峰的“禹王碑”在南宋以后就谜一样地消失了。

2007年7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组专门录制了一期寻访禹王碑的节目，派出摄制组到南岳衡山实地寻访。

最终，栏目摄制组在湖南衡山县福田铺乡云峰村七组的一个农户家里找到了该碑。但碑已经被砌为了墙体的一部分。

在征得屋主同意后，墙体被拆开。

由此，这个被认为是“禹王碑母本”的碑终于重现在人们面前。

令所有人遗憾的是，原本有七十七字的禹王碑现在已经无法看清。

原来由于建房的需要，碑身已经被打碎了一部分，有六十五个字也跟着被打掉了，剩下的那十二个字也几乎无法辨认。

当屋主被告知石碑是中华三大瑰宝之一时，他彻底傻眼了。

地方文物部门所能做的是，对禹王碑遗址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开展禹碑原址、原碑的进一步确认工作，整理破译禹碑文字，积极着手将禹王碑遗址申报为文物保护对象。

七、“尧舜禅让”是真的吗？

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一统天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

然而，秦王朝国祚不长，二世而亡。

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秦末群雄逐鹿，笑到最后的是布衣出身的刘邦。

史家云：世有大乱，而后有大治。

果然，汉承秦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国力高度强盛的西汉、东汉，东西两汉统治时间长达四百多年。

最后，东汉政权被曹魏家族以“禅让”的方式篡为己有。

禅让制度来源于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的传说。

对于这个传说，传统意义上的解读是这样的：禅让，是一种政权和平过渡的方式，即由上一届统治者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把政权交给新一届统治者。

毕竟，传说只能是传说，禅让的细节和具体的操作规程究竟是怎样的，没有人能说清。

在曹魏代汉之前，即西汉末年，王莽就制订出了一套“禅让”的流程，让孺子婴把帝位“禅让”给了自己。

不过，王莽没把握好分寸，民心尽失，他建立的新朝很快就被刘秀推翻。

曹氏父子吸取了王莽的教训，小心翼翼，经过两代人的精心运作，又是“封大国”、又是“总百揆”，还要“加九锡礼”，终于成功登上大位。

曹氏父子的这套“禅让”程序走得又稳又准，步步为营，而且每一个步骤都有详细的笔记，渐渐地成为了一种制度。

赵翼因此说：“至曹魏创此一局。”

事实上，经过魏、晋以后各朝的发展，禅让的流程便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成为统治者和平更迭的方式，如曹魏的曹奂禅让皇位给司马炎，东晋的司马德文禅让皇位给刘裕，南朝宋刘准禅让皇位给萧道成，南朝齐萧宝融禅让皇位给萧衍，南朝梁萧方智禅让皇位给陈霸先，而与此同时，东魏元善见禅让皇位给高洋，西魏元廓禅让皇位给宇文觉，北周宇文衍禅让皇位给杨坚，隋杨侑禅让皇位给李渊等等。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南北两朝同时行禅让礼，但南朝的宋、齐、梁、陈是上承汉魏晋的，被视为正统。这种看法持续了两百多年，直到杨坚统一了中原，杨坚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才回头承认了北朝的正统性。

不管怎样，在人们的共识里，受禅的政权只有在禅让中完成前后政权传递的，才能算是秉承正朔，否则就是“不合法的”。

饶是“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群雄竞相争逐，笑到最后的李渊，还是没有胆量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大大方方地接替过隋朝的政权，而是乖乖上演了一出“禅让”大戏，才登上帝位。

其后，朱全忠篡唐，后汉、后周、宋的改朝换代也是走“禅让”路线完成的。

话说回来，比“禅让”让后继统治者更理直气壮的原本应该是“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夏商、商周鼎革，高举的大旗就是“革命”。

可是，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革命是一种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为，它伴随着暴力、残忍和大面积的流血。

因此，以民为本的儒家和悲天悯人的墨家强烈反对革命！

这就使得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的禅让传说得到巨大的美化和传颂。

可以说，孔子在《论语·尧曰》一篇的述说，首开儒家颂称尧舜禅让的风气。

而孟子更是“言必称尧舜”，大力提倡“尧舜禅让”，把“尧舜禅让”描述成儒家仁政的典范。

墨子则从“尚贤”的角度来理想化“尧舜禅让”。

就这样，在先秦两大显学儒家、墨家的大力宣传下，“尧舜禅让”成为传统中国的盛事。三皇五帝的时代，也被颂称为“垂拱而治、天下清明”。

但真相真是这样的吗？

前事不可考，但可以从后世推前世。这是按历史的发展规律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也说，“历史学家是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的”，我们完全可以从现在反推从前。

而从后世历次充满血腥和恐怖气味的“禅让”活动来看，“尧舜禅让”的活动很难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早在春秋战国之时，就有人对“尧舜禅让”一说提出了质疑。

其中，荀子就直指：“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进而断言：“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

韩非子更是赤裸裸地指出，舜和禹登上帝位，那是“臣弑君”的结果，所谓：“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如果说荀子和韩非子等人的说法还停留在质疑和猜测阶段，则晋代出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完全印证了韩非子等人的猜测。

《竹书纪年》的记载曾明确指出，舜取代了尧的帝位，并将尧放逐到尧城（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西北七公里故偃朱城），囚禁之，与世隔绝，甚至父子不能相见。在这种情形下，尧郁郁寡欢，悲凉死去。为了斩草除根，舜还把尧的儿子流放到了丹水。

当然，《竹书纪年》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能说其所持就是真理。但在孔子时代，孔子为了宣扬“以礼以仁治国”的政治理想，一而再，再而三地颂称“尧舜禅让”是一种美政、善政，使得“尧舜禅让”已经成为垂范历史的一道风景。《竹书纪年》因为深埋土下，又避开了秦朝的焚毁之祸，其说服力还是非常强的。

唐代的刘知几在他所著《史通》中引用《竹书纪年》的记载，肯定了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于谋杀、且沉冤千古的帝王。《史记正义》的作者司马贞也引《竹书纪年》的记载揭露了“尧舜禅让”背后的血腥内幕。

舜的结局也没比尧好到哪儿去，他被禹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死于苍梧之野，草葬于九嶷山。舜的妻子娥皇、女英惊闻噩耗，踉跄奔至湖南一带，抱着竹子，号啕大哭，泪染篁竹，斑斑点点，后人称这种竹子为“斑竹”，也叫“湘妃竹”。

一句话，在古代的政治斗争中，也很难存在高尚、温情脉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