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纱业危机的外因

这次的危机，是内外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外来的影响，虽然对各业都一样，而棉纺织业因为规模较大的缘故，所受的打击尤重。第一种外因，即是内战，民国以来，除了极少的几年以外，自相残杀的内战差不多是继续着，最近的实例便是四川的混战与江西、福建、两湖等省的剿共战役。内战对工商业的摧残有如下几方面，第一是阻碍交通，割断棉花供给的来源，同时又封闭纱布的市场，而且受到战祸的区域的人民购买力减低，纱布的销路势趋滞钝。内战的第二个影响是城市的过度繁荣与乡村的凋敝，因为战祸的频仍，税捐的苛重，乡间的富户，大都将田产完全变卖成现金运到城里去存储，或者迁移到城市里去居住，这样，乡村不但没有这些人的人力，就是信用积储也完全随之以俱去了。所以在乡间银根奇紧，利息高涨，而在城市情形却完全相反。乡间只有手纺织业，所以一向是各棉纺织生产品销售的尾闾，而现在则因此而不能推销。所以近来在各棉纺织业中心的城市存货极多，中国一半以上棉纺织业集中在上海，所受内战的影响也特甚，据说上海棉纱存底已在十万包以上。

第二个外来的原因就是这一年多的中日纠纷。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的广大市场就被日本的棉货独占，中国的棉纺织业就不得染指了。例如民国十八年大连和牛庄两埠就销进值二五，九〇九，七四一海关两的国产棉货，约值中国各埠运销国产棉货总值的百分之一三.五一，现在，这样广大的市场被日本攫去，中国棉纺织品就不能入口，即使让你入口，也多一笔关税的耗费。中日问题的另一个影响，便是日本在华所设的纱厂的倾销政策，给予我国纱厂颇不小的打击。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国对日货无论是在日本制造抑在中国制造的一致加以排斥，为抵御我们的抵货，日商在华所设的纱厂就采取倾销政策，廉价销售纱布。爱国心是极难持久的，时间一长，消费者的经济打算终究会胜过他的爱国热忱，日本纱货质地较高，如果再价钱便宜一点，在市场上自然占了优胜。倾销的程度究竟怎样，我们还不知道，不过由下面的事例我们可以知道竞争影响的重大。譬如高阳一县的土布业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而近来因山东潍县出品的竞争，一落千丈，潍县布业用的是青岛日商纱厂所纺的纱，价廉成本因之减轻，高阳的布业则是用高价购买天津石家庄华商纱厂的纱，因之不能和潍县的竞争，别的地方也必定有同样的情形。据说日商纱厂为减少抵货的效力起见，竟至于冒贴华商纱厂棉纱的商标，日人的没有商业道德，固然毫不足怪，然而华商纱厂要与其竞争，却多了一层困难。

第三种外因即是没有政府的保护。先说政府的税，虽然厘金已经废除，通行统税，各厂运出棉纱都只要付一定额的税，不必缴付许多次的地方通行税，然在中央政府势力没有达到的省份如四川、广东等省，还是须付变相的通行税。而且就是在中央直辖的省份，各厂运出棉纱各缴一定额的统税，这税率也不能对华商纱厂尽适当的保护。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并不完全在中国人手内的，一部分是在外国人手内的，例如民十九全国的纺锤里面，只有百分之五五.二完全属于中国人的，其余的百分之四四.八，则差不多在日本人手里面，现在统一税规定二十三支及二十三支以下的棉纱每担纳税二元七角五，二十三支以上的棉纱，每担纳税三元七角五，就不足以保护竞争能力较低的华商纱厂，因为日商纱厂大抵都是专纺三十二支的纱，而中国纱厂则是多纺十支、十六支和二十支纱，这样自然是日商纱厂的负担较轻，还有现在华商纱厂所用的棉花，大部分是外来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政府不能利用改良棉种规定标准的方法去奖励棉花生产。至于频年内乱对于棉花生产影响，更不必说了。中国棉产最多的一年是民国八年，产棉共九，〇二八，三九〇担，以后就逐年减少，到了二十年，估计只有六，三九九，七八〇担了。本国棉产逐渐减少，自然进口棉花逐渐增加，在民国八年以前，中国的棉花贸易都是出超，从那年入超三〇二，〇六七担后，以后即一蹶不振，国内产量减少，需要增加，入超量也一年一年加多，到民国二十年，竟达三，四五六，四九四担之巨。值一三二，二五六，六六九海关两，十二年内增加了十一倍，不可谓不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