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1920—1943）
从前
1945年4月某一天的傍晚，张爱玲独自一人在黄昏的阳台上，还未从与苏青的交谈中回过神来，她们方才正说到上进心，说到未来的世界。苏青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她答道：“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道：“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嘛！”
此时她骤然看到远处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以为那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正自红红地升起。月亮在往上升，她的心却是往下沉，她想道：“这是乱世。”
“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带些象征意味的画面，我们也许可能选中这一幕来定格：她最爱与之相伴，也最能撩她思绪的月亮；渐起渐浓的暮色于暧昧不明中布下意兴阑珊的氛围；高楼上有凭栏独自沉吟的人。你尽可以说它是一幅现代的仕女图。
张爱玲此时尚不满二十五岁，但似乎已是饱经忧患。她肯定不止一次回首前尘，油然生出难以明言的沧桑感。向来是“登临意，无人会”，谁也无从体验那惘然中蕴蓄的复杂况味。也许她会想起这些年来经历的悲喜浮沉，也许她会想到她的同学，她有过交往的那些人。也许她想到了她家人：她那位身在海外、眼下不知落脚何处的母亲，那位吸鸦片、娶姨太、曾经声言要打死她、现已断了来往的父亲，她的不得志的郁郁而终的祖父，她那个漂亮然而不争气的弟弟。甚至她也许还会想到更远，想到没有见过面，而常在亲戚口中听到的外曾祖父或是“相府老太太”。
我们确凿无疑知道的只是一点，她所沉吟的“乱世”从她外曾祖父那一辈就开始了。
岁月如流，人生如寄。个人在历史中如同微尘一粒，然而一脉相沿，繁衍不息，他又是生命长链中的一环，方生之时就已经有了他的从前——他的家谱让他的生命同遥远的过去相连。每个人的生命都隐含着一本厚厚的家谱，只是当我们翻看张爱玲的家谱时，也许会更多地想到历史。
她的祖父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篑斋）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同治辛未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外曾祖父李鸿章则更是大名鼎鼎，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不寻常的角色。这两人是古老中国走向没落的见证人，他们各有抱负，均思振作，而都回天无力。张佩纶马尾一战中看着中国的水师土崩瓦解，或许会感到大清的江山就要沉没；李鸿章则在同那些深目高鼻的谈判对手的交锋中一次又一次无奈地后退、让步，可以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目睹了“乱世”的到来。
张、李二人不仅是正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是野史中的要角。张佩纶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的命运经众口纷传、文人渲染，变得尤其富于传奇色彩，这里面最经典的也流传最广的版本当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中的有关描述。他的发迹在曾朴的笔下就很有戏剧色彩：庄仑樵（即张佩纶）虽科场得意，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了翰林院的侍讲学士，但这位才子却是地道的穷京官，没有多少油水，又兼妻子亡故，自己不善理财，弄到有时一连三天吃白粥的地步。一日正吃着白粥，想到京里京外的官员毫无才学，就凭心黑手长、贪赃枉法，一个个居然都是鲜衣美食、驷马高车，不由心下愤然。曾朴以极世故老到的口吻半揶揄地忖度他的心理：“胸中一团饥火，夹着一股愤气，直冲上喉咙里来；就想趁着现在官阶可以上折子的当儿，把这些事情统一做一个折子，着实参他们一本，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就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地干瘪死。”一本奏上去，“上头”嘉许，庄仑樵愈发得意，参了抚督参藩臬，参了六部参九卿，“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心惊，他所到之处谁屁也不敢放一个”。自此他“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喏”。总之他靠一本本的奏折骤然间飞黄腾达了。
野史不免夸张，但张佩纶的确是因为“直声”而成为朝廷的红人。“清流党”之所以为清流，不光是因为弹劾贪官污吏，更兼评议朝政，对西方列强持强硬态度。适逢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南疆，张佩纶连上奏章十数篇，力主抗法，当时与吴大澂、宝廷、陈宝琛、张之洞等人一道，有“四谏”、“十朋”之称。这正是“清流党”的鼎盛时期，几个中坚人物都以文学侍从之臣而得重用，成为手握重权的钦差。张佩纶1884年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宜。他战前慷慨陈词，心雄万夫，其实全凭书生意气，纸上谈兵，到任后并无用兵方略。这一年7月，法军统领孤拔于大风雨中率战舰掩袭，清军全无防范，又兼兵器陈旧，遂大败亏输。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毁于一旦，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马江之战”。张佩纶身为统帅，不仅指挥无方，贻误战机，而且临阵脱逃，故而立时遭到朝野上下的齐声谴责，很快被朝廷问罪，革职流放到黑龙江热河，一番建功立业的雄心终成话柄。
光绪十四年（1888），张佩纶刑满释归，一位大人物将他这个落魄之人收归帐下。这个大人物就是镇压太平军起家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张佩纶过去参过他骄奢罔上之罪，而且李是主和派的领袖，而今居然不计前嫌，肯于提拔昔日的对头，自然被人称道，一时传为美谈。更妙的是李鸿章又将自己的女儿李菊耦许配张佩纶，（张的妻子流配期间亡故）张由入幕之宾变成了东床之婿。此事哄传士林，人人皆道张又交好运，到了《孽海花》中，则更演为才子佳人式的佳话。
据说中堂大人的这位千金“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且在闺中对张已生仰慕之心，又同情他的时运不济。戏剧性的“惊艳”一幕发生在威毅伯（即李鸿章）卧房里，庄仑樵有事前来参拜，见床前立着一个美貌的小姑娘，一时不及回避，却被威毅伯望见，唤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小姑娘红了脸，道个万福，飞身逃进里屋。更巧的是庄仑樵瞥见桌上一卷署着“祖玄女史弄笔”的诗稿，翻过数页，就见两首议论中法战争的七律，起首两句便写道：“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这个“元戎”除了他还能是谁？两首诗一气读完，末一句是“千秋功罪付史评”，对他竟是有责备更有谅解。庄仑樵当下“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威毅伯笑嘻嘻告他这是“小女涂鸦之作”，庄仑樵听后立起身来“正色”赞美。威毅伯又笑托他替女儿物色配偶，且规定“要和贤弟一样”，还“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下明白，出来就托人去求婚，威毅伯自然是“一口应承了”。
曾朴像一切名士派的文人一样醉心于制造佳话，也一样地容易弄巧成拙，因为上面那个戏剧性的场面中威毅伯父女俩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听上去简直像是威毅伯精心安排了这次会面来赚庄入局。但是佳话总是为人乐道的，人们对这段姻缘，对其中的人际关系，似乎比对张、李二人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更感兴趣。多少年以后的人谈到张爱玲时，也免不了要把祖上的这桩传奇婚姻拉来凑趣，仿佛如此一来，“张爱玲传奇”便更添传奇色彩。事实上，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张爱玲本人的态度，有一次她对人说起，她祖母其实不大会作诗，外间传的两首诗（即《孽海花》中的两首七律）也是张佩纶改过的。既是改作，说不定诗还写在两人婚后，果真如此，曾朴笔下的佳话便彻底“解构”了。推论出此事的真相无关本书宏旨，关键是张爱玲的“透底”让我们识得张爱玲其人：她不要传奇，不要佳话。
李鸿章显然器重张佩纶的才干，这才将他引为心腹，他住在天津时，张也一直随他在幕中。但是二人虽成了翁婿关系，张佩纶“清流党”慷慨言事的书生意气似乎并未全部收敛。1900年他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国代表谈判，因在对俄国的态度上与李鸿章的意见不合，拂袖而去，回到南京，从此称病不出，绝足官场。同辈中张之洞做了两湖总督，吴大澂是江苏巡抚，盛宣怀是邮传大臣，他们偶或路过南京，故人相逢，把酒言欢，张佩纶曾慷慨悲歌，泣下数行。
他是“学而优则仕”，由科考的“正途”做的官，也像古来挂冠归隐的文人一样，过起学者生涯。他在流放期间著有《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此际又写有《涧于集》、《涧于日记》等。（所以胡兰成化名张鼎仪在温州潜逃时冒称张佩纶后人，温州宿儒刘景晨听了要说，那是有家学渊源的了。）张爱玲小时听长辈影影绰绰谈些祖辈的事，有时也想把未听明白处向大人问个明白，大人敷衍她，说全在爷爷的书里写着，她便抱了一大堆来，半懂不懂地看。她看的也许就是《涧于日记》之类。
◇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
◇ 张爱玲的祖母
张家在南京的宅第是张佩纶为了与李家千金的婚事购下的，此处原为清靖逆侯张勇的府园，有三幢三十六间房屋，张以重金买下后又大加修饰，府园中的一处冠名为“绣花楼”，专供其妻李氏居住使用。[1]民国以后此宅园几经易手。1928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慕名选它做了立法院的办公用房。谁知等着他的是一声虚惊。据说胡汉民高高兴兴搬进来以后，这楼房一反常态，没有一天安宁过，每到夜晚边房上下门扉在无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竟倏忽无声地自动打开，令人毛骨悚然。更奇的是胡的一位胆大心细、臂力过人的贴身警卫不明不白在楼内开枪自杀。此事传开后，军政要员及立法院的全体职员都为之惊愕，胡汉民居然为此搬到了别处去定居。
张家的后人若听到此事不知会作何感想，想他们的先人壮志未酬，郁郁而终，死难瞑目，阴魂不散？不管怎么说，张佩纶1903年确是在这里谢世的，而张爱玲的父亲也是在这里娶了南京黄军门（军门相当于如今的省军区司令员）的小姐。大概因为父母生长在南京，又有祖籍安徽的口音，张爱玲后来说她的母语是“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她们家后来搬到南又搬到北，有些用人也是从南京带出去的，《私语》中写到的令她感到亲切的“毛物”一家便是，她也因他们而“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张家、黄家在南京肯定有不少亲朋故旧，张爱玲也去过南京，所以才有机会纠正她幼时的想象，而在《十八春》中，她写到沈世均在南京的家，写到顾曼桢的南京之行，对南京的风俗习惯、景物、建筑虽着墨不多，却能写得相当准确传神。
张家的人对张佩纶似乎大多都无好感，张的姑姑、母亲都不喜欢他，说他的相貌与漂亮的祖母不般配。这似乎是老太君态度的遗留。当年李鸿章的夫人初不允这门亲事，除了嫌张佩纶偌大年纪，又是“囚犯”之外，也嫌他其貌不扬。李鸿章在外威风八面，在家却是惧内，夫人哭闹着不依要拼老命，他也束手无策，后来还是小姐本人“巨眼识英豪”，决意要嫁，这才成了好事。张爱玲似乎是继承了祖母的立场，她根本没见过祖母的面，却说祖父好。她不见得同祖母一样，倾慕祖父的才，那么她是从亲戚的言谈议论中，从祖父的手稿中感到了他是一个“真人”，还是祖父大起大落、坎坷颠沛的际遇更能让她听到“人生的回声”，更给她一种寥廓浩茫的“身世之感”？
有李鸿章、张佩纶这样的先人，出身这样的显赫门第，张家的后人是难做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祖上的余荫令后人得享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先人打下江山，攒下家业，后人再要想光宗耀祖，逾越先人，也就难了。于是显赫的过去成为无形重压，令后人感到难有作为（且境况也允许他无所作为），掮不动这重压者即得软骨病，成遗少，成无用之人，张爱玲的父亲、弟弟都是如此。张家上上下下似乎都是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先人的阴影里。张爱玲小时候常听到父亲与客人亲戚高谈“我们老太爷”，亲戚甚至男女仆人也常是口不离“老太太”、“相府老太太”之类。大约议论昔日繁华是他们最风光得意的时候。
张爱玲出名后，也有人说她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出身：“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为殊荣’，一再加以提及，俾众周知。”[2]此说不知是否属实，即使果真如此，我们也还可以找到一些反证，证明她不想沾祖上的光。《古今》编辑周黎庵某次见到她，曾向她问起与张家的关系，她含糊其词，顾左右而言他。[3]倒不是她想隐瞒她的出身，或是不愿提及她们家的“从前”。她自小就有几分矜持，是多长了个心眼的人。她想弄明白《孽海花》中的故事，抱了爷爷的集子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但是她不好意思问先生，因为问起这些就“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这种心态也保持到她成年以后。《流言》中有好几篇自传性的散文，对其家世从未正面交代一句，说明她不愿借祖上的光来让读者增加对她的兴趣。当时关于《孽海花》人物世家的“考据”很是热闹过一阵，她则从不凑趣，有意识地与遗少及名士派的文人保持距离。她的这种态度有时甚至给人清高自恃的印象。从她的文章看，似乎只是在她晚年以后，她才能够做到不撇清高亦不自得自恃，心平气和地面对她们家的不寻常的“从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爱玲尽可不必去多那份心了，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字的人越来越多，张佩纶的宦海浮沉、风流佳话则随了老一辈的逝去渐渐成为一段模糊不清的记忆。遥想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张佩纶，甚至李鸿章也许都已成为只是在历史学家书斋中出没的历史剪影，而张爱玲则会像她喜欢的李清照一样，与后世的中国读者相觑相亲。到那时，张家的后人打开他们的家谱，值得他们炫耀的也许不是那位显赫一时、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祖先，而是写出了《传奇》、《流言》、《秧歌》的张爱玲。
[1] 张府所在地即在现今南京市白下路273号南京远洋航运学校校园内，冠名为“绣花楼”的三幢古式楼房有两幢已毁，仅东侧的一幢十二间仍存，被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2] 潘柳黛：《记上海几位女作家》，引自杨翼（编撰）：《奇女子张爱玲》，香港，奔马出版社，24页。
[3] 参看《古今》总第50期（1944年10月）周黎庵为忏庵的《李鸿章与张佩纶》加的编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