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打开语言学的大门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最早且较为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属于语言学研究范围的，是苏联的费道罗夫（Andrei Fedorov）。他在1953年发表的《翻译理论概要》中明确指出翻译的过程是使用语言的过程，因此在翻译中，语言问题应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翻译研究首先应当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并宣称只有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手段，才能科学地揭示出翻译的规律和本质。[19]在他之后，移居加拿大的法国人让—保尔·维纳和让·达尔贝勒纳于1958年推出了以“翻译方法”为副标题的《法英比较修辞》，他们积极支持费道罗夫的观点，认为必须把翻译“列入语言学的范围”，并提出“翻译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具有自身特殊的技巧和问题”，值得在“目前备受重视的语言学的分析手段”[20]的启示下进行系统研究。

在目前的中国翻译理论界，对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讨论颇多。首先有一种误解，认为现代语言学雄心勃勃，不安于自己的领地，要把翻译纳入自己的范围。其次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交换活动，因此，语言学不可能解决翻译的全部理论问题，把翻译纳入语言学的范围只能是把翻译研究引入一条狭窄的死胡同。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乔治·穆南对这些问题就有过思考。关于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乔治·穆南经过多方面的考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活动，一个具有其独特客体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却一直被语言学研究所忽视。他指出：“关于翻译活动的科学研究，更为令人奇怪的是：任何一部完整的哲学论著都得将语言理论包括在内，但是语言理论却从不把翻译作为语言活动加以研究并列入自己的范围。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但也是普遍的语言活动，也许对语言和思维的研究都有一定启示。最近问世的有关语言学综合研究的重要著作对这一点也只字不提。翻译作为语言现象和独特的语言问题至今无人过问。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叶斯伯森（Otto Jesperson）、萨丕尔（Edward Sapir）、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论著中，难以寻找到四五处提及翻译的只言片语。被提及时，翻译事实上也往往只起个旁注的作用，用于论证与翻译毫不相关的某个观点，几乎从未就翻译而论及翻译。”[21]他还发现，这种对翻译一无所知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大百科全书中见不到“翻译”的条目：无论是法国的、英国的还是意大利的或德国的百科全书，没有一行论及翻译及其历史与问题的文字（只有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是个例外）。[22]在他看来，现代语言学对翻译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继续熟视无睹，将翻译排斥在其大门之外，是“语言科学的耻辱”。因此，当费道罗夫、维纳和达尔贝勒纳等为翻译大声疾呼，要求获得科学研究独立客体或独立领域的地位时，乔治·穆南认为这是翻译研究一个新的开端。

然而，乔治·穆南看到，争取使翻译在普通语言学论著中获得一席之地，让翻译像双语现象、语言接触现象、语言地理学或词源学一样，受到语言科学的重视，并非一件易事。除了语言学界的排斥之外，这一为翻译争取科学研究领地的努力还受到了众多翻译家的异议，他们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反对“把翻译说成一种严格地隶属于科学认识范畴，特别是隶属于语言分析范围的活动”[23]。如法国的爱德蒙·加里，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既有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丰富经验，又有在国际重要会议长期担任同声传译的经历。他认为费道罗夫和维纳等的论点“经不起事实的考验”[24]。在他看来，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无法复归于语言学完全合理的科学定义的统一性。他指出，“文学翻译不是一种语言活动，而是一项文学活动”[25]，并认为：诗歌翻译是一种诗歌活动，要译诗，译者必须善于表现出诗才；剧作翻译若要达到演出的要求，就不可能是语言活动的结果，而是戏剧活动的成果，不然，语言是译过来了，但因为不注意戏剧艺术，却不能供演出；至于电影译制，更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学范围的特殊的电影艺术活动，因为对应词句的选择必须尊重演员的口形、语流、动作以及影片的音乐、画面和视像规定的情景，甚至还要考虑到群体观众的社会反应等。[26]乔治·穆南充分意识到了加里提出的这些观点的合理性。但他认为，对于翻译研究而言，“这些观点与其说否定了费道罗夫和维纳的论点，毋宁说是对他们的论点的限定与补充。这些观点批评费道罗夫在提出翻译理论的设想时陷入了‘语言学的倾向’，而费道罗夫则指责加里的观点提出的是一种‘文学的倾向’”。乔治·穆南指出：“这是两个极端，双方都仅仅看到一项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活动的一个方面。加里和苏联的同行主要说的是，翻译（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等）不仅仅是一项凭词汇、形态、句法问题的科学分析便可以解决其一切问题的语言活动。而费道罗夫则强调了另一方面：翻译首先是且也始终是一项语言活动；语言学是所有翻译活动的共同点和基础。”[27]乔治·穆南反对加里的极端观点，认为加里之所以否认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任何辅助作用，是因为他把语言学的定义限制到了形式描写语言学的定义：“他作为一个翻译家而非语言学家，把普遍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混为一谈，不知除了内部语言学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外部语言学（语言心理学或心理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或社会语言学）和一种文体学，而文体学研究的问题正是他作为翻译家所关心的问题。”[28]在乔治·穆南看来，翻译，尤其在戏剧、电影、口译方面，确实具有非语言和超语言的方面。但是，任何翻译活动的基础部分都包含着一系列隶属于语言学的分析和活动内容，而实用语言学能够比任何技巧性的经验之谈都更准确、更可靠地给予启示。他说，翻译和医术一样，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但是一种建立于一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翻译的许多问题，诸如翻译活动的正当性、可行性等基本问题，都可以从语言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