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法之辨与《孝经》诠释

——魏晋至唐代的《孝经》学

在《孝经》学领域，对于汉末至隋朝这一时段《孝经》学的研究最为薄弱[1]。造成这种局面的一大原因在于文献不足、著述失传。魏晋时期的《孝经》学著作除却《古文孝经孔传》之外几乎全部遗失，比如皇侃《孝经义疏》即已不传，我们只能从《孝经注疏》中保留的片段文字中略窥其端，但却难以形成整体观感。而在隋唐甚至整个《孝经》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刘炫[2]《古文孝经孔传述议》（下文简称《述议》），亦因为在中土失传而罕为人知，直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发现此书，林秀一搜集整理，做了复原研究，后人方得见其十之八九[3]。郑玄《孝经注》与《古文孝经孔传》在此时期并行于世，发明郑注者甚多，此点观敦煌《孝经》类文献即可见之，而《古文孝经孔传》虽赞述者不多，却有大儒刘炫宣扬之功。郑注文约义简，《孔传》文繁义杂，故刘炫对《孔传》亦多有批评。刘炫之看重《孔传》，盖因《孔传》中多名理之言，更便于义理之发挥与哲学的建构。但《孔传》作者多掺杂道家以及《管子》之论作解，将法家化的法术势内容灌注其中，体现出了将《孝经》与政治、刑法紧密结合的倾向。刘炫《述议》则受玄风影响，更富玄理的发挥，在此意义上就将《孔传》的法家化思想有所稀释。然而，不论是《孔传》中的刑名之言，还是《述议》中的玄理之说，都无疑会将《孝经》中的礼制内涵变得相对弱化，尤其是相较于郑玄《孝经注》对儒家礼乐精神的强调而言。降至唐代，玄宗御注《孝经》，命元行冲本其意以作《疏》，注疏一体，玄宗援道入儒，又强调君主的至尊地位，在此意义上，《孝经》蕴含的儒家礼制精神进一步衰落，郑玄《孝经》学所含的公天下政治理想也隐没不见，《孝经》在《注疏》的解释中变成了劝臣民忠孝的政治教科书。考察此期《孝经》学之发展，对于儒、法、道三家之混杂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不能不深加措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