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行之纲纪与六经之总会

郑玄《六艺论》谓：“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133]清末曹元弼对此有一疏解：

古者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而乐正以《诗》《书》、礼、乐造士，谓之四术。《易》为筮占之用，掌于太卜。《春秋》记邦国成败，掌于史官，亦用以教，通名为经。《礼记·经解》详列其目，至孔子删定《诗》《书》《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其道大明，学者亦谓之六艺……六艺标题名目不同，如《易》取易简、变易、不易之义，《诗》之言志，《礼》之言体、言履之等。指归意义殊别，如《易》明天道，《书》录王事，《诗》长人情志等。六艺皆以明道，而言非一端，时历千载，既名殊意别，恐学者见其枝条之分，而不知其根之一，见其流派之岐，而不知其源之同，如此则大道离散，而异端之徒且得乘间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为天下后世大患。故孔子既经论六经，特作《孝经》立大本以总会之。盖六经皆爱人敬人、使人相生相养相保之道，而爱敬之本出于爱亲敬亲，故孝为德之本，六经之教由此生。[134]

曹氏体贴郑意，认为郑玄是以《孝经》爱敬之义总括六经。事实上，这一点三国时刘邵已有意识。《人物志》言：“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135]这正是郑玄以至德为孝弟，以要道为礼乐的思路。可见，此为理解郑玄以《孝经》总会六经说的一个角度，即以《孝经》为大本，有着儒家德性论的根据。正因为孝是“德之本”，所以郑玄注《中庸》言《孝经》是“天下之大本”[136]。但正如《孝经》首章所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也正是政教所由出。而就政教法度来说，则不能出于六艺政教之外，也即《礼记·经解》所载孔子之语“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更重要的是，《经解》还指出了六艺之教各有其“失”，正如郑玄所言：“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艺政教之得失也。”[137]后世之思考政教问题者无不折衷于孔子此语，西汉之世，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刘安《淮南子·泰族训》、班固《汉书·艺文志》皆有类似论述。但仅仅言及六艺之教的优长与缺失还不够，尚不足以说明圣人之道是一以贯之，又何以言孔子立一王之大法，故问题还在于如何处理六艺之教的差异和内在关系而提出一种解决方式。比如皇侃即言：“此篇分析六经体教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138]这一论断的一个根据即在于，从《经解》全文内容来看，除却开首言及礼教之外的其他五经之教，余下内容皆是在论述礼教的重要性。《经解》末章所道甚明：“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仍然以慎始说明礼教的基础性，此即以礼为本。东汉时张奋曾上疏汉和帝说：“圣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礼乐。五经同归，而礼乐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39]其中所引即是《孝经·广要道章》文，故其以礼乐为“政道至要”。据此可推测，郑玄注《孝经》以首章之“要道”为“礼乐”，也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但要真正说明六艺之教的内在一体，还须依据人性论进行说明，因为政教是为人而设。通过五行思想将作为政教载体的五经与作为人之德性的五常匹配起来，一内一外，正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如《淮南子·泰族训》言：“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认为六艺之教必须兼制，已经包含了以五行关系理解六艺政教关系的思想。而《白虎通》之说最为完备，其《性情》篇言：

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钩命决》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就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140]

这段话据纬书以立论，除却《孝经钩命决》以阴阳言性情外，“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是本于纬书《孝经援神契》[141]。而五性、八卦、五气之说也正是出自《易纬乾凿度》所载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则五气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云云，且《乾凿度》此处以五行之气配五方，东方为仁，南方为礼，西方为义，北方为信，中央为智。但是在《乾凿度》的宇宙论系统中，根据郑玄的注解，五气变形属于宇宙生化的“太始”阶段，在此之前还有未见气的太易以及元气所本始的太初阶段[142]。郑玄的这一理解乃是本于《孝经钩命决》：“元气始萌，谓之太初；气形之端，谓之太始……五气渐变，谓之五运。”[143]《孝经援神契》则谓：“元气混沌，孝在其中。”[144]两相对照，孝即属于太初阶段，先在于五德的产生。要言之，纬书从本体论上说明了孝何以是五德之本。《孝经援神契》言：“王德……设术修经，躬仁尚义，祖礼行信，握权任智，顺道形人，俱在至德。”[145]“至德”即是孝，王者设教修经，以五常顺导天下，皆以孝为本。这无疑正是对《孝经》首章“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的解释。

《白虎通·五经》又以五经配五常，谓：“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146]人有五性，但又不能自成，就需要五经教化以成其德，故其后引《经解》以作说明。

但以五常配五经的做法，很可能始于倡导五行学说的刘向、刘歆父子，《六艺略》即云：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147]

“五行之更用事”[148]“五学世有变改”显然与汉代的五德终始说密切相关，恰似《白虎通》所言夏商周三家相变，只不过刘歆是以五德说取代了三统说。五经对应世变之学与治，而以《周易》为五经之源[149]，突出了天道对于人事的根本性。这样一来，《六艺略》所言五经即不含《周易》，但《白虎通·五经》所言五经则是不含《春秋》[150]，单独对“《春秋》何常也”做了专门的解释，认为孔子作《春秋》是效法与集合了黄帝以来的历圣之道[151]，这就突出了《春秋》的特殊性。当然，不论是源于《经解》的五经之教各有优缺，抑或刘歆的五学应世而变，都说明了弥合五经之教而追寻统一之大道的必要性。从公羊学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和特殊性所在，孔子立一王之大法的意义也在于此。故《公羊传》言拨乱反正“莫近诸《春秋》”[152]，董仲舒与何休俱以为，《春秋》成而“人道浃，王道备”[153]。而郑玄注解《论语·述而》“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也”亦云：“末年以来，圣道既备，不复梦见之。”[154]所谓末年以来，即指孔子晚年作《春秋》[155]。但是，在《孝经纬》的作者看来，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还不够，故有“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这一说法。《孝经钩命决》言：“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156]《白虎通》继之：“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欲专制正。于《孝经》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夫制作礼乐，仁之本，圣人道德已备。”[157]正如上节所论，《孝经》相较于《春秋》的特殊性在于，《春秋》是王侯之事，而《孝经》方是遍及上下之事。“制作礼乐，仁之本”正是说孝是仁之本，同时也是礼乐教化之所由生，故作《孝经》是“立天下之大本”。孔子在晚年作《春秋》，复作《孝经》，二学完成，方是最终确立了新王之法，也即“道德已备”。郑玄《六艺论》言：“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旨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158]若大道破裂，当然就不是“道德已备”，故郑玄之说正是继承了纬书与《白虎通》。

此外，东汉《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亦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故皮锡瑞言：“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159]因此，“作《孝经》”就是《孝经援神契》所言“制作《孝经》”，“作”是“制作”，而非“写作”之意，不宜把“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二者分开，将前者视为制作法度，而后者仅仅是写作。郑玄既然采纳了《春秋》与《孝经》相表里之说，其《六艺论》言“故作《孝经》”以总会六经，此“作”也即是“制作”。《孝经·广扬名章》：“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郑《注》云：“三德并备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若圣人制法于古，后人奉而行之也。”[160]则《孝经》首章“立身行道”即是制法之义，也即是“行在《孝经》”之义。故清末曹元弼深体郑意，谓：“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但《春秋》经既成，而以义属之。《孝经》则授以大义，即笔之为经，此记事、论道之别也。……此经为夫子所自作，即录由曾子，所录固一如夫子本语，且必由夫子审正定名，故与《春秋》并为圣作之书。”[161]《春秋》是因鲁史而加之以己义，并非纯为孔子自作，而《孝经》则纯为论道、讲大义之书。如刘歆所言，五学世有变改，则五经便不是恒常之道，故当郑玄说“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之时，意涵六艺不能称为经，因为经是普遍的、万世不易的常道，故《孝经》名“经”，而六艺却不名“经”。曹元弼说：“圣人之书皆本天经地义，此经论孝，直揭其根源，故特名曰《孝经》，此孔子所自名，明孝为万世不易之常道也。”[162]这意味着，经名始于孔子，六经之得以称经，也正是赖于孔子。《孝经郑注序》言“《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163]正应曹氏之意。公羊学突出了《春秋》的地位，认为《春秋》超越五经而集历圣之大成，而郑玄突出了《孝经》的地位，认为《孝经》总会了六经；古文经学的刘歆以《周易》为五经之根源，重在天道，而郑玄则以《孝经》为六艺之根源，落实于人道；纬书与何休多以孔子作《春秋》《孝经》是为汉制法，而郑玄则强调孔子是欲求道而非为一家一姓立法，其对孔子制法的理解包含着更深远的希冀，去除公羊学附加于《春秋》上的汉家帷幕，方能揭明孔子之真志——拨乱反正，进入大道之行的太平世。郑玄对此前汉世思想之发展与修正，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