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空间的视角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空间，文化也总是某个地域或地区的文化，空间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横向的、空间的视角审视壮族民间文学，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壮族民间文学文化场的多元构成，有助于从一个更宽泛的视野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交流、碰撞对壮族民间文学带来的影响。

从空间的构成看，壮族民间文学文化场是一个由本土的歌咏文化、稻作文化、师麽文化和以中原汉族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等不同特质的文化所构成的多层次叠置空间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各个文化子系统相互重叠、交织，形成一个动态的向心力，共同作用于壮族民间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对壮族民间文学文化场中的歌咏文化、稻作文化、师麽文化和外来文化等子系统的阐述将在本书第二至五章分别进行，这里仅做简单叙述。

（一）歌咏文化

壮族民间文学文化场中的歌咏文化子系统，是指壮族以歌咏习俗为基础，以歌圩活动、“歌仙刘三姐”等为关键符号的文化系统。

“歌咏”是从远古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文化形态中分化出来的，但仍保留有乐舞特征的一种韵文样式，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整体艺术，它同时具有文学（词句）、音乐（曲调）和表演（表情动作）三种形态。它以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和口头流传为主，与社会生活结合紧密，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审美情趣。注21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歌咏的种种论述。《诗经·魏风·园有桃》中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注曰“曲合乐曰歌，无章曲曰谣”。民歌属于民族文化范畴，是民族文化的口头记录和形象载体，也是反映民族社会历史和时代风貌的一面镜子。它融汇了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审美情趣等丰富无比的文化内涵。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歌，就像哈萨克族的一句谣谚“你伴随着歌声躺进摇篮，也伴随着歌声离开人间”。在传统封闭的小型社会集体中，人类生命个体从出生到死亡这一过程中最明显的生理变化和社会角色变化的几个阶段，如进入社会—成年—成婚—离开社会，都在一定的仪式中用歌唱来对各种新的身份和角色、新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仪式化的认定。歌咏源于远古社会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宗教中对神的献祭仪式，目的在于通过虔诚的演唱从神那里获得现实的利益——在原始先民的心目中，天地鬼神是在冥冥之中主宰万物、干预人类意志的令人敬畏的力量。因此，无论耕作、狩猎，还是饮食、游乐都必须先敬鬼神，歌咏就是在进行这类虔诚而庄严的仪式中演唱的内容，体现出原始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歌咏不再仅仅是为敬神演唱的内容，歌咏的内容和功能开始发生变化，除了追求与自然界的平衡与和谐外，还开始调整与融合社会人际关系，并通过反复的传唱，使一个民族群体在行为模式、习惯、宗教仪式方面形成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程式与规范，从而减小由于人的社会地位变化等情况所产生的社会干扰。歌咏的功能就在于通过不断的传唱以维持地方性社会人文生态的平衡。注22

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将歌咏文化视为一种民间风俗，认为它是一个既定社会团体行为的文化传统或习惯方式，在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中，或国家权力无法渗透的乡村底层社会，发挥着社会控制的功能，但只存在于人类生命潜意识里并在潜意识中产生作用。西方学者还试图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揭示民歌的特质。英国吉特生认为民歌是一种歌曲，“生于民间，为民所用以表现情绪，或为抒情的叙述者……就其曲调而论，它又大抵是传说的，而且如一切传说一样，易于传讹或改变”；路易思·庞德在《诗的起源与叙事歌》里阐明民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民众必得喜欢这些歌，必得唱这些歌，它们必得在民众口里活着；其二，这些歌必得经过多年的口传而能留存，它们必得不靠印本而存在。”注23近代民俗学家劳依舍尔则从内容、语言、形式等角度论证了民歌的地域性和集体性特征。

歌咏在古代中国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混合物，中国所谓“民歌”的意义向来就不确定，古人对歌谣的解释也多从字义入手。《尚书·舜典》云“歌永言”，《诗经·子衿传》“诵之，歌之”，疏云“歌之，谓引声长咏之”。《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何休注《公羊传》：“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朱熹《诗集传·序》：“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歌谣学的奠基者和先驱者们在歌谣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了对歌咏的认知，他们对民间歌谣的性质、定义的认识对以后的研究起到积极影响。周作人借用吉特生的定义进行阐释，认为民间歌谣“原是民族文学的初基”，是民众“表达民族心声”的韵文作品，它的特异性质“是原始文学的遗迹，也是现代民众文学的一部分”，“民歌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的真挚与诚信”。现代民俗学者对民歌的认识愈来愈全面、深刻，钟敬文教授认为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叠句和曲调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的篇幅和抒情性质与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说唱等其他民间韵文样式相区别。注24

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人类学、民俗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在学科体制中的正统地位，中国学者对歌咏的介入是文学批评式的，对它的研究没有超脱出民间文艺学的考察范畴。一般认为，歌咏构成民间文艺学研究的一大类别，而将歌咏与文化放在一起来考察则是一个具有明显的人类学意味的关系术语。关于歌咏文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被确定为文学批评（歌咏）和人类学民间传承与闲暇生活研究（文化）两者的有机结合。注25人类学在文化的定义和研究方面具有科学意义上的言说优势，“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注26，这个由英国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艾德华·泰勒在1861年提出的命题早已得到公认。将歌咏文化放在人类学研究视域进行考察，包含对民族行为模式、惯习、宗教仪式等多重意义的阐释。

（二）稻作文化

关于稻作文化，姜彬在《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中认为：“文化学上的所谓‘稻作文化’，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除了从考古学和自然科学上研究水稻主体和它生产上有关的一些技术问题，以及它的起源流变等等之外，还包括由于水稻生产而影响所及的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产中种种习俗，稻区人的性格、爱好以及文化心态等等。一句话，包括由于水稻生产发生出来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注27壮族是我国最早创造稻作文明的民族之一。壮族先民居住的珠江流域，境内河流纵横，有左江、右江、红水河、柳江、南盘江、北盘江、漓江等多条江河，滋润万物的繁衍生息；春季多雨，夏季炎热，雨热同季，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地理气候环境适宜生物多样性的形成。这一地区野生稻分布广泛，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

壮族先民在长期采集野生稻谷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水稻的生长规律，发明了水稻栽培技术，并围绕着稻作生产，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干栏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节日文化，还有杰出的铜鼓文化、师麽文化、歌咏文化等丰富的文化形式，从而形成了以稻作生产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体系。正如覃彩銮所言：“壮族稻作文化是以稻谷的耕种为核心，由此引申而成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组织分工、饮食居住、宗教信仰、民间文学等不同层次的文化事象。”注28也就是说，稻作生产文化是壮族文化的基础。我们说，无论是姜彬对稻作文化的定义，还是覃彩銮对壮族稻作文化的解释，都是广义的，指的都是一种以稻作生产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文化类型。

我们这里所说的“壮族稻作文化”，主要指的是稻作农业生产及紧密围绕稻作生产形成的节日、习俗等文化要素。需要指出的是，稻作生产是稻作文化的基础，“生产技术则属于稻作文化中第一层次的文化事象，亦是稻作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注29。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物质生产决定精神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壮族以稻作生产为主要生存依凭，稻作生产特有的耕作方式、生产周期，影响着壮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民族性格。作为精神生产成果的壮族民间文学，自然也受到了壮族稻作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师麽文化

壮族民间文学文化场中的师麽文化子系统，是指在古代越巫基础上，吸收中原古巫傩、道教、汉传佛教以及儒家孝道等观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两种壮族原生性民间宗教——师公教和麽公教，统称为“师麽信仰传统”或“师麽文化”（详见第四章）。一般认为，文学和宗教都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同为意识形态，就注定了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的每一步都几乎受到宗教的影响。因之，壮族民间师麽传统或师麽文化构成了其民间文学文化场的又一子系统。

（四）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是指正在进入一个民族内部，并与其发生作用的别族文化。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文化流动与文化冲撞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互相影响、渗透、借鉴和吸收，由此促进了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相互冲撞与融合的过程。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点，同时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与碰撞中对其进行吸纳。外部文化的大量输入，必然导致不同文化思想的冲撞与融合，从而推动本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同样，壮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本民族文化与周边壮侗语族各民族（主要是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文化、苗瑶语族各民族（主要是瑶族和苗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乃至近代传入的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和整合的过程。但是，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壮汉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主要表现为壮族和汉族在长期而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彼此互学互补，相兼融合，相互促进，民族的差别日益缩小。壮汉两个民族的长期交往，既丰富、发展了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传统文化，又增进了壮汉两个民族的文化认同，使壮汉两个民族形成了十分稳定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并对民族团结起到巨大的历史作用。”注30换言之，汉族文化的大量输入，导致壮汉文化的相互冲撞与融合，从而推动壮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因之，本书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汉族文化对壮族民间文学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