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　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特征

因受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家庭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和空间差异。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家庭能源消费模式亦有其独特之处，本节将对此展开进一步分析。

中国家庭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地域异质性。由于中国具有复杂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省份间的自然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及文化传统不同，决定了家庭能源消费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家庭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中国中、东、西部及南、北方地区家庭之间。其中，中、东、西部地区的家庭能源消费差异主要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差异所致；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具有相对较高的家庭能源消费量；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家庭能源消费已逐渐由使用传统能源向使用现代高效能源的方向转变。受家庭能源消费量差异的影响，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也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高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量较低（计志英 等，2016），家庭碳排放与地区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相吻合。南方和北方地区家庭能源消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气候方面。北方因冬季天气寒冷，居民对冬季取暖设备与集中供暖的需求比较大，因此会产生更高的家庭能源消费；北方农村家庭每年平均消费1 311千克标准煤，比南方农村家庭（958千克标准煤）多37%。此外，收入对北方地区能源消费支出的弹性系数影响略小于南方地区，表明南方地区家庭收入变化对能源消费支出的敏感性更强（刘业炜，2019）。

中国家庭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差异。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家庭能源消费模式，城乡家庭能源消费行为差异显著。从能源消费量来看，由于电器设备与产品多样性和能源相关服务的可得性不同，大城市家庭人均能源需求相比于其他地区较高。Zheng等（2014）通过收集分析中国26个省份的1 450份家庭样本，测算出2012年一个典型城市家庭的能源消费量为1 503千克标准煤，是同期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量的1.4倍。从家庭用能设施来看，虽然城市居民拥有能源高效的家庭设施，但城市家庭的能源使用效率显著低于农村家庭。农村地区受收入限制，高效能源设备和清洁能源供给的缺乏成为能源减贫的关键阻碍之一（Casillas et al.，2010）。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城市家庭能源消费主要依靠天然气、电力，而在农村生物质能占主导地位（61.4%），其次是煤炭（15.1%）和电力（10.7%）（Wu et al.，2018）。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村液化气和电力的消费量在1985年和2013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0.9%与13.1%，逐渐向清洁化、低碳化方向转变。

中国人均家庭能源消费量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但所使用的能源类型与大部分发达国家相似，正在向清洁化、现代化方向转型。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即家庭规模缩小以及老龄化进程加快对中国家庭能源消费及其行为的影响逐步显现，人口结构变化将成为中国家庭能源消费量增长的最关键驱动因素之一。中国家庭消费电力、天然气等现代清洁能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居民依赖生物质能等低级能源的消费结构有本质上的区别。当前清洁能源供暖已经在中国北方地区全面推行（Zhang et al.，2021）。2008—2017年，中国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装机容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5.3%，34.6%和7.1%，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6.35亿千瓦时，占2017年电力装机容量总发电量的35.7%；其中风电装机容量占9.2%，太阳能装机容量占7.3%。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总发电量达到2 453亿千瓦时，其中风能为565亿千瓦时，太阳能为327亿千瓦时，总量比欧盟多了约34.9%（BP，2022）。

中国家庭的能源消费特点除消费量、消费结构与其他国家不同外，还具有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其中，老龄化进程加快是影响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飞速扩张，经计划生育政策调控后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同时削弱了家庭能源消费的规模效应，导致人均生活用能增加；2017年开始，我国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即便国家陆续推出了二胎、三胎政策，生育率在二胎政策放开伊始有所增加，但近几年总体趋势仍是有减无增。此外，中国正快速迈入老龄化社会，被视作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未来中国老年人口的大幅增长亦将导致家庭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提前部署针对老龄化社会的能源消费保障政策具有必要性（Han et al.，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