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改革开放开始，我国译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借鉴、学习外国翻译理论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许多国家的翻译研究成果，我们在十余年间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介绍，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比如对法国翻译研究的情况，我国翻译理论界了解就不多，曾经只有对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的一点零星的评介[1]和对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概要介绍[2]。然而，自1963年乔治·穆南的国家博士论文《翻译的理论问题》发表后，法国翻译理论是否对乔治·穆南的研究成果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呢？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在翻译学的基本问题的探索上有独特的建树呢？正是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应法国文化部邀请，于1993年5月至9月，对法国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重点考察。在访问考察期间，笔者有机会广泛接触了法国翻译理论界人士，并搜集了此前三十年间法国译坛研究的主要成果。为借鉴当代法国译论研究成果，拓展我国译论研究的视野，推动我国翻译学科的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当代法国的译论成果向国内译界人士、有志于翻译理论研究的青年同行和高校外语专业学习翻译的各个层次的学生做尽可能全面系统的介绍。

一

在法国的文化生活中，翻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前主席雅克莉娜·拉哈纳曾经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离开了翻译，也许就无法生存下去。她曾经就法国翻译出版情况做过一次全面的调查，在《翻译在法国出版政策中的位置》[3]这份调查报告的分析中列举了如下的数字：法国199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包括艺术、文学史、历史与文化、小说、传记、诗歌、戏剧、宗教、人文科学与青年读物等）总计14 360种，其中翻译作品占4 438种，涉及近30个语种。据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的日益扩大，翻译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法国，直接或间接从事各种翻译活动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法国现有的几个翻译协会中最有影响的是法国翻译家协会，它是国际译联的发起组织之一；其次是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还有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等。各协会之间有交流，有合作，都有常设机构，有专人负责定期接待来访人员、组织学术活动、编辑学术刊物。为了解决经费上的困难，有关组织积极活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1990年，法国政府提供了近500万法郎的翻译资助（其中包括多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资助），并初次邀请了17位外国翻译家（包括中国、苏联、日本、希腊等国的翻译家）赴法进行了短期学术访问。这几年来，资助的经费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为了鼓励翻译人才，法国文化部在1987年设立了“国家翻译大奖”，每年12月颁发，奖励杰出的翻译家；此外，在有关基金会与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还设立了诗歌、小说、戏剧等多项翻译奖。应该说，法国政府与有关基金会做出的种种努力，对鼓励翻译人才、促进翻译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翻译活动的活跃，翻译组织的相对健全，再加上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开展。

法国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大学教师与有关人文科学的研究人员，还有一些专职翻译家。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气氛，比笔者想象的要浓厚。笔者于1993年5月19日抵法，不久便拜会了法国翻译家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听说他们不久前在布洛涅森林举办了一次有关“社科翻译”的学术研讨会。6月初，笔者收到法国国家翻译图书中心的通知，应邀参加了由久负盛名的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国际哲学研究中心发起组织的“诗歌与翻译”学术研讨会。会议为期三天，代表们发言热烈。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有法国的翻译家、著名诗人，如诗歌翻译家米歇尔·德吉（Michel Deguy）、马尔蒂娜·布洛达（Martine Broda），有法国独树一帜的文论家、翻译理论研究家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有来自希腊国家翻译中心的翻译家埃旺克洛斯·比茨奥利斯（Evangheros Bitsoris），此外还有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诗歌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研究者。研讨会议题集中，讨论气氛热烈。紧接着，在6月11日，法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文化研究中心又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翻译研讨会。该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欧洲本土内各种语言的互译问题，笔者应邀列席了这次研讨会。研讨会规模不大，讨论主题“翻译——自由与侵犯”（主要讨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权利与束缚），对界定翻译的创造力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侵犯”（violence）这一概念，笔者理解不深，但从有关材料上看，觉得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消除翻译活动中的诸多消极因素是有一定意义的。翻译，是一个各种关系（语言、社会、文化、道德）交织与碰撞的中心。从积极意义上说，翻译是不同思维体系、不同语言形式、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美学观念交汇、相互影响的中心，在人类交往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消极的角度看，围绕着翻译活动，则存在着各方面、多因素的冲突，比如译文与原文的冲突，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的冲突，译者与原作者的冲突，读者与译者的冲突。在冲突中，势必会产生一些相互侵犯的行为。研讨会探讨产生这些侵犯行为的社会、文化、语言因素，提出一系列足以引起人们进行深层思索的问题，如“译者粗暴地处理原文”，侵犯原文与原语文化，在译语中掺入浓重的主观色彩等。这些问题的针对性扩大了翻译理论如何与实践结合方面的探讨层面。在先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巴黎翻译理论研究界就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翻译研究的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93年7月初，笔者前往距地中海岸仅40公里的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在这里，常年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翻译家分批进行短期的交流与研究工作。无论就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而言，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都确实是个理想的翻译研究场所。与笔者同批到达该中心的有法国、日本、希腊、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十位翻译家。自然，交流译事经验、切磋翻译技巧成了该中心活动的一个传统项目。此前十年里，每年的11月8日至11日，中心还负责举办大规模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每次研讨会着重探讨一两个主题，会后将论文集册出版，为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乔治·穆南作为法国新时期翻译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在开拓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廓清翻译理论研究的界限，特别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翻译的障碍与可行性的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另一方面讲，乔治·穆南主要是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翻译研究应该思索的理论问题。在他之后，法国出现了一批为翻译学的建立而不懈探索的翻译理论研究人员。就总体而言，法国在翻译研究上涉及的面比较广，在有些方面已有了相当深度。

就我们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巴黎第三大学、第七大学、第八大学，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及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图书馆接触到的有关翻译理论研究的图书看，法国翻译理论研究在翻译史、翻译基本理论、翻译方法、翻译教学、翻译诗学、机器翻译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达尼卡·塞莱丝柯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与玛丽亚娜·勒代雷（Marianne Lederer）主持出版的“翻译学丛书”。该丛书由Didier Érudition出版社出版，第一部是由塞莱丝柯维奇与勒代雷合著的《释意翻译》，出版于1984年。该书是塞莱丝柯维奇论述其“释意翻译理论”的奠基性著作。该丛书已有多部著作问世，涉及的方面较广，比如有伊莉莎白·拉沃（Elisabeth Lavault）所著的《翻译在语言教学法中的作用》着重探索翻译教学的理论问题；属于同一研究范围的还有克里斯蒂娜·杜里厄（Christine Durieux）所著的《科技翻译教学法基础》。丛书中还收有翻译史研究的著作，如马利亚姆·萨拉马—卡尔（Myriam Salama-Carr）的《阿拔斯时代的翻译》。得到较为一致好评的是安帕罗·于塔多·阿尔比（Amparo Hurtado Albir）所著的《翻译的忠实概念》，全书236页，以释意理论为指导，对翻译中涉及“忠实”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透彻的剖析。丛书中也收有论文集，如1991年出版的《翻译中的自由性》就是1990年6月7日至9日在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召开的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由该校时任校长勒代雷教授与弗图纳托·伊斯拉埃尔（Fortunato Israel）先生合编。

值得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主编与著作者绝大部分是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教师或研究人员。此前十余年里，他们与塞莱丝柯维奇教授、勒代雷教授通力合作，在翻译理论研究中不断拓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丛书涉及的内容看，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认为：虽然丛书冠以“翻译学”之名，但仅仅是一种探索。已出版的多部著作基本没有从宏观上去建构翻译学体系，而是在现代语言学交际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翻译与翻译教学实践，提出了“释意理论”。该理论具有系统性，也有一定深度，且对实践有指导价值，其影响已远远超出法国的范围。

由法国南方通讯出版公司出版的《文学翻译研讨会论文集》已出版多辑。该论丛由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编辑。从1984年起，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以阿尔勒城为基地，每年11月举办国际文学翻译研讨会，每次会议的论文都结集出版。这套论丛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价值。每部论文集的内容相对集中，探索的主题都是翻译的基本问题，与实践的结合性较强。从已出版的论文集来看，内容涉及文学翻译的基本性质、译者的任务、翻译思维与表达形式、诗歌翻译、戏剧翻译、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培养、名著重译、翻译质量评价等问题。从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安排的研讨会内容看，他们十分注重翻译理论对翻译的指导作用。比如，他们常常围绕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家的作品的翻译，像狄更斯、普鲁斯特的作品的翻译，集中多个语种翻译家的智慧，对这些作家的作品的特点、翻译障碍、处理方法与原则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这样，由于针对性强，研讨会的成果便具有理论推广的价值了。又如在1984年举办的第一次翻译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译者的两重性、文学翻译家的社会地位以及作家与翻译家的关系问题，主题明确，讨论紧紧围绕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来进行，具有相当的深度。[4]又如1993年11月，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探讨译者与原作者、译文与原文之间有关社会、文化、美学观念冲突的协调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翻译中这一必然遇到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与探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在翻译研究领域，米歇尔·巴拉尔（Michel Ballard）主持的“翻译研究丛书”已具有一定影响。列入该丛书出版的包括乔治·穆南的《不忠的美人》、达尼埃尔·吉尔（Daniel Gile）的《会议翻译研究思考》、让娜·坦塞特（Jeanne Dancette）的《翻译过程——理解过程的实验研究》、米歇尔·巴拉尔的《篇章关系与翻译》、莫里斯·贝尔尼埃（Maurice Pergnier）的《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巴拉尔主编的《多元翻译》、利埃温·杜勒斯特（Lieven D’Hulst）的《法国翻译理论研究一百年——从巴特到利特雷（1748—1847）》和巴拉尔的《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译事与思考》等。其中较有特色的有利埃温·杜勒斯特所著的《法国翻译理论研究一百年——从巴特到利特雷（1748—1847）》，该书总结了从1748年到1847年这一百年间法国翻译家所探讨、论述的一些理论问题，有介绍，有评介；另外，米歇尔·巴拉尔所著的《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译事与思考》，从翻译的基本原则到翻译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所涉及。同时，作者把翻译活动放到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宏观层次上去进行思考与考察，对我们进行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研究具有启迪意义。

确实，法国翻译理论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相当活跃，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上面提到的莫里斯·贝尔尼埃，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其博士论文《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由奥诺雷·尚皮翁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拉德米拉尔（Jean-René Ladmiral）从翻译学者的角度研究翻译，他的《翻译的理论要素》一书于1979年由巴黎巴约出版社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巴黎高等翻译学校主编的《翻译学研究——献给达尼卡·塞莱丝柯维奇》一书，该书于1990年出版，收录了二十余篇论文，作者大多是塞莱丝柯维奇教授的弟子，他们从各自研究的角度阐述了塞莱丝柯维奇的“释意理论”，为完善该理论做出了努力。此外，还有不少有关翻译历史研究的著作或论文集，如日纳维埃芙·康塔米娜（Geneviève Contamine）主编的《中世纪的译事与译家》、让·马塞尔（Jean Marcel）所著的《圣哲罗姆与翻译》等，这些著作都在考察翻译历史的同时，对翻译家的作用、创造以及翻译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探讨。

除了各种著作之外，还有不少杂志为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如《语言》《交流》《实用语言学研究》《现代语言》《阅读》《美学杂志》等都开辟过专栏或出过特刊，刊登有关翻译理论研究的论文。就连法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文学半月刊》也在1990年用相当的篇幅进行翻译讨论。目前，法国有三种杂志专门用于交流翻译信息，探讨翻译理论：一是法国翻译家协会的会刊《翻译》，每年四期；二是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与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共同主办的《翻译文学》，该杂志于1991年6月创刊，为半年刊；三是雅克·兰古尔出版社出版的《译坛》杂志。此外，还有巴黎第三大学英法文体对比与翻译研究中心创办的《语言再现》杂志，主要刊登该中心的研究成果，限于英法两种语言互译研究的范围。

法国翻译理论界在机器翻译模式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研究。1964年，乔治·穆南出版了《翻译机器》一书，对涉及机器翻译的一些理论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随着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不断发展，机器翻译研究取得了越来越可喜的成绩。1991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与巴黎第七大学发布了“欧洲翻译计划”的1号技术报告，作者为L.邓洛斯与O.罗朗斯。该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自动翻译系统的语言学基础问题，设计了语义的中介转换程序；第二部分涉及形式处理与翻译的层次与秩序问题。这份技术报告的问世，在法国翻译理论界一度引起轰动，尤其在翻译模式、翻译程序与具体转换手段等方面给人们以理论的启迪。不过，从该计划的设计目标看，“欧洲翻译”理论上只能进行“技术翻译”服务。

三

从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到，法国翻译理论研究呈多向发展的趋势，几乎涉及与翻译有关的任何一个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本书中，我们根据手中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经与法国译界的同行多次探讨，选择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成果，结合翻译研究的一些共性问题，有重点地做一概要性的评述。

迄今为止，法国几乎没有一部全面构建翻译学框架的著作问世；据我们了解，目前，法国译论界的研究重点不在此。究其原因，恐怕重要的一点就是翻译学不是凭空可以建立的，它首先需要人们廓清翻译学研究的对象、领域。然而有趣的是，一方面，语言学、符号学、比较文学等学科都争取把翻译研究纳入自己的范围；另一方面，翻译理论研究又把语言学、符号学、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当作研究的手段，从各个边缘的、相交的领域入手来确立并扩大自己的研究范畴。在我们所选择的做重点介绍的法国翻译理论中，有标志着当代法国译论新的开端的乔治·穆南；有试图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构筑真正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的译论基础，探索“翻译理论要素”的拉德米拉尔；有以现代语言学为指导，特别是将社会语言学的成果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去的贝尔尼埃；有拓展翻译研究的视野，将翻译活动置放在一个开阔的文化大背景中去进行考察的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还有以现代诗学理论为基础，对文学翻译活动的本质和特性做出界定的梅肖尼克。另外，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趋势看，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所创立的释意理论正以其系统性和对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其影响力，在国际译论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一席。本书以较多的篇幅，扼要地对释意理论进行了介绍，同时还对阿尔比的《翻译的忠实概念》和勒菲阿尔（Karla Dejean Le Féal）的笔译教学理论进行了评述、分析与探讨。

我们知道，自20世纪初以来，语言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各种理论纷呈，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几乎影响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张汝伦教授在《历史与实践》一书中指出：“语言作为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特征和手段与人同在，它既是思维的工具，也是实践的媒介，又是历史的表达。同时，它又是存在的视界与人文视界的基础和界限所在。语言的这种本体论上的先在性与生存论上的基础性，决定了它必然会成为人们反思与探究的焦点。”[5]正是因为语言的特殊地位，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语言的探索与研究。20世纪初在哲学研究领域开始出现“语言的转向”，德、法等国哲学家在研究中对语言进行深层次的考察与辨析，并将“本体论问题和语言问题融为一体”[6]进行思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与语言学不可分割的关系，更何况以语言转换为具体形式的翻译活动呢？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阿热吉在《言语的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7]一书中专门论述了现代语言学对各人文学科发展所做的贡献，其中也谈到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不能否认，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给了我们许多启迪与指导，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法国翻译理论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如乔治·穆南，他对翻译理论研究与语言学的关系、翻译与语言学关于“意义”的理论、翻译与“世界映象”理论、翻译与人际交流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的可行性，也指明了翻译的限度。他对翻译的这些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功不可没。拉德米拉尔的研究也没有脱离语言学的指导，他对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关系，对翻译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总结、梳理与思考，都有着相当的深度。他对乔治·穆南的理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乔治·穆南虽然在理论上展示了思维的、语言的、社会的共相现象的客观存在，从哲学的意义上论证了翻译的可行性，但是，对于直接从事翻译活动的人们来说，指导作用却不大。为此，他提出，翻译理论研究应该紧密结合翻译实践，翻译学的建立不能基于一些先验的“科学标准”，而应该对译者真正有所启发，有所指导。[8]他明确指出，鉴于“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我们从翻译理论（或者说翻译学）中吸取的唯一好处，便在于澄清翻译的诸多困难，将之分类、概念化，以便能总结出一种决定性的逻辑。目的在于‘启发’译者，为其在翻译中需要做出有所选择的决定时提供帮助”[9]。

翻译的基本理论研究所提出的问题，语言学自然不可能都给予满意的回答。但对翻译的具体实践，现代语言学理论却给予了诸多帮助。由于西方许多语言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语言学的许多成果，如语义分析方法、语境理论、语用理论等，对西方很多语言的互译有直接的指导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的许多高校使用的翻译教程基本上都得益于现代语言学的成果，如弗朗索瓦丝·格雷莱的《英译法入门》《法译英入门》[10]，弗朗索瓦丝·加里克斯与迈克尔·沃尔什合编的《英法互译教程》[11]，伊莎贝尔·佩兰的《英语翻译方法》[12]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吉勒明—弗莱舍的《法英句法比较——翻译问题》[13]。在法国，有关英法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早已不算是陌生的话题。然而，吉勒明—弗莱舍在这部著作中所探讨的内容却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对比语言学的范畴。正如A.居里奥教授在前言中所说，“此书以全新的方法开辟了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名语言学家的敏感，更是一名译者、一名教师以及一名文学和语言学研究者的全部智慧”。该书作者以写于19世纪的法国文学名著《包法利夫人》和它的五个主要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抽取大量例句，对英法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如时、态、体、数的变化）及这些结构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的转换进行分析，力图阐明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内部语法范畴内的某些相似并不是不同语言中同一意群间相互对应的必要条件，其他如上下文的语境、合作发话者（co-énonciateur，亦即译者）的态度，还有作品及译作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等外在因素都是值得考虑的对象。正是这一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关系构成了一些语言现实，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基础。这些翻译教程或从语言对比角度研究翻译的著作，对我们研究具体语言的转换规律和编撰翻译教材，无论是在指导思想，还是在编写原则或具体方法上，均有一定参考价值。可惜由于涉及具体的语言互译技巧或练习，本书不能做进一步的介绍。

无论对翻译基本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具体语言转换规律与技巧的探索，语言学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翻译活动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涉及因素多，范围广，因此仅仅从语言学的途径来研究翻译日益显出其局限性。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很难说得通。渐渐地，译论研究界不少学者对翻译的语言观提出了质疑。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译论研究向深度发展所需要的。法国翻译研究界最早突破“纯语言学途径”的，恐怕要数亨利·梅肖尼克了。梅肖尼克是法国著名的文论家，他的《诗学》一书至今已出五卷，在法国文论界影响颇大。其中的第二卷叫《诗学——创作认识论与翻译诗学》。他对奈达的翻译理论提出了批判，认为奈达运用语言学的生成转换理论以及结构主义语义学所构建的所谓的“翻译科学”，实际上并非建立在真正的科学的意义上，因为它在实质上排除了一切文学翻译，将形式与内涵对立起来，将科学与艺术对立起来。在梅肖尼克看来，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具有“超越语言之上”的阅读创作的特性。

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仅用语言学的手段是不可能得到诠释的，所以必须纳入诗学的轨道。梅肖尼克试图建立一种“实验性的翻译诗学”，要使原语与译语之间、不同时代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得到历史的客观性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梅肖尼克是从诗学的角度对文学翻译的使命与原则进行了深层的探讨。他认为，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是文学生命延续的保证。世界上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必然会被翻译、传播，而真正优秀的翻译作品往往被当作真正的文学精品而得以流传。为此，“翻译诗学”对于他来说，实际上是对文学翻译作品如何传达原作的独特艺术个性，延伸其艺术生命力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点，他特别重视文学翻译中的“形式”问题。对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高于“形式对等”的原则，他给予了激烈的批评[14]，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个性往往由其别具一格的形式所体现，忽视原作的表达形式，无异于断其生命。梅肖尼克对可译性的探讨也采取了一种崭新的视角，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东西。[15]令人遗憾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梅肖尼克只是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诗学构想与主张，至今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关于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理论体系。

如果说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主张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视野或方法，把翻译研究引向文学翻译必然面对也必须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话，那么，贝尔曼的文化视界观点则将法国翻译理论的研究带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与文化空间。他把翻译与文化传播结合起来对翻译进行考察。他的《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一书，从“普遍性”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介乎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所起的作用，以及翻译活动本身在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的“迁移活动”中，所经历的“异域”的考验。该书以“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为副标题，对从路德到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荷尔德林的各阶段的译事、译论的发展与变化做了全面的探索与思考，考察了翻译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并就翻译的目的、任务、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明确指出，翻译研究必须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他不同意斯坦纳（George Steiner）对西方翻译史研究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和某些做法，认为撰写翻译史“不能将之与语言史、文化史和文学史隔离开来”。对他来说，研究翻译，必须探究翻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在文化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要明确“翻译在文化视界中的意义”[16]。我们认为，他的许多观点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不仅研究途径不断拓展，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也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在这方面，达尼卡·塞莱丝柯维奇的“释意理论”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成果。塞莱丝柯维奇是世界驰名的口译专家，她的口译理论与技巧在世界译坛广为流传。作为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创办人，她一直在翻译理论研究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她从理论上对翻译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思考，与勒代雷一道，带领众多弟子一起探索，逐步形成了她的“释意理论”。所谓“释意理论”，其核心在于确立翻译思维模式。塞莱丝柯维奇在探讨口译理论中，发现无论口译，还是笔译，其思维形式具有共性。而对翻译来说，关键之一在于正确把握翻译的内容。在她看来，口译也罢，笔译也好，翻译需要传播的不仅仅是语言意义的总和，还有在具体语境中确切的言语意义。为此，她着力探讨翻译中意义阐释的有效途径，指出翻译中不仅要注意把握语言意义，更要注意对传达内容起着积极作用的多种因素，如语境因素、文化背景因素、语言暗含因素、超语言知识因素。塞莱丝柯维奇还对译者在翻译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拓展了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越来越受到国际翻译理论研究界的重视。

在翻译批评领域，法国常见的是一种“即时”或应时的批评形式，有“指误性”的、“品评性”的，也有“抨击性”的，但大多缺乏系统性和深度，理论意识不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批评，有亨利·梅肖尼克的“介入批评”和安托瓦纳·贝尔曼的“建设性”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前者在法国文学翻译批评界具有相当影响，但因其强烈的解构色彩而为不少同行所诟病；后者则因其理论的系统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更因其具有“建设性”，而在文学翻译批评界受到普遍肯定。有必要说明的是，贝尔曼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完成了他的“建设性”翻译批评理论的构想，他的遗著《翻译批评论》于1995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贝尔曼将翻译看作现代阐释学所说的大循环里的一站，以翻译主体为基点对翻译进行研究与批评。同时，他以哲学的目光审视翻译批评实践，以确立、提高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本身的地位。就翻译批评本身而论，他认为这不可能是个二元对立的概念，翻译批评不应该是单纯的“肯定”与“否定”，批评的目的是“相互交流、相互完善、相互展示，为了文体的永存”。他指出，科学意义上的翻译批评是“一种特殊的、与其他类型的分析有所区别的推理结构”，是“一种自省的，能以其自身特点为主旨，能产生自身方法论的评论方式”，它不仅仅“要产生自身的方法论，而且还试图将该方法论建立在有关语言、文本及翻译理论的明晰的基础之上”。他所追求和探索的是一种“建构性的批评”，其要旨是，批评要有助于文学翻译的形成与完善，有助于翻译文本价值的实现，有助于拓展原作的生命，有助于开启“复译”的空间。

在翻译与翻译理论史研究方面，法国有不少值得介绍的成果，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利埃温·杜勒斯特的《法国翻译理论研究一百年——从巴特到利特雷（1748—1847）》、马利亚姆·萨拉马—卡尔的《阿拔斯时代的翻译》，还有爱德蒙·加里（Edmond Cary）的《伟大的法国翻译家》、罗歇·佐贝（Roger Zuber）的《佩罗·德·阿布朗古尔及其“不忠的美人”——从巴尔查克至布瓦洛的翻译与批评》和米歇尔·巴拉尔的《从西塞罗到本雅明——译家、译事与思考》等。在本书中，我们重点评价了米歇尔·巴拉尔对翻译与翻译理论史的研究与思考。

作为译史研究的代表作，巴拉尔的这部著作有着鲜明的特点与独特的思路和思考。在他看来，译史的研究不应仅仅是译事的叙述和介绍，而应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译者或译者对翻译的思考上去，为此他给自己的这部著作加上一个副标题：“译家、译事与思考”。从全书看，巴拉尔是以翻译的作用（在历史中的作用）作为一条主线，将翻译活动、翻译家的思考放在整个历史中去进行梳理。巴拉尔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活动，而且是人的活动，把翻译的作用作为主线正说明了作者的用心所在：强调翻译这项人的活动在历史中的作用，从而给翻译、给翻译家对历史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所起的作用进行定位；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翻译的作用，界定各类翻译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占的位置和存在的理由。就全书安排的内容看，这部译史著作的重点是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的勾勒，以西塞罗为起点，至本雅明。作者在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17—19世纪的西方翻译史的考察中，发现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翻译活动的思考。从历史角度看，译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从古有之，例如翻译的忠实性问题，是伴随着翻译史的发展而不断被提出的，任何译家都不可避免。从理论角度看，翻译的思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两千多年来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研究翻译问题，不能割断历史。研究翻译史，不仅仅是为了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指导今天和未来。巴拉尔对自己的研究有着明确的目标。在书中，他打破了纯历史的叙述方式，而注意注入自己的思考，并从中引出给人以启迪的结论。比如译论研究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译论研究需要向总体和综合方向努力；理论思考要力戒采取绝对化的立场，注意以历史的发展观来考察问题，树立相对的观念，尊重翻译方法的多样性等；这些看法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法国翻译理论中的不少成果都体现出法国学术研究重哲学思辨的倾向，注重从形而上与认识论的层面对翻译问题展开研究。这首先是因为许多翻译研究者具有哲学背景，或者本身就在哲学专业内从事翻译研究。例如，拉德米拉尔曾在利科（Paul Ricoeur）的指导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巴黎第十大学教授德国哲学与翻译学，他的著作《翻译的理论要素》“主要关注的是哲学领域”，“哲学为我们的翻译思考提供了思想来源”[17]。当然拉德米拉尔也强调，这一广义的“哲学”包括了当代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具有一种跨学科视野。另一位当代法国翻译理论家代表贝尔曼曾长期在巴黎的国际哲学学院教授翻译，在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中，格外关注文化差异与差异接受问题。拉德米拉尔指出，贝尔曼“尤其致力于揭示翻译的哲学维度”[18]。此外，由于形而上学在西方历史悠久，翻译研究者即使不是专业的哲学研究者，多少也会受哲学传统的影响。上文我们提到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而语言学视角下进行的翻译研究往往会借鉴语言哲学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乔治·穆南所著《翻译的理论问题》的切入点正是西方语言哲学对意义问题的争论。从更普遍的角度说，与语言学、符号学、比较文学等学科一样，法国哲学历来也关注翻译活动。实际上，正如拉德米拉尔强调的那样，在法兰西语境下，翻译恰恰是在当代哲学领域内获得合法地位，成为独立的思考对象，为翻译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换言之，当代法国翻译学的产生离不开哲学家对翻译的高度关注与深度探索。翻译活动处于两种语言、文学、文化的交锋地带，需要最直接地面对语言文化的差异，而差异所提出的挑战，所蕴含的知识、文化、思维创新因子，是始终处于同一种语言文化内的人所无法体会到的，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翻译活动一直都是伟大思想家思考的对象。当代一些世界级的法国思想大师，包括巴迪欧（Alain Badiou）、布朗肖（Maurice Branchot）、德勒兹（Gilles Deleuze）、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科、塞尔（Michel Serres）等都谈论过翻译，甚至亲身进行过翻译实践，以翻译作为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哲学家的研究，包括德里达的《什么是确当的翻译？》《巴别塔》，卡森（Barbara Cassin）的《欧洲哲学词汇：不可译词典》《翻译的颂歌》，利科的《论翻译》，塞尔的《论翻译》《巴别塔》等，从哲学层面对可译性、意义、差异、理解等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加深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理解，而这些著作本身也已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不过，鉴于上述重要论著会在相关章节中进行介绍，这里不再做专题探讨。

四

应该说，自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译论研究界所做的努力是可贵的，取得的成果也是可喜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在此做全面深入的介绍。但通过我们对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的初步了解和研究，至少可得出如下的几点看法：

第一，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界没有急于去构建翻译学的基本框架。他们的研究方法不是从臆想的理论框架出发，去设计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式。相反，他们从翻译的一些基本问题出发，从各个角度去进行探索，一步一步地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并向深度发展。为此，他们决不排斥翻译家的经验之谈，而是善于把译者的点滴经验上升为理论，如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与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合编的《论文集》就是这种做法的直接体现。从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发展看，译论研究者们没有囿于语言学的范围，而是不断开拓翻译研究途径，开阔研究视野；也没有像我们国内某些学者那样，绝对否定语言学对翻译研究所起的作用，而是多种理论相互共存，各种研究方法互为补充。

第二，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界比较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无论拉德米拉尔的“翻译的理论要素”与翻译教学经验，还是塞莱丝柯维奇的“释意理论”，都注意使所探讨的理论具有指导意义。从法国翻译家协会主办的《翻译》杂志和法国文学翻译家协会与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合办的《翻译文学》杂志刊登的文章看，我们不难发现编委们对翻译实践的特别关注，杂志编发的文章大都具有针对性。

第三，我们发现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界近年来特别强调进行具体语言转换的理论研究，比如英法翻译研究、德法翻译研究。还有一些从两种语言的对比，如修辞对比、结构对比等入手，研究翻译的具体转换规律与技巧，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国内不少专家呼吁加强英汉、法汉等具体翻译的研究，恐怕应引起重视。

第四，在当代社会中，翻译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培养高质量的翻译人才，以适应世界日益扩大的交流的需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翻译人才培养有赖于翻译教学理论的指导。法国翻译研究界对翻译教学的探索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原则、多角度的研究视野、不同研究手段的相互补充以及研究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也许是真正的翻译学最终得以确立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但愿我们对法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介绍与研究，能对我们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对翻译学科的建设，起到一定的启迪与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