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德意志帝国

1914年8月1日，德意志帝国向沙皇俄国宣战，战火的硝烟很快席卷整个欧洲，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在宣战的那一天，几乎没有人预见到，这场战争会以威廉二世的退位和德意志帝国的灭亡收场。被爱国主义激情冲昏头脑的国民肆意地释放着他们对战争的狂热，以至于人们选择性地忽略了同盟国将陷入多线作战泥潭的可能性。来自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反战人士在工人运动中突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国内的政治矛盾在备战的紧张情绪中得到了大幅缓解，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得以在军队的激进派中贯彻“城堡和平”政策，而在此之前，自由工会也承诺不会在国防事务上制造任何阻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用他那句著名的“我的眼前不再是什么政党，我所见的只有德国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德意志民族将以团结一致的方式面对不得不展开的防御性战争，这一设想是令人欣慰的，因为这或许意味着民族复兴的开始。1

随着战争的进行，认为社会矛盾和政治分歧可以简单搁置的幻想消失了。所谓的“城堡和平”在实际中仅仅意味着帝国议会最初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召开，通常是为了批准待定的战争信贷。此外，人们在补选中放下了党派竞争，各政党在公开场合都尽量保持低调。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各种协会、联盟与自封的民意代表展开了激烈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讨论。这些讨论无视了当时同盟国有限的军事资源，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愿望。由于禁止公开讨论，即使到了1916年秋天，当人们意识到所期待的“胜利的和平”已经愈行愈远的时候，这些被记录在无数战争目标备忘录中的、带有极端帝国主义色彩的欲望也始终无法被动摇。2

对民族团结的热切呼吁并没能掩盖国家内部裂痕很长时间，而为战争打开了方便之路的威廉王朝制度也逐渐无力掩盖其长期存在的统治危机。由于当时的宪法不能确保军事力量处于统一的领导之下，因此军队势力逐渐将原本掌握政治实权的帝国官员们推离了权力中心——无论是在高层决策层面还是在地方执行层面，这也使得威廉王朝的统治危机越发严重。自《每日电讯报》丑闻事件后，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名存实亡，帝国权力中心实际上处于真空期，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这样的权力真空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是灾难性的。尤其，基本的军事决策依然要由皇帝亲自下达，而皇帝本人却因为被排挤在帝国实权之外而无法获得必要的政治视野。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促成了法金汉的倒台，并将最高陆军指挥部移交给保罗·冯·兴登堡和他天赋极高但野心勃勃的第一军需官埃里希·鲁登道夫，这一事实反映了帝国领导层在国内贯彻政治意图的能力严重不足。法金汉在凡尔登的大放血战略失败后，贝特曼·霍尔维格意识到，同盟国已经不可能单方面决定战争的走向了。他认为，只有得到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这两位因坦能堡战役的胜利而名声大噪的指挥官的帮助，他才能为和平协议赢得舆论的支持。与此同时，组建第三最高陆军指挥部也为放弃无限制潜艇战创造了机会。贝特曼清楚地知道，公众所强烈要求的无限制潜艇战将把美国卷入世界大战，继而确立协约国的战争优势地位。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任命大大提升了他们在德国的威望，他们通过最高陆军指挥部“代行皇帝职责”，这意味着将君主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完全架空。从一开始，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就以专制的方式干预帝国的内政与外交，并建立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军事独裁政权。在普鲁士的选举改革和帝国的宪法重组问题上，最高陆军指挥部站在普鲁士保守派一边，他们希望将任何改革都至少推迟到战争结束。最高陆军指挥部提出全面重整军备计划，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缩减民用生产部门而实现最大限度地开发劳动力资源。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最高陆军指挥部同意议会通过《爱国助军服务法案》，该法案在与工会进行长期谈判后于1916年12月出台。最初，鲁登道夫希望通过关闭议会以及提升税收来实施他认为必要的措施，但是帝国战争部和陆军部部长威廉·格勒纳则主张与工会达成谅解。

扶持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上台，却没能走上和平谈判的道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处心积虑于1916年12月12日推出的《同盟国和平协议》的内容过于含糊，无法得到协约国的认真回应。和平协议被拒意味着贝特曼·霍尔维格作为帝国宰相的工作一败涂地，继而排除了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的政治阻力，就连最高陆军指挥部也要求开展无限制潜艇战，因为他们期望战争借此出现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最高陆军指挥部独断专行的权力压制下，贝特曼更显得毫无抵抗力。不过他至少通过倡议改革普鲁士选举法使满目疮痍的国内政治阵线再次恢复了活力，实现了他所追求的“对角线政策”。但是他的努力仅仅促成了威廉二世在1917年4月的复活节文告中宣布将于战争结束后改革选举法，没能更进一步。

在议会化问题上，这位帝国宰相始终奉行拖延策略而不做出明确的承诺，这使得帝国议会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逐渐意识到：在贝特曼·霍尔维格的领导下，不可能改变帝国领导层虚与委蛇的拖延政策。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利用有关奥匈帝国严峻军事形势的内部信息，公开对贝特曼·霍尔维格挑起论战。1917年7月6日，他在帝国议会领导委员会上发言，表达了对和平谈判的基本承诺，也借此为让工人参与到更艰巨的战争中来营造心理基础。3在此基础上，帝国成立了跨党派委员会，除中央党、进步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外，民族自由党也位列该委员会中。跨党派委员会在帝国灭亡前一直发挥着议会协调工具的作用，负责向帝国政府和最高陆军指挥部表达在帝国议会取得多数派支持的提议。

在跨党派委员会中，多数派始终无法在最后关头达成一致，致使追加战争信贷的批准与无限制议会化的实施之间没有建立起合法的关联。即使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对要求议会承担全部共同责任的担忧也很普遍。因此，社会民主党既没有要求在委员会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没有提出担任委员会主席一职，而是在间接影响政府决策和反对派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位置，这当然是出于对其左翼主张的考虑，尤其是对与之形成竞争关系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考虑，它目的性很明确地将独立社会民主党排除在了跨党派委员会之外。拥有多数席位的党派在通过和平决议时采取的举措也没有被贯彻到最后。它们提出的恢复“城堡和平”和防御性战争的条件并不单纯，决定这一提议的动机是使社会民主党能够批准战争信贷，从而提高帝国内部的自卫备战程度。这个非正式联盟在某些方面预示着后来的魏玛联盟。社会民主党对跨党派委员会的提议也表现出了足够的支持，这在一方面使它免于因拒绝战争贷款而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另一方面也使它得以维系在此期间于政府系统内获得的人事影响力。4

多数派政党在跨党派委员会中多少显得敷衍应付、三心二意，它们推行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与预期的国内自由化相反的效果。对时局的短视，加上对帝国议会多数派的权力的高估，使跨党派委员会决定在公开场合反对贝特曼·霍尔维格，而这位帝国宰相一方面出于对皇室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出于他个人在政治上的理解，并不愿意正式认同和平决议，尽管他在许多方面同意协议内的陈述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多数派也不再认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推动普鲁士选举法改革并最终促成皇帝批准改革这一系列事情上所付出的努力。5在埃茨贝格尔的倡议和施特雷泽曼的大力支持下，议员们让皇室知道，这位帝国宰相再也不能获得多数派的支持了。决定性的一击来自最高陆军指挥部，其强有力的辞职威胁迫使贝特曼·霍尔维格辞去了宰相的职位。

然而多数派政党却没有考虑到，在人事替代方案出现之前，推翻宰相的意义不大。埃茨贝格尔与前帝国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亲密关系并不能让他成为合适的继任者，因为无论在外交还是内政方面，他都没有展现出令人信服的能力。因此，最高陆军指挥部在没有征求帝国议会意见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提名了战争供给办公室的副国务秘书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虽然宰相的更换带来了一些部门的人事调整，从而代表了与最高陆军指挥部结盟的保守势力的失败，但米夏埃利斯却是向议会制过渡的公开反对者，而多数派政党在向议会制过渡一事上则显得畏首畏尾。成立包括最主要议员在内的七人咨询委员会，以及让帝国议会的一些成员加入帝国政府，都是值得商榷的权宜之计。

在没有跨党派委员会各方参与的情况下任命米夏埃利斯，对跨党派委员会而言或多或少有些颜面扫地。然而，事实证明，在与支持最高陆军指挥部、渴望实现军事独裁的政治右派抗衡时，跨党派委员会中支持改革的多数派是唯一可靠的政治力量。通过成立德意志祖国党，他们试图为其影响深远的外交和内政目标提供一个民粹主义的基础，日后的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鼓动方法在他们身上初现端倪。

逐渐成形的半议会制使帝国议会的多数派无法在填补领导职位空缺方面发挥其影响力。虽然他们能够有效地对抗帝国宰相米夏埃利斯，并在最高陆军指挥部意识到米夏埃利斯根本无法胜任宰相工作之后促使他辞职，却无法就帝国宰相继任者的选择做出决定。当最后只有中间派政治家、巴伐利亚首相格奥尔格·冯·赫特林愿意接任帝国宰相一职时，长期以来缺少合格领导人的问题再次变得尖锐起来。在新任宰相负责的一系列改革中，只有一小部分取得了成效。尤其是在普鲁士众议院推行选举法法案的改革尝试中，新宰相一败涂地。

在普鲁士全面实行议会化和贯彻执行全面平等的选举权，是否会从根本上巩固帝国的内部稳定？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个错误。因为即使是跨党派委员会的各党派也都安于接受半途而废的局面，在任何时候它们都没有认真地下定决心要在国内政治角力中将拒绝战争信贷作为博弈资本来使用。然而，更重要的是，只要战争还没有最终失败，德意志祖国党和德国和平独立委员会对胜利的幻想就不会褪去，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地位就不可动摇，甚至因为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继任者的软弱无能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当最高陆军指挥部能够仅仅因为外交部长里夏德·冯·屈尔曼公开宣布战争不可能再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来赢得胜利而迫使他辞职时，帝国领导层和帝国议会的软弱与退缩便表现得格外明显了。

最高陆军指挥部对最高政治决策的否决权地位没有被打破。与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只关注国民战争义务的做法不同，普鲁士陆军部为实现社会平衡付出了大量努力，但社会生活的深度军事化进程也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明显的改变。在缺少相应的令人满意的宪法规定的情况下，军区司令根据1851年普鲁士关于处理戒严状态的法律，在军区行使其行政权力。审查的程度、对集会权的限制以及监视和镇压措施都取决于军队指挥官的自由裁量权。普鲁士战争部做好了与工会合作的准备，而工会则试图解决工厂的冲突。在此期间，以对抗左翼反对派团体为目的的默契合作频频出现。6

《爱国助军服务法案》提高了工会的地位，这在其中规定的工人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中都有所体现。然而，这是以他们必须确保维持为战争所做的一切努力、工厂的有序运行以及避免罢工为代价的。这并没有阻止重工业企业直到1918年秋末始终坚持要求修改《爱国助军服务法案》，因为它们不愿意承认工会为薪资谈判方。7工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要求确保食品供应，而食品供应似乎越来越无法得到保障，正是因为如此，在工人眼里，工会对极度糟糕的食品供应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这在1916/1917年冬天已经达到灾难性的地步，而且从1917年夏天开始，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粮食供应，甚至中产阶级也越来越没有能力支付可怕的黑市价格，几乎三分之一的农产品最终流向不受当局控制的渠道。尽管工资有了增长，但工人的收入并没有跟上飞速发展的通货膨胀的步伐，而定价法规又无法有效控制通货膨胀。自1917年以来，由于面包配给和供应不足，工人罢工事件一再发生；与之相应，针对田间农产品以及针对食物的偷窃案件也与日俱增。

多方事实证明，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纳入政治体系是成功的尝试。至少在战争打响的最初几年，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但是就连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也都始料不及的是，1917年4月，在成立不久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革命工长组织的倡议下，许多大城市爆发了罢工运动。柏林军火工人罢工的规模之大，只有在自由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对罢工领导者进行干预之后才能得到控制。8陆续爆发的罢工运动证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群众失去了联系。尽管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的斯巴达克联盟做出了努力，但革命口号在当时的局面下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反倒是改善粮食状况、在没有吞并的情况下实现和平、进行国内改革（如在各邦和各市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这些实际的要求发挥了作用。工人群众中不堪其苦的迹象越来越多，这在1917年仲夏表现为公海舰队过激的罢工，但此前宣布的宪法改革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帝国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能力改善已经无以为继的社会状况了。

姗姗来迟的战时经济体系在推行之初只限于原材料的分配，这套体系的发展有利于重工业和与军备生产息息相关的化学工业，并支持经济和资源的集中，但这是以牺牲中小型企业为代价的。事实证明，在早期阶段，潜在劳动力数量的不足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瓶颈。在战争过程中，消费品行业的工人被重新分配到重工业部门，这使得工会能够在重工业企业中获得立足点。但这轮人员流动也造成了工会运动成员的大量流失，直到1917年才得以补充到之前的人数规模。笼罩在工业中产阶级、公务员和公共部门工人这些广大群体之上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多。为人们带来希望的不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而是俄国退出战争的消息，人们对和平的渴望空前强烈。

与此相反，最高陆军指挥部却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战胜俄国并使其退出战争的消息来动员所有的力量，迫使其他协约国做出决定。由于缺乏物质资源，最高陆军指挥部转而开展影响深远的宣传活动，并为此设立了自己的新闻机构。这包括在公立学校中引入“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这种教育来加强服兵役的热情，打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德意志祖国党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必要的民粹主义群众基础，因此彻头彻尾地成了战争的宣传工具，表现出了一种议会制之外的运动形式。它的资金主要来自重工业、农民联盟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政治右派利益集团的捐赠。其组织的基础是各协会和利益集团的集体成员，从德国国家商业合作联盟到基督教工会和宗教工人协会。它拥有120万名成员，是帝国最大的群众组织。泛德联盟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很活跃，建立了一系列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附属组织，其中就包括1918年深秋成立的条顿骑士团。9

通过这些组织的鼓动所产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在战争形势的严峻性上欺骗了广大民众。继“1914年思想”之后，国内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吸纳了民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元素，这些元素被有针对性地用来疏远无产阶级群众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内部，有人设想对波兰国籍的犹太人进行强制遣返10，也有过在东部获得更多定居空间的考虑，这些都对后来民族社会主义关于理想化生存空间的设想造成了深远影响。而后来德国工人党的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原本就是德意志祖国党的成员，倒是显得顺理成章了。以“争取自由与祖国的人民联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间派的反击运动成效甚微，他们能够发出的声音远远小于代表民族主义的右派们。11

在促成《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的一系列谈判中，德意志祖国党的宣传纲领所体现出来的过激与暴力政策受到了重创。根据最高陆军指挥部的预测，新兴的布尔什维克国家会长期处于政治不稳定的局面下，并在未来会有军事力量进入干预。新成立的国家——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和乌克兰——则旨在发挥卫星作用。和约并没有阻止帝国在军事上占领远至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广大俄国领土，以便通过对这一空间的殖民开发确保帝国的战争经济需要。帝国议会的多数党意识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和东方的包抄措施与和平决议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宣布的“十四点”原则无法共存。跨党派委员会作为一个非正式联盟的弱点还表现在，它无法对和平谈判的进程施加任何影响。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与以庄严的姿态放弃吞并的做法公开决裂是极其不舒服的。如果在帝国议会中拒绝东方条约，就会突然结束他们刚刚与中左翼资产阶级政党结成的联盟，并使该党重新落入可怕的孤立状态。虽然在资产阶级阵营中也有对《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的批评，但对德国这次被高估的“强力和平”的满意态度却占了上风。尽管有大量的保留意见，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最终还是在决定是否批准该和约的投票中弃权，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则十分明确地投了否决票。12

俄国的崩溃和布尔什维克的虚弱加强了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幻想，即通过大规模地发挥所有可用的力量就能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被迫在谈判中接受德国不断加码的和平条件，并同意了德国随后展开的一系列名为“警察措施”的军事行动。在国内，这导致了两极分化的加剧。吞并主义的热潮再次席卷德国政坛，德意志祖国党的纲领继续为在保守派领导层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提供支持。与此相反，工业领域的工人们的粮食供给状况进一步恶化，人们对来自东部的粮食进口寄予厚望，而后者却无法准时到达。与此同时，针对工人群体的军事化措施进一步扩大。一月起义后，罢工领导人被逮捕，工人的抗议被有效压制，工人群体中弥漫着一股消极的氛围，一直持续到深秋。

虽然民间政治力量，特别是参与跨党派委员会的党派，对最高陆军指挥部的高压政策表示担忧，但鲁登道夫相信，他可以在西线通过一场决定性的突破性胜利来结束战争。1918年，精心准备的春季攻势和随后的攻击行动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但在战略上并没有对敌人的战线造成决定性的打击。西方协约国在物资和军力方面的优势每天都在增加，鲁登道夫却依然固执地拒绝接受同盟国最多只能进行防御性战争的说法。法国和英国在7月18日和8月8日展开反击，尽管它们错失了良机，没有利用8月8日德军部队的大溃败来实现战略突破，但是战争形势也已经明显转向有利于协约国一方。西线的战争形势正在急剧恶化，然而，最高陆军指挥部却没有向帝国政府汇报这个消息。

直到9月26日，协约国军队展开的攻势多线告捷，与此同时，传来了保加利亚已于一天前投降的消息，在罗马尼亚战线崩溃和奥匈帝国解体迫在眉睫的背景下，最高陆军指挥部才从现有的军事形势中得出了切合实际的结论。13军方开始转向议会化，这对于迄今一直在推进议会化的进程里瞻前顾后的多数派政党而言完全是个意外。鲁登道夫以他不能保证西线的稳定为由，要求立即发布停战提议。其目的很明确。鲁登道夫关心的是如何避免西线军队投降和被俘，从而避免公开意义上的失败，同时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帝国文官领导层。在最初发起战争的那一刻，谎言就成了必然，失败的不是前线，而是发起战争的祖国。因此，关于议会化，鲁登道夫说，那些在一开始做了汤的人现在应该用勺子把汤舀出来。14

这一让鲁登道夫日后感到后悔的仓促之举与多数派政党一直以来的努力不谋而合，组建一个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拥有执行力的政府迫在眉睫。15格奥尔格·冯·赫特林显然与这一要求不符，他在面对最高陆军指挥部的高压政策时缺乏自信，受到了广泛谴责。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坚持要求赫特林辞职，认为赫特林的能力不足以将跨党派委员会始终坚信的和平谈判付诸实践。多数派政党的方案与它们在1917年7月原则上同意的要求相比略有提升。即使是现在，与政府相抗衡的全面议会化在多数派政党之间仍然存在争议，帝国参议院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宪法联系构成了真正的分歧点，尽管它并不会干扰议会程序规则体系的实际运作。

任命巴登亲王马克斯为帝国宰相是由康拉德·豪斯曼发起的，并得到了最高陆军指挥部的同意。巴登王位的继承人似乎是一个让各方势力都可以接受的候选人，因为他来自德国的一个王室家族，而且他的基本态度是自由主义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个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智囊顾问。此外，马克斯亲王也绝不是议会制的无条件支持者。相反，他一直对“西方民主”持批评态度，并以“德国自由”的模糊说法来反对它。16其时，恰逢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德皇退位，而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政党都坚决反对这一要求，并呼吁德国各王室要团结，因此，新任外交国务秘书保罗·冯·欣策也支持巴登亲王的宰相任命。但是，撇开马克斯·冯·巴登的政治观点不看，他是否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意志力在军事和政治崩盘的时候负责任地领导国家，也是值得怀疑的。17

新任命的宰相正确地认识到，对德国停战请求的外交准备不足将导致不利的后果，他要求最高陆军指挥部适当推迟停战谈判，但未获成功。他也没有成功地说服最高陆军指挥部，没有让其认识到军事形势需要立即启动停战谈判。因此，德国的停战请求在1918年10月3日至4日夜里被送到了威尔逊那里。一般认为，这份停战请求代表了德国对战败的承认，它的出现在德国民众当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尽管外交形势恶化，但由于新闻报道的美化和审查，也由于最高陆军指挥部和德意志祖国党的宣传活动，国内许多人仍坚定地对德国获胜抱有希望。公众舆论无法获得支持，德国社会陷入了瘫痪和苦闷的泥沼。而这一切都推动了那些主张迅速实现和平的力量。

鲁登道夫曾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停战，但他没有意识到，一旦德国主动停战，即使敌人之后提出的条件再无法忍受，德国也没有回到战争状态的退路了。他一厢情愿地坚信，只要把德国军队撤到莱茵河一线之后，就可以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争。对东部领土的经济开发是为了必要的资源。在没有可靠依据的情况下，有人散布消息称协约国将在春季以更有利的条件实现和平。收到威尔逊的答复后，最高陆军指挥部意识到其仓促行为的后果，试图用军队在失去祖国的支持后有可能会崩溃的理由来掩盖其责任。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拒绝瓦尔特·拉特瑙提出的集体起义方案，因为他们认为实施起义缺乏必要的内部前提条件，只会导致军队受到革命力量的污染。无论是最高陆军指挥部还是其他对此负责的政治力量，都没有预见到要求停战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士气会造成巨大影响。

最高陆军指挥部并不是唯一有这些想法的政治势力。早在1918年10月，统治阶层的精英们——这也适用于跨党派委员会中的各党派——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以和平收场。兴登堡在10月14日给帝国领导层的电报中要求，“在各种公共集会上”向民众传达这样的声音：“德国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争取光荣体面的和平，要么坚持斗争直到最后。”18这种人为创造的二选一局面成了马克斯·冯·巴登内阁的组建基础。内容适度的和平提议被认为是调动最后一丝可用力量的先决条件。召开全国集会的想法得到了自由工会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德意志祖国党和工会总委员会的代表之间甚至进行了非正式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并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加强了建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防御阵线的趋势。直到10月26日，总委员会和工会才终于放弃了这种可能性。而在此之前，内阁在征得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同意后，准备了一份国防呼吁，以应对与威尔逊谈判失败的局面。

虽然频频有声音认为，位列联合内阁就相当于支持一个潜在的军事独裁政权，但对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来说，参加联合内阁的决定是从一开始就板上钉钉的。他们的立场态度取决于他们对爱国者义务的理解，即力求使祖国不要陷入全面崩溃的局面。由于此前已经背负过在爱国问题上缺乏可靠度的名声，因此他们不想再让社会民主党面对在祖国危难时刻唱反调的指责。在他们最终制定提出的一系列要求里，除了确认和平决议外，还包括修改东方条约，恢复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地位，在联邦各处推行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以及废除帝国宪法中阻碍全面议会化的条款。可以肯定的是，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允许就所提要求中的一些问题展开商榷，包括直接提及《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废除帝国参议院和帝国议会成员资格不相容的规定。另一方面，他们一致同意从议会中任命政府官员并保留其议员席位，尽管这个解决方案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19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始终对承担全部政治责任犹豫不决。他们的顾虑之一来自自己的兄弟党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后者指责其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决定性的因素则是，为了避免对一切为战争而做的努力造成伤害，标榜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回避了与资产阶级政治伙伴的冲突。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认为，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宰相的时机仍不成熟。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最初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内阁成员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但遭到了艾伯特的强烈抗议。但是，由于实际处于内阁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有菲利普·谢德曼和工会领袖古斯塔夫·鲍尔，前者是没有职务实权的国务秘书，后者是新成立的帝国劳工局的国务秘书，而且在议会中，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席位也明显少于传统统治阶级的代表，因此社会民主党对部门决策的影响很有限。10月5日收到政府的声明后，多数派政党同意推迟召开帝国议会。

因此，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内阁并没有彻底颠覆帝国原有的半专制宪法结构。20它的政治基础是跨党派委员会这个非实体联盟，并将议会和官僚因素混合在一起，宰相尽管仍然对皇帝负责，却是在多数派政党的支持下被任命的。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们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印象：政府改革的脚步并没有迈得很远，一切措施只是为了消除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的第三份声明中的反对意见，而德国人民仍然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手段使得帝国的军事力量服从于人民的意愿。“普鲁士国王对帝国政策的主导性影响并没有被削弱”，政治决定权仍在那些“迄今为止一直是德国的主人”的势力手中。21来自人民的外部压力确实对威廉二世的随行人员造成了一些影响，使后者向左派的改革要求妥协让步。然而，在这件事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威尔逊努力营造的国内政治条件，否则连这种程度的妥协都将是难以想象的。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代表人民的政府势力不得不与军方势力进行最终的角力，这也让威尔逊对德国军方议和诚意的怀疑得到了证实。10月24日，美国总统发出了第三份声明，声明的内容让停火后可以恢复军事行动的幻想最终破灭。对此，最高陆军指挥部在没有与帝国领导层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发布了一条即刻生效的军令，呼吁军队继续进行英勇的抵抗斗争，并宣布威尔逊提出的条件是不可接受的。22这一次，在德皇以卸任为砝码的胁迫下，马克斯·冯·巴登坚持与鲁登道夫抗争到底，而鲁登道夫的辞职威胁在此期间已经变得不痛不痒了，宰相的说辞是，两位将军的共同干涉威胁到了领导层内部的一致性，严重危及了议和的进程，只有在“双重政府”的局面彻底结束之后，才有可能与威尔逊达成共识。23这次角力并未让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虽然鲁登道夫愤而辞职，但在皇帝的坚持下，兴登堡仍然留任，接替鲁登道夫出任第一军需官的是在此前的战时经济事务中表现抢眼的威廉·格勒纳将军。

随着鲁登道夫的解职，帝国政府最终放弃了通过宣布国防战争来应对不可接受的停战条件的想法。而此时，除了接受美国总统在和谈交涉过程中反复加码的条件，德国没有其他选择。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因此，坚守的命令在国内军队中也不再有效。一时间，前线的军人不再履行向部队报到的命令抑或公开表达对军队的不满成了常态，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野战部队里。人们不愿为了一个注定失败的事业而牺牲自己。与此同时，数以千计在此前饱受非议的工人都收到了召集令。10月27日，《前进报》号召人民认购第九期战争债券。在这个垂死挣扎的帝国中，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被卷进了这股历史的洪流。

此时此刻，广大人民群众的和平意愿已经转化为一场快速激化的抗议运动。24这场运动不需要独立社会民主党、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联盟的引导和鼓动，毕竟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也才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迫使战争结束的俄国十月革命成为此时德国工人们纷纷效仿的榜样。与之相对，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则完全退居幕后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希望逐步实现民主化，并且为了防止重蹈“俄国状况”的覆辙而进入内阁，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一切可以不触及君主制的存在。在议会化的问题上，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也在一开始采取了观望态度。直到10月26日，被一拖再拖的宪法改革才在威尔逊发出的第三份声明的压力下在帝国议会获得通过。这次宪法改革让德国从专制帝国变成了一个议会君主制国家。25从这一刻起，帝国宰相需要得到人民代表的信任，并直接对人民和帝国参议院负责。议会成员现在可以成为大臣而不放弃他们的议员席位。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军事指挥的决定权不再属于皇帝，而是属于议会制下的帝国政府，军事指挥官现在也要接受帝国政府的政治监督，一直以来不受帝国制约的普鲁士陆军大臣一职被废除了。但是另一方面，通过帝国宪法中的相应条款在各邦引入全面和平等的选举权一事却被搁置了。在强大的压力下，普鲁士参议院才完成了该法案的第一次审读。革命事件的浪潮裹挟着过分保守的普鲁士改革步伐快速前进。

尽管10月28日生效的新宪法条款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左派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但仍有一些临时产生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主的特权问题以及他在没有得到议会多数支持情况下的权利问题。在这个背景下，重回爱德华·达维德提出的“隐性议会主义”并不是没有可能的。26直到最后一刻，人们才对军事指挥权的归属进行了根本性的、有利于帝国宰相的整改。但另一方面，政治系统中令人反感的象征仍然存在，其主要的军事承担者没有被取代。这场改革被认为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却未能消除民众深深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最终转变成了对皇帝退位的诉求，并像野火一样愈烧愈烈。

帝国议会化是在威尔逊的努力下半推半就地实现的，改革的不彻底使得这次议会化在挽救德国内政上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或许，即使从一开始就满足民众以及部分中产阶级的要求，让皇帝立即退位，也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在广大民众眼中，对战争结果负有最大责任的就是皇帝本人。威廉二世不得不吞下当初允许兴登堡组建平民军团所酿成的苦果。然而，即使现在他也没有做好准备与高度保守的宫廷势力以及他的军事顾问们决裂，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他的不满。德皇离开了斯帕的司令部，脱离了帝国领导层的直接影响，这对马克斯·冯·巴登来说无异于一种侮辱。接受兴登堡的邀请也是值得诟病的，因为皇帝此举实际上提升了军方的政治地位，这让人怀疑他同意宪法改革的诚意。宫廷势力和正统派军官甚至向威廉二世提出了一个荒诞的计划，即率领忠诚的部队进军柏林，一举恢复帝国的统治秩序。

议会化不能挽救土崩瓦解的军权统治，恰恰相反，正是军权统治系统的瓦解促成了议会化。同样，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试图将群众的抗议运动引向合法渠道，而这些抗议运动的诉求也只能在军权统治崩塌后才能实现。若是德皇能更早退位，这一切或许会来得更快一些。军权统治和霍亨索伦君主制在历史上的纠葛盘根错节，不可能仅仅通过宪法来废除。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及其支持者们没能认清这一事实，虽然从心情上可以理解，但这一误判却带来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只有坚决、坚定地取缔军事政权的政治领导力，才有可能为临时内阁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实际情况刚好相反，不彻底的改革掩盖了军事破产的事实，而且大大助长了公众建立在“威尔逊和平”之上的虚幻希望。

1918年11月4日，被压抑的革命运动终于爆发了。这一切的导火索是海军司令部的单方面军事行动，配合鲁登道夫发出的陆军命令，海军司令部命令公海舰队向前推进，与英国海军展开“最后的战斗”。27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向帝国政府及时汇报，海军指挥官们为此辩护的理由是，在此之前公海舰队的任务是为无限制潜艇战提供保障，而无限制潜艇战被叫停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因此重新启动公海舰队对他们而言是众望所归。然而，其背后真正的动机却是希望借此将海军从战争失败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公海舰队司令部的一份主张舰队行动的备忘录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即使舰队在这场战役中覆没，荣耀的战斗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催生出一支新的德意志舰队——如果我们的人民没有背叛国家的话。”28批准这一计划的海军司令部并没有试图通过在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来帮助受困的军队，他们所希望的是在面对不光彩的和平时，维护德意志海军的舰队理念。这个军事行动一旦兑现，不仅会导致无数生命的无谓牺牲，而且会严重阻碍停战谈判。

舰队集结在希利希里德，即将进行最后的“死亡战役”的流言在水兵间迅速传播开来。他们拒绝执行出海的命令，甚至在原定行动取消后仍继续反抗。公海舰队司令部的命令含糊不清，最先开始叛变的第三中队被命令返回基尔，这激起了水兵们的反抗，当地驻军和同仇敌忾的工人们也都在第一时间加入了反抗的行列。为与海军司令进行谈判而成立的水手委员会为全面革命起义提供了动力。当帝国领导层派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代表古斯塔夫·诺斯克和国务秘书康拉德·豪斯曼前往基尔与起义者进行和平谈判时，革命的火花已经从基尔蔓延到了其他海军基地，并很快蔓延到德国几乎所有大型城市。在全国各地，军官被解除武装，政治权力被自发组建的士兵和工人委员会接管。革命之势来得如此迅猛，已经没有迂回的余地了。

不管海军司令部在多大程度上向帝国领导层通报了他们的军事意图，这一行动都只能被理解为一次阻挠谈判的尝试，阻挠众望所归的停战与和平。军方彻底丧失了道德权威，士兵和工人对军事领导层的不信任既深刻又充分，这使得革命以极快的速度在全国蔓延。没有人敢于阻挡迅速膨胀的革命运动，在经历了巨大的物质匮乏和心理紧张后，被士兵和军官之间的阶级壁垒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在长久的压抑之后终于得到了释放。人们对军事政权的统治无比厌恶，各地官员都把他们的军衔徽章从制服上撕扯了下来。同样，在工作场所也出现了对平等的基本民主的要求。在军队里反对“等级服从”的斗争与在生产领域反对雇主专横统治的斗争遥相呼应。

马克斯·冯·巴登内阁所推行的软弱的改革措施，在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取消对组织权的法律限制，以及在10月中旬宣布的对因政治罪被监禁的人实行大赦，这一切都不足以满足觉醒了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在这一点上，不可能存在工业无产阶级广泛革命运动的问题，尽管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由于其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场，与独立社会民主党相比显然失去了更多的支持者，但是这一场革命尚不至于演变成更广泛的无产阶级工人革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革命组织、格奥尔格·莱德布尔领导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以及在11月8日之前只能勉强有所行动的斯巴达克联盟，他们都只有在军方的政治权威无以为继时才能彰显各自的影响力。

当下的局面倒是与最高陆军指挥部处心积虑打造的说辞不谋而合，即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祖国在军队背后捅了一刀，革命左派发动革命应当受到指责。早在1918年11月底，时任总参谋部少校的路德维希·贝克就说过：“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刻，蓄谋已久的革命——对此我现在坚信不疑——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29几周后，《新苏黎世报》用“背后一刀”作为关键词报道了政治右翼阵营中广为流传的谣言和刻意歪曲的事实。30从那时起，这个词就成了右派反共和主义宣传中的高光词汇。帝国的崩溃主要是由于权威精英们的无能，他们不仅高估了同盟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且沉迷于幻想，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战争维系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阻止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11月初，人民运动在短短几天内就横扫了当时的政权，人民斗争的对象是军事掌权者的傲慢权威，以及放任这种局面形成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抗议是朴素的，但并不具备暴力和无度的特征。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似乎正在来临，它承载着消除阶级制度、消除等级服从制度、消除专断以及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的希望。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希望和它们所蕴含的民主潜力，只有借助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之手才能打开一片新天地，然而这样的人物并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