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翻译与“世界映象”理论

在上文中我们看到，乔治·穆南通过研究现代语言学的意义理论，指出人们对意义的传统认识并不科学。而索绪尔、布龙菲尔德、哈里斯、叶姆斯列夫等语言学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摧毁了人们的传统意义观，从而对翻译活动的正当性和可行性间接地提出了异议。除了传统的意义观，乔治·穆南还看到人们对语言结构的认识也同样受到了质疑。

乔治·穆南指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语言的结构或多或少都直接地源于宇宙的结构和人类思维的普遍结构：语言中有名词和代词，是因为在宇宙间有存在物；语言中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是因为宇宙间有过程，有存在物的品质，有过程的品质与品质本身的性质；语言中有介词和连词，是因为宇宙里、存在物之间、过程之间、存在物与过程之间存在着相关、赋予、时间、地点、状况、并列、从属等逻辑关系。按照这样的观点，翻译自然是可以进行的，因为：

（1）一门语言将全等的符号置于某些词（a，b，c，d……）和某些存在物、过程、品质或关系（A，B，C，D……）之间：

a，b，c，d……=A，B，C，D……

（2）另一门语言将全等的符号置于某些别的词（a’，b’，c’，d’……）和同一存在物、过程、品质或关系之间：

a’，b’，c’，d’……=A，B，C，D……

（3）翻译的任务就在于复写出：

a，b，c，d……=A，B，C，D……

a’，b’，c’，d’……=A，B，C，D……

因此：a，b，c，d……=a’，b’，c’，d’……

翻译，“是把一桶用升计算的液体用加仑来计算，但液体始终不变，无论以升还是以加仑出售。人们普遍认为，以两种不同计量单位出售的是完全同一的现实事物，是同一数量的现实事物”[43]。在乔治·穆南看来，人们对翻译的这种简单化的认识是十分普遍的。确实，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人们都对翻译活动缺乏深刻的认识。至今在中国，翻译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简单交换，一种纯模仿的技术性工作，不需任何创造性。这种观点直接源自人们对世界、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的简单化认识。虽然不同语言是以不同的方式切分语言内容实体和语言范畴，但大多数人都认为，无论何时何地，人的思维都遵循普遍逻辑或心理范畴对宇宙的经验进行切分。

各种语言之间应该互通，其原因在于所有语言都无一例外地总是指称同一人类体验的宇宙，而这一宇宙又是遵照所有人都一致的认识范畴加以分析的。乔治·穆南认为，这一简单化的认识造成了人们对翻译的种种误解：“如此看来，翻译的困难源自一些偶然性的情况，如译者没有抓住出发语某一表达法的全部内容实体，致使传译不完整；或如译者对目的语中丰富的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了解不充分，运用有误。在这两种情况中，翻译的错误都是译者造成的。若避免了这两类错误，那翻译的其他困难都仅仅来自审美的差异，而不属于语言学的问题。如果原作很美，而译作与之相比无法令人满意，那是因为译者没有才气。”[44]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乔治·穆南看到，新洪堡学派有关语言哲学的观点，对宇宙与语言之间关系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如新洪堡学派的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就认为语言不是一种被动的表达工具，而是一种积极的因素，给人的思维规定了差异与价值的整体。任何语言系统对外部世界都有着独特的分析，有别于其他语言或同一语言其他各阶段的分析。语言系统沉积了过去一代代人所积累的经验，向未来的人们提供一种看待与解释宇宙的方式，传给他们一面多棱镜，而他们将用这面多棱镜去观察非语言世界。他在《象征意识病理学》一文中指出：“世界并非仅仅由人们通过语言去理解与想象；人们对世界的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中生活的方式已经被语言所界定。”[45]卡西尔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特里尔（Jost Trier）就指出：“每一门语言都是一个通过并依赖客观现实进行选择的系统，实际上，每一门语言都创造了一幅完整、自足的现实图景。每一门语言也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构建现实，因此建立了这一特定语言所特有的现实要素。一门特定语言中的语言现实要素绝不会以完全一样的形式在另一种语言中出现，也绝不是现实的直接描摹。”[46]叶姆斯列夫对特里尔的这一观点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认为人们并不能通过对所指事物的自然描述，就有效地显示出某一共同体中所采用的语义习惯、群体评价与社会舆论的特征。因此，对内容实体的描写首先必须把语言与社会其他机构联系起来，构成语言学与社会人类学其他分支的接触点。

正因为这样，同样的自然事物可以根据不同的文明对象，得到完全不同的语义描写，对类似于“好”与“坏”这样的直接评价的语义描写如此，对“房屋”“座椅”“国王”这类文明所直接创造的事物的语义描写如此，对自然界事物的语义描写也如此。叶姆斯列夫还举例说，如“马”“狗”“山”“冷杉”等事物，在一个熟悉它们（并认出它们）是本地事物的社会里，与在一个它们纯粹为陌生事物的社会里，人们对它们下的定义自然不同——但这并不妨碍语言拥有某个词指称这些事物。比如狗，在因纽特人眼中，这首先是一种牵引动物；对琐罗亚斯德教徒来说，它是一种神圣的动物；在印度社会里，狗像贱民一样遭受歧视；而在西方社会里，狗是一种通过驯服后用以狩猎、警卫的动物。在这四种不同的社会里，“狗”的语义描写自然是不同的。[47]叶姆斯列夫的观点十分明确：不同社会的人对同一事物的经验是有别的，因此对该事物的语义描写也自然有别。这就给翻译的可行性提出了疑问：既然不同社会对同一事物的语义描写可能不同，那么要把一门语言指称或指写中的事物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自然障碍重重。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认为：“所有观察者并不必定从同一明显的自然事物中得出同一宇宙图景，除非他们思想中的语言背景是相似的，或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可以达到同质。”[48]而“每一门语言都是一个宏大的结构系统，与别的系统有着区别；在这一系统中，对形式与范畴进行文化层次的组合，个人借助这些形式与范畴进行交流，对自然进行分析，领会或忽略这一或那一类型的现象或关系。个人在这些形式与范畴中注入了他思维的方式，并通过它们构建他的世界知识大厦”[49]。总之“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母语预先规定的界线切分自然”[50]。乔治·穆南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一门语言在现实中切分着不同的一面（忽视另一门语言所提示的东西，发现另一门语言所疏忽的东西等），而且对同一现实的切分单位也有差别（你划分我合并，我合并你划分，你兼含我排斥，我排斥你兼含等），这几乎成了法国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共识。他认为，这些观点对于翻译而言，是致命性的，“意味着在严格的意义上否认了翻译活动的任何可能性”。他说，一旦意义没有普遍性的保证便无法捕捉，因而也就无法翻译。若按照新洪堡学派的观点，不同语言对现实有着不同的切分，那么，不同语言所指涉的存在物、过程、品质和关系就不一致，因此，也就无法有逻辑地证明a，b，c，d……与a’，b’，c’，d’……之间“传统”的等值性。但是，乔治·穆南对这些观点的理论依据提出了质疑：“难道我们真的只是在一个我们的语言已经定下模式的宇宙里思维吗？难道我们真的仅仅通过一门特殊语言的变形镜看待世界，以至于我们从每一门特殊语言中得到的（同一现实）不同的图景永远无法准确地重叠吗？难道真的当我们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述世界时，我们所表述的永远都不是一个完全同一的世界，致使不仅仅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的翻译不合理，而且科学意义上的任何翻译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吗？”[51]他认为新洪堡学派的观点失之偏颇，但是，这些观点却可以给翻译诸多启迪。他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宇宙的结构远远没有机械地，即有逻辑地在语言的普遍结构中得到反映。

确实，不同的语言往往是以不同的语言结构表述同一的自然现实，比如拉丁语与法语的语言结构就不同，虽然同样表达“皮埃尔打保尔”这一现实，但词序结构就相异。同时，不同的语言也往往以不同的结构来切分人类的客观经验。他举例说，假设宇宙中存在着方式结构（回答以“怎样”引出的、就行为提出的问题），那么法语中“Il traversa la rivière à la nage.”（他游过了河。）一句似乎完全反映了客观经验结构。但是，对于这一包含着同一客观经验的同样结构的同一情景，英语却做如下的描述：“He swam across the river.”可以看到，英语和法语对经验的切分完全不同。主客体未变，双方一致，但就行为而言，在经验世界中看来是同一的，但在语言分析中就不一致：法语为traverser（穿越），英语则为to swim（游）。法语动词注重的是行为的空间运动的一面，如traverser（穿越），monter（登上），descendre（下来），longer（沿着……走），contourner（绕过），suivre（跟随），等等。英语则注重同一行为的动力或技术的一面，如to swim（游），to walk（走），to run（跑），to jump（跳），to ride（骑），等等。法语中作为“穿越”这一行动的方式的一面，是以游的方式（à la nage），而不是以涉水、骑马或跳越的方式（à gué，à cheval或d’un bond），英语却视之为动作本身。与此相反，法语中作为动作的一面，英语里却成了行为中次要的一点（如across，along，around等）。如此一来，如何确定这两种语言结构中的哪一种更准确地反映了客观经验的结构呢？而对于翻译来说，这两种结构是否能够完全对译？乔治·穆南认为，我们在探讨翻译的时候，决不应该回避新洪堡学派在对语言思维与现实、语言与“世界映象”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时提出的观点，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不同语言的传情达意规律的深刻差异，从而更全面地认识与发现翻译中的本质障碍，提高翻译活动的自觉性，无疑是有利的。他指出：“我们必须接受——而不是回避、否认，甚至视而不见——这些看似摧毁了翻译的可行性的事实，只有在这一基础上，翻译的理论问题才有可能被理解，甚或得到解决。”[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