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再版序言
《技术与时间》的前三卷分别于1994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1996年（《迷失方向》）和2001年（《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首次出版。前两卷写于1986年至1992年间，从我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前两卷基本是依照论文文本，几乎不加改动地出版的。与此同时，我在论文中增补了第三卷的内容，其中并没有出现我在1998年至2001年间发展的任何概念，这些概念部分是基于康德提出的图型法问题写下的内容，这一问题出现在首版《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这本书的“范畴的先验演绎”章节的结尾处。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论文最后一部分的初稿了，标题为《白痴》。我首先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主角梅什金公爵，他是一个癫痫患者，作者本人也患有这种疾病，据说他一直试图寻找能使自己变得如同白痴一般的“高危状态”，在此期间，他便开始了文学创作（比如先知穆罕默德，据说他也是癫痫患者，并在每次发病时都经历了一种超越时间本身的时间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将癫痫归咎于穆罕默德，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如同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忧郁症（《天才人物与忧郁症》，Payot）一样，可以孕育出天才，在这一点上它也让我们联想到了阅读障碍症。
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阅读障碍，并通过她本人作为临床医生和读者的双重经验（尤其是她对普鲁斯特的阅读）丰富论据。她指出，这种疾病的特点使得达·芬奇和托马斯·爱迪生等著名人物难以进入第三滞留。[2]
《白痴》是最初起草的部分，但是，1992年，在论文写作收尾时，我才将这部分命名为《白痴》，至今仍未出版。它应该很快就会出版，并将成为《技术与时间》系列的第七卷，也是最后一卷，希望老天保佑。它将被命名为《需要的缺憾：习语、独特的、白痴》。在论文答辩结束后，我开始着手撰写将会由伽利略出版社发行的作品，在我看来，最后一部分内容在当时是无法被人理解的，因为它缺乏中间的发展。我在论文的前两部分与《白痴》之间提出了整部作品中最具思辨性的概念，我已在前作中多次提过这一点，这一概念构成了文本的螺旋型结构，只能通过下面的图示来阐释：
2001年，我写了《技术与时间》第三卷《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一书，目的是使这一图示和它所支持的一切“更容易被知性、理性接受，因为它们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会被重新构建”。（此后，我试图在2015年出版的《自动化社会1.劳动的未来》[3]一书中进一步明确21世纪知性与理性的器官学和药理学特征。）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是我在法国国家视听学院（INA）工作了四年之后，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写成的。在此期间，我养成了在各种媒介上做笔记的习惯，特别是用口述录音机。当时，每天往返于我居住的瓦兹省北部与法国国家视听学院所在地马恩河畔布莱之间，我还用它在车上“写”信。每天早晚，在通勤路上，我都会在北方公路上迸发出一些想法。某天，我开始用口述录音机记录这些想法，当时用的还是一种录音带。
我是在听车载收音机后养成这个习惯的，车载收音机当时仍被称为“迷你录音带”。我听的是与雅克·德里达对谈的原声带（1994年，应法国国家视听学院的要求，在弗朗西斯·德内尔和克劳德·吉萨德的倡议下录制的），这也是《回声录》一书的由来。在电视上，米歇尔·德洛姆提出由他的伽利略出版社出版这次采访的记录稿。雅克·德里达让我来准备手稿。我用听录像的音频副本的方式完成了这项任务，为此我使用了车载收音机的磁带播放器：我们仍处于20世纪。在那个现在看来已经很遥远的时代，磁带就开始消失了。
正是根据我在法国国家视听学院度过的这些年里记录以及写下的笔记，我创作出了《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这一卷后来在某种意义上也融入了论文的写作之中。1999年夏天，这本书初步成形，当时我在科西嘉岛逗留，陷入了几乎完全瘫痪的状态。瘫痪持续了一个月。这种被迫无法动弹的情况是我在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我在医院病床上通过电视亲眼目睹）接受的背部手术和九年后粗心大意的行为共同造成的。由此导致的脊柱退化迫使我不得不躺在一块床板上无法起身，面朝大海，处于一种不寻常的精神状态之中。这种状态由可的松、安定和其他具有放松腰部功能的药物的混合作用所引起，L4—L5的椎间盘已经被切除，另一个椎间盘也开始脱轴，再次切断我的坐骨神经。
万幸的是，当这种完全不能动的情况出现时，我手边还有《纯粹理性批判》，我便决心重温这本已经不知读了多少遍的书。1988年以来，我一直在贡比涅大学教哲学，在我的教学中，我显然谈到了康德和这部著作。但其实，自从1979年我开始尝试阅读它以来，我对它可以说一无所知。我只是建议我的学生通过注解阅读它—那些或多或少带有启发性的解释从未真正说服过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自己对《纯粹理性批判》和那些后批判性的解释一无所知。
我随身携带这本《纯粹理性批判》，试图再次阅读它，原因有很多，我在法国国家视听学院工作期间所做的笔记中也提到过，而且也正因为我刚刚读完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1929年），这突然启发我开创了一种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从未见过或是读过的可能性，那就是把“范畴的先验演绎”中的话语与我在《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中有关胡塞尔的滞留和前摄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
我躺在科西嘉岛的一个壮丽海湾前，这个海湾位于西海岸皮亚纳有名的朱红色海湾以南，离同样恢宏的红宝石酒店不远。由于近期我读了随身携带的那本海德格尔写康德的书，我开始重读已经不知读了多少遍的1781年版《纯粹理性批判》的“范畴的先验演绎”这一章节。
就在那时，在意外、疾病、药物等有时会引起的那种极特殊的去抑制，以及心智回路的悬置状态下，一个分支出现了，我的整个工作踏上了一个新阶段：我开始从第三滞留的角度质疑图型法和分类法，这一概念出现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旨在对《存在与时间》进行批判，我在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读中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2000年初，在写完《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时，我已经康复，我离开了法国国家视听学院，并担任了法国声学与音乐协调研究所的主任，我确信《白痴》这本新书的出版不足以介绍《技术与时间》第三卷那种高度思辨性的论点，因此，我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修订和完善的工作。[4]《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所开辟的新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就是我期望添加另外两卷到论文中的原因：第四卷将专门讨论古希腊的悲剧思想，有时被称为“古代”思想，以及柏拉图对这一思想的遗忘；第五卷是我对精神分析学派和被人们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潮的深入探讨，我是通过书本与那些写书的人才知道这一思想流派的。
第四卷的第一个版本几乎完全是在第三卷之后写成的，那是在我加入法国声学与音乐协调研究所之前的事情。但当我加入法国声学与音乐协调研究所后，我把这本书放到了一边，并像我打发往返视听学院路上的时间一样，引入了新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产生了特定的概念，自2003年以来它被我称为“器官学”，自2015年以来，这一概念由尼古拉斯·乔治斯库—洛根[5]从阿尔弗雷德·洛特卡[6]那里继承的“外在化”概念所支撑。
当然，这对我回归柏拉图和悲剧文化起到了作用，也是我后来决定在学校开设有关柏拉图课程的原因之一——2010年10月，在埃皮纳伊莱弗勒里耶镇，我和我的妻子卡罗琳·斯蒂格勒借此机会一起创办了学校Pharmakon.fr。
1994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版，本篇序言之后紧跟着的前言[7]可以说是一个困难的开篇。该前言是为博士论文及答辩评委而写的，并不是为了让读者更容易进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和《迷失方向》的正文：在导论部分，我将这项工作面临的挑战转移到了在笛卡尔时代仍被我们称为“学派”代表的人身上——这种情况下，我的答辩委员会汇集了一批博学的评委（雅克·德里达、尼可·洛洛、让—吕克·马里翁和第四位成员，这个人过于普通以至于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至于不那么学究的人，大可以不读这篇前言，也可能他们希望在前三卷全集出版后再读（或是重读），其中增加了我在2015年至2017年间写的《人类世中才能与功能的新冲突》，这篇第三卷的后记是《技术与时间》第四卷首版核心章节的组成部分，第四卷的副标题是《后真实时代真理的证明》。由此，一本意料之外的分卷不知不觉地融入了这个系列：我写下了第三卷的后记，这篇后记包含了2016年举办的一场学术会议中的论文，与此同时，随着对后记进行重读与重写，新的问题涌现出来，这些问题如此迫切，致使整部作品成了既混乱又丰富的一版。整部作品仍在创作中，它既是一个明辨“思辨实在论”的机会，又是在更普遍意义上，澄清当今哲学中有时被描述为“新实在论”的东西的机会。此外，最重要的是，新的第四卷深化了《我们如何称呼延迟思考？ 1.巨大的倒退》中的论点，这是一本由解放关系出版社（Édition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推出的作品，与本再版同时发行。
换言之，现在，《技术与时间》的新规划包括七卷本：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迷失方向》；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后真实时代真理的证明》；
《象征与魔鬼》；
《思想之战》；
《需要的缺憾：习语、独特的、白痴》。
贝尔纳·斯蒂格勒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