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阎崇年

《清朝开国史》的时间范围，在清史学界，主要有三种分法：第一种，清朝开国史百年说，即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接受明延平王郑克塽归顺、收复台湾，整一百年。第二种，清朝开国史六十年说，即从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到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覆亡、清都北京，约六十年。第三种，清朝开国史二十八年说，从后金天命元年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到清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崇德帝死、顺治帝立，共二十八年。以上诸说，各有道理，各有短长。本《清朝开国史》的时间断限，取清朝开国史六十年说。

《清朝开国史》的出版，我觉得自己有“出版红运”。世间事情，无巧不成书。近四十年来，我逢“3”就有出版奇缘：1983年，我的《努尔哈赤传》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3年，我的《天命汗》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2003年，我的《清朝通史·太祖朝》和《清朝通史·太宗朝》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2013年，我的《清朝开国史》又由中华书局出版；2023年，我的《清朝开国史》（修订本）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我企望在2033年，能将我的《努尔哈赤传》和《清朝开国史》再次修订出版。一部书能够每隔十年，修订出版一次，连续出版五次，当是一件人生有幸之事。

在这里，我把学术历程，做个简略回顾。我在把两个通史——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粗学一遍之后，从1963年初开始，转入研习清史。屈指一算，已经五十年。从1980年开始，我转入专业研究清史、满洲史及北京史，也已三十三年。我作为一位布衣学者，个人心力之所及，于历史学之研究，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清朝开国史的学习与研究。撰写了《努尔哈赤传》、《袁崇焕研究论集》、《清朝开国史》和《清史论集》等论著，并发表若干篇论文，总数三百多万字。有人说，于清朝开国史的论著，目前我发表的字数是最多的。这一点，并没有做数字核实，但的确是殚精竭虑，并得益于时代惠赐。

第二，满学的学习、开拓与研究。此前，于满洲的历史与文化，中外学者，多有研究，但以学科而言，有蒙古学，有藏学，却没有满洲学，即满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和国内外同人一起，筚路蓝缕，开创满学，给出满学定义，创建满学研究所，创立北京满学会，出版《满学论集》，主编《满学研究》（第一至第七辑），主编《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倡议并主持第一届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满学已被接纳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

第三，利用电视平台，系统讲述历史。历史科学的传播，素有口述、图书、报刊、教学、文物等载体，近世又增加了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十年来，我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相应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和《御窑千年》等四个系列，共二百讲（集）。这种学者以语音、影像、文字三位一体系统传承历史科学，凭借电视、广播、网络进行全球性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播的方式，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被誉为独着“影视史学”的先鞭。

以上三个方面，文字成果汇集，选取研究清朝开国历史部分，加以梳理，重新整合，以《清朝开国史》为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五十年学习与研究、撰著与讲述历史文化的阶段性节点，也是今后学术历程的新起点。

一个严肃的学者，虽享受不到常人所享受到的快乐，却能享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欣慰。我一直认为：学者也许可以有五段学术人生路程，第一段是二十岁到四十岁，重在学习；第二段是四十岁到六十岁，重在贡献；第三段是六十岁到八十岁，重在升华；第四段是八十岁到一百岁，重在大有；第五段如能过百岁，则登上了圣寿学者的行程。

事物有阴阳，格物无止境。学术著述，回过头看，深感稚嫩，多有遗憾。然而，作为一段学人的历程，记录下来，砥砺前行！

人生贵在立志、勤学、顿悟、践行。惟志惟学，尚悟尚行；日新日慎，知行知止——这是我五十年学术生活的自勉。

我要把一个学者做好！这是我过去努力做的，也是我今后要尽力做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