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小尼的誓言
我叫尼玛才让，但大家都叫我小尼。
改名字是因为班里还有一个叫尼玛才让的同学，老师和同学们在区别我俩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小误会或者小尴尬。那时候，我们刚刚上一年级，年轻美丽的杨措老师也是第一次当班主任，她常常被我们这些还不知道什么叫“纪律”和“规矩”的小孩子搞得焦头烂额，在两个“尼玛才让”让她闹了小尴尬的时候，她会假装生气，抱怨说：“啊，取名字也太没有创意了吧？每个班都有叫尼玛才让的，我们班居然还有俩！”抱怨过后，她马上又会笑着说，“哈，也不能怪你们啊，谁让它是个好名字呢！”
有一天，早读结束之后，杨措老师轻轻地喊了一声：“尼玛才让。”我和另一个尼玛才让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我俩有点不知所措地相互望了望，又望向杨措老师，希望她能告诉我们她到底是在叫谁。我俩的样子大概有点傻，要不然，同学们也不会哧哧地笑。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你们名字的问题吧。”杨措老师说，“你们俩谁愿意换个名字呢？”
我和尼玛才让又相互望了望。
我从他的眼睛里没有看到要放弃“尼玛才让”这个名字的意思，当然，我也没有。我的名字好着呢，它是“永恒的太阳”的意思。而且这个名字是然仓寺的活佛给我取的！
“好吧，都不愿意改，我知道了。”杨措老师叹了一口气，看着我俩，又说，“不改就不改吧，但是我们在叫你们的时候，可以换个叫法吗？”
我没太听懂老师的话。显然，尼玛才让也没有听懂，我俩又傻乎乎地相互望了望，对面那家伙还搞笑地挤了一下眼睛。
“只能这样了！”杨措老师语气轻松，看来她已经有了好办法，她轻轻地拍了一下手，问：“你俩几岁？谁大？”
“七岁。”我俩几乎又是同时回答。我还小声地跟了一句：“我属马。”
杨措老师抿紧嘴唇，问我：“几月的生日？”
“不知道几月，反正，我过生日的时候会下雪。”我如实回答，对于我的生日，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那天下了大雪，阿爸说要去市区给我买生日蛋糕，结果喝得烂醉如泥，根本走不到市里的蛋糕店，阿妈只好给我做了我们过年才吃的“突”。“突”是一种用炒面、酥油、蕨麻、曲拉等物做成的藏式蛋糕。
“你呢，几月过生日？”杨措老师扭头又问尼玛才让。
“我，我，我阿妈说……我记不得阿妈说什么了。老师，我不知道我的生日。”尼玛才让居然比我还差劲，根本说不清自己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
“好吧，回家问清楚了再来告诉我。”杨措老师只好放弃。
下午，尼玛才让带回消息，他的生日是在7月——美丽的夏天。
杨措老师当即便在全班开心地宣布：“夏天生日的尼玛才让依然叫尼玛才让，冬天生日的尼玛才让，我们以后叫你小尼玛才让，简称小尼，你觉得怎样？”
不管我觉得怎样，反正自那天起所有人都开始叫我小尼。
不得不说，被叫得多了，我也就很快习惯了我的新名字，后来还很喜欢，因为它简单又好记，尤其是对于我这个还没有学会好好写汉字的小孩子来说，在作业本封面上写“小尼”要比写“尼玛才让”省事太多啦。
不过也有一点点烦恼，大概是因为我的名字好叫，所以我们所有的任课老师每节课都会叫我，要么背课文，要么到黑板前做题，要么回答问题，搞得我上课一点小差也不敢开。老师下课也爱叫我：“小尼，去，帮我到办公室抱下作业本。”“小尼，去，领着大家到操场排队。”同学们也叫得顺口，“小尼，小尼”叫个不停。
我有点忙，但看上去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我。
我叫小尼，我很开心。
开心是多数时候，但也有例外，比如今天就发生了件大事，我不仅不开心，简直是失魂落魄，心乱如麻。
为啥？
因为，我的红领巾丢了！
崭新的红领巾哦，校队辅导员刘源老师今天早晨刚发给我的新红领巾啊！
我完全乱了方寸，像有猫爪在挠心。我已经在教室里和操场上转了六圈，一点线索也没有发现。今天下午，我只在两个地方出现过，非要我说第三个地方，那就是这两点之间的路上。现在，我就站在教室和操场之间。风吹进我的校服，校服便轻轻地鼓起来，我感觉自己像个蓝白相间的不太饱满的皮球，再配上我那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丑到爆。
我的左边是教学楼，右边是足球场，我不知道我的第七圈往哪边走更合适。
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啊，我已经是六年级的大学生了，而且，我是校少先队大队长，我怎么能哭？一个每天早晨站在学校门口检查全校少先队员红领巾的大队长，一个威风凛凛带领校鼓号队的总指挥，一个在校足球场上叱咤风云的球队队长，我怎么能哭？
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不让它涌出眼眶，我忍得眼睛胀痛。
那时，我在球场跑得太热了，红领巾是我脱校服外套的时候一并取下来的，我就放在了我的校服上面。我的校服在，可是红领巾不在了。
我要是听美拉措的话，不去踢球，红领巾肯定就不会丢了。
我要是把红领巾叠好放进书包，或者放进衣兜，也不会丢掉的。
我要是再忍一下，新红领巾留到明天再戴就好了。
明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是“六一”儿童节，我作为少先队大队长，要去给新入队的小队员戴红领巾。我原来的红领巾很旧了，还破了一点边，刘源老师今天早晨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发给我一条新红领巾。
我是多么需要和喜爱这条崭新的红领巾啊！
明天不仅是新队员入队的特殊日子，对我来说，更是意义深刻的一天，我要在明天做一件我从前做不到的事。
我阿爸一生只爱两样：一个是酒，一个是发誓。
他总是处于醉或者半醉的状态。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他用含混不清的语气在阿妈面前举起右手：“卓玛，我发誓，明天真的不喝了。”或者说，“相信我，卓玛！或指着寺院的金顶发誓，喝完这一瓶，就戒了。”或者说，“我以三宝的名义发誓，我不喝酒了。卓玛，你别再哭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天一黑，阿妈就在家里待不住了，背着我去村口等阿爸。等到阿爸被人扶着或拖着走到村口，阿爸的酒友见到我阿妈就马上把他随意丢下，阿妈便扶着或背着醉得神志不清的阿爸回家。她的一天，不是在收拾阿爸的情绪，就是在收拾阿爸搞乱的家，要么就是在求阿爸不要喝酒，还要在阿爸那永不改正却又时时都在忏悔的状态中生气，担忧，流泪。
听到阿爸发誓，阿妈的眼泪更是流得战战兢兢。她一边哭一边低声地冲着阿爸喊：“可怜的才登啊，不要再一遍遍地发誓啦，菩萨都会生气的！”
菩萨果然生气了。
一个下大雪的傍晚，我和阿妈在村口站到脚都木了，也没有等到阿爸回家。第二天天大亮的时候，村里的人送来了再也不会发誓、身体已经僵硬了的阿爸。阿爸离开了我和阿妈，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所以，我害怕誓言。发誓这件事让我惊恐不安。
一年级的那个六一，我因为在入队宣誓的环节没有张嘴念出入队誓词被杨措老师批评，最后还被取消了入队的资格。
二年级的那个六一，依然是因为我不愿意宣读誓词，学校拒绝让我入队。
三年级的那个六一，我仿佛必须入队了。每一个认识我的老师和同学，包括学校里那些并没有教过我的老师和领导，都说：“小尼再不入队说不过去啊，成绩那么好，还带领校足球队在全市小学生足球比赛中获大奖，关键是小尼上过央视哟！你看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小尼是多么有风采啊！”
坦白说，那时候，对于能否成为少先队员，我并不在意，只不过是多了一条红领巾，能有什么差别呢？而且，我真的不懂那段入队誓词的意思，尽管杨措老师请刘源老师在班会上讲了很多关于少先队的事，但我真的理解不了，我完全不明白“共产主义事业”是什么。
我牢牢地记得，阿妈苦口婆心甚至痛心疾首地对阿爸说：“不要随随便便起誓呀，做不到的事不要随便起誓呀！”
先别说做不做得到，我连理解都理解不了，我没有办法像其他同学那样自如地举起手来念出“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我做不到。
三年级了，我还没有加入少先队。唉，老师们觉得这太不合情理了。
就这样，我终于在三年级的那个六一戴上了红领巾，但入队那天，我依然在宣读入队誓词的时候张不开嘴，不过我还是顺利加入了少先队。
我不仅顺利加入了少先队，而且，刚升到四年级，我就当上了小队长，五年级当上了中队长，六年级当上了大队长。辅导员刘源老师待我很好。我是他组建的校足球队的队长，也是他负责的鼓号队的总指挥。刘源老师对我要求很高，平时有点严厉，但我知道他是真的待我好。居然还有很多人开玩笑，说我是刘源老师的儿子。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在心里暗暗地想，要是我真有他这样的阿爸，那该多好啊！
老师待我好，我当然从不辜负他，我把他安排给我的每件事都完成得很好，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早上，刘源老师给我新红领巾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说：“小尼，你马上就要上初中了，这可能是你最后一个儿童节啦。明天你要代表老少先队员给学弟学妹们戴红领巾，这是多么光荣的时刻，小尼，你要珍惜啊！”
是的，再过一个月，我就小学毕业了，得到市区里去读寄宿制的民族中学了。
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我要趁给新队员戴红巾、领着他们一起宣誓的时候，大声地补念我的入队誓词。
但是，我的新红领巾，丢了。
是谁偷了我的红领巾？
阿妈做了新博拉，她明天要去看我们学校的文艺会演。
深蓝色绸缎的新博拉其实三天前就从裁缝铺里取回来了，我看阿妈在试穿的时候，不仅戴了她唯一的那串红玛瑙项链，还悄悄地在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细高跟皮鞋。这种藏袍搭配汉族服饰的潮流是阿妈平时从来不会跟风的，但我们都知道，近几年村子里的年轻女人们都是这样追赶时髦的。
看到阿妈在镜子前走来走去，我心里暗暗地开心，我喜欢阿妈打扮自己，我喜欢阿妈穿着高跟鞋去我的学校。虽然长长的博拉几乎挡完了她的双脚，但我知道阿妈脚上穿了有着细细的高跟的高跟鞋，她就会比平时要高出一大截，挺拔又优雅。
阿妈是被学校邀请去观礼的为数不多的家长之一。当阿妈收到学校发给她的精美请柬时，脸都红了。她觉得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受到的最隆重的礼遇。
阿妈搂住我的肩膀，亲吻我的脸颊，也拿出为我做的新藏袍让我试穿，我说我明天要穿鼓号队指挥的服装。
阿妈有点失望，不过马上又笑起来，说：“没有关系啊，儿子，反正雪顿节快到了，你也要穿新袍子的，来，试试。”
我穿上新袍子，阿妈细心地给我系好腰带，又特意给我配上靴子，我都按阿妈的意思完成了。阿妈搂着我的肩膀，久久地站在镜子前。阿妈几乎要流泪，她喃喃地说：“我的小尼玛啊，跟阿妈一样高了啊！”
阿爸在那个雪夜离开我们之后，阿妈虽然还是常常紧皱眉头，但忧虑少了，眼泪少了；虽然没有工作的阿妈只能靠微薄的补助维持我俩的生活，但她渐渐爱笑了，有时还会哼歌，尤其是在看到我领了奖状回家的时候。
我的阿妈，笑起来的模样，像家乡草原上盛开的金露梅，明亮又温暖。
但是，我为明天那个重要时刻准备的红领巾，却丢了。
是谁偷了我的红领巾？
说是阿妈明天专门来学校看演出，其实，她是专门来看我的。
我心里有个秘密，阿妈并不知道，但我等这个时刻已经很久了——我要在阿妈面前，宣读入队誓词，这是我送给阿妈的比奖状更棒的礼物。
那一段誓词，我早就在心里背得烂熟——
我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我要把这样的誓言说给我热爱的生活和学习听，说给像刘源那样待我好的老师听，说给自己听，最重要的是说给阿妈听！我要用这样的誓言，去覆盖阿爸留在阿妈心里的让她落泪、让她担忧、也让菩萨生气的那些誓言！
所以，明天那个时刻很重要。
啊！是谁偷了我的红领巾？
快还给我！
“这是谁的红领巾？”突然，我听到我同学桑周南杰在教学楼门口喊。
他手里还挥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崭新，红得耀眼。
我飞一样地跑过去，肯定是我的！
我一把夺过桑周南杰手里的红领巾。我完全相信，这就是我下午丢掉的红领巾，你看，新的，和我的一模一样！
“我的，我的，是我的！”我的喜悦还没有来得及铺展到全身，我手里的红领巾一把被人抓过去，幸好我还拉住红领巾的一角。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地拉住那只角，同时大喊一声：“是我的！”
我再定神一看，抢我红领巾的是我们隔壁六（2）班的羊嘉。此时他和我共同拉着一条红领巾，他使劲地拽了拽，见我顽强抵抗一副誓死不让的架势，愣了一下，反而松开了手。
羊嘉退了一步，看着我，说：“小尼，这是我的红领巾，你不能抢！”
“凭什么说是你的？是我丢的！我的红领巾丢了！”我又气又恼。这明明是我的！看看，这还有我下午戴了一会儿的折痕呢！我又冲着桑周南杰说：“桑周，你说，你在哪里捡到的，是不是在操场上？”
“对，桑周南杰，你说，你告诉他，你是在哪里捡到的。”羊嘉一点也不像我这样急赤白脸，他很淡定地跟桑周南杰说。
桑周南杰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一脸歉疚，小声说：“我，我在（2）班的门口，不是在操场上啊！”
“不可能！”我一声断喝，我完全要疯了的感觉，这明明是我的红领巾，明明是我在操场丢掉的红领巾啊！
“小尼，你看，你自己看，红领巾上写着我的名字呢！”羊嘉看我急得有点眼红，小心地指了指我手里的红领巾说。
红领巾上果然有羊嘉的名字，就在被我握住的那只角上，有“羊嘉”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
字虽然丑极了，但的确是“羊嘉”两字无疑，那么，这条红领巾的主人真的是羊嘉了。我像泄了气的皮球，马上松了手。
那么，我的红领巾去了哪里？
是谁偷了我的红领巾？
啊，我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狠狠地给那可恶的小偷一拳！
我还在学校里转圈。
在操场上排练的老师同学们陆续离开了学校，教学楼里的最后一拨值日生也离开了学校。连准备明天演出场地上音箱设备的老师们也陆续离开了学校，热闹了一整天的学校彻底安静了下来。
风也不吹了，我眼前巨大的足球场，我天堂一般的足球场啊，此时寂静得像是睡着了。人造仿真绿地，散发出淡淡的塑胶味道。我喜欢这个味道，因为我在有着这个味道的足球场上收获了太多的掌声和欢呼声，每次进球的时候，场外的同学们都会大叫：“小尼、小尼，你真棒！”
但此时，足球场静极了。那个没有主人的足球依然还在，没有风撩拨它，它静静地立在绿茵场的一角，像一个被人遗弃的无辜孩子。
“都怪你，明明今天不踢球的，是你引诱我的！”我冲着它说。
本来就是嘛，今天下午，全校几乎每个班的学生都没有好好在教室里上课的，因为都要参加明天举行的六一文艺会演，每个班都有节目，我们班也排练了一个篮球操的集体节目，今天下午是最后的排练机会了，杨措老师狠着心腾了半天时间来做最后的准备。而我因为明天要参加学校鼓号队的表演，所以就不参加班级的表演了。
我等着刘源老师给我彩排鼓号队的节目，但他忙着其他事，叫我把鼓号队的人集合到足球场边等他，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等了半天也等不来刘源老师。就在我闲得无聊的时候，突然看到足球场边上有一个没有主人的足球，风把它吹得东跑西晃，像是有一个隐形的黏球的前锋在消极比赛。看到足球总是徘徊不能进门，我的脚马上就开始痒痒，并且迅速地长出了翅膀。长了翅膀的脚，带着我飞向了那巨大又美丽的足球场。
唉，怎么能怪足球呢？还是我自己经不起诱惑！
我的副指挥美拉措一直在我身后劝我不要开小差，别去踢球了，刘源老师随时都会到的，可是我半句也听不进去。
我只踢了几脚就发现身边多了好多人啊，大概全校能开小差到球场的男生都到齐了。只恨足球不够多，能抢得上球再踢上两脚并不容易，所以，大家都跑得比平时更起劲。
没有规则也没有队友的混战足球，让我们这群男孩子们玩得比平时更投入。我更是这样，只要在球场跑，我就会忘记一切。
实在跑得太热了，我跑到场边脱掉校服，也摘下了红领巾。
当刘源老师在球场边大喊我的名字时，我才恋恋不舍地从酣战中抽出身来。
我捡起校服，随意地套在身上，向刘源老师跑去，开始彩排。我先带鼓号队入场表演，再参加新少先队员的入队仪式，刘源老师一遍遍地嘱咐，我早就记得清清楚楚，他不必再说。
彩排结束后，刘源老师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原地定住，脑门上马上冒出了一层细汗。他说：“明天大家要早半小时到校，穿好衣服，系好红领巾，可别丢三落四哦！”
红领巾！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那崭新的红领巾丢了。我开始疯狂地寻找，但它消失得那么彻底，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任我怎样寻找，它也不出现，让我在某一瞬间产生错觉，这世界是真实的吗？我们丢掉的东西，怎么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它们到底去了哪里？
我回家的时候，天彻底黑了。
餐桌上的晚饭摆得整整齐齐的，阿妈系着围裙坐在沙发上等我。她见我失魂落魄地进了门，神情紧张地问我：“尼玛，你怎么啦？身体不舒服吗？”
我不答话，一屁股坐到门边那张宽宽的藏式沙发上。
“我的小尼玛啊，到底怎么啦？”阿妈走过来，挨着我坐下。
我垂着头，不出一声，眼泪却不争气地一滴滴滚落下来。
阿妈更紧张了，捧起我的脸。
“阿妈，我的红领巾丢了。”我再也没有忍住，放声地哭起来。
“红领巾？”
“对啊，今天早晨刘源老师给我的新红领巾丢了，怎么也找不到了。”
“怎么会丢？在哪里丢的？”
“我在操场上踢球来着，把红领巾和校服放到球场边上。踢完球，衣服在，红领巾却不见了。肯定是有人偷走了我的红领巾！该死的小偷啊！”我说。
“尼玛，不可以随便说恶毒的话啊。尼玛，不可以啊！”阿妈捋了捋我凌乱的头发，又说，“下午风大，肯定是风‘偷’走了你的红领巾吧！”
啊，阿妈说得对，下午风大着呢，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肯定是风这个坏家伙偷走了它！唉，怪我啊，我应该把它叠起来放进衣服口袋里的，或者干脆就不应该戴着它去操场！
我心里自责极了，也更懊恼了。
“那，就戴以前的，原来的也可以戴的。”阿妈劝我。
“可是，我要戴新红领巾，明天很重要。”我说。
阿妈一边帮我抹眼泪，一边安慰我：“阿妈现在就去给你买一条新的，好吗？”
“不可以！刘源老师说过，红领巾又不是口香糖，不能随便去买。”
“那我打电话给刘源老师，请他再给你发一条，可以吗？”
“不可以！刘源老师要是知道我把新红领巾弄丢，他会生气的。不重要的东西，可以随便丢；红领巾，不可以的。刘源老师要是知道我把红领巾不当回事，随便搞丢，他肯定会很失望的！”
“佛祖啊，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尼玛，你说，怎么办呢？”阿妈完全被我搞得没了主意。
最终，阿妈还是背着我给刘源老师打了个电话。
打开门，一道月光和刘源老师同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简直惊呆了。
刘源老师说他本可以明天早晨再给我新红领巾的，但他说他在电话里听到我“震天响”的哭声，所以他火速地来了。
刘源老师从包里拿出一条崭新的红领巾，捧到我面前。
鲜艳的红领巾像一团明亮温暖的火焰，一下子就照亮了我的眼睛，也照亮了我的心。
刘源老师离开我家，我送老师出门。他的车子停在我家那条胡同外面。
“老天爷，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哭声，我以为天塌下来了呢！”刘源老师边走边说，“小尼啊，男人家家的怎么可以哭得那么大声？”
我知道刘源老师是在故意打趣我，但我还是羞得满脸通红。我把头埋在胸口，不说话。
“小尼，为什么那么难过？”老师换了一种口气，认真地问我。
“新红领巾很重要，明天很重要。”我说，“明天，我要跟新入队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宣誓，大声地宣读入队誓词。”我说。
刘源老师看看我，没有说话。
“老师，我三年级入队的那天，没有念入队誓词。”我低着头说。
“我知道啊。”刘源老师也轻声地说。
“您知道？您怎么会知道？您知道了为什么不取消我入队的资格？”我睁大眼睛。
“小尼，你不念誓词，也很优秀！少先队就是需要优秀的孩子加入！”老师亲昵地摸摸我的头。
“明天，我会在队旗下庄严地宣誓。”我说。
“小尼，以前不可以，你现在为什么又可以了呢？”
“因为，我现在懂得了‘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含义，所以，我可以真心而虔诚地发誓了。”
“小尼，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懂的？”刘源老师停下脚步，站在我的对面，老师的脸庞在月光下有一层温暖的柔光。
“从我第一次代表学校去赢得了足球比赛、看到国旗升起的那一刻开始懂的，从你让我当鼓号队指挥的那一刻开始懂的，从驻村书记索南伯伯给我家送去扶贫款的那一刻开始懂的，从我回答电视台记者问我的理想那一刻开始懂的，从我阿妈看到我的好成绩笑得像花儿一样美丽的那一刻开始懂的！老师，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刘源老师怔怔地看着我，然后一把把我搂进怀里，紧紧地抱着我。
我在老师那宽厚而温暖的怀里，轻声而坚定地说：“老师，这是我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