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状元
弱冠之年
柳公权在京兆华原柳家原长到二十岁时，取字诚悬。
从周朝开始到唐朝，不论男女都要蓄留长发，等长到一定的年龄，要为他们举行一次成人礼。男行冠礼，就是把头发盘成发髻，谓之束发，然后再戴上一顶表示已成人的帽子，但此时身体还未发育强壮，所以称弱冠。弱是年少之意，冠是弁冕之总名，弱冠谓之成人。
官至丹州刺史的父亲柳子温挑选吉日，准备了祭祀天地祖先的供品，邀来达官贵人与亲朋好友，为次子柳公权行加冠礼。
这一天，华原柳家十分热闹。冠礼由父亲主持，柳公权由父兄引领进柳氏宗庙，祭告天地、祖先。然后由傅氏和令狐氏几个世家来的贵宾，为柳公权加冠三次，即依次戴上三顶帽子。首先加用黑麻布材质做的缁布冠，表示从此有参政的资格，能担负起社会责任。接着再加用白鹿皮做的皮弁，就是军帽，表示从此要服兵役以保卫社稷疆土。最后加上形似鸟雀的爵弁冠，是古代通行的礼帽，表示从此可以参加祭祀大典。
柳公权明白，这三次加冠，分别代表拥有治人、为国效力、参加祭祀的权利。他不由得挺了挺胸脯，端视前方，目光豁朗而镇静。
加冠后，父亲柳子温设酒宴招待宾客。礼宾后，受冠者入内拜见生身母亲崔氏。
男子二十冠而字。加冠后，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词，并赐上一个与冠者德行相当的美字，代表今后在社会上有尊严。古人认为成年后，只有长辈才可称其名，一般人或平辈只可称其字，因此要取字，便于别人称呼。柳公权得到的字是“诚悬”，亦作诚县，喻指处事公正明察。语出《礼记·经解》“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诚，审也。悬（县），锤也。柳公权对自己得到的字甚为满意，诚悬之下，轻重必正，这是他内心向往的一种为人的品德。
接着，柳公权依次拜见兄弟，拜见赞者，并入室拜见姑姊。之后，他脱下最后一次加冠时所戴的帽子和衣服，穿上玄色的礼帽礼服，带着礼品，去拜见华原长官和乡先生（即退休乡居的官员）。
冠礼是一切礼仪的开始。冠而字之，表示柳公权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柳公权由此想到了两句名诗：“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这是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代表作《咏史》中的诗句，是说作者二十岁就擅长写文章，博览群书，才能卓异。柳公权也同样从小喜欢学习，十二岁就能创作辞赋。自幼至弱冠之年，他始终没有放弃研习书法和博览群书，这与他的家世、家学、家风密不可分。
出身于官宦之家，官至丹州刺史的柳子温，受唐代科举制度的影响，家法非常严厉。后世流传的所谓柳子温家法，说他“常命苦参、黄莲、熊胆和为丸，赐子弟永夜习学含之，以资勤苦”。
父亲柳子温以此三种苦药和为丸子，供夜读的柳氏子弟含啜，以免打瞌睡。柳公权和哥哥柳公绰一样，备尝了这种药丸的苦涩味道。他也由此体验到古人的悬梁刺股是什么滋味。
柳子温的做法，体现了士族对子弟教育的重视。这样也是为了告诫子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科举竞争的压力之下，他必须激励和鞭策子弟及早读书，只有通过读书这个渠道，才能进入社会的核心阶层和中上流圈子。
唐代士族的教育，尤其强调家风，重视家学。家风世代相承，成为一个家庭或家族延续的文化传统。家庭或家族的传统作风与风格，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典型性和相对稳定性。唐代进士家庭的道德规范教育，主要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基调，讲究忠、孝、仁、义，要求子弟精忠报国，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用老子、孔子生于微贱而致大贤之说，激励后辈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教育子女树立宏大志向，培养他们在生活上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让他们不要随遇而安，玩物丧志。
诗赋、音律、史学等，都属于家学教育的内容。士族门风优美，不同于庶族，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家学教育当然是以科举应试为核心的。在那个时代，没有家学的渊源和基础，单靠个人的才华，想要治学，尤其是治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柳公权自幼接受了良好的童蒙教育，这也有赖于崔氏的母仪母教。清河崔氏一脉，向来闻名于世，出身名门的母亲自有从长辈那里得到的育儿经验，尤其是在心智方面有一套调教的办法。可惜，母亲崔氏在柳公权十余岁时，就不幸因病去世。父亲续娶继母薛氏。好在薛氏也是个明理之人，对柳公权慈爱有加，多少安慰其丧亲之痛。
当然，柳公权的优秀，更离不开父兄的辅导与点拨。家有读书之人，则礼仪有人讲究，纲纪有人扶持，忠孝节义从此而生，公卿将相亦由此而出。田地钱财有来有去，读书受用则无尽无穷。
唐代士人的仕进之途，主要是通过以进士科为中心的科举来实现的。因此，唐人好学，争相通过科举入仕。柳氏家庭，更是严格要求子弟努力读书，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由科举入仕，成为栋梁之材。唐代开元至天宝以来，社会大力推崇进士科，重文学而轻经学。唐代士族家庭的教育，也适应了这种形势。所传授的知识，主要以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为主。
如同唐代其他士族家庭一样，在柳家原，柳氏家族于住宅旁立有书屋一所，专事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五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这种家学教育，可以集中全族的财力来培养子弟，以保证本家族人才辈出。
多年之后，柳公权在宫廷中或许读到过韩愈的诗作《符读书城南》，是作者在送其长子韩昶到城南别墅读书时，为鼓励其刻苦向学而写的。其诗云：“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恩义有相夺，作诗劝踌躇。”韩愈的这首诗，言语虽然有些偏颇，但把人的成材与否归结到后天的努力学习上，在训导子弟努力向学方面起了导向作用。若柳公权读到此诗，想必当初父兄对他的教诲，又会复现在他眼前。
在唐代社会中，诗赋不仅是个人的修养与才华的体现，更是仕宦显达的工具和途径。哥哥柳公绰，经常找李白、杜甫的作品为范本，让柳公权诵读书写，从中领会诗文的奥秘，希望弟弟通过诗赋来取得功名，以科举入仕。当时的思想信仰相对自由开放，儒、佛、道三教并立合流。在唐代士人家庭教育中，许多士人把佛、道等宗教作为一种家学加以传承。柳氏家庭，也不例外。
此外，婚姻也是人伦大事，不可马虎。
从周代到汉唐，成婚年龄大体相同。
《礼记》指出：“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则二十三而嫁。”
孔子认为：“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诏令适婚年龄：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唐玄宗敕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这是由于边疆征战频仍，赋役加重，劳动力欠缺，国家对人口的需求不断增加，婚龄在原来的基础上降低了。
唐人初婚大体在礼制规定的年龄范围内进行，但法定婚龄实际上也突破了礼制的限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实行早婚制。同时，由于社会动荡和经济、家庭变故等诸多原因，也有部分男女实行晚婚。安史之乱对婚嫁年龄产生了影响，出现了一些大龄出嫁或待嫁的妇女。
柳公权到弱冠之年，应该是到了成婚的时候。他也许是在寻谒华原傅氏世家故居时，与傅家后辈的妙龄女子邂逅，日后新婚燕尔，夫唱妇随；也许是在某一次药王山庙会上，与华原令狐德棻世家的后辈女子相遇，情投意合，一番鸿雁传书，终成眷属；也许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迎娶了某一达官贵人的千金小姐。当然，与村姑或牧羊女相识相恋，那听起来更浪漫，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阶级的分野，社会等级的差别出现在古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男婚女嫁自不例外。唐时之婚姻风俗中，士庶有别的门第观念，虽已不若南北朝时严格，但当朝新贵仍以婚于旧门为荣。良贱不婚，则是明确的法律规定。
柳公权弱冠之年，正值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男女婚嫁趋于正常，朝廷没有再出台相关婚龄规定，女性出嫁年龄大致为笄年之后至二十岁之间。也就是说，柳公权在此期间也许已经成为新郎，是有家室之男子了。当然，他属于晚婚一族也难说。
说不准，柳公权的婚姻，是在近十年后金榜题名时才结下的。他所娶妻室，姓氏芳名，不见于史籍，也就不必猜测虚构了。
柳公权自五岁学书，独具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加执着于献身书法。唐代士人以文入仕，其中爱好书法者也大有人在。柳公权崇尚一个叫李琚的进士，李琚是今河南清丰人，唐明皇时官石山令，与杜鸿渐、颜真卿、萧颖士等连年高第。“百氏图书之学，八分篆隶之能或庶几于古人。”可见李琚除精通儒家经典及诗词之学外，亦擅长书法。
为了读书人自身的精神需求，加之迎合科举应试制度，柳公权在研习书法的同时，一直夜含苦药丸子博览群书，可谓含辛茹苦。对于当朝的科举选官制度，柳公权大体是赞赏的，虽然也有质疑，但只能依照规矩，顺应时势，找到一条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路径。
柳公权的祖上为隋唐世家，理应读弘文馆或崇文馆，甚至就读于国子学。他在十四岁之前，大多时间是在京兆华原的柳家原乡间度过的，之后则很可能进入京城长安读书，只在五月农忙的田假日和九月更换冬衣的授衣假期，才回到从小长大的柳家原庄园。年终要考一年的学业，口试一百条对经文的解释，答对百分之八十的得优，答对百分之六十的得中，百分之五十以下得差。上学不听话、旷课超过三十天、事假超过一百天、因父母生病请假超过两百天的，或者年终考试得过三次差、在学校羁留九年而学业无望的都要退学回家，而且还要记录下来，送到相应的管理部门。大官的孩子们，也可以送到兵部，看看能不能借上父亲的光，当个武士。
柳公权在唐朝官学的学业内容，以儒家经典和史书为主，根据难度和分量的不同，分成所谓大经、中经和小经。《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除此之外，所有的学生都要能兼通《孝经》和《论语》。秦始皇统一文字、语言，把秦地的文字和方言定为官方语言。两汉以来，对齐鲁方言写成的经典，进行了注解诠释。唐朝的学生除学习经典的正文，还要同时学习注释。
幼年即开始识文断字的柳公权，应该是从十四岁起入学读书，到应试赶考之前，已经对必修的《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有了深入的研读。在之后漫长的宫廷生活中，这些传统经典又被他反复咀嚼，熟知于心。
柳公权应该会喜爱《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祖父柳正礼，曾任唐邠州士曹参军，邠州即之前所称之豳州。柳公权想象不到，祖父曾经在那块豳风盛行的沟壑纵横的丘陵上面对怎样的刀光剑影，只有在发黄的《诗经》中寻找先人的踪迹。
比如，在《尚书》中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风，其意义就是声调，多为民间歌谣，是土风、风谣。这是一篇用动物寄寓人生感慨的诗歌。“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说的是：猫头鹰你这恶鸟，已经夺走了我的雏子，不能再毁去我的窝巢。我含辛茹苦，早已为养育雏子生病了。我趁着天未阴雨，啄取那桑皮桑根，将窗扇门户缚紧。现在你们树下的人，还有谁敢将我欺凌？
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头孤弱无助的母鸟。它在诗中出场的时候，正是恶鸟鸱鸮刚刚洗劫了它的危巢，攫去了雏鸟，在高空得意盘旋之际，所以以突发的呼号，表现母鸟目睹飞来横祸时的极度惊恐和哀伤。母鸟看似孤弱，却富于生存的勇气和毅力。它刚刚还沉浸在丧子破巢的哀伤之中，即又于哀伤中抬起了刚毅的头颅。诗作与其说是代鸟写悲，不如说是借鸟写人，那母鸟所受的恶鸮的欺凌和丧子破巢的遭遇，以及在艰辛的生存中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深深恐惧，正是下层人民悲惨情状的形象写照。
还有《豳风·七月》，这是一首极古老的农事诗，产生于西周初。它叙述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意思是七月大火星向西落，九月妇女缝寒衣。十一月北风劲吹，十二月寒气袭人。没有好衣或粗衣，怎么度过这年底？正月开始修锄犁，二月下地去耕种。带着妻儿一同去，把饭送到向阳的土地上去，田官十分高兴。
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劳作，忠实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奴隶制的社会情状。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卿和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公卿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柳公权自幼生长在田园的包围之中，呼吸都接着地气。尽管家道富足，过的是士族世家的美好生活，但他常常喜欢走到田野中去，与农夫们攀谈，饶有兴致地了解时令与种庄稼的常识，体谅劳动者的酸甜苦辣。这样，读诗不仅是为了科举应试，品评其中的意味，也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洗礼与享受。
《豳风》中还有《东山》，写的是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都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意思是去东山已经很久了，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主人公的忧伤感情。诗歌中的主人公一会儿想起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到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还是觉得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其新孔嘉”），可是，三年不见她还是那么漂亮吗？（“其旧如之何？”）
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状态，是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柳公权的祖辈，从河东迁至京兆华原，隋朝时门楣生辉，到唐初至唐中期渐次失势，直到安史之乱前后才重新焕发气象。几代人一生戎马倥偬，历经征战。祖父柳正礼，正是在豳风所描述的地方驻防多年。柳公权想象不到，祖父过去在回华原柳家原的路上，是否天上也飘着细雨，是否也想到老家可能已经荒芜，想起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长年不见她还是那么漂亮吗？
在科举应试的科目中，作为上古文献档案汇编的《尚书》，柳公权不可能不细读。柳公权在生涩的文字中，琢磨出了该书的要旨。其一，是明仁君治民之道。其二，是明贤臣事君之道。
对于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春秋》，柳公权也曾研读，此乃必修之课。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遣词井然有序，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春秋，也代表一年四季，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成了史书的统称。天开人文，鲁修春秋，自此人们开始有了礼，懂得了仁爱，大智大勇的智慧开始浮现。《春秋》最初文字过于简朴，是粗线条的笔法，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本的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左氏传》，并称春秋三传。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春秋的“微言大义”，也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左丘明发微探幽：“《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春秋》大义是源于史家的政治观。
柳公权之后在写作的时候，无疑受到《春秋》写作方法的影响，用字用言，字字珠玑。
在华原柳家原的庄园里，或在京城长安的学堂里，柳公权从春到秋，年复一年，在阳光或灯光下，执着地漫游于人文经典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苦渡书海，追古抚今，思接千年的日子里，柳公权涉过了他好学多思的少年岁月，进入了初试锋芒的青年时代。
《河东节度李说碑》
柳公权在京城长安学堂苦读应试科目时，得知河东节度使李说于花甲之年去世的消息。翌年，尚未考取功名却已在书法界初显端倪的柳公权，受官方及李氏家人邀请，承担了书写李说碑之任。
这一年，柳公权二十四岁。在他的书法生涯中，此乃处女作。
碑主李说，何许人也？
柳公权审慎地阅读了碑文文稿，并查找典籍资料和相关记述，得知李说乃淮安王李神通之五世孙，官至汾州刺史。其父李遇，曾以门荫历仕，在马燧手下做事，之后李说也被辟为幕僚。
柳公权接受了书写碑文的工作，对碑主李说的身世和人品、官品尽得其详。没有仕途经历的年轻书家，通过碑主的人生轨迹，惊叹于官场命运的神秘莫测。李说以门荫历仕后，背后的靠山是马燧，之后是马燧线上的李自良，当他用贿赂上司的手段排斥走了妨碍自己的异己李景略后，曾与他合谋，后转化为他的政敌的王定远，又险些要了他的性命。如此一位颇有政治军事智慧的强人，在生活的涡流中却难免身不由己，晚年因疾病权柄旁落，徒有虚名，浮萍一样任凭风吹雨打，黯然凋零。
撰写李说碑文文稿的郑儋，时年六十周岁，比柳公权年长三十有六，是父辈一代的老者了。在请教郑老先生时，柳公权自然恭敬备至，小心地求证碑文中的字句措辞，以求领悟其中的语境和含义，从而以符合碑文格调的方式，将之写出来，存留后世。郑儋，自号白云翁，郡望荥阳（今属河南），唐代宗大历四年（769）登进士第，选为太原参军。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在柳公权两岁时，郑儋应军谋越众科及第，拜京兆府高陵尉。高陵，即在京兆通往华原的途中。在与郑老先生攀谈时，柳公权得知，老先生历官起居郎、司封郎中、吏部郎中，后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迁大理丞、太常博士。巧合的是，柳公权入仕之后的履历大致与郑儋相似。
撰写李说碑文时，郑儋是在接任李说的河东行军司马、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河东节度使任上，而来年的八月，郑儋也病卒于任，真是应验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古话。
《河东节度李说碑》原石在洛阳，已佚。它一边是柳公权的开山之作，另一边竟然成了郑儋的绝笔。不知又是何人，为郑儋撰写了碑文呢？柳公权的碑文书写生涯则刚刚肇始，他那年轻的生命一如清晨的太阳，喷薄涌动。
也有史料说，在之前的唐贞元十四年（798），柳公权曾遇到一次展示身手的机会，书写《赠越州都督符元亮碑》，立于京兆。《赠越州都督符元亮碑》，据《宝刻类编》“不著书撰名氏，其字画，公权书也”。《集古录目》《宝刻丛编》亦著录。一说为伪作。符元亮其人史无记载，柳公权时年二十一岁，此碑也有可能才是他的处女作。他二十四岁作《李说碑》之事，则铁板钉钉，毋庸置疑。
度过了四年的青春岁月，到二十八岁时，柳公权似乎还没有多大惊人的出息，在科举场上的作为如何，也无明显记录。他依然在读书习字，游历华原周围的山水名胜和历史遗址，间或到长安城的府邸住上一些日子，踏勘在典籍中读到的故事的发生地，走访先贤，结交同道，将大唐王朝的风景揽入自己的胸怀。
大唐的天空，飘过滚滚乌云。这年正月二十三，唐德宗病死在皇宫中的会宁殿，时年六十四岁。当朝皇上驾崩，往往会是国运的转折点，也关乎每一个臣民的利益和命运，熟读史籍与诗文的书生柳公权，处于功名未就的彷徨期，在黎明中等待天亮，不会不关切此事。
对于唐德宗李适的命运，柳公权一向很好奇，也有几分敬佩之心。这位皇帝生于天宝元年（742）的长安大内宫中，乃唐肃宗的长孙、唐代宗的长子，母为睿真沈皇后。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但好景不长，他十四岁那年的冬季，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国都长安失守，曾祖父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在国运的盛衰变迁中，李适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历练。
唐代宗即位之初，李适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肩负起与安史叛军余孽最后决战的使命。平定叛军之后，因功拜为尚书令，李适与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依照惯例，于广德二年（764），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唐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身为皇太子的李适遵照父皇遗诏柩前即位，也就是唐德宗。
青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唐德宗深知国家安定的可贵。在位前期，唐德宗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但泾原兵变后，文官武将的相继失节与宦官集团的忠心护驾形成了强烈反差，使唐德宗轻易地放弃了以往的正确观念。在执政后期，唐德宗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在全国范围内增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当他的一番改革谋略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顺其自然，让唐王朝这艘大船逐流而下。在他一生中，无论是性格，还是行动，都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唐德宗曾下罪己诏，堪称中国历史上一道著名的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诚挚感人。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天灾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会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有惺惺作态之嫌。而李适此诏，则纯粹针对当朝人事，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深刻反省和强烈谴责。这份检讨书，虽是由本人口述、翰林学士陆贽草诏，但其深切忏悔之状依然溢于言表，令人感动。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唐德宗在一个叫辛店的地方打猎时，微服私访，来到一个叫赵光奇的农人家中，德宗问：“百姓们过得高兴吗？”
赵光奇不知是皇上驾临，实话实说：“不高兴。”
德宗问道：“今年庄稼获得了丰收，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农人赵光奇回答：“国家的诏令不守信用。”
德宗复问：“怎么不守信用？说来听听。”
赵光奇答道：“前边说的是除两税以外不再有其他徭役，现在各种强迫收费，比两税还要多很多。后来又说这是和籴，实际上是对百姓的巧取豪夺，而且不还给百姓们钱，连个白条也不打。开始时说百姓的粮食由官府来收取，现在却强迫百姓们把粮食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家干农活的牲口被累死了，车也坏了，导致家庭破产，难以维系。农人的生活如此愁苦，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国家每次发布的优恤百姓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圣上深居在防卫森严的皇宫里，哪里会知道这些民情呢？”
德宗当即下令，免除了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并指示调查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唐德宗感叹当皇帝的难处，治国之道真是太难以悟透了。他认为，自古统治者所担忧的，是君主的恩泽被下属截流，而百姓得不到实惠，民间的真实情况被官吏隐瞒，上边被蒙在鼓里，所以君主虽然心里经常挂念着百姓，不断出台优惠百姓的政策，但百姓却由于得不到实惠而并不买账。老百姓愁困怨愤，君主却无从知晓，以至于百姓和国家离心离德，走上反叛的道路，最终导致国家危亡。历朝历代政权的消亡，大都是由此造成的。
除武则天以外，德宗乃唐朝第九位皇帝，在位整整二十六年。唐朝皇帝中，比他在位时间长的只有高宗和玄宗，太宗在位也不过二十三年。在他之后，再没有哪个唐朝皇帝比他在位时间长久。
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继位，即唐顺宗。
唐顺宗李诵是唐德宗李适的长子，母亲为昭德皇后王氏，进封宣王。顺宗被选立为皇太子时，已经十九岁，初为人父，长子李淳已降生。在做太子的二十六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趋于成熟。他慈孝宽大，仁而善断，对各种技艺学术很上心，对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德宗作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总是命太子书写。泾原兵变时，随皇帝出逃避乱，顺宗执剑殿后，在四十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禁旅，上城拒敌，守护了父皇的安全。
即位后的唐顺宗李诵，继承先皇未竟之遗愿，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对朝政施行改革，他们和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势力集团。这次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宗旨是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并就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不曾预料，唐顺宗缺乏执政经验，在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尚未燃烧起来之时，被动了利益奶酪的宦官俱文珍等人，如惊弓之鸟，急于一手操办立太子之事，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更名为李纯，以顺宗名义下诏，由皇太子主持军国政事。随即，宦官拥立李纯登上皇帝之位，即唐宪宗，迫使顺宗退位称太上皇。等到顺宗醒悟过来，一切悔之晚矣，永贞革新胎死腹中，宣告失败。
正准备赶考的柳公权，通过父亲柳子温与兄长柳公绰，得知唐王朝的宫廷变动，深为“二王刘柳”的失败扼腕长叹。
二十八岁的李纯，从普通的郡王登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他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元和元年（806）正月十八，乍暖还寒，唐宪宗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第二天唐顺宗就死于兴庆宫。这就难怪有人猜测，太上皇早就死了，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就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将太上皇顺宗害死，正是拥立宪宗的那些宦官为消除隐患有可能采取的举措，目的不外乎稳固自己刚刚得到的地位。而宪宗在当时早已成熟，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可面对权力的诱惑，他自然不会拒绝对太上皇动手。
柳公权对此传闻或许略知一二，但宫廷的政变距离他尚远，且并不会左右他的前程。他那时也许踌躇满志，正在积聚青春的力量，等待崭露头角的那一天；也许也有郁郁寡欢的时候，或心里发毛，急躁不安。对于年近而立之年的他来说，书海无涯，这闭门读书写字的日子，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随着季节更替，华原的田园景色在更换着图景，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改变自然的脚步。奔跑在风雨中的柳公权，体力与精神似乎扛不住这漫长的应试生涯了。此时，距离他书写《李说碑》，业已过去了五六个春秋。什么时候，他才能金榜题名呢？
赶考
胞兄柳公绰比柳公权运气好。唐贞元元年（785），年方二十一岁的柳公绰就参加了制举考试，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举登科，补校书郎。三年之后，二十四岁的柳公绰再次参加制举考试，再登其科，授渭南尉。后被提拔为侍御史、吏部员外郎。
接近而立之年的柳公权，显然比柳公绰晚熟，其功名之路走得并不顺当。他似乎不是兄长那样的幸运儿，到弱冠之年，还是往来于京城长安与京兆华原柳家原的一名苦读的书生。二十四岁书写《李说碑》，似乎是有了点成就，高兴了一阵子，还是得继续面对黄卷青灯的苦读日子。假如在弱冠之年就成婚，快到而立之年，柳公权应当已经是父亲了，却还奔波在立身的路上。父亲柳子温和兄长柳公绰都安慰柳公权，说他这是大器晚成。一筹莫展也罢，镇静自若也罢，只能如此想了。
秋去春来，燕子回归。很快到了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二十九岁的柳公权从华原柳家原一路南下，前往京城长安参加春试大考。
柳公权老成持重，却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冲动，在轻车快马的行程中，或许也曾高声朗诵起李白的诗句：“……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此番入京，柳公权心里想着，满腹诗书经纶的自己，岂能埋没民间，甘做庸人？
已经到了不算年轻的岁数，他的目标很高，瞄准的是科举考试中的制举。
“其天子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制举考试由皇帝出题，考试地点设在皇宫大殿内，其规格高于普通的贡举考试。柳公权的兄长柳公绰，曾在四年之内两次参加制举，两次登科，不知令多少陷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套中的人羡慕不已。此番向制举冲刺，柳公权有几分胜算呢？他在科举考试的一系列程序中一路走来，岂止十年寒窗，可谓辛苦。
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需要宠辱不惊的勇气与耐力。可以设想，在读书应试的旅途上，从弱冠之年到而立之年的十数年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迫于时势与立身之必须，柳公权可能已不止一次参加过乡试及省试，兼有得失，也可能还有点恃才自傲的性情，之前自尊地回避了程序化的应试。好在这一回，他几番笔战终于过关，并名列前茅。
柳公权踌躇满志，心高气盛，期待着获得大唐王朝文人的至高荣耀。当时进士科取中一般很难，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唐前期每科进士只取十几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几人，因此，成为进士是天大的喜事。诗人孟郊在渡过难关考中后，就欣喜若狂，作《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中进士后，其实还有进一步的考核，如韩愈，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没有通过，只好去刺史那里做幕僚，可见唐朝选才制度之严格。
科举制之用意，在于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选择的弊端，从根本上消融社会阶层之影响，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培植国人对政治之兴味，提高爱国心。它不仅能给国家擢选良士贤才，更重要的是有社会整合功能。
科举考试的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单纯与统一，减少经济因素的限制，使贫民亦有出头之日。如此一来，间接地促成了风俗教化的统整，以辅助大一统政府的团结与巩固。地方大族优秀分子因科举而被吸收到国家体制内，迁徙于城市之中，平民优秀分子均有当官机会，新陈代谢，逐步消解了政治特权阶层。科举制在瓦解和侵蚀士族制度方面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革命与暴动，对社会的整合过程虽然缓慢，但效果是稳定的。
河东柳氏世家虽不在一流大士族之列，却也算得上是处于边缘的既得利益者。隋朝时华原柳氏的先祖官至隋朝开府仪同三司，登上了权力的高峰。而后百年渐渐沦落为无名之辈，到初唐、盛唐之际，柳公权的祖父及父亲也只不过做到刺史一级官员。兄长柳公绰，通过应举登科，其政治地位有超过前辈的可能。而柳公权呢，仅凭写得一手的好字，能够光宗耀祖不成？守住祖上名望并成就一番事业，不枉一生，无疑是青年柳公权的梦想。
柳公权也十分清楚，科举风云，难免有个中蹊跷。在京城长安预备应试的日子里，柳公权与有着相同期待的考生难免会放松放松，闲暇之际聊起考场外的逸闻趣事。
在考生中流传着一则流传甚广的趣闻，也是涉及科举话题的。说是唐德宗时，有一个名叫宋济的人，参加过不少次进士考试，但总是落榜，属于屡败屡战的人。有一次，考试时的作文是一篇律赋，文章快创作完时，宋济才发现出了问题。赋这种文体是要求押韵的，这种律赋一般是由主考官命题，还要选择八个字的声韵定出韵脚，一般不超过四百字，是一种程式化的作文。宋济快要写完时发现用错了韵，想要从头再写已经来不及了。用韵不符合规定，文章写得再好也不顶用，宋济不由得拊膺长叹：宋五坦率矣！
宋济排行老五，所以自称宋五。科举考试历来受人关注，有什么考场趣闻，很快就会流传开来，“宋五坦率”这句话便传遍了京城，甚至传到了皇宫之中。落榜后，宋济选择位于长安城西延康坊的西明寺借住过夏。长安的夏天很热，他头顶着一块布头巾，光着膀子，下身穿一条叫“犊鼻裈”的大裤衩，在房间里抄书。这时，外面进来一位客人说：“能不能给冲杯茶水？”
宋济头也没抬，回答说：“房子外面炉子上的壶里正在煎茶，你可以自己用。”客人问他姓甚名何，排行第几，是干什么的，攻读的是什么学科。答曰：“作诗。”客人说：“现在写诗的人很多，听说当今的圣上也是诗作爱好者。”宋济答了一句：“圣意不测。”
此时从外面又进来几个人，跪在那个客人面前口口声声叫着“官家”。宋济立即意识到，这个客人是当今的圣上德宗皇帝。一想到自己在皇上面前光着个膀子，穿着大裤衩，还让皇上自己动手取用茶水，诚惶诚恐，急忙恳请圣上恕罪。德宗倒没怪罪，只是想到京城流传的那句名言，就随口说道：“宋五大坦率。”
转眼间，进士考试又到了公布成绩的时间，进士榜在天还没亮时就会公布出来。德宗特意指派小宦官去看一下宋济考中了没有，小宦官快去快回，禀报圣上说：“榜上没有宋济的名字。”从宫里传出的消息说，德宗听到宋济落榜后再一次指出：“宋五又坦率也。”
柳公权面对这则趣谈，或许也先是捧腹大笑，之后便酸楚不已。科举考试是一个关口，难煞了许多学子，唐朝一辈子都在参加科考的人着实不少，所以有人写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有一年，二十九个人成为进士，其中的施肩吾说：“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二十九个人应该是五十八只眼睛，说五十七是因为其中有一个进士的一只眼睛因苦读失明。
放榜过后，喜报传来：柳公权得中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戊子科状元，一时扬眉吐气，荣光加身。
摘下当朝状元桂冠的柳公权，自然也是一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过，静下心来后，他重新梳理了过往若干状元的仕途命运，希望从中寻觅到一条可供自己选择的路径，借鉴前人的处世经验，使自己少走一些弯路。他清楚，状元不是终身的护身符，只不过是一个入仕的资质，往后的一切作为，其成败还得由自己经营。
柳公权内心深处，所欣赏的状元前辈，第一是孙伏伽。孙伏伽，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3）中状元，比柳公权早了将近二百年。他早年在隋朝时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下级官吏，入唐后曾上书高祖，坦言三事：一是开言路，二是废百戏散乐，三是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高祖阅后大喜，用其为治书侍御史。又请设谏官一职，高祖均采纳。后因上疏而被免官，应进士科考试取中第一，官授刑部郎中，拜大理寺卿，成为朝廷重臣。之后年老辞官，病逝于家，算得上是功德圆满。
柳公权第二敬重的是张九龄，他是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西汉留侯张良之后，则天顺圣皇后长安二年（702）状元及第，开元间为尚书、丞相，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做斗争，后罢相为荆州长史。他举止优雅，风度不凡，深为时人所敬慕。自张九龄去世后，唐玄宗对宰相推荐之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张九龄诗风清淡，一扫六朝绮靡诗风，有《曲江集》。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杜甫《八哀诗》中写道，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张九龄，未能如愿，晚年追忆，犹觉得可惜。这样的先贤，值得敬重。
柳公权第三崇尚王维。王维，字摩诘，祁县人，唐玄宗开元九年（721）状元及第，比柳公权早了近百年。应举之前，王维知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预定名士张九皋为状元，颇为不满，身着锦绣之衣，随岐王拜见公主，独奏琵琶，献上诗作。公主读罢大惊：“此早已熟读之诗，原以为是古人佳作，岂知竟出自汝之手！”遂请至上座。岐王乘机语及状元之事，公主一口应承，后王维果然先后取为解元、状元。张九龄任宰相，王维上诗请求引荐，被任为右拾遗，后张九龄被贬，王维也于当年秋天出使凉州。返回长安后，王维迁殿中侍御史，过着平静的文官生活，在辋川买下产业，常与文友聚会，参禅信佛，写下大量田园诗。安史之乱爆发，他被迫受伪职，战后受到唐肃宗宽恕。死后葬于蓝田别业辋谷中。如此人生，虽不是一帆风顺，也堪称智者的一生。
一条看似五彩斑斓，却又有不少讳莫如深的门道的状元仕途，在等待着柳公权去践履。毕竟是三十而立的人了，他在短暂的兴奋过后，即着手持重地盘算起自己的人生规划。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当朝状元柳公权从长安柳府骑马北去，穿过熙熙攘攘的闹市，衣冠楚楚地进入大明宫，自此入仕为官，授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
从此，柳公权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朝。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皇帝宝座上七番易主，皇帝或病殁，或被杀，或是吃了丹药致死，大都是短命的。然而，擅长书艺的近臣柳公权，却一直在皇帝宝座周围屹立不倒，看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兴废，体悟到世间的变幻莫测和人事的寒暑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