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至少现在提到张爱玲，我们不必像十几年前那样，从最起码的ABC的介绍开始了。那时一般的读者固然不知张爱玲何许人也，即使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对这位作家也多半是知其名，而未见其书。如今说张爱玲在祖国大陆家喻户晓，肯定是夸张，但若说她在今天的读者中是最有号召力的现代作家之一，则不算过分。知名度可以来自学术界的肯定，更可来自传媒的作用，张爱玲于二者都沾点边，同时沾光沾得都不算大：与许多新文学作家相比，她在文学史上被给予的地位不算高，得到评价介绍的机会也不算多。此外，她的作品甚少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之类，即或有改作，也影响甚微。所以她的名声日高，靠的还是一种“原始积累”——她的小说散文渐渐俘虏越来越多的读者，多半还是仗着三五人的谈论，口口相传的推荐、介绍。也许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名声比起传媒造成的轰动效应是更靠得住的。

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即能给他们莫大的快感。乐趣还可以来自其他，是关于张爱玲的一切，那就是非同一般地喜欢，可以为这“非同一般地喜欢”作证的是，由港台那边传过来的“张迷”一词，在祖国大陆是越来越有市场了。怎么个“迷”法？寻觅她的书是一端，市面上换了各种名目出版的张氏作品多相重复，只要有一篇未见过，必要不避多数地重复买了来；搜罗有关张爱玲其人的种种又是一端，张爱玲的一言一动，不管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再扩大一点，但凡与张有关系的人的情形，都想知道，知道并不满足，还要各就自己对张的判断，说长道短一番。而大多数人此类举动，并无功利的目的，既无当作家的宏愿，也无做研究的打算，这就是“迷”的境界了。祖国大陆的“张迷”资历尚浅，还可看看海峡的那一边。几年前台北《联合文学》曾举办过一个活动——“谁最像张爱玲？”一是看长相，参加者将自己的照片寄了去；一是看文章，谁人所作最像出自张的手笔。此举是有组织的“迷张”，由一家纯文学杂志搞这样的活动，极是少见，从中也可看出张在港台的号召力，足以使她被当做——至少是在一个不算小的圈子里——一个明星式的公众人物来对待。

近年来张爱玲风靡祖国大陆的原委，可以有多种解释。现代文学史得到修正，一些一度不见“经传”，未云禁毁而形同禁毁的作家——如周作人、钱锺书、张爱玲、林语堂、梁实秋等人，其作品重新得到与祖国大陆读者见面的机缘，一读之下喜出望外，这是其一；意识形态的喧嚣平息下来，张爱玲入世近俗的态度，她执著于饮食男女、吃穿用度、身边琐事等人生之常的内容令读者油然生出返璞归真的亲切感，这是其二。此外更有属于她而别的作家没有的独特韵味，等等。不管怎么说，在祖国大陆，“张迷”的队伍是日渐壮大了。

然则许多人崇拜鲁迅，并不称做“鲁迷”；不少人服膺周作人，并不称做“周迷”，何以嗜张的人称做“张迷”？以文学而论，我们知道有“金庸迷”、“琼瑶迷”，却很少听说有人以之称呼喜欢严肃作家的人。张爱玲的作品恰好有通俗的一面。有一类作家，为人为文极富英雄气概和悲剧的崇高感，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更多是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像鲁迅；有一类作家，学识渊博，所作出经入史，旁征博引，普通读者难入堂奥，知者亦唯有叹服，像周作人、钱锺书；有些作家所写虽是身边事，然而游戏三昧，生活被过于经意地“艺术”化，如林语堂、梁实秋，也还是雅人深致。不论为斗士，为隐士，为名士，为饱学之士，有一共同点——那不是常人或曰“俗人”的境界。张爱玲之“通”俗，不仅在于她写过《十八春》这样的通俗小说，亦不仅在于她的某些小说的可读性、趣味性，更在于她对人生的关怀是近于常人的，由此而在阅读中无形产生的亲近感无疑是众多读者可以对其人其书入“迷”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解释是，张爱玲是个女作家。尽管她对将女作家“特别分作一栏加以评论”心有不甘，可是一般读者对女作家另眼相看，更怀有普遍的好奇心，看来却是不可免的事实。而且，阅读女作家的作品，读者更容易做人、文合一之观，迅速越过其作品而寻求对作者本人的了解，甚至往往对本人的兴趣超过了作品，这也是“迷”之为“迷”的一端。翻翻现代文学史，女作家的生平经历、个人生活显然要比男作家更能挑起普通读者张看的欲望，也更容易被涂染上传奇色彩。有的作家，像白薇，其作品时过境迁，不大有人读了，其传记倒不乏读者，即如丁玲、萧红，读者对其传记的兴趣也绝不在其作品之下。

对于读者大众，女作家似乎天生就带着神秘感和传奇性。张爱玲其人在“张迷”眼中是更带传奇色彩的。她的几篇自传性散文道出了她早年生活中的不幸与她内心的孤独，她与汪伪政府高官、长她十五岁的胡兰成的一段没有结果的婚恋更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假如说她的生平与萧红、丁玲、白薇诸人的经历相比尚不够浪漫或富于戏剧性的话，那她奇特的出身背景，她的衡之以常理常情可称冷漠怪僻的性情，对读者的好“奇”心是一种大大的补偿。她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千金，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后面的“可怜”，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行来却是从衣着打扮到待人接物，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套近乎、拉家常，但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40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风头出尽，几乎得到电影明星般的风光，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致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凡此种种，均使张爱玲成为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而谜，往往更使人入“迷”。

然而，如果要在传奇上做文章，我们最好还是去寻思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的传奇——她的有异于众的创作历程。张爱玲名作《传奇》、《流言》中的全部作品均写于二十五岁以前，那时她对人性已有独到的、稳定的把握，技巧已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臻于化境，这样的早熟早慧，求诸现代文学史，再无第二人；现代女作家中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不了情》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两；她的中学、大学教育均在西式学堂里完成，但她却钟情于中国的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地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归根结底，张爱玲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而不是作为一个怪人、异人而存在的。也许她将不仅仅属于现代文学史。遥想几十年、几百年后，她会像她欣赏的李清照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一个稳定的位置也说不定，而我们知道，那时候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许多现代作家肯定都将被忽略不计了。还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的人们如被张吸引，重要的将不是她的传奇经历，而是她的作品散发的独特的芬芳。假如张爱玲真像她在《天才梦》中戏称的那样，“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那我们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待她，虽然仔细想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作为个案都有分析的必要，但也只是“必要”，不大可能。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天才，他的怪僻、逸闻之类，也只配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单纯的称奇足以造谜而无助于解惑。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理解，是对张爱玲的完整的认识，那么我们对待这位作家，最好还是采取她本人看人看世的态度：“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将“传奇”归于不奇，倾听她所乐道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