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建州女真演变

研究状况。建州女真史的研究，二十世纪有突破性进展。其原因与成果，概略叙述如下：

第一，辛亥鼎革，解除禁锢。明代女真历史，限于官方研究，民间著述，不占主流。清朝几部重要满洲历史著作，都冠以“钦定”二字，如《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钦定八旗通志》等。清亡民兴之后，大量官私著作，相继问世，出现一批成果。

第二，资料开放。明清内阁密档、皇家文献，陆续开放，得到利用、研究。主要是“三录两档”的开放，即《清实录》、《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和清内阁大库档案、《满文原档》（即《旧满洲档》《无圈点档》《满文老档》），以及一批在清朝遭禁的私家著作可以公开出版、插架和利用。

第三，一批成果。日本国如稻叶岩吉的《建州女直の原地及び迁住地》（1913），池内宏的《鲜初の东北境と女真との关系》（1916），园田一龟的《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正编1948年、续编1953年），和田清的《建州本卫の移动について》（1955），三田村泰助的《清朝前史の研究》（1965），神田信夫等的《满文老档译注》（Ⅰ~ Ⅶ册，1955~1963），河内良弘的《明代女真史の研究》（1992），江嶋寿雄的《明代清初の女直史研究》（1999），阿南惟敬的《清初军事史论考》（1980）等。韩国如李仁荣的《丽末鲜初豆满江流域の女真分布》（1973），徐炳国的《宣祖时代女直交涉史研究》（1970）等。中国如孟森的《清朝前纪》（1930）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满洲开国史》（1992），陈捷先的《满洲丛考》（1963），杨旸、傅朗云等的《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1982），孙进己、蒋秀松等的《女真史》（1987），杨旸的《明代辽东都司》（1988），李燕光、关捷的《满族通史》（2003），魏国忠主编《肃慎-女真族系研究》（2017）等。

在明初女真迁徙各部中，直接影响后来满洲兴起的主要因素，根植于元朝合兰府水达达等路的女真各部。

明初，女真分化，依其地域，概略区分为四大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东海女真分布在图们江、乌苏里江以东沿海地区；黑龙江女真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流域和库页岛（今萨哈林岛）等地。

历史演变。建州卫在元末明初，生长地点在松花江与牡丹江汇流处地带，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这里居住着女真胡里改部。先是，元兴金亡，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转而成为元帝国的臣民。女真各部中，原属于“熟女真”的部分，同汉族等不断融合，逐渐汉化；原属于“生女真”的部分，主要散居于元朝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即以今黑龙江依兰为中心，松花江下游流域。在这一区域，元政府“设官牧民”，设置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等五个万户府。这些女真人，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后来成为建州女真的主体，也是满洲的先世所在。这五个万户府，其中三个万户府，即桃温、胡里改、斡朵怜三部实力更大，部众更多，首领更强，影响更广。在这三个万户府中，最先同明朝发生联系的是胡里改部的阿哈出。

金朝天兴三年即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兴，金朝亡。《元史·地理志二》记载：

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有胡里改江并混同江，又有合兰河流入于海）；一曰斡朵怜；一曰脱斡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

元朝在后称建州女真的地区，设置五个万户府，任命五个万户（官名）。到了明初，居住在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附近有五个万户中的三个万户，朝鲜《龙飞御天歌》记载：

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贴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朵，都果切；斡朵里，地名，在海西江之东，火儿阿江之西。火儿阿，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东，盖因江为名也。托温，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下，二江皆自西而北流，三城相次沿江。夹温，姓也；哥，居何切，猛哥贴木儿，名也。古论，姓也；阿哈出，名也。高，姓也；阏，阿葛切，卜儿阏，名也。

上文，斡朵里、火儿阿、托温，为地名，分别是三城。豆漫的汉译是万户，就是三个万户。夹温·猛哥贴（帖）木儿、古论·阿哈出、高·卜儿阏，其中的夹温、古论、高分别是姓，猛哥帖木儿、阿哈出、卜儿阏分别是人名，就是三个万户，分领其地，分统其众。前引斡朵里万户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万户古论·阿哈出、托温万户高·卜儿阏，他们的所在地——斡朵里猛哥帖木儿部，在牡丹江入松花江江口以西；火儿阿即胡里改阿哈出部，在牡丹江入松花江江口以东；托温部在二江合流以下。三地因江而名，三个万户，互相为邻。三江都自西向北流，斡朵里、火儿阿（胡里改）、托温三城，相次沿江，相互联系。

这里由于元末明初的社会变动，北面兀狄哈人的不断侵袭，部族动荡，不得安宁。猛哥帖木儿约于明洪武五年（1372）前后，率领部众，离开故土，溯牡丹江而上，南徙到珲春河流域居住。约到洪武九年（1376）至十七年（1384）之间，又离开珲春河畔，南渡豆满江（即图们江），进入朝鲜境东北庆源、镜城一带居住。其时，朝鲜李成桂对猛哥帖木儿举行酒宴，进行拉拢。洪武二十一年（1388），猛哥帖木儿又率部南移到阿木河（斡木河），即吾音会（今朝鲜会宁）地方，耕种牧猎，安家居住。移住的人口，据《李朝太宗大王实录》记载：“猛哥帖木儿、答失等并管下一百八十余户，见居公崄镇迤南镜城地面。”其人口，若以一户七口计，总人口约为一千二百六十名。

与此同时，洪武五年（1372）前后，阿哈出也率领部众，背井离乡，沿着牡丹江南进，迁徙到豆满江（即图们江）以北，珲春河以西地域居住。

永乐帝取得皇位之后，不仅对“野人”女真、海西女真，而且对建州女真，采取积极招抚的政策。永乐元年（1403），永乐帝登位伊始，阿哈出等就到明朝都城应天（南京）朝贡。朝廷接待阿哈出，并在胡里改（火儿阿）部住地设置建州卫，任命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于此，《明太宗实录》记载：

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

明朝正式设立建州卫指挥使司，任命阿哈出为指挥使司指挥使，以及经历司署经历等官员。

明廷又升阿哈出之子释加（家）奴为都指挥佥事，并赐汉姓。《明太宗实录》记载：

升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释家奴者，指挥阿哈出之子，皆以从征有功也。

不久，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建州左卫首领猛哥帖木儿，出现在明朝和朝鲜的史册上。猛哥帖木儿（约1370～1433），其父挥厚，元末为万户，是女真的大家巨族；其母名也吾巨。猛哥帖木儿兄弟四人，另三人为於虚里、於沙哥（於沙介）和凡察。猛哥帖木儿之弟，有同父同母，有同母异父，还有异父异母，情状复杂，此不细述。猛哥帖木儿的生年不详。猛哥帖木儿初始生活在松花江与牡丹江汇流处偏西的马大屯附近。前引朝鲜《龙飞御天歌》记载其事。该部首领也曾向明廷朝贡：

建州等卫都指挥李显忠、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等来朝，贡马及方物，特厚赉之。

上文李显忠，就是阿哈出之子释加奴。

永乐三年（1405）三月，明朝敕谕猛哥帖木儿曰：

敕谕万户猛哥帖木儿等：前者阿哈出来朝言，尔聪明识达天道，已遣使赍敕谕尔。使者回复言，尔能恭敬朕命，归心朝廷，朕甚嘉之。今再遣千户王教化的等，赐尔等彩段表里，尔可亲自来朝，与尔名分、赏赐，令尔抚安军民，打围牧放，从便生理。其余头目人等，合与名分者，可与同来。若有合与名分，在彼管事，不能来者，可明白开写来奏，一体给与名分、赏赐。故敕。

其实，猛哥帖木儿和永乐帝除同阿哈出参加北征有功外，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就是阿哈出的女儿是永乐帝的宠妃，朝鲜尊称她为第三皇后，所以猛哥帖木儿也算是永乐皇帝的姻亲。

猛哥帖木儿，皇后之亲也。遣人招来者，皇后之愿欲也。骨肉相见，人之大伦也。

猛哥帖木儿同明朝的关系，忠顺朝廷，来往密切，史书记载，择举如下：

永乐三年（1405）九月，猛哥帖木儿随明使到应天，觐见永乐皇帝，明廷授他为建州卫指挥使。

永乐四年（1406）春，阿哈出因与朝鲜关系恶化，再加上兀狄哈南下侵扰，便率领部众，由图们江北岸，西迁到辉发河上游的凤州（今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居住。

永乐九年（1411）四月，猛哥帖木儿也因与朝鲜关系不谐，加之兀狄哈侵袭，便率领部众，前往凤州，与建州卫阿哈出同住一地。同年，阿哈出逝世，由其子释加（家）奴（即李显忠）袭官。

永乐十年（1412），猛哥帖木儿入京朝贡，明廷因其与阿哈出原先都是元朝万户，故增设建州左卫，命猛哥帖木儿领左卫，任指挥使。后《明太宗实录》记载：

赐……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等宴。

猛哥帖木儿又奏举本部其他重要头目，请求明廷授予官职：

建州左卫指挥猛哥帖木儿，奏举其头目卜颜帖木儿、速哥等堪任以职，命为指挥、千百户。

建州左卫住地，后经明廷允准，举部搬移到朝鲜斡木河地带居住、农耕、牧猎和生息。

约于永乐十八年（1420），释加奴（即释家奴、李显忠）去世，由其子李满住（阿哈出之孙）承袭，统辖建州卫。

永乐二十年（1422）九月，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因凤州地方常遭蒙古骑兵侵扰，向明廷请求迁往他地定居。永乐帝谕准许其复还朝鲜境内阿木河（斡木河）地面居住。

永乐二十一年（1423），猛哥帖木儿率领部众回到阿木河（斡木河）驻牧、农耕，仍同明廷保持臣属关系，为明廷悉心任事。

宣德八年（1433）十月，猛哥帖木儿协同明军反击杨木答兀叛乱而遇害。

建州左卫首领猛哥帖木儿死后，其子董山，即童仓（1419～1479）被兀狄哈掳去，时年十五岁，明廷命凡察（猛哥帖木儿异父同母弟）执掌建州左卫事务。他深感在阿木河（斡木河）实难久居，故想返回明境定居，由于朝鲜的阻挠，几经周折，于正统五年（1440）六月，才率部经过婆猪江（佟家江、浑江），九月到达苏子河与李满住会合。明廷得知后，将凡察所领建州左卫，也安置在以苏子河上游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为中心的地域，包括桓仁满族自治县以西的丘陵地带居住。

董山（童仓）被掳后，由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将其赎回，明廷授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随其叔父一同迁到苏子河。不久，董山（童仓）与凡察为争夺建州左卫的卫印，叔侄之间发生“卫印之争”。正统七年（1442），明政府析分建州左卫为二，增设建州右卫，董山（童仓）领左卫事，凡察掌右卫事。于是，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史称建州三卫。

同期，建州卫的阿哈出之孙李满住也经过曲折迁徙：

永乐二十年（1422），建州卫李满住向明廷请求迁往别处安居。

永乐二十一年（1423）初，明廷准许李满住迁往婆猪江（佟家江、浑江）多回坪等处居住。

永乐二十二年（1424）四月，李满住率领部众到达婆猪江西岸兀剌山南麓瓮村（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境）一带居住。

宣德八年（1433）六月，李满住因遭朝鲜侵袭，由瓮村迁到兀剌山北的吾弥府（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古城子）。

正统三年（1438）初，李满住又率部迁徙到浑河上游。六月，再移往灶突山（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烟筒山）地带。

于是，建州女真建州卫三部——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合居一处，迅速发展。

到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前，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大体分布与位置，梗概而言，大致如下：

建州女真，分为两大部、八小部：

（1）建州本部五部，即苏克素浒河部、浑河部、完颜（王甲）部、栋鄂部、哲陈部。分布在今抚顺以东，鸭绿江以西，清源以南，桓仁以北，以浑河、苏子河（苏克素浒河）流域为主的地域。

（2）长白三部，即鸭绿江部、讷殷部、朱舍里部，分布在鸭绿江以北，图们江以南，长白山以西地带。

海西女真又称扈伦四部，分为：

（1）哈达部；

（2）叶赫部；

（3）乌拉部；

（4）辉发部。

明朝建州女真的经济形态，主要为：

（1）狩猎，猎获走兽，食其肉、取其皮——貂鼠皮、猞猁狲皮、狐狸皮等；（2）采集，如挖人参、采松子、捡蘑菇、取蜂蜜、拾木耳；

（3）捕鱼；

（4）农耕——建州女真，早已“解耕纴，室居火食”，女真在今桓仁兀喇（剌）山北隅兀弥府地方原野，农耕情形，目击者说：“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粮食产量，“春种即谷一亩，收十石”。

（5）手工业，工具有铧、铲、锄、锛、斧等，有风炉，有冶工，加工箭镞、铠甲，有弓人、匠人。有贫富的差别：富者马匹“千百为群”，贫者沦为“阿哈”，即奴仆。被掳掠汉人或朝鲜人，长期不得解脱，有的二十余年，也有的终身。他们的生活，如同牛马，十分悲苦。下面引述一段对话（略有改动），以重现当时当地情景。

问：贼马何如？

答：人马皆壮健矣。

问：弓箭何如？

答：弓矢皆强劲，设风炉造箭镞，皆淬之。

问：作室何如？

答：其作室之形，一梁通四五间。如僧舍，以大铜釜排置左右，一釜炊饭而食，一釜用秕糠作粥以养马。

问：饭食何如？

答：食犬马之食，而非人之食也。

问：计活何如？

答：多储匹段（缎）、布物，一人所有貂鼠皮可至三百余张。

问：所事何事？

答：鸡初鸣始起，终日舂米。每日斫木负来，手足皆裂流血。痛苦呼泣，主人曰：“谁能使汝坐费饮食乎！如此，则将杀之。臣畏，不敢复言。”云云。

明代建州女真史上，不仅个人，而且部族，先后遭受过五次大磨难。

建州女真历史上的五次大磨难：一是宣德癸丑之难，二是成化丁亥之难，三是成化己亥之难，四是万历癸未之难，五是万历己未之难。后两次发生在万历朝，同建州崛兴有直接关联，在本书上卷有专章阐述。前三次发生在努尔哈赤兴起之前，下面分别阐述。

宣德癸丑之难。事变发生在明宣德八年（1433），这一年为癸丑年，故史称宣德癸丑之变；又因事情发生在斡木河，故又称斡木河之变。

先是，永乐二十一年（1423）四月，猛哥帖木儿随从永乐帝北征后，得到谕旨，携子权豆（阿古），率正军一千名，妇女儿童六千二百五十名，到达斡木河，农耕牧猎，生活安定。不久，猛哥帖木儿之同母异父弟於沙哥、凡察也到达斡木河。他们受到朝鲜耕地、谷种、鱼盐、衣物等支给。随后，女真杨木答兀等也来到这一地带。杨木答兀原住开原，为女真豪族，明授为千户，谋叛剽掠，四处焚抢，杀人越货，受到追捕，逃往斡木河。猛哥帖木儿年老，子权豆（阿古）受李朝国王李芳远的接见，欲授其为上将军，权豆（阿古）以“私交之嫌”而拒绝。宣德八年（1433）明升猛哥帖木儿为右都督，官位正一品，并授凡察为都指挥使。不久，明廷给猛哥帖木儿以新使命。

敕建州左卫掌卫事、右都督猛哥帖木儿，都指挥使凡察等，令以初随杨木答兀漫散官军，悉送京师。

明派指挥同知裴俊，带领官兵一百六十一名，到斡木河。闰八月十五日，杨木答兀等抢掠裴俊所带赏赐物品及马匹等。十月十九日，杨木答兀纠合“七姓野人”等八百余人，骑马持械，突袭猛哥帖木儿住地，放火焚寨，抢掠财物。猛哥帖木儿、权豆（阿古）等进行抵御。在激战中，猛哥帖木儿、权豆（阿古）等，因突遭袭击，众寡不敌而被杀。这就是斡木河之变。

斡木河之变后，建州左卫衰落、分散。因猛哥帖木儿及其长子权豆（阿古）已死，明升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凡察为都督佥事，仍掌建州左卫事。

升建州左卫都指挥佥事凡察为都督佥事，仍掌卫事，余升秩有差。先是遣都指挥裴俊往斡木河招谕，遇寇与战，而众寡不敌，凡察等率众往援，杀贼有功，故超升之。

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童仓）在斡木河之变时，被掳去，经赎回，幸躲一劫，后也搬移与叔父凡察同住。但董山（童仓）上奏明廷，请求准许前往辽东居住：

建州左卫都督猛可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国拘留，乞赐矜悯。上敕朝鲜国王李祹，俾将凡察等家送至毛怜卫，复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

后几经曲折，冲破磨难，董山（童仓）终于迁到辽东，与凡察住在一起。其间，发生纠纷，遭遇困难。《明英宗实录》敕谕朝鲜国王李祹言：

今凡察等奏，将率众还，为王军马追逐抢杀，内有一百七十余家阻当不放。朕惟凡察疑惧不还，此小人之心，无足怪者，而使其父子、兄弟、夫妇离散，情则可悯。此或下人所为，王不知也。敕至，可遣人覆实，果有所遗人民一百七十余家，即遣去完聚；如凡察妄言，或其人在彼不欲去者，王善加抚恤，俾遂其生，亦用奏来。

同时，诫谕凡察、董山（童仓）等，不要生衅抢掠扰边，不许侵犯王之边境。

但是，建州左卫印信发生争执，情节曲折生动。《明英宗实录》记载：

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及故都督猛哥帖木儿子指挥董山曰：往闻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戕害，掠去原降印信，宣德年间又复颁降，令凡察掌之。前董山来朝云，旧印已获。近凡察来朝又奏，欲留新印。一卫二印，于法非宜，敕至，尔等即协同署事，仍将旧印遣人送缴，庶几事体归一，部属信从。

朝廷一纸敕谕，没有解决问题。建州左卫的印信，猛哥帖木儿死后，应当归其子董山（童仓）继承，时董山（童仓）失踪，卫印丢失，朝廷便命铸造新印，归凡察执掌。现在朝廷要收回旧印，新印归凡察掌管，董山（童仓）不服，又上奏文。明廷依然维持原敕，不予变更：

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指挥董山曰：比尔凡察奏，本卫印为七姓野人抢去，朝廷给与新印。后董山来朝，奏已赎回旧印。凡察来朝又请留新印，已允所言。令凡察暂掌新印，与董山同署卫事，遣人进缴旧印。今尔凡察又奏旧印传自父、祖，欲俱留之。朕惟朝廷自祖宗建立天下，诸司无一卫二印之理。此必尔二人以私意相争，然朝廷法度已有定制，尔等必当遵守。敕至，尔凡察仍掌旧印，尔董山护封如旧，协心管事，即将新印遣人进缴，不许虚文延缓，以取罪愆。

一卫新旧两印，叔侄纷争不已，互不相让，如何解决？此时，建州左卫部民意愿，朝鲜派官进行了解。朝鲜咸吉道节制使金宗瑞访查后报：

今闻凡察非猛哥帖木儿同父弟，而童仓幼弱之时，犹领管下以为一部酋长。今童仓年满二十，体貌壮大，一部人心，咸归童仓，而轻凡察。

朝鲜国王李祹接启后，为了慎重，命金宗瑞再行访查，备细启达。金宗瑞回启达曰：

凡察之母，佥伊（官名）甫哥之女也吾巨，先嫁豆万（官名）挥厚，生猛哥帖木儿。挥厚死后，嫁挥厚异母弟容绍（官名）包奇，生於虚里、於沙哥、凡察。包奇本妻之子吾沙哥、加时波、要知，则凡察与猛哥帖木儿非同父弟明矣。然猛哥帖木儿生时，如有兴兵之事，则必使凡察领左军、权豆领右军、自将中军，或分兵与凡察，故一部之人，素不贱恶。

猛哥帖木儿死后，童仓与权豆妻皆被掳未还，凡察乘其隙，亟归京师，受都督佥事之职，又受印信而还，斡朵里一部人心稍附之。及权豆妻与童仓生还，且得遗腹之子，一部人心归于权豆之子与童仓。其后，权豆之妻轻薄、善骂詈，童仓愚弱，一部稍稍失望。其赴京也，朝廷薄童仓而厚凡察，赐凡察以玉带，且令凡察曰：“汝生时管一部，死后并印信与童仓。”以此，一部之人不得已附于凡察，然其心则或附童仓，或附权豆之子，时未有定。

上文，权豆为猛哥帖木儿之子，在斡木河之变中死于难，其妻怀有遗腹子。这样，董山（童仓）和权豆之妻遗腹子，都属于猛哥帖木儿的直系血脉。尽管凡察家族势力很大，他有“七子二女”，但是建州左卫部民之心，自然倾向于董山（童仓）和权豆妻遗腹子的一方。又因权豆妻性格粗俗及儿子幼小，部民自然更倾向于董山（童仓）。

明朝也要了解建州左卫的实情和民心。明辽东总兵官曹义，受命在开原同凡察、董山（童仓）面对面调解，并据历史经验，提出解决办法，奏报朝廷旨定。《明英宗实录》记载：

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曹义言：比奉敕旨，以凡察、董山争掌卫印，宜审其所部人情所属者授之。臣即遣人奉宣诏旨，而二人各执一词，纷纭不已，遂同至开原。臣反覆谕以朝廷法制，凡察乃黾勉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陈伦已省。令暂还本卫，至秋后赴京。臣窃观其部落，意向赖在董山，而凡察怏怏，终难安靖。永乐中，海西野人都指挥恼纳、塔失，叔侄争印。太宗皇帝令恼纳掌忽鲁哈卫，塔失掌弗提卫，其人民各随所属。今兹事体，与彼颇同，请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庶消争衅，以靖边陲。上命俟其来朝议之。

最后，经明正统帝谕准，将建州左卫，加以拆分，设建州右卫：

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新印收掌。

叔侄印信之争，得到妥善解决。于是，出现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建州三卫，经过挫折，辗转迁徙，合住一处，开始建州女真发展的新阶段。

总之，女真，从商周肃慎、秦汉挹娄、魏晋勿吉、隋唐靺鞨、辽金女直、元明女真，虽部别不同，却语族相同，从人类学来说，属于同一族系。如中原汉族皇朝，秦帝姓嬴、汉帝姓刘、晋帝姓司马、隋帝姓杨、唐帝姓李、宋帝姓赵、明帝姓朱等。因此，从肃慎到女真，以人类学而言，应当属于肃慎-女真族系。而满洲，其主体本是女真中的建州女真，后囊括各部女真，以及部分蒙古人、汉人、朝鲜人、赫哲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等，故从历史看，也应算作肃慎-满洲族系。

然而，上文所述，到明中期，建州女真，发生大难，即在成化三年（1467），遭到丁亥之难。

成化丁亥之难。事变发生在明成化三年（1467），故史称成化之变。这一年为丁亥年，故又称成化丁亥之变。是役的缘起是，建州三卫合住后，部族旺盛，势力强大，对明朝和朝鲜，时而进行抢掠和骚扰，受扰害的地方，都向明朝和朝鲜抱怨。于是，成化帝决定出动大军，会同朝鲜军队，合剿建州女真的驻地。先是，敕封曾在两广军事立功的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赵辅为武靖伯。成化三年九月，明廷命监军太监黄顺、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赵辅等统兵八万，分作五路——黄顺、李秉、赵辅率军二万六千，出鸦鹘关往苏子河为中路；总兵官韩赞统兵一万三千向通远堡（今辽宁凤城）为右翼；总兵裴显统军一万三千向碱厂为左翼；总兵王英和参将孙璟各率军一万三千，分兵向抚顺和铁岭为后军。朝鲜以绫城君具致宽为都体察使，康纯、鱼有沼等为大将，分作右厢和左厢，领兵一万五千，分为五路，进攻建州。建州女真腹背受敌，左右遭击，势弱力寡，处于被动；虽尽力抵御，却遭到惨败。

是役，明军大胜，史载：

神枪发而火雷迅击，信炮举而山岳震摇。尽虏酋之所有，罔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尽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烬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潴其宅，杜其穴而火其巢。

此役，据不完全统计，明军擒掳九十五人，斩杀五百九十六人，并“尽焚其屯落，尽杀其头畜”，焚毁房屋仅其中一路即达千余家，牛马、粮食、财产无算。

与明军遥相配合的朝鲜军，分作两路，进攻建州：右厢由大将康纯等率领，左厢由大将鱼有沼等率领，过鸭绿江，攻剿捣巢。康纯率朝鲜右厢军，进攻建州左卫驻地苏子河（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地带；鱼有沼率朝鲜左厢军，进攻建州卫驻地吾弥府（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西古城子）地带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驻地，建州右卫驻地兀剌山城（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地带。建州三卫，遭受重创，城破人亡，家舍被焚。

朝鲜史书，作了记载。右厢大将康纯和左厢大将鱼有沼，分别奉书于承政院以启曰：

自满浦入攻婆猪江，斩李满住及古纳哈、豆里之子甫罗充等二十四名；擒满住、古纳哈等妻子及妇女二十四口；射杀未斩头一百七十五名；获汉人男一名、女五口，并兵械、器仗、牛马；焚家舍积谷。……左厢大将鱼有沼自高沙里入攻阿弥府，斩二十一级，射杀未斩头五十，获汉女一口，并兵仗、器械、牛马，焚家舍九十七区。

朝鲜军得胜之后，砍斫大树，剥去树皮，露出白木，大字书曰：

朝鲜大将康纯领精兵一万，攻建州！世祖对康纯曰：“攻”字未快，“灭”字最好！

总之，成化丁亥之难，建州三卫遭受到建州女真史上，继斡木河之变后又一次沉重打击。建州女真厄运，十二年后重演。

成化己亥之难。事变发生在明成化十五年（1479），故史称成化之变。这一年为成化己亥年，故又称己亥之难，也称成化己亥之变。成化己亥之变，事出之因，各有诠释。

其一，明廷说建州肆行抢掠。大太监汪直、辽东巡抚陈钺奏请发兵，扫荡建州，以靖边陲。他们说：“（建州）声言来寇辽东，且言往年建州三卫，构海西、毛怜，累犯边境，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挥之职，诸夷因起争端，纷纷扰乱，亦欲挟制以求显职，与其加升而招侮，莫若整兵而征讨。”

其二，建州说明朝禁止贸易。在朝廷会议上，兵部尚书余子俊等则认为：“驭夷之道，守备为本。我太祖载诸祖训，永以为法。建州女直，叛服不常，朝廷或开马市，以掣其党，或许买铁器，以结其心，皆羁縻之义，非示之弱也。今钺等历数其罪，意欲捣其巢穴，此军国大务，非臣等所敢专。”在这里，“开马市”和“买铁器”两端，都是说的贸易。可见，边衅的原因之一，是贸易渠道不畅。

其三，前事之因为后事之果。先是，赵辅贪功，留下后果，“往年已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杀之，已为失信；近复捣其巢穴，概杀无辜，故彼讐恨不服”云云。建州女真骚扰辽东，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前赵辅征建州，上奏报功称：“征建州叛贼，斩首七百三十五级。”赵辅等因军功，由伯升为侯，却留下后患。历史教训，经常重复。辽东监察御史强珍的奏疏，则提供了历史反思：

巡按辽东监察御史强珍奏：建州班师之后，虏即入叆阳、清河二堡之境，四散杀掠男妇五百余名，头畜无算，实由前巡抚都御史、今户部尚书陈钺启衅邀功，以致虏报复旧怨。其守堡指挥王英、白祥，及分守副总兵、都指挥吴瓒，右参将崔胜等，俱不能防御，而镇守总兵等官、太监韦朗、都督缑谦等，又各畏罪贪功，隐匿前事，直待朝廷论功升赏。陈钺回京之后，始以奏闻，实为欺罔，请皆逮问，以正其罪。兵部尚书余子俊等复奏，引《皇明祖训》，参钺累犯死罪，不宜再纵，当从珍言。上命吴瓒、崔胜戴罪杀贼，韦朗停岁赐食米半年，缑谦、陈钺各停俸一年，余皆属珍逮问之。

强珍后遭汪直报复，械至京，受拷掠，戍辽东。汪直败，珍复官。

其四，文官说武官邀立边功。时大太监汪直执掌司礼监，左都御史兼提督团营王越、辽东巡抚陈钺等，党附汪直，内外勾结，“启衅召敌”，请求征讨；成化帝采信汪直、王越、陈钺之言，决定发兵，征讨建州。汪直，《明史·宦官列传》记载：

十五年秋，诏直巡边，率飞骑日驰数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箠挞守令。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直大悦。……兵部侍郎马文升方抚谕辽东，直至不为礼，又轻钺，被陷坐戍，由是直威势倾天下。

陈钺激变辽东，为御史强珍所劾，御史许进也率同官论之。“汪直怒，构珍下狱，摘进他疏伪字，廷杖之几殆。”自然，御史谏言，无助于事。

此役，事变经过，简述如下。

庙堂争议。对建州三卫，是剿是抚，庙堂之上，意见不一。大太监汪直、辽东巡抚陈钺等主剿。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奏：“宜复调军，捣其巢穴，以除边患。”事下廷议，兵部尚书余子俊等主抚。他奏言：“建州、海西诸虏，比蒙恩谕，多已改悔。今钺以传闻之故，复请加兵，恐起旧衅。乞令钺等严敕所部，如侦瞭虏众犯边情状，不妄则击之；出境既远，可勿穷追。”余子俊在同奏中并建议，对女真诸部应区别对待：“诸夷有来朝不犯边者，勿令惊疑。”而汪直、陈钺等“乃遣使招诱建州夷人郎秃等四十人来贡，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卫，法当殄灭，若今日纵还，明日复为边患。……直等械郎秃等至，遂令都察院锦衣卫禁锢之”。虚构事实，制造事端，开启边衅，兴师求功。

决策征剿。大太监汪直与左都御史王越、辽东巡抚陈钺等勾结，“越急功名。汪直初东征，越望督师，为陈钺所沮”。汪直和陈钺受到成化帝的信任。明对建州决策，主战派的意见，终得成化帝的谕准，发兵征讨建州女真。明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丁亥（初五），明廷命太监汪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佩靖虏将军印，为总兵官，后命陈钺以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参赞军务，统率大军，征剿建州，攻其不备，捣其巢穴。丙申（十四日），命朝鲜国王李娎出兵，配合明军，夹击建州。敕文曰：

建州女直，逆天背恩，累寇边陲，守臣交请剪灭，朕念彼中亦有向化者，戈鋋所至，玉石不分，爰遣大臣抚谕，贷其反侧之愆，听其来京谢罪，悉越常例，升赏宴待而归。曾未期岁，贼首伏当加等，复纠丑类，侵犯我边，虽被官军驱逐出境，而未遭挫衄。廷议皆谓此贼冥顽弗悛，罪在不宥，已令监督总兵等官，选领精兵，刻期征剿。我师压境，王宜遣兵，遥相应援。贼有奔窜至国境者，必擒而俘献之。逆虏既除，则王敌忾之功愈茂，而声名永享，于无穷报酬之典，朕必不尔缓也。

朝鲜国王李娎接到敕文后，派陪臣右赞成鱼有沼等，出兵策应，行至满浦、镇江，因江河冰封而后期。后继遣左议政尹弼商等率军从侧翼进攻建州。

这场征讨建州女真之役，自十月丁亥（初五）命将出征，中经闰十月，到十一月丁未（二十六日），其结局，《明宪宗实录》载抚宁侯朱永等奏报：

建州贼巢，在万山中，山林高峻，道路险狭，臣等分为五路，出抚顺关，半月抵其境。贼据险迎敌，官军四面夹攻，且发轻骑，焚其巢穴，贼大败，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获牛马千余，盔甲、军器无算。

此役，汪直领头功，陈钺由右副都御史升为右都御史，升官、晋级、加俸、纪功、受赏等，受赏者达二千六百六十二人。

朝鲜国王李娎也向明廷奏捷称：

遣左议政尹弼商、节度使金峤等引兵渡江，进捣贼巢，斩首十六级，生擒男妇十五人，并获辽东被虏妇女七人，及驱其牛马，毁其庐舍。

成化己亥之变，是建州女真史上，继宣德癸丑之变、成化丁亥之变后，建州女真再一次受到沉重打击。建州女真三部，遭受三次重击，从此之后，衰落百年。

边事体大，不可不慎。或抚或剿，理宜慎重。朝廷发兵，有理有节，征讨过当，引发报复。明成化时，马文升、余文俊等主抚，汪直、陈钺等主剿。成化年间，两次建州之役，兵部尚书余子俊等曾忠直奏言：

今推诚抚安，事将就绪，若欲加兵，则抚安成命，不足为恩，适足为仇，无以示信。况六月兴师，兵法所忌，宜令总兵、巡抚等官，按兵境上，以戒不虞，仍与文升等协和定议，以抚安为主，少苏边困，果有深入为寇，方许征讨。

明兵部尚书余子俊于辽东的边政，几次奏言，提出建议：其一，推诚抚安，边事慎重；其二，以抚为主，勿轻用兵；其三，区别良莠，玉石分清；其四，陈兵边上，犯则击之；其五，有理有节，不轻捣巢；其六，不以小事，开启边衅。《明史·余子俊传》详其西北之功，而略其东北之绩，但撰者公允评论道：“余子俊尽心边计，数世赖之。”

庙堂决策，对于边事，必须十分用心，不许纤毫任意，免贻后患，叠连环生。鉴于此，于谦说：“刚柔兼济，宽猛适宜；本之以廉明，济之以通便；毋生事而激变，毋纵恶而长奸；毋贪小利以堕贼计，毋邀近功而防远图。”

总之，有明一代，辽东边政，错综多变，有得有失——其得在于：明朝初期，东北统一，多方招抚，庙街库页，纳入版图，煌煌大明，万国来朝，屹立东方；其失在于：庙堂昏暗，太监擅政，文官求荣，武官邀功，招衅边事，百年之后，积重难返，边患丛生。明朝一系列的边政失当之举，最后引发努尔哈赤起兵叛明，从而加速朱明皇朝覆亡，拉开满洲兴起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