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孺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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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第〇三〇章:聘使(上)

知子莫如父,自家几位诸公子,季历还是很了解的。

次子仲宁,英武过人,射御皆精,娴于军略、战阵之事,长期随自己率军征伐诸戎,多次立下破敌擒酋的大功,是非常出色的周师大将。以他担任司马,邦中无人不服。但他的短处也很明显,那就是辞令平常,政略一般,显然不适合往聘他国。

真要让仲宁去他国的话,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周邦要和对方开战了。既然开战,就没指望能聘出什么结果来,随便由哪位御事、执事、大夫代表周邦都成,而让仲宁去,还能顺便观兵,看看对方的军事实力。

至于三子,担任右史的叔襄,辞令和政略都十分出色,尤其熟悉故典、图籍,并擅长书、数之道。这样的能力,哪怕是往聘于大邑商,都是绰绰有余。

只可惜,他不良于行,哪怕是有鸠杖代步,毕竟不如普通人那么顺畅。以他作为邦使,先不说别国的观感如何,季历自己都不会舍得让他艰难的远行。

想到这里,季历心里叹了口气,为自己这位三子感到惋惜。

仲宁、叔襄的才具,季历觉得世子昌也肯定了解。自己这位长子,向来心思缜密,虑事周全。近年来自己出征在外,由他代掌邦事,有时或许比自己还妥帖一些。而且他知人善任,所荐举和任命的人,基本都非常称职,不至于安排仲宁和叔襄担任聘使。

他抬眼望向世子昌,却见他面带微笑,似乎已有定计。

“莫非世子想亲自出使吗?”伯单父问道,继而很快表示反对,“如此则更不妥!世子贵重,负阖邦之望,承阖邦之责,怎可轻易离邦?”

伯单父这番话,正与季历所思相合。他微微颔首道:“世子不可轻出。”

“自当尊邦君之命,”世子昌笑道,“只是,两位难道忘了,仲宁、叔襄之外,还有子丰?”

“子丰这个孺子?”季历顿时皱起了眉头,“我正想训斥于他……看看他在辟雍写的什么乐诗?堂堂射礼之乐,怎能如此随便?难道他日余主持大射,诸御事、执事、大夫,乃至他国来宾之君、来聘之使,也要敛衣肃容,听那什么‘颀而长兮’、‘美目扬兮’?”

“父亲且息怒,”世子昌换了称呼,笑着为幼弟开脱道,“毕竟只是射礼小试之乐诗,无需那般庄重。且此诗写得确实极好,我听司宫叔佥父说,诸生徒私下多有传唱,习射之兴致亦高涨。便是当日射声,诸射者之中获数,大多超过从前,或为此乐诗之功。”

“这群孺子!”季历也忍不住笑了,“既如此,算子丰功过相抵,我不责他就是。”

辟雍的那些生徒,皆为诸御事、执事、大夫家的子弟,还有作为诸公子的子丰,都是周邦的珍宝,未来切切实实的栋梁。他们射礼中获多,习射之兴致高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是周邦之大幸,只是这理由未免有失严肃。

这件事情,太史伯单父也知道。他的次子习,听到这乐诗后,还因为失礼而受竹扑之责。而世子昌所言也是事实,公子丰所作的那首《猗嗟》,辞章优美,朗朗上口,颇受辟雍诸生徒的喜爱。

但要说以公子丰为聘使,他却是不认可的:“子丰年龄尚幼,冠礼未行。其辞令上佳,书道精湛,他日当为栋梁,如今却未曾历事,聘使之任,于他过于沉重。”

“关于子丰,邦君和太史请听我一言,”世子昌郑重了神色,“两位知道水的性质吗?从天而降,是为雨水,可以润万物;流淌在原,是为渠水,可以灌禾苗;掬捧于手,是为饮水,可以解干渴……子丰正是如水一样的人啊。”

看到两人若有所思,世子昌继续说道:“同样的道理。子丰看见侍女为祭舞,可以写出《采蘋》、《采蘩》,为邦中教化增色;子丰参加邦君的飨礼,可以写出《南有嘉鱼》、《瓠叶》,与司宫同受邦君亚献之赏;如今他在辟雍与孺子杂处,作出的也就是《猗嗟》,只能为孺子们传唱,不能登大雅之堂。”

“此言倒是有理。”季历颔首道。

他听过世子昌解释,也亲眼见识过其才能,知道这幼子得天独厚,不能以平常孺子视之。

但季历仍有顾虑:“如太史所言,子丰毕竟未曾历事。叔襄说他‘有失轻佻’,评价可谓中肯,恐难承担此等重任。”

“正是未曾历事,故须多加历练琢磨,以成圭璋之器。君父既信叔襄之评价,何不也信一下我对子丰的评判呢?”世子昌笑道,“再者,以子丰为聘使,另有一宜∶

“若婚姻之议出于密须,子丰尚未婚配,或能给密须另一个选择,让他们放弃义渠,与我周人再申前好……此事在密须而不在我,先不必提及,却须有所预备。”

季历再次颔首,把目光转向太史伯单父,想听听他的意见。

伯单父略一思索,向邦君说道:“密须为姞姓大邦。单曾有闻,‘姬姞其耦,子孙必蕃’,我周氏初祖后稷,即娶于姞姓。”

这句话成功打动了季历,让他下定了决心:“来人!速速前往辟雍,召公子丰来见。”

……,……

辟雍诸生徒,非有祭事、礼事,一般不允许擅离。但邦君相召,自是需要往见的。

公子丰进辟雍不到一旬,就被邦君派舆车召回,心中颇有些疑惑。邦中和宗宫,最近似乎也没什么事情啊?难道是因为前几日写的《猗嗟》乐诗?

如果是这样,那这位邦君,就真有些小题大做了。虽然此诗从辞章上讲,含女子倾慕少年之意,但《诗》有赋、比、兴,后世春秋时代,两国相聘时,以男女之情比于两国之交,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诗》于诸国而言,可以说是标准的外交辞令,要不孔子怎么会说“不学诗,无以言”呢?

如果邦君以此相责,只能说,他的见识还是少了些,毕竟有历史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