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孝经》、颜氏之儒及其他
以往对《孝经》内容与作者的讨论从未与颜渊发生关联，毕竟《孝经》中从未言及颜子，而《论语》中所载颜子之言行也从未与孝相关，虽然颜渊位列德行科之首（《论语·先进》），但孔门以孝著闻者为闵子骞与曾子。查索《说苑》《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文献亦找不到关于颜渊孝德的记载或相关言论。《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则颜氏之儒确为孔子后学中显著于当时者。但是上博简有《颜渊问于孔子》《君子为礼》两篇均以孔、颜问答的形式出现，尤其是前者更是与传世《孝经》有文本上的相同处。
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的前三章文字基本完整，抄录于下：
颜渊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之内事也有道乎？”孔子曰：“有。”颜渊：“敢问何如？”孔子曰：“儆有过而[先]有司，老老而慈幼，予约而收贫，禄不足则请，有余则辞。儆有过，所以为宽也；先[有]司，所以得情也；老老而慈幼，所以处仁也；予约而收贫，所以取亲也；禄不足则请，有余则辞，所以扬信也。盖君子之内事也如此矣。”
颜渊曰：“君子之内事也，回既闻命矣，敢问君子之内教也有道乎？”孔子曰：“有。”颜渊：“敢问何如？”孔子曰：“修身以先，则民莫不从矣；前以博爱，则民莫遗亲矣；导之以俭，则民知足矣；前之以让，则民不争矣。又迪而教之，能能，贱不肖而远之，则民知禁矣。如进者劝行，退者知禁，则其于教也不远矣。”
颜渊曰：“君子之内教也，回既闻命矣，敢问至名。”孔子曰：“德成则名至矣，名至必卑身，身治则大（？）禄……”[37]
《颜渊问于孔子》中所说“内教”是指统治者对域内民众的教化。这和传世文献《大戴礼记》也有可印证之处，《大戴礼记·王言》中记载孔子和曾子问答，其中孔子云“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内修七教”即是“内教”，而七教是指“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七教的内容以孝弟为首，这与本章首节所举《孝经》以孝为教之所由生的观念是一致的。
《颜渊问于孔子》的第二段文字中孔子谈论内教的话语与《孝经》极为相似。《孝经·三才章》言：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相较而言，《孝经》并无“修身以先”“导之以俭”之说，但《颜渊问于孔子》则缺少《孝经》所说“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和“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然细查文义，可以体会到“修身以先，则民莫不从”正与“陈之于德义”文义一致，“民知足”也和“民和睦”之说没有二致，因为知足自然不争，不争即是和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孝经》这段话的内容与《颜渊问于孔子》完全一致，很明显的一点是，由于《孝经》将“陈之于德义”一语置于“先之以博爱”之后，这就意味着突出了孝亲、孝治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孝经》的作者是根据《颜渊问于孔子》而有意做了这样的调整。因为还存在另外两种可能：一是这段话语在当时非常流行，分别被《颜渊问于孔子》和《孝经》所取用，那么这二者孰为原文并无法得知。二是《颜渊问于孔子》的作者将取自《孝经》的这段文本做了改编。这第二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颜渊问于孔子》中的文体“颜渊曰：‘……既闻命矣，敢问……？’子曰：……”与《孝经·谏争章》“曾子曰：‘……则闻命矣。敢问……孝乎？’子曰：……”是完全相同的。在先秦文献中笔者未见到第三例。因此，《颜渊问于孔子》因袭《孝经》而为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君子为礼》的文体中有“颜渊侍”、“子曰”/“夫子曰”、“不敏”、“去席”/“避席”、“坐，吾语汝”等几个文字要素，这和《孝经》也是相同的。
《颜渊问于孔子》的出土，也可以解决历史上关于《孝经》此章文本的一些质疑：第一，北宋司马光认为“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之“教”应该改为“孝”，朱熹《孝经刊误》表示认同[38]，而《颜渊问于孔子》中恰恰是在讨论“君子之内教”，因此，司马光和朱熹的看法便是错误的。第二，程朱严辨儒学与异端，故而对于“兼爱”“博爱”之说皆视为异端而辟之，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便为其所批评，朱熹《孝经刊误》受此观念影响，质疑《孝经》“博爱”之说：“谓圣人见孝可以化民而后以身先之，于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爱’，亦非立爱惟亲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遗其亲耶？其所引《诗》亦不亲切。今定‘先王见教’以下凡六十九字并删去。”[39]今观以《颜渊问于孔子》，可知“博爱”并非后起之语，而是先秦儒家甚至就是孔子本人的用语。第三，明代黄道周曾认为《孝经》此处有两处“先之以”，当有误，将第二处“先之以”改为“身之以”[40]。但是《颜渊问于孔子》中也正是有两处“前以”“前之以”，因此，《孝经》的“先之以”也应当是无误的。第四，关于“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历史上的解释有很多争议。参考《颜渊问于孔子》可知此处的“好恶”有其具体内容，也即是“能能”和“贱不肖”，与《论语》所载孔子言“举直错诸枉”之意相似。以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为例，可以看出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对于探究《孝经》的文本与义理是非常具有促进作用的。
《颜渊问于孔子》一篇对于“老老而慈幼”“民莫遗其亲”的强调，也再次反映出，以孝立教思潮的广泛性，不仅仅局限于曾子及其后学，颜氏之儒也在其中。另外，即使是提倡禅让与大同社会的《唐虞之道》、子游一派的《礼运》等也均强调孝悌之德和以孝立教的重要性。很可能，他们都受到了曾子一派孝论的影响。可以说，在孔子后学这一宏阔的思想光谱中，在在闪耀着孝论的光辉，孝治并非某一个人或某一家之私见，而是儒家士人的公言，基于这一理解来看《孝经》才能显得更为切题和客观。
就《孝经》的成书时间来说，《礼记》中的一些篇章可以佐证《孝经》之早出，如《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圜也。……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孔颖达指出，自《经解》篇首的“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至此处的“长幼有序”，“事相连接，皆是孔子之辞，记者录之而为记。其理既尽，记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经》之辞以结之，故云‘此之谓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经之所谓也”[41]。末句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引自《孝经·广要道章》。再如《礼记·曲礼》言：“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清儒朱亦栋指出，《曲礼》引《孝经》多一“夷”字，是记礼者所增[42]。又，《丧服四制》言及丧礼，谓：“三年之丧，君不言。《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此之谓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谓臣下也。”[43]朱亦栋指出，既然“君不言”，那么言者只能是臣，故《丧服四制》言：“然而曰‘言不文’者，谓臣下也”，据此，朱亦栋判定《丧服四制》所说“言不文”正是引自《孝经·丧亲章》[44]。其实郑注早已指出此点：“‘言不文’者，谓丧事辨不，所当共也。《孝经说》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45]这说明汉代的《孝经说》即认为《礼记·丧服四制》此处是援据《孝经》。以此推之，《丧服四制》所说“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丧不过三年，苴衰不补，坟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也很有可能是援据《孝经·丧亲章》“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以及《士章》“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关于《丧服四制》之征引《士章》，王锷认为《丧服四制》是在《孝经》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士为君王和父母服丧之制”[46]。他将《丧服四制》定为战国中期的文献，则《孝经》之成书定然在此之前。
结合前文对于《孝经》和《曾子大孝》等篇的参证分析来看，《孝经》之成书在战国中期以前已是易于接受的结论。学界一致的看法认为，《曾子大孝》等篇成书于曾子弟子或后学，其时间当在战国前期[47]。而这几篇中已经屡屡谈及五等之孝的问题，以此为鉴，《孝经》之成书亦当在战国前期，很可能成书于曾子后学之手。《孝经》并非孔子本人所作，也非曾子本人所作，这在宋代至清代即屡屡有人提出，今天已经成为定论。于是有人提出编成此书的人是乐正子春，还有人认为是子思。基于审慎的考虑，这样的观点都很难落实。传世文献中所见有关乐正子春的文字太少，因此《孝经》成书于乐正子春这一判断显得有些武断。被视为《子思子》中篇章的《中庸》《缁衣》《坊记》等确实引《诗》较多，正如《孝经》之频繁引《诗》一样，然而《论语·泰伯》中记载曾子临终场景已有引《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且此句亦见于《孝经》；《曾子大孝》中引《诗》“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亦见于《孝经》；前文提到《荀子·法行》所引曾子语中亦有引《诗》。这表明很可能曾子本人已经注重称引《诗经》以阐发儒学理论，尤其是阐发孝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孝经》不言尧舜，所推崇者为西周文、武、周公之治，这与被视为《子思子》篇章的《中庸》等之盛称尧舜差异明显。因此以引《诗》这一文体上的共同点为主要根据推断作者为子思，也不免牵强。当然，这都是有益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对《孝经》成书及其思想的认识。
[1] 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2]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110页。
[3]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3页。
[4]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3页。
[5]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02页。
[6]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7]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40页。
[9] 陈铁凡：《孝经郑注校证》，台北：编译馆，1987年，第203页。
[10]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11] 有整理者将此句读为“孝之杀，爱天下之民”，认为是要适当减杀爱亲孝亲，才能爱天下之民。见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0—501页。问题在于，如果是减杀爱亲孝亲，那就不能说是爱亲尊贤了，如果爱天下之民要以牺牲爱亲孝亲为前提，那就不是在统一爱亲和尊贤，这显然不是《唐虞之道》作者的意思，也与《孟子》所表达的推扩之意不合。
[12]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4页。
[13]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3页。
[14]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209页。
[15]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34页。
[16] 《曾子立事》更是屡屡提到“君子祸之为患”“君子患难除之”“祸之所由生”，以此教导君子应谨慎修德。
[17] 侯乃峰：《上博楚简儒学文献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18页。
[18] 侯乃峰：《上博楚简儒学文献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19页。原书以（？）代替简文缺字，后同。
[19] 《荀子·子道》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30页）这段文字常被研究者拿来与《孝经·谏争章》做比较，但这二者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荀子》中的问题不仅仅是子从父，还涉及臣从君。但是《孝经》中曾子的问题仅仅是问“子从父之令”，孔子的回答带有浓厚的宗法制下的君臣父子关系色彩，故《荀子》中的这段文字显然是对《孝经》的改编，而非相反。
[20]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页。
[21]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22] 王聘珍注：“内谓之家。”（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页）
[23] 孔广森认为是讨论“微谏之道，过则称己也”（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4页）。
[24]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3页。此句未见于孔广森本中，但有“补注”云：“孝终于事君，弟终于事长，君子以其孝弟，知其能终。”（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5页）孔氏补注似提醒我们一点：《曾子》中论孝仅仅触及《孝经》“始中终”的前两个，而未涉及第三个“终于立身”，“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这似乎就反映出《孝经》要晚于《曾子》，《大学》重修身，以修身贯彻内外。《中庸》亦重“修身”，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则可知《孝经》的成书时间与《大学》《中庸》接近。
[25]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原书以□代替简文缺字。
[26]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页。
[27]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页。
[28]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3页。
[29]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7页。
[30]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5页。
[3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4页。此处对原文标点有修改。
[32] “人为大矣”，《礼记·祭义》作“无人为大”。与此相关，20世纪70年代在出土的《金水肩关汉简》中有《孝经》经文，作“子曰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与传世《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不同，呈现出汉代所流传《孝经》文本的另外一个面貌。“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似正和《礼记·祭义》“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相应。学者黄浩波指出：“不仅‘莫贵于人’可与后文的‘莫大于孝’‘莫大于严父’‘莫大于配天’相互呼应，整齐划一，而且‘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与下文的‘人之行莫大于孝’形成顶针之势，文气流畅，由天地到人，由人而孝，由孝到严父，由严父到配天，一脉相承，势不可当。‘天地之性人为贵’则又割裂从天地到人与从人到孝之间文意的感觉。”黄浩波：《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孝经〉经文与解说》，载《中国经学》2019年第2期，第27页。但文本的整齐划一往往出于后来者的修饰，而非经文的原貌。
[33]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
[34]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6页。
[35]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9页。
[36] 与此构成对比的是，《论语》中所载孔子之语从未言及自爱的问题。
[37] 侯乃峰：《上博楚简儒学文献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48页。
[38] 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3页。朱熹：《孝经刊误》，载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06页。
[39] 朱熹：《孝经刊误》，载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07页。
[40] 黄道周：《小楷孝经定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清光绪十六年刊本，无页码。
[4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71页。
[42] 朱亦栋：《孝经札记》，载朱亦栋：《十三经札记》第5册，清光绪四年武林竹简斋刻本。
[4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76页。
[44] 朱亦栋：《孝经札记》，载朱亦栋：《十三经札记》第5册，清光绪四年武林竹简斋刻本。
[4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76页。
[46] 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6页。
[47] 刘光胜：《出土文献与〈曾子〉十篇比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