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空间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背景

空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十分丰富的概念，对空间的研究广泛存在于数学、哲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原先被分割的空间之间逐渐建立起了密切而普遍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城市化、区域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空间问题，促使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从多个视角开始研究空间问题并重新审视和挖掘原有理论中的空间思想，推动了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其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空间理论在推动社会科学理论的“空间转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空间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一）思想领域空间研究的演变

空间是人类存在、发展和变迁的基本维度，是探究人类历史及其形态演进的基本视域。很长时期以来，人类习惯用时间维度来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进程，随着人类历史的变迁，空间问题的研究也必然从被忽视向被重视而发生嬗变。19世纪60年代，空间问题及相关社会科学研究逐渐进入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从空间思想演化视角看，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问题研究受到哲学对空间认识的影响。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等自然科学对空间问题较广泛且深入的研究相比，社会科学领域对空间问题的研究长期处于缺失的状态。“在18世纪末，当空间的政治开始发展的时候，空间物理和理论物理的成就剥夺了哲学对有限或无限的宇宙的古老发言权。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只能去研究时间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希腊诸多空间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空间处所理论，即“空间是不能移动的容器”，第一次比较完备地对空间问题进行哲学探索。亚里士多德的空间思想最终被牛顿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时空理论所替代，牛顿指出“时间与空间独立于具体的物质，物质运动对于时空没有任何影响”。而近代唯心主义思想家贝克莱则认为空间是主观的，也是相对的，没有物质的存在之所。莱布尼茨在对牛顿绝对时空观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相对时空观，“把空间看作某种纯粹相对的东西，就像时间一样”。虽然牛顿、贝克莱、莱布尼茨在数学、物理领域对空间有深刻认识，但后来均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康德则认为空间是先验的，“主张空间的经验的实在性，同时空间的先验的纯直性”，即一方面主张空间是在人类之前就存在的、是先验的，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人类在对空间认识过程中积累下的经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空间就是对牛顿空间观进行质疑与批判之后的理论产物。黑格尔则在《自然哲学》中提出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空间观。他认为空间是绝对精神之外存在的外在表现，“空间是纯粹的量，是直接的和外在存在的”。20世纪，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空间和福柯的另类空间开启了空间理论的新阶段。哲学家们对空间的认识是之后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展空间问题研究的起点，研究开始空间转向。

（二）由实践引发的对空间思想的探索

十月革命开启了以国家为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影响力，纷纷开展社会革命，促进了欧洲国家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毛泽东深刻指出：“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1918—1923年，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工人运动、人民起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震撼了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芬兰等国家先后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然而，有些运动和革命却失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反思，认为马克思对问题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正是由于欧洲部分国家忽视了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最终丧失了革命的主动性；西欧和中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状况与俄国不同，在革命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政治斗争和起义运动获得政权，还需要无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意识和意识形态的争夺战；在西欧和中欧国家还存在普遍的物化现象，这种物化现象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具有支配地位，且社会各阶层的思想也被物化。

通过反思欧洲国家无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成败，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两大思潮阵营。第一阵营是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学者。第二阵营是以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拥护列宁城市革命理论。两大思潮阵营的观点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汇集。双方在该所创办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中发表的文章被一视同仁地刊载。到1930年，霍克海默接替格律伯格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他倡导批判意识，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命运，主张在卢卡奇等人的思想之上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哲学和社会学批判。由此，法兰克福学派逐步产生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学者，对世界西方现代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具有深远的思想影响力，其中哈贝马斯更是该学派的知名人物。这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逐步形成了五大流派，即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赖西、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梅洛庞蒂、萨特、高兹、列斐伏尔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德拉沃尔佩、克莱蒂等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派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学派的分支。

空间政治经济学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批判手段，从空间视角审视资本主义的城市、区域经济、全球经济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看待空间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全球经济的批判中，还将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问题进一步深化，不仅扩展了原有学科的研究领域，且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城市空间、地理空间、全球空间等问题逐步被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政治经济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由单纯的一维时间拓展到二维空间，是对马克思主义空间问题的丰富和延伸。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空间转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科斯特尔，存在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学者则是综合和集合了两个学派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出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早将马克思主义纳入结构主义研究轨道的是人类学家吕西安·塞巴格。他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中，第一次将结构主义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除了塞巴格之外，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和皮亚杰等学者在其著作中均有涉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探讨，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将结构主义的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路易·阿尔都塞。他先后提出了“理论实践”、矛盾“多元决定”等概念和观点，对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进行研究和阐释。他认为人的社会实践应该是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实践三个方面按照一定方式构成的复杂统一体，社会中所有矛盾和社会构成的成分都是结构中多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由革命产生的社会，旧有的因素可以保存下去或者死而复生。虽然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是部分观点是错误的，引发了西方理论界很大的争议，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都塞的理论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在保卫马克思某些方面的学说上，也曾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受到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启发和影响，科斯特尔采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资本主义城市化中表现出的结构性问题，并认为城市空间的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系统构成的。经济系统作为基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城市的规划、行政权力、斗争行为等，都是城市结构的外在表现。

列斐伏尔以存在主义为思想起点，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引入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揭示了空间的三重辩证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空间经济中，人在其中发挥着主体决定作用，为此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存在异化现象，即社会成员围绕城市空间稀缺资源的争夺。但社会成员经济、社会地位等的不平等，使得社会空间消费品出现等级性、不平等性和非正义性。列斐伏尔还认为正是由于存在空间的异化，城市中的阶级始终存在，阶级斗争也将成为必然，从而诱发城市变迁。列斐伏尔从微观视角对城市空间中人的主体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批判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与实践相脱离的意识形态，结构主义消除了人民大众对社会空间的创造性，无限放大了知识和少数精英的作用和权力。

列斐伏尔和科斯特尔分别代表的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相互争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提供了诸多启发。哈维更加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经典文本的回归，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回归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去探寻理论资源，同时，还要从城市空间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资本积累、资本周转、资本循环等问题的探讨，找寻到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办法。哈维将这种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自我修复方法称为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策略。这一策略通过空间的拓展和改善，不断消除和吸纳过度的资本积累，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移，但是，这一策略只能暂时缓解和修复资本过度的困境，无法从根源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如此，这种空间修复使得空间的拓展和重组过程持续加快，造成区域间、生产关系中各个领域出现空间非正义问题。哈维的空间修复、空间正义等空间思想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用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发展的规律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空间理论的探索和发展。

三、空间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18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效率和现代交通运输能力提升，产业开始向要素集中的城市空间集聚，国际贸易逐步发展起来。这段时期，马克思、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都发现了空间因素在生产和交换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论述差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时，就已经提到级差地租以及区位空间的问题。而西方空间经济学研究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空间经济分析多以区位、区域经济分析来体现空间要素的作用和影响，这一时期以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廖什等区位理论研究为主。到20世纪末，以区位分析为主的空间分析广泛运用于全球化和区域化分析中，随着数理和统计等方法的运用，空间因素逐步被纳入经济一般均衡分析中，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加。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派产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进行分析，此时全球化进入新阶段，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也发生许多新变化，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城市化进程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演化和发展。

（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加剧了区域不平衡

随着工业革命爆发，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经济制度重构使全球化浪潮加速推进，资本主义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以战争、开拓殖民地等形式，加速追逐全球资源和经济利益。在此时代背景下，空间政治经济学派开始关注全球化对城市、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被称为殖民经济的全球化，是科技和工业化推动的，用简单粗暴的殖民手段，以商品贸易作为利益交换和资源掠夺的手段，是人类第一次复杂且全方位的全球化过程。国际贸易的繁荣带动了国际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大规模流动，加速了地区不平衡状态的演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主要是以资本主导经济发展的形态。以美国为首的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和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在全球地缘政治重建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进行重新构建，构建了以资本为纽带的全球经济秩序，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世界关税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参与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关系，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为附属的区域不平衡格局。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以通信和信息技术相结合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重构了全球产业关系、产业生态、产业载体，非对称交换关系下的资本流动不断加剧全球区域性的不平衡性发展，这种不平衡引起了空间政治经济学的重视。

哈维从地理转移的视角，研究全球化对城市经济的资本积累的影响；科斯特尔从空间消费的视角研究城市消费和城市空间的特征；曼德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外围学者，探索“不断革命”的空间政治经济，从国际剥削及依附理论出发，探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质，认为发达国家依靠经济和科技综合实力垄断或控制发展中国家。这些学者认为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是扩大再生产的延伸，资本主义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可以更广泛地实现价值的空间地理转移。这些理论隐含着空间的问题框架。

（二）城市化使社会和生态问题凸显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发展的产物，城市的发展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城市化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成为构筑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工业生产能力加速向城市集聚，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城市化、城市经济、城市人口剧增等问题，不仅改变着城市的社会结构，带来了贫穷、社会无序化、犯罪、人口拥挤、住宅等城市社会问题，而且大量人口集聚使得城市自然生态环境承受巨大压力。基于此，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们开始将城市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并形成了芝加哥学派。该学派始终占据着城市经济研究的主流地位，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

空间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对芝加哥城市经济学派的批判基础上形成的。芝加哥学派在研究城市经济问题时，缺乏对人类意识形态的探讨，抛开一切价值判断，以人类经济行为的有关假定为前提，研究现实经济事物运行规律，并分析预测规律下人们的经济行为。空间政治经济学者批判芝加哥城市学派，认为现实的利益冲突不能够掩盖背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标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城市经济问题绝不可能仅仅依靠经济问题分析研究手段来解决。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交织着空间、政治、阶级、意识形态等因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因素中的某些因素不但影响着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甚至会主导其发展。为此，空间政治经济学先后提出了城市生产、区位决策、城市消费等理论，城市社会的空间化问题应当成为城市经济深层次探究的重要问题。

（三）资本主义危机呈现新特征

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新的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面临经济低速增长的困扰，另一方面面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社会生产力体系遭受沉重打击，甚至造成经济体系的瓦解。从15世纪开始，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各国经济贸易交往日益密切，加速了区域封闭经济间的互联互通，经济危机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拓展逐步渗透和延伸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使得经济危机爆发的范围由最初的一个国家逐步演变为几个国家同时爆发，甚至最后殃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可以千差万别，但实质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1970—1982年，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影响深远，导致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对区域和城市等空间经济发展政策的新调整，更加关注资本积累、资本循环、城市生产、城市消费等问题。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区域和城市经济的全面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和城市政府对区域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持续增加，有效减少了城市生产功能在空间中的复制，完善了城市以及城市群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二是政府对城市规划的介入加强，随着工业化导致的城市拥挤、环境恶化、贫困及居住环境恶化等城市病不断出现，资本主义国家最初仅通过立法形式对卫生条件、建筑标准等进行规范，但西方经济危机爆发再次证明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无法形成理性的市场行为，城市规划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防止市场失灵的有效政策工具；三是经济危机后的资本主义逐步将国家政权和私人垄断资本融合，出现了与国家密切相关的私人垄断资本和独立存在的国有垄断资本，从更大范围内开始支配生产资料，试图化解经济危机，缓和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私人资本无法兴办和适应的新型生产主体，加快提升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升级和优化的速度，提升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空间政治经济学高度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动态，关注资本积累、资本循环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积累、消费问题。国家权力逻辑和资本权力逻辑相互结合，使得城市消费逐步成为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影响下的消费；资本积累也逐步由产业领域拓展到市政设施、教育文化等领域，这些领域原本属于国家公共事业的领域，被资本替代；空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在国家产业政策和政府协调的共同影响下才能够实现，是国家产业政策协调的结果。

四、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是随着时代演进，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空间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基于经济社会层面的空间经济问题研究，解决空间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当前，面对空间协调和空间利益和谐问题，迫切需要空间理论来引导和指导空间经济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提供崭新的思路和有益参考。

（一）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分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众多重要的分支组成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应当成为其中重要的分支之一。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适应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变换，从关注空间中经济社会的单一矛盾问题，转向关注空间内部、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问题，将空间内的生产和空间的生产统一，探寻空间的协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要以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保护为标准，空间生产、空间消费等不应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以获取利润的多少为标准，而应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空间需求的满足程度。当空间由原先单纯的生产生活载体，转化为兼具载体功能和商品交易功能的空间后，就具有了双重性特征。但空间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不同于一般商品，需要在每个环节体现公平性、合理性。

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仅要关注人民对空间享有的权利，包括对空间资源的支配权、改变权和再造权，满足人民对空间的需要，而且应当明确空间的集体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政府要加强对空间集体消费的投入，增加对民生领域空间的投入，有效引导资本和社会对空间进行生产、改造和再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基于经济社会人民主体的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构建和发展，面向时代问题，回应人民关切，实现人民福祉，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原则基础上，不断改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

（二）在全球空间的生产中占据有利地位

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的全球流动，已超越了国家和区域的界限。全球性的资本流动不仅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机遇，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巨大风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在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为避免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经济危机，而通过空间生产方式将资本输出并开拓资本积累空间，掠夺当地廉价原材料、劳动力等资源，复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并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全球化既可以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提供参与世界经济的平台，也可将资本逻辑运用到全球生产体系中，将经济关系融入资本主义规则，使之成为空间生产和扩展的策略，进而提升资本主义对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大量涌入，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也在无形中对我国的资源和要素以及空间形成新的剥削和掠夺。当我国区域或局域的空间发展无法满足资本积累需要时，资本便会流向其他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国家和地区，进而给我国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因此，我国在空间发展和治理中，既要借助全球化的空间进程来谋求自身的发展，加强自主创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努力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中的地位，也要积极谋求在全球空间政治经济中的有利地位，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