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学
诗歌的联想或跳跃要在散漫飞翔或冲击的状态中趋于准确和恰如其分，就像跳跃一条山涧，从此处到彼处一定要准确无误地跨越过去，而不是在非准确的状态下掉入山涧。此处到彼处就是从此意象到彼意象，也就是从此语意到彼语意，在如此飞跃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诗歌的结构，结构的过程也是解构的过程。好的诗歌既在跨越又似静止，既是营造结构又是解构，最后潜入事物的深层，达到语言与事物的和解。语言与事物的和解，其实就是事物对能指范畴中语言所指的认可，这也是屈原所说的“指九天以为正兮”的现代别解。追求事物在“九天”的境界乃正义之所在，乃语意最有意义之所在。
语言与事物所达到的和解状态极为重要，这是所有语言艺术最理想的表现状态。《易大传》中也讲“保合太和”乃为知天的思想，也就是说那是一种身则的极致。这一点，德语国家的文哲们尤为典型，比如荷尔德林、卡夫卡、里尔克、策兰等人。
读里尔克《撒母耳在扫罗面前显灵》一诗，你不得不相信，国王扫罗的命运因为自己六神无主的原因，即使神力亦不能挽回，因为主宰万物者已对其丧失信心，他最后的境况，只能像一个在晚上耗尽气力后进食的仆人，嘴唇与残缺的牙齿还在蠕动，而身体却早已进入疲倦而无聊的梦魇。
前某日，遇到一位新潮理论家，满嘴只有一两个时髦的翻译词语，然后以此否定人类以往的文明史，可以说中西皆否，似乎读过一本翻译得半通不通的德里达的薄书，就可以匡扶天下了。诗歌界也如此，好的翻译太少，寥若晨星。因此千万不要靠读那些劣质的诗歌或劣质的译作去写诗，诗歌首先要洞明自己，然后才能烛照别人。自己都是黑洞，如何让自我的语言握住世界？
九叶诗派代表人、我的忘年交唐祈先生，曾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杂志诗歌散文组组长，我在数年前问过《人民文学》的人，几乎无人知道曾有过这样一位先辈。也难怪，那个时代编文学杂志的基本都是文学大家，现在都是职业编辑。
暴虐既存在于大自然，也存在于社会，还存在于文字，亦存在于时间中。偶然翻开一本诗集，竟然是我故去二十多年的老友九叶诗派代表人唐祈先生那首著名的《游牧人》一诗横陈于眼前。他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一位青海少女，一位像云彩、像洁白的绵羊一样的牧女，其羊群被抢走，人被驱逐。而唐先生，一位百折而不悲、心怀浪漫的绅士，在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龄，因阑尾炎手术被愚医误杀，死难瞑目。人世中的客体和主体，稍有不慎，就可互相伤害。
端午节作为特邀嘉宾在北师大文学院参加海子诗歌奖新闻发布会。某带头教授说，今天是诗歌涅槃的日子、诗歌成道的日子、诗歌日落的日子，在这样一个民间纪念屈原的日子，北师大文学院、北师大诗歌研究中心以海子命名的诗歌奖，无疑是对屈原精神的传承。听起来排比铺陈，慷慨激昂。但屈原与海子，虽都自杀，精神、时间与作品却差距甚远，吾不知如何才能从屈原跳到海子，其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海子自杀，从其死前的迹象来看基本是自我精神的混乱，而屈原是为国难而殉节。不能随口乱说，要有学理依据，尤其面对那些正在成长与求知的学生。
诗人海子殊异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群。以前我认为有人炒作海子是真心同情海子的命运与诗歌，但现在看来，一些人炒作海子，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世故的利益衡量，表面上是炒作海子，其实是为了炒作自己，然后却百般戏弄那些试图祈求被理解的众多还活着的海子们。
自中国诗歌学会第一任会长艾青去世后，该会会长一职空缺十多年，大概当今诗坛确难找到一位能与艾青老相衡的人担当此任，后来诗人雷抒雁当仁不让，不到一年去世，再后来韩作荣继任，亦不到一年驾鹤西去。在两年多的不长时间，中国诗歌学会向天堂诗歌界贡献了两位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功高盖天。诗歌如此锋利和残酷。雷抒雁与韩作荣，他们从仰望星空到走向星空，前仆后继。一年多后，李小雨又相继故去。他们虽不是为诗歌而生，但绝对是在诗歌中死去，此不可谓不壮烈。雷抒雁化为雷电，韩作荣化为风雪，李小雨又紧随其后，他们留在人间的文字诗情与天空同在。
答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教授：诗歌这种极端个体的创作方式，天生就与炒作相对抗。如果当时像屈杜二子，到处去叫卖和朗诵自己的诗歌，那就是做戏，这样的人哪能创作出那样好的作品！真正的创作者知道，作品是对自己最隐秘部分的泄露，而他们都有羞耻之心，不会自己去叫卖自己的丑陋。除非由别人发自肺腑去朗诵你的作品，隔着距离去揶揄、嘲讽或者赞赏，那只能流水落花两由之。自己跑到台面上堂而皇之朗诵自己的诗歌，基本是混混们自我炒作。这事我也干过。与朗诵类似的，就是自选诗歌与编诗歌大系，试图让自己不朽，都属于无耻。当今无诗，亦无诗人。所谓诗与诗人，等百年后，由那些无功利的后人，自残存的精神垃圾中拣选出来。由时间和历史来拣选，此是唯一的选诗与采诗之道，亦与古制相合，其中自蕴深理。
独语
与其说我活着，不如说语言让我活着
我在神的语言中活着
我是语言的试金石
语言考验我，挖空心思试探我
想让我的坚韧成就它锋利无比的刀刃
让任何它能进入的地方，失去伤口
其实它不需要进入，是对象让它进入
当它尚未靠近前，世界就像新鲜的豆腐
自己裂开，即使没有刀刃，没有出手
它也能恶狠狠地咬住事物
事物以为被它咬住
事物就会叫出它后边的事物
事物会心甘情愿自己开口说话
语言是我眼中的大地上唯一生长的草木
所有的秘密都被语言长满了
所有的秘密都是语言中的秘密
语言什么也没有说，就是语言本身
它将自己冰封在沉默的池塘里
等待一个又一个前来寻找语言的人
梁小斌是国内优秀的诗人，散文随笔高手，一些所谓的权威文学杂志不识货，去年我推荐他的一组散文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后，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惊叹。2013年11月11日，他因脑梗面积扩散而送医院抢救，现在病情有所缓解。让人忧心的是，他已59岁，无职业，无医保，巨额的医疗费不知如何支付，只恨自己“安得广厦”，这样一位真正的贫寒高士如何可救？
前几日，梁小斌突然生病住院，他的女友打来电话，我立刻厚着脸皮去中华文学基金会向该会秘书长李晓惠求助，死磨硬缠拿到两万元，一万为支票，一万为现金，当天就送到小斌手中。今日下午，我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博士去医院探视了生病的朦胧诗代表诗人梁小斌。社会各界对他的关爱让小斌非常感动。中国作协李冰书记、铁凝主席及中华文学基金会在小斌住院初期第一时间雪中送炭，进行资助，让梁小斌体会到了来自文学界领导层的关爱。这位当年写下名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诗人，当着白庚胜的面，迷惘的眼睛（因脑梗视力几乎丧失，正在恢复中）数次都充满了泪花。我开玩笑说：“小斌，你应该再写一首诗，题目就叫：中国，我的钥匙找到了。”没想到小斌一下子兴奋起来，诡异地咯咯大笑。再加上老白渊博、有趣的谈吐，气氛欢乐祥和。
梁小斌近期身心状态恢复不错，前晚我、简宁、梁小斌及小斌家人在一起相聚。今晨外地朋友专程来探视，刚刚小斌与我通话，准备写俳句。
身负雾霾的包袱，从北京一路走来，乘夜深人静潜入杭州城，雨一滴一滴在下，每一滴雨都是一朵将要绽开的花朵，清香一丝一丝挤进我的身体，将我所有的混乱缠绕，越来越乱，也越来越痛，就像你从浑浊的人群中抬起头来，向我轻轻一瞥，大地随之颤动了一下，远处高跟鞋的声音隐隐约约，纸做的雨伞难以寻觅，昆曲中细细的女子一闪而过。西湖还有着西子的忧伤。
数次来杭州，都是匆匆而过，这一次必须要了一个心结，那就是继续追寻年轻时候的一个疑问，北宋至南宋间诗妇朱淑真曾住西湖边宝康巷，不知是否还有痕迹。想必全无，但是我似乎仍不甘心，还想寻觅。这位苦命的大美女大才女，李易安清照与她相比，已是太过奢华。但是宋代诗情，谁又能是出其右者？她几乎可与汉代沉于漠北但是教正了汉以后五言诗的李陵相比。说直白点，在宋代女诗人中，我喜欢朱淑真胜过李易安，淑真才貌出众，但形质朴素内敛，其词情真意切，句句是牵肠挂肚，字字是血和泪，一旦失衡，与世决绝；易安内外一致，皆风华招摇，其词句句生艳，字字起浪，浮情幻海，红尘万丈。不过此一家之言，一人之爱好，不可涵盖他人。
寻朱淑真踪迹未果
所有的等待
都是在等待中结束
尤其在旅途
她时淡时浓的面庞
覆盖了千万里
让今晚雨水中浸泡的杭州
充满了她冰雪的影子
文学中的华词丽句和虚浮的胡思乱想皆为佛学所不齿。佛学在言筌理论中曾对语言问题有过精深的阐述，所以汉传佛学在传译时基本秉持了这样的精神。而汉传佛学的言筌理论经西方传教士的传播曾影响了西方现代哲学及现代文学理论，这也是许多现当代人都不知的事。若干年以前，有人嘲笑我是复古和超前两个极端，对于前者，我是一种对已知的探源，对于后者，也只是一种对未知的求索，皆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谨慎。
诗歌中的胡思乱想和颠三倒四的虚浮语词已不是我所喜欢的，国内许多写诗的人都在模仿翻译诗歌，而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语翻译诗歌都不成功。这可能是最滑稽的。
两个月前阎纲先生转给我一篇文章，是尔泰师今年夏天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受邀演讲，从敦煌经变文学讲到莫言小说，依然是不可一世、轹古压今的气势，但近十年来我的思想已发生变化，我想如果我们见面，大概会有所论辩。辩者，乃经学时代或古典时代人类学术的基本状态，今人淡化了求真，当然也就淡化了论辩。
敏感、孤独、封闭、绝望贯穿了狄金森的生命，但语言的光芒攫住了她，让她在自己语言所呈现的世界无比光彩、灿烂和傲慢。她是我梦中的歌者。我之所以再次提及她，就是为了重新提及她与她的生活，以轻蔑那些诗歌界虚浮而吵闹的喧嚣。狄金森的诗歌具有玄学般的穿透力，她自比为上帝的侍女，但她又常常怀疑上帝，她的诗让人着迷。
由于看不到让我满意的狄金森诗歌译文，十多年前我只好自己动手翻译，最让我头痛的是，记忆力下降，常将德文与英文混淆，但最终，这并未影响我所一贯要求的精准。
爱米丽·狄金森第258首诗/石厉译
冬季的午后
必定会有一道斜光
让人压抑，其重量
就像来自教堂的乐声
我们遭受神圣的伤害
却找不到伤痕
但是内部的差别
所蕴含的真意
从来没有人能够讲清楚
这是密封着的绝望
庄严的折磨
自天而降
当它到来时，山水在谛听
暗影屏住了气息
当它离去时，与它之间
看起来就像是与死亡相隔
今早打开信箱，收到诗人吉狄马加兄从青海寄来他新写就的四百余行的长诗《雪豹》打印稿，供交流使用。他郑重邀请我为此诗撰写评论。刚读到“我思想的珍珠，凝聚成黎明的水滴”，我就爱不释手，欲罢不能，最后一口气读完。诗的命运几乎暗合了人的命运，自从他进入青藏高地，我就期待他能够写出与之匹配的杰作，现在看来他正在走向自我精神的雪极高地。吉狄马加原本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而后做了官；不同的是，有人先做了官，然后成为文人，前后差距较大。吉狄马加属前者，但后者也可鼓励，毕竟文化是用来化人的，只是人文学术的本质远非鹦鹉学舌之辈所理解的那样功利与简单，需要一个人用真诚的生命付出才能到达胜境。吉狄马加兄正是如此，他的诗可以为证。
我基本赞同韩小蕙大姐在微信中反驳葛浩文在一篇文章中谈中国小说落后的原因。中国小说无法进步的原因，哪是因为对于成语的使用，这说法太皮毛了，我猜葛浩文这么说是因为对成语的翻译很难到位。中国小说不进步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中国文学落后的根本原因还要深刻得多，比如创造性的问题、想象力的问题，多少年中国13亿人只会说文件上的几句话，民族的创造力、语言的创新根本就难以见到。两年前读法国小说《刺猬的优雅》，作者39岁，哲学博士，她那本书里大量涉及宗教、哲学、艺术、心理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对人性的思考是很深入的。而中国的文学作品，还简单地停留在讲故事阶段。即使从通俗小说《达·芬奇密码》中也可看出差距：丹·布朗起码写出了三个层次：第一，把一个侦破故事写得悬念环生，这种功力在中国作家里面已经是凤毛麟角。第二，书中大量涉及了数学、伦理学、心理学、星相学、物理学、化学、侦破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目前看中国作家中已无人能达到。第三个层次就更达不到了，他运用了西方宗教发展史作为背景，把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和宗教迫害，比如说对三百万女巫的杀戮作为小说大背景，这样就既广阔又深刻，中国的作家们就只有望其项背的分了。
关于顾城，大概由于我对他本能的厌恶，我一直认为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未写成功，都是不值得阅读的，至少我不会推荐别人去阅读，可悲的是，竟然不断有人吹捧和阅读他的作品。自杀就算了，还杀死别人，不是极端变态就是内心太恶，但外表却用童话来掩饰，如此虚伪罪恶的灵魂，最好远离。
如果离开了人的内心折射、内心的印象，对事物直接的描述不知到底有多少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诗歌，几乎是一种平铺直叙的颂歌形式，那时候的诗歌话语平台上，几乎很少有这样的隐喻。但当一种新的隐喻方式占据了诗歌话语平台，新的诗歌公共话语体系就算形成了。朦胧诗之后，一批先锋派诗人出现了，他们希望诗歌语言要从那种潜藏于诗歌深处和附会于重大事件的隐喻中超越出来，用浅近的口语抒写那些日常而无聊的生活，试图远离错误，进入哪怕是无意义的琐碎的真实，这样的诗歌又几乎取代了朦胧诗的话语体系。其实真正的口语写作是不可能的，那也只是一种设想，很少有成功的作品；后来又有人以海子的自杀为契机，高举海子的旗帜，用海子那种后期浪漫主义的语言特质，来试图主导诗歌的话语体系，但是那种分裂而混乱的语言表述无法最终为诗歌欣赏者所接受。现在，应该算是进入到了诗歌公共话语真正的对话时期，没有什么人具有绝对的文学话语霸权，这是技术发展带来的语言民主，是社会总体文明的一大进步。自古至今，某种或某几种诗歌的语言修辞风格一旦被人们广泛地认可和接受，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公共话语，新的公共话语是对于已有公共话语的替换或改造，因此那些主导性的诗人获得了公共话语权，当话语权演化成一种话语霸权时，这个话语平台又提供了一个被另外的话语体系取代的可能。文学的话语平台一直是一个趋于开放的平台，尤其诗性的话语是以美感为原则的，应该与真无关，当然与虚假的炒作也无关，它所表现出的节奏、隐喻、意象和象征以其感性及或然性来感染人。苏格拉底说美是难的，美是第一次，这话依然是准确的。当一种话语系统了无新意时，必然就会发展到需要了结的时候，就会有更可感的诗的话语方式出现，给人以崭新的感受和愉悦。犹如杜甫知天命之年发自肺腑的话：“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些甘心孤独、埋头写作的极少数人，得到的公共话语认可就多，少就是多，这可能也是诗歌公共话语系统的生死更替之道。
越来越表明，写白话文、作新诗，不需要读书求知，认识你自己就已经足够。几十年以前的山药蛋及工农兵文艺到今日的花粥，谁读过几天书？即便是获诺奖的莫言，也就是一个一手捧着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手在临摹的初中生。文艺，历来都是供大众消遣的东西，刘勰讲的“文以载道”之文，可不是指文艺之文，那是特指魏晋那些喜欢谈玄的学者写的文章，里边当然承载着玄之又玄的道。我看这次座谈会上，有人发言时借这句话大谈文艺之道，实在让人觉得文艺家确无学问。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小说乃引车卖浆者流，应该是准确的。想到这里，谁还有什么不平之处不能平复？
老舍需要研究吗？有朋友发布一篇介绍某学者的文章，说她是王瑶的弟子、钱理群的学姐，最关键说她是老舍研究专家，一生致力于老舍的作品研究。本人不才，甚为这位当年的燕园才女惋惜。老舍作品需要研究吗？谁喜欢，谁去读就行了。什么叫白话？明白如话也。如果谁读不懂如此浅近的白话小说，靠专家的研究做导引，那专家就会带你去看万花筒或迷宫，我怕你会越来越糊涂，最后连任何话都听个一知半解，任何书都看不明白了。连老舍都不需要研究，现在仍健在的某些人还需要研究吗？最后我也怕那些如坠云雾的研究，将研究者自身都糟践了。
看了几集《平凡的世界》，发现路遥笔下的陕西农民个个都是勾心斗角的好手。
我看有人在评论长篇小说创作时，批判了非虚构化的现实主义，这一点是对的，因为非虚构更多意味着对庸俗肮脏现实的摹写与认同，但同时倡导“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似乎并不精准。什么是有理想？说到底，某些所谓有理想的人，基本上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在现实与小说中比比皆是。
有人与我谈情色小说。我说，不管是我国的还是西方的，因为情色是人类的本色，所以技巧越传统越好。像《金瓶梅》抑或《洛莉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花招一多，就冲淡了趣味。那什么是趣味呢？这位朋友又问。我说，《金瓶梅》最有趣的情结也就两种：一是偷情，二是偷窥。至于西方人的小说，就赶不上《金瓶梅》了，只有偷情，没有偷窥，少了一种情结，就少了一个视觉，因此也少了一种趣味。无限春光，需要多少桃红补偿。余本老夫子，所知甚少，请诸位看官莫笑我孤陋寡闻。
汪精卫，在清政府时搞暴动与刺杀，在抗日的关键时刻，又卖主投敌，恶劣本性难易，是中华民族的头号恶奸。如今又被一些女史诸如叶嘉莹、章诒和等捧为民国才情第一、诗词第一，她们如果被其俊朗金玉的外表迷倒情有可原，如果论其败絮一样的才智，将那些装腔作势的口号式诗词看作天下第一，中国词人皆无地自容。
诗歌界混混太多，许多诗歌基本上都是胡言乱语，所以我以公开谈诗为耻辱。
陈平原文章《诗歌乃大学之精魂》标题不严谨。好的诗歌可能是大学之精魂，现在这么多的滥诗，几乎是精神的垃圾，清理都清理不过来，怎么能是精魂？要判定精神的垃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你如果在“瘾君子”面前说这毒品是垃圾，他会跟你玩命；同样，在那些沉溺于鹦鹉学舌或神经间歇症发作的写作者面前，你说类似的诗歌是垃圾，他也很可能与你玩命。于是乎许多理论家，混迹于垃圾之中，摇唇鼓舌，只为打造自己的权威而四处卖好，操弄一个个的文学江湖。很少有人远离文学闹局，以局外的冷静，做一个清晰的了断，看来只能寄希望于来者。《周易·说卦》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可知这一切只能是一种愿望。
今日在微信中读到一篇文章，说文学最重要的是“诗性”，而大学文学教育却追求文学知识，认为这是失败的。虽然中国教育问题太多，但就诗性与知识的问题来说，本来不太成问题，但过分在意这个问题，也确实成了一个问题。诗性确实重要，不过诗性对于一个没有太多知识的人来说，也绝难领悟和把握，对文学知识的了解是领悟文学性或诗性的重要途径，故孔子有学与思之辨，因此在学习阶段，没有必要将文学知识与诗性对立起来。诗性如云中龙爪，不好把握，无人能将其说明白，只能是修养不同，便有不同的领悟，而这个修养，就是对于知识的沉淀与积累。知识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勿要将其看轻，甚至也可以说，对知识的追求可能比对诗性的追求还要重要，至少无须非此即彼。孔子还有“诗教”之说，就是强调学习诗歌知识的重要，司马迁写《史记》，创作其无韵之离骚，依然强调：“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常常看到一些动不动说要为诗歌辩护、要张扬诗歌的文章，让人感到好生奇怪。好像他们生来就是为诗歌而生，死也要为诗歌而死，好像诗歌认识他们，他们自然也认识诗歌。我告诉你们，真正的诗歌翻脸不认人，诗歌谁都不认识。我同意博尔赫斯的观点：当我沉默的时候，我似乎知道诗歌是什么，当我试图要描述诗歌是什么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诗歌是什么。呵呵，没必要死乞白赖为诗歌辩护，除非你想空享诗歌的名誉，那另当别论。好诗永远是少数，但生命力极其强大，且异常孤傲，不需谁为其辩护。而烂诗太多，只能等待自然消亡。辩护，可能只能让烂诗多存留一些时日而已。
诗歌不需要世俗意义上的辩护，所谓辩护，会让人产生许多罪该万死的邪念。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诗歌一直具有不可遮掩的光辉，无文体可比拟。在六经中，诗经为首。关于屈原《离骚》，司马迁在《太史公记》中的评价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唐诗宋词更不用说，中国其他方面可能不行，但完全可以以诗歌大国自傲。西方世界，无论从古希腊还是古犹太教义的线索来看，诗歌无疑都是其文化的灵魂与本质，这一点西方世界无人不晓，哪还需要你们为诗歌辩护。为诗歌辩护，只能让人一头雾水，越来越让人生疑，不知诗歌是什么，你们究竟想拿诗歌干什么？呵呵。就此打住，无聊无聊。
诗歌的象征可以超越它自身。
作家与作品天生就是要被批评的，没有批评的文学界只能是一潭死水，只能是平庸。而平庸就是死亡，因此许多作品一出世就已死亡。真正的文学宁可偏颇也不要四平八稳，越是极端的或极致的文学越容易带来风雷激荡。怕批评别人与怕被人批评，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完备的人格与精神，没有自信。人家指点与批评你是高抬你，当今文坛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将文学单一说成是谎言，犹如将爱情简单说成是两性关系；人老了，眼睛里只有生与死，就像老虎盯着你，你在它的眼睛里只是多少骨头与多少肉。随着时间的流逝，世界的可悲，就在于越来越简单，而不是越来越复杂。——有感于王安忆“写作是编造谎言”
偶读20世纪英国大诗人奥登的手迹，让我莫名地感慨，那种语句表述的典雅从容，与我们许多人搜索枯肠的牵强挖掘相比，一个是高贵的，后者无论怎样故作高深，都是卑琐的，此其一。其二，英语书法不比汉字书法逊色，那种用心的书写，仍然意蕴无穷。
今日捧读《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汪剑钊译），被布罗茨基的一首描写绝望的诗惹笑了，当然是残忍的无可奈何的苦笑。一个人忍受过多大的痛苦，才能够蔑视一个时代，当然同时作为平等的人，也蔑视自己关于这个时代的诗歌与思想：“我是二流时代的公民，我骄傲地/承认，我最好的思想全是二流的/我把它们呈现给未来的岁月/作为与窒息进行斗争的经验/我坐在黑暗中。这室内的黑暗/并不比室外的黑暗更糟。”
我喜欢俄国的小说，那不断追述的文字，能将民族和个人的苦难化解开来，有一种在文字的春天中冰雪消融的感觉，一种流动的悲壮。但我最不喜欢俄国人的诗歌，尤其害怕读曼捷施塔姆的诗歌，他那些像钳子一样压抑阴暗而又不安的诗句，总能揭开我早都抚平的伤疤，让人的内心重新流血。可是，今夜，我翻看华东师大智量老先生的文集，在其译文集中又一次与曼捷施塔姆相遇，那种将天空踩在脚下的痛苦又得重新忍受。
这位阿克梅派，这位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他像横亘于你眼前的巨石，你怎能绕过他？抄几句他1921年的诗：“星星在大水桶里融化，如同细盐/凛冽刺骨的水更加黑暗/死亡却更纯洁，苦难的味道更咸/而大地更加真实也更为吓人。”他不仅将星星化为水桶中的盐，他还将你的绝望和伤口也泡在诅咒的盐水里。这是一个已被恐惧和苦难扭曲为魔鬼的诗人。他背后的阴影，究竟距离我们有多远？他在追赶我们和恐吓我们。
昨晚夜深，将这首匆匆写就的“纪传体诗歌”（自称）发在朋友圈。没有想着要将它写到多高的难度，那是自愚而愚人。只是想将天上的写到地上，将远古的写给现代，无限地去接近事件在民间口传中的线索。这大概是我所意指的“纪传体诗歌”要达到的目的。感谢诸多朋友点赞，其中微友南北萍女士读后留言：悲壮凄美的诗篇，令人在瞬间体会了四季，血脉随着叙事忽然欢畅又忽然凝绝的感觉。《蜀道难》中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后面原来有这般故事。惊艳震撼的阅读。值得点360个赞。
前晚聚会，参加者有几位经济学界顶级教授，还有几位文艺界精英。推杯换盏间，一位多日不见的文艺界朋友悄声告诉我，有一部《北京折叠》的科幻小说，预言将来的社会如何如何，到那时，极少数的人享有绝大多数财富，过着悠闲豪华的生活，而绝大多数人却被折叠在另一个世界，过着极为低等的生活，那些高等人连剥削你的愿望都没有。我看他既有一种短暂的兴奋，又很快就转化为一种不安和焦虑。我大概知道他复杂的心理，这是这个社会精英们普遍的心理，确实既有满足眼前利益所得，又有对未来命运不测的担忧。席间，几位经济学家一直侃侃而谈，几乎一致认为，社会必须要追求国民住房、医疗、养老、教育四大基本福利的均等，不然社会就难以平稳发展，有可能在许多问题上最后无解以致崩盘。他们说得当然有道理，学理上无懈可击。不仅是现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利益分配中的平等，应该是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而“北京折叠”是什么东西？不可能像你设想的那样，未来的社会中，少部分人高高在上，另一部分人被他们奴役，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这不是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人类社会将会越来越均衡地发展，至少，这样的努力应该成为一种固执不变的发展方向。像你那种胡编乱造的空想，也叫科幻？一个是装嫩的童话，一个是卖弄的科幻，真叫人不堪卒读。
技术虽然一直在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技术不可能以独立的方式垄断与统治人类，技术永远是人类手中的工具。不可能像某些胡编乱造的科幻所鼓吹的那样，人类追求简洁明快的生活将会被技术搅乱与折叠。工具这东西，既有建设性的工具也有破坏性的工具，而破坏性的工具常常容易向社会上处于劣势者倾斜或扩散。当建设性的一面使社会推进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极少数的优越者集中和攫取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社会发展失衡，社会上处于劣势的多数人将会利用技术或工具中破坏性的一面，使已有的社会文明解体，社会因此发生新的契约或倒退。所以，社会的发展既是技术的，也是人文的，甚至从总体上来看，最终是人文精神来平衡与规范人类社会，而不是什么技术决定社会走向。
一些幼稚的科幻狂，根本对人类社会曲折的发展史不了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史也不了解，试图用技术来构建未来人类的状态。如果只是对技术自身的幻象与描述，那完全是个人自由，愿意怎样设想，都可能有趣，但如果在其预言中涉及对大多数人进行轻蔑与鄙视，那就不仅是轻狂，更是非人道的。一个非人道的社会，在人类未来的构想中，不可能存在，也不会让它存在。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少部分人在“折叠的北京”里高高在上，大多数人都被少数人奴役，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这个世界也就到了毁灭的时候。
动不动“新诗百年”如何如何，听着刺耳。“百年”一词，基本指一生终了或死亡之义，比如东坡诗：“百年人事知几变，直恐荒废成空破。”此“百年”，大概指一生了结之义；再比如陆机言：“今乃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此处此词一定是指死亡之义。所谓“新诗百年”，那也就是说新诗快完蛋了，或者说新诗已经完蛋。多么不吉利的词！其实新诗至今哪止一百年，新诗也并非从胡适当年那个毛孩子开始，新诗应更早。以讹传讹，流毒太深，许多人借此之际，想将自己写进诗歌史大概是真。
以前一段有关新诗的议论，权且作为刚才札记的补充：清末，社会处于崩溃的境地，人心浮躁而混乱，无数的社会混混、流氓无赖、妓女为附庸风雅，竟然都能赋诗填词，互相唱和，那些虚浮的淫词滥语漫溢了中国社会。一时间诗词界成了藏污纳垢之地，由此也促成了像黄遵宪等人首先竖起“新诗”的大纛，试图用白话诗摆脱诗坛的污泥浊水，另求一种更为真实的内心书写方式。但白话诗发展了一百多年后，依然再现了一百多年前丑陋的状态，依然是流氓无赖骗子们涌入其中，既无孔子所谓“天文”“人文”积淀，亦无人类共同倾心的基本知识良善，其门槛甚至低于格律诗。
米沃什说：我为我是一个诗人感到羞耻。颇有同感。真诚的写作者，是在裸露灵魂与肉体，当然感到羞耻，只有那些胡言乱语、装神弄鬼的写作者才不知羞耻，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尤其是诗歌，垃圾写作者与炒作者太多。
俄罗斯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去世，根据先前北大谢冕在记叙与叶甫图申科来京会晤的文章中说，叶甫图申科强调诗人关于死亡是先知、预言家，在诗里不能写死亡，尤其关于死亡的方式，写了就应验。而在《娘子谷》一诗中，他大量描写“枪杀”，但他自己并未应验，而是前几日高龄离世。其实人对死亡的恐惧，让人无处躲藏。在死亡面前，不仅是诗人，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白痴，也都是先知。
发在群里一首《卖玉的女人》的诗作，竟得到北京玉厂师傅的高度评价，这位师傅由衷地说：“您写得真好。”这让我感到高兴。语言在任何一首诗歌中铺就的道路，必须是无碍与通畅的，除非他自己对于自己的写作都是茫然的，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一首成功的诗歌，对于试图阅读它的读者，也是圆满而成功的，其间不存在不可穿越的隔阂。这也是白居易当年要将自己的有关作品，朗诵给周围百姓以测试其表达是否准确的根本缘由。
会中文的德国人顾彬大谈中国当代文学中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对人的理解不深刻。这种笼而统之的批评水平也不高。人到底是什么，西方人文学界探讨了几千年，到现在也说不清。无人能说得清。我都说不清，顾彬胡说八道更说不清。哈哈，一笑了之。
这两天一直在琢磨，我为什么一读俄罗斯小说就发抖，就像小时候大人将我关在黑屋子里，让我做功课。除了一长串人名让我难以记住外，其他的，一言难尽。唉，这个俄罗斯，与我们相似的地方太多，就像我难以卒读我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左躲右闪，又臭又长，还说辞颇多。
诗歌的抒情，并不会因为简单而失去更多。譬如：The hills are like shouts of children who raise their arms,trying to catch stars.（泰戈尔：群山好像欢叫的孩子们举起他们的双手，要去抓住星星。）如果没有更加精彩的递进，就无须赘加废话，就这样两句，戛然而止，反而成为一首具有完美抒情的短诗，其句式让我学习英文时记住不忘。
一位写白话诗的朋友说，自己的诗比杜甫的诗要写得好。这其实无可比性。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离开了语言的特质，就像血液离开了水，只能是满目的伤疤和血痂。古代汉语诗歌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境完全是两个世界，几乎无法通融。如果让一流的现代汉语诗人以现代汉语的表述方式写古诗词，写出来的东西永远超不过打油的水平，所以现代许多人创作的所谓古诗词，基本上不是故作不通，就是顺口溜假大空或政治口号，俗称老干体。不常读古书，又时过境迁，对于古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完全陌生了，根本就不能自由运用古代汉语，只能是生搬硬套和填鸭，怎么可能创作出优秀的古代汉语诗词，嗯？
一位弟兄说，英国诗人奥登的诗不行，其实不见得。还是语言造成的隔阂，还是翻译得不行。现在通行的译本太差，译者要么是英文水平太差，要么是诗歌修养太差。查良铮早年翻译过奥登诗，就可读；袁可嘉后来也译过，也可读。但他们没敢翻译太多，能选译好一部分就不错了。之前有人托人送我一套全译本，翻了一天，越读越糊涂，拿来原文，对照了几首诗，发现简直翻译得南辕北辙，人家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地方全部被他的无知和浅薄给消耗掉了，这书就只好搁置了。
马雅科夫斯基的诗，从语言的技艺上，之所以后来整个苏俄没有人能超越，来源于他血液中那种无拘无束的盲流习气。那首著名的《穿裤子的云》最为典型：如果能让贵妇们快乐，他愿意做一朵穿裤子的云，在她们的身体上，到处游走。大概如此。这位无产阶级的最高诗人，用他最彻底的语言，嘲弄了这个等级森严的世界。
所谓历史小说，就是在历史的碎片中重建一个历史的时空，必须恢复它本应所是的规模——我极不习惯胡编乱造——因此，它也是历史本身，它自然将回流到历史中。
文学评论，不在于语言上耍点小聪明，而在于鉴赏者品质的高下。在诸多的批评者中，我觉得林贤治不媚俗，至少不胡说。虽然我只读过他零星的几篇批评文章。
我以前不这样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随着时间越往里边行走
我越来越坚硬
越来越要和不知的东西抗争
常常我被自己羞辱
因为我越来越靠近自己的本质
越来越坚硬
一阵轻风
就能让自己感到漫无边际的痛
我以前，归根结底是柔弱的
用一个虚假的词汇
将自己包装在这个繁华的春天
所有的过程
都被断定为非真实
请原谅，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几乎不谈小说，就像一个成熟的诗人几乎对诗歌无话可说，因为所有最精彩的感觉都在作品之中呈现，只有不自信的创作者对于创作总有着说不完的问题。而我是一个不太自信的现实主义者，我因此在生活中常常夕惕若厉、如履薄冰，所以关于现实，我总是喋喋不休。
我看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伟大的诗人应该怎样伟大。仆以为，既然已经伟大了，为什么还要探索怎样才能伟大呢？看来是太想伟大，以至于连逻辑都不讲了。嗨，张口伟大、闭口伟大，看似人性化，其实还是将自己、将诗歌凌驾于人性之上。以为只要自己能说出“伟大”一词，仿佛自己也伟大了。仆认为，究其原因，若不是“文革”语言深入骨髓的缘故，就是伟哥吃多了。
翻阅托翁短篇，感触颇深。俄国文学中最高贵和最伟大的精神来源于19世纪初，是十二月党人高贵、悲壮、辽阔精神的蔓延，越往后，越凋敝，到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一样，语义折中含混猥琐，没有多少值得一读的作品。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最后变成终日被伏特加灌醉的北极熊形象，难道不让人惋惜？当然俄毛子越蜕变，越有利于其南部黄金地带的神州大地。而吾民族，崇尚西南大熊猫，以之为国宝，整日睡眼惺忪，但愿是一头未睡醒的东方雄狮，而非其他。
文学批评大概无学院或非学院之分。“学院”这个词莫名其妙，我想该词可能套自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时代的“经院哲学”，当时其也是主流学派。如果真是这样，“学院派批评”这种说法在中国当代文坛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基本是散乱的，没有体系，也不容许在引导体系之外再设体系，所以根本没有流派之分，更无学院与非学院之分，只有高下之分。
有人曾问我，哪部长篇小说是伟大的？年轻时随口解答，并非难题，现在回想起来，却难以回答。当下我只能说，越是长篇，越是一种失败的写作。对长篇的厌倦由来已久，写一部长篇，常常还不如写一篇短文，更能让人心怀宽敞。有时候对诗也厌倦，盯着一花一草一木死磕，直至将植物也染上人的毛病。但我学会了在不同文体之间的转换写作，就像换着吃药，抵抗情绪的侵害。一次又一次回归细节与缠绕，除了叙述的干柴，还需要抒情的火焰，大概才可以让人在一个与泥土相连的界面上，温暖而明亮地活着。你说，北方农民没有热炕，漫漫寒冬里，如何能在山野的茅屋中度过？
多年以前，一位资深老文人告诉我，那些有着杰出文学成就、声名显赫的大作家，生前从没有搞过专门的作品研讨和报刊专版评论，而一些文学混混脸皮真厚，给自己花钱拉关系开研讨会、在大报搞专版评论。想想也真是如此。现在这位忘年交早已离世，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更有甚者，一些人还活着，就给自己树碑立传，把自己当成活死人，权当盖棺论定，甚至给自己建立研究所，我不知道谁吃饱了撑的，能研究他什么？研究他，能当饭吃吗？他有研究的价值吗？
文学研究就是撩动文学嫖客的神经，文学评论更不值得一提，“文学评论”一词已烂，文学评论就是给文学婊子立贞节牌坊。曾受人嘱托，要我研读某人的长篇，写一篇捧场文章，我问他：“我有那么无聊吗？”那些烂作品值得我去研读吗？值得我去议论吗？每次不得已翻看那些无聊的东西，我就感到人过得嘴里要淡出鸟味，那才叫真正的扯淡。
写匠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甚至常常越傻、越偏执越好，但需要文字上的轻车熟路。记住，只有轻车熟路，才有风格和境界。因故，我与我的父辈们一样，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读小说与写作，在一个亲历者来看，这是人生自我堕落与自我放逐的开始。
有一天，一位文学中人在看完一篇优秀作品后，发表看法说，这篇作品叙述方式传统而陈旧，很少能让他产生共鸣。我认为，即使整个地球或宇宙放置在他的眼前，也很难让他产生共鸣，但送他一个苹果或送他一张小小的贺卡，都会让他高兴得内心颤动或喊叫。明显不只是作品的问题，可能绝大部分是他自己的问题。因此，止于自我的认知靠不住，认知必然要伸向他在与彼岸。肤浅的欣赏，让作品几乎没有出路。所以新媒体将产生新的文学样式。
近日，有几个重要作者的名字总是想不起来。但对他们那些特殊的作品却记忆犹新。这分明标志被时间撕开的口子张得越来越大。以前看过书，将作者记得很清楚，作品看完却必忘，不然生怕自己的写作重复别人的内容；现在看书，作者根本想不起来，但作品却记得很清楚，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因为时间浪费得太多，很想让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越来越麻木和简单的时候，越需要复杂和艰难来喂养。
我对“越是地方的文学，越是世界的”这种说法一直反感。所以从来不读那些充满方言的拉杂文字。阎先生是陕西文人中的翘楚，但阎先生早已超越了地域，读阎先生的文章，流水一般自然、舒适、亲切、儒雅和干净。他的老家礼泉以前叫醴泉，那个“醴”是甜酒义，醴泉意思是如甜酒一样的泉水，语义多好！后来改成“礼泉”半通不通。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陕西醴泉人，而非陕西礼泉人。虽有半年未与阎先生通话了，但见文如见人。
想象一场大雪
诗人们不好好说话
农民工也不会忠实于土地
一旦成群结伙
就东倒西歪
老天也不好好下雪
周围都下雪了
却绕开我所在的城市
就像语言的大雪
必然要躲开妄想最密集的头脑
好几年前的一篇拙作，是对百年诗歌的一个大致反思。但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驳斥了亨廷顿的人类不同民族的冲突是文化冲突的论断。文化不会引起冲突，文化会加深理解，只有反文化的部分才会引起冲突。
今日写东西，稍一用脑，就头痛得不行。看来老天正在蔑视我们干别的事，他仿佛问道：在这样的雾霾中，你们，还能蹦跶几天？
讳莫如深：我讨厌那些为写诗而写的诗，亦如为写字而写的字，因其故作而丑陋，所以我几乎不愿意去谈诗，也不愿意去谈书写，但今日我却想谈谈雾霾，却又感到无奈，更不知从何谈起。那些矫翰龙云者我不羡慕，那些栖神豹雾者我也没有见过，在如此令人几乎窒息的喘息中，那些依然揪着头发拔高自己的人，让人发笑；那些妄想伟大而试图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人近乎小丑；那些匍匐在地，甘愿为奴，靠做帮凶耀武扬威的人，让人发笑；那些正在苛刻地从民众身上搜刮脂膏，做自己一枕黄粱美梦的人何其可笑。在这样兽毛一样密集而肆虐的雾霾中，活着不易。
中国人用汉语雅言写诗作文数千年，使用口语写作其实未满百年。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用汉语雅言写就的诗歌，俨然是一座口语所无法企及的须弥山。如今，那些有语言和学术素养的人，依然坚持使用雅言，其人数难以估量。而古今两体诗文对比，口语（现代汉语）诗歌容易失之肤浅，从而堕入脑筋急转弯式的小聪明，而雅言（古代汉语）诗歌容易顽固不化、生搬硬套，但对于真正的好作品，无论运用口语或雅言写作，天不变，道亦不变，体物写志，从己而出，一直是有深度的写作者心摹手追的常态。
一位微友说“鸡汤比诗好”，并非没有可比性，因为严格地说，好的心灵鸡汤，确实比不好的诗歌要好，那个汪国真就是一个例子，当年写诗的人都嘲笑他，其实他写的东西更接近心灵鸡汤，只是采用诗的分行，但人家当时广受中学生的喜爱，现在那些中学生早都博士毕业，都成了大学教授，汪国真已盖棺论定，不可更改。想入非非是长久的，鸡汤实用耶。
我不喜欢号称伟大的诗人和号称伟大的诗歌，当我少年时代，第一次坐飞机升到高空的时候，从窗外往地上看，那些所谓伟大的东西，其实都很渺小。从那以后，仆就有恐高症。
这个时代，可能最需要保持警觉的是写实，有人将其称作“非虚构写作”。我曾出于好奇，集中读过一些标榜为写实的作品，但发现那些所谓的写实，其实是在真实幌子下的主观导引与虚构，比那些平常所说的虚构作品距离真实还要远。好的虚构作品其实是更高层次的真实，而那些低层次的写实反而是高成分的虚假。文字就这样喜欢以悖论的方式捉弄人。但其实局部的写实与局部的虚构都不是问题，作品的细节推演阶段，每一个阶段铸造结构，结构无法矗立，整个作品只能失败。此事哪关风和月。
我不反感分析与推演的文字，但我决不阅读那些吹捧的文字。尤其那些乐于享受吹捧的姿态，更是违反人伦与天理。所以也必须警觉所谓的文学评论，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环境中，评论就是广告，评论家扮演的角色最不光彩。
我从来不认为模仿别人的诗歌是能成功的，除非人们都真假不分。那些邯郸学步、鹦鹉学舌般的造句，人妖混迹，虚假到黑白颠倒，日月不分。要这样脂粉般的句子有何用？我喜欢看到的是铁一般的力量，至少是青铜般的思绪，哪怕那些排列错乱的器皿上长满了铁锈，我也会因为那些时间的锈痕而感动。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一些人将写作变成了一种混世的道具，这个很可笑。我觉得这至少在人生的筹划中是失败的。与其在此虚耗生命，还不如去经商与做官。我曾在十多年以前作协高层征求意见会上直言：作协就不是衙门，所谓的正部级，如果不真正掌握文学，恐怕连个正处级都不是，哪有什么权力？所谓的权力也就是对文学的一点话语权，如果连这一点权力都失去了，那作协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如今，我还是这种看法，希望作协同仁要有自知之明，回归文学，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这是第一要务。
年少时，我喜欢的诗歌可能需要更高的纯粹度，就像过去时代的人喜欢黄金；但是现在，我更想找到一种诗歌语言中的合金，哪怕蹚遍污泥浊水，下到暗无天日的地下矿脉，偶然发现一缕亮光，都会让我感叹与惊奇。正如鲍勃·迪伦的歌词，他沙哑的沧桑追问都能让我再一次产生倾听的愿望。
别看许多人混文学界，懂文学的人还是少数，敝人有时候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干脆不知道文学是什么，更不知道文学能干什么。——与诸文学大佬饮罢归来
许多所谓的文学家，写着写着就忘了文学，而拐到了哲学，比如卡夫卡、萨特、加缪诸位；有些哲学家，弄不好就变成了文学家，如柏格森、海德格尔、福柯等。还有一些诗人最后沦为神学的仆从，像纪德与博尔赫斯。至于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人，几乎都是杂交品种，最后几乎多产到了转基因的时代。
随着评奖热潮，人们又一次关注长篇小说，试问当下情景，哪有史诗般的长篇巨制？诸位知道谁有，请为我推荐。无修远之心，哪来的修远之文？看一次所谓的长篇，就后悔一次。编故事，废字如垃圾堆积，越长越臭，试问哪部长篇小说，能像一栋文字的大厦，坚持矗立一段时间而不倒？可能这都是一种妄想，随着一阵抱团热炒过后，马上消散殆尽，因为其中没有根植于人性和苦难的钢筋水泥，坍塌是必然的。但我相信，真正伟大的作品一定会在这片被煎熬已久的土地上产生，不是现在，而是未来，玉树琪花待醍醐，时间也不会太久。
有人可能以为，诗要让人读得懂，所以诗应该是写给大众的。如果相比文章来说，诗是写给小众的，诗有时候只写给个人，文章却是写给大众的。
再读叶文福这首诗，其最大的特点是勇敢面向现实，质问真诚朴实，诗情庄严正义。我不得不感叹，这三十多年的当代诗歌史，诗歌的走向与其说是矫揉造作，避重就轻，不如说是鹦鹉学舌，凿空自我。
我三十多年前细读过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带给我的只是绝望和苦痛，几乎没有阅读的快乐，大都是形而上的感受。尤其是那个在法的大门前徘徊的细节，让我对所有的门庭都有一种畏难的情绪。后来几乎不敢轻易触碰他的作品，但近日重新翻阅，有一种冲动的影子，总是从他的叙述语言中冒出来，抖落灰尘，试图与我重归于好。
评某诗人：来自十三朝古都长安的歌者，将自己炽烈的激情与梦幻，用典雅的语言装点得如此美轮美奂，貌似严密地隐藏于深宫的帐幔之后，让人听到的只是起于金戈之末的丝竹之声。
有一天，读娄自良译茨维塔耶娃诗选，那来自流放地的绝望并没有被遥远与寒冷埋没，我心中的苦主却如烂漫的霞光，瞬间将我照亮。
各种文学技巧和语言的花招，我已领教了三十多年，早已没有新鲜感了，我喜欢看到铁一样的事实，即使是虚幻的事实，就像天平中的砝码，不多也不少，那才是恰如其分地填补了我和文字之间的距离。
突然让一篇作品结尾，犹如妇女清晨挽好自己的长发，尤其是那完美的金钗一别，在空气中闪闪发亮，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今所购书中，有一部《弗罗斯特诗选》，看了半天，感到无尽的遗憾。翻译这东西，能将一首诗意无限的诗整成流水账。这不知要枉费译者多少精力，才能达到这样糟糕的地步。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南京《青春》这本刊物是个好刊物。当时我看韩东等人都在上边发诗，所以将自己的诗歌也寄给《青春》。现在的作家焉知，那个年代，整天批判自由化，要在正式出版的报刊发表一篇像样的东西太难。而《青春》在三十年以前就给我发过诗，编辑叫吴野，给我发的较长的一首诗叫《海明威》，那时我二十岁。
我有一首写于去年的诗，名叫《老虎，老虎》，那可是兽中之王呵，前不久又知道伟大的彝语将老虎叫“拉且”，多么轻描淡写的一个发声！因为他们比老虎更加彪悍，或者他们自己就是拉且，并且还知道拉且打盹的时候是趴着的。
非要将托翁与巴尔扎克比个高低吗？喜马拉雅高，大海低，但比高低无意义。
文字的河沙，亦即恒河之沙，坚硬、密集而虚无。我的建造，亦如梦幻。
有位先生文章写得好。我非常钦佩他。他前几日在南方讲杜甫，题目是《万古江河鸟飞回》，到处转载。题目语言逻辑不通，且不合律，如果改为“万古江河任鸟飞”是通的。鸟一直在“万古江河”间飞来飞去，何曾离开过？“江河”非一地一时所指，此处乃是“山川河流”乃至“天地间”的代名词。他所用标题应化自杜甫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杜甫诗是对的，“渚清沙白”是清渚白沙的倒装，鸟飞去飞回，非常自然。
看许多人读《金瓶梅》，都没有把崇祯版弄珠客的序体会到位：他说其书的价值在于“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接着又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米沃什说的有道理，但他也是英美文学的受益者，还是掩饰不住小国文化的尴尬与自卑。现当代东欧，只有与俄苏对抗时，其文字才有了意义，而不是与英美。诗人的迷失方向与声东击西，不仅是天生的幻想与错觉所致，也常常是特殊环境中的恐惧与习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