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一、从历史到现实：资本的胜利与资本的霸权

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资本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极大促进了科学发展、技术发明和社会进步，马克思说资本以及作为其人格化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一切新社会关系的创造似乎都在宣示着“资本的胜利”。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开篇就抛出了约翰·穆勒已经提到的问题：“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资本的胜利、科技的发展是否真能将所有人从劳动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资本发展的生产力是否必然会造福人民？即使在今天看来，答案依然不是肯定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作为一种对抗性生产关系，资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又破坏了生产力，资本的胜利总是建立在资本的霸权之上，资本世界的自由总是建立在对劳动世界的专制之上。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资本和资本主义虽然发展了生产力，承诺了自由平等人权的美好愿景，实现出来的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今天，“资本”“生产力”早已是现代人熟知的日常词汇，尽管大多数人不曾深究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却不妨碍它们作为一种强劲的力量参与我们对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的建构。资本话语、生产力话语的布散流行，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现代性状况，资本逻辑的触角已然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济建设与生产力发展问题受到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获得了极高的理论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这些无一不是对生产力重要性的强调。也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中国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开放进程，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行政命令式计划经济模式被爆破掉。资本的力量激发起整个社会沉睡已久的生机和活力，集体的人化约为上紧了发条的原子式个人而被抛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了广阔空间。市场经济主导下的中国在短短四十多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物资短缺的年代已被远远抛在身后，高楼大厦遍地，公路、铁路四通八达，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不断进步，科学技术不断创新……有人说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此言不虚。

然而，市场力量的强势渗透、资本的疯狂扩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如影随形。对此，邓小平早有预见，他在同邓垦谈话时就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表面上看是分配带来了两极分化，实际上，分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决定的，资本关系的引入势必造成两极分化，因为这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规律。尽管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意味着使用价值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能够充分享有这一发展成果，尤其是当国家满足于“守夜人”角色，并将社会保障职责推给市场与资本时。马克思早已指出：由于“资本”这种社会形式的代表与中介，“社会的生产力”异化为“资本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本“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增长”，资本让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不会让雇佣劳动者发财致富。资本权力赋予了少数人攫取大多数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权力。尽管距离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一百多年，劳动者阶级的生存状况已经大幅改观，但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对抗性却始终存在，一切生产力的运作方式、运作目的依旧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逻辑。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持续处在较高水平，基尼系数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少数的富人占据了全国总财富相当大的份额，而普通百姓却难以均等享有发展成果。人们收入增长缓慢、生存压力巨大，为了买房掏空“六个钱包”，年轻人认为自己生不起孩子也养不起孩子，近些年来我国新出生人口持续快速下降已经敲响了危机的警钟；而劳动者在工作上则极度“内卷”，“996”加班现象屡治屡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不可逆转的空心化、老龄化趋势，城市集聚了大量“蚁族”，人们却没有归属感；社会上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人们精神迷茫、信仰缺失……这些现代性社会病的背后隐藏着资本的狰狞面孔。倘若不限制这种“权力”，资本权力与过度膨胀的市场关系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必将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成为泡影。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经慨叹西欧大陆既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可谓让人又爱又恨。回看中国，现实的吊诡、现代性问题引起的困惑把资本、生产力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抛入到我们的理论视野当中，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寻求和马克思对话，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有着对这一问题最深刻的洞察。若想真正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来理解资本、生产力以及二者的关系，就必须暂时悬置起当今复杂的现实关系，悬置起理论话语之上的政策性话语，回溯到源头处。唯有站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高度，才能穿透纷杂乱象，识得“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