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如何成为货币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流通货币的历史极为漫长，曾经流通的货币种类也十分丰富。在中国乃至世界货币的发展过程中，交子无疑是其中颇为亮眼的成果。从生成路径上看，交子固然是宋人创新性十足的发明创造，却并非凭空产生。从研究宋史的立场出发，交子是北宋民众与官方在长期的经济、财政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产物；以历史演进的宏大视角来看，交子的出现则与中国历代货币、经济、财政的经验积累和理论阐发密不可分。

深入认识和理解交子不能只停留在泛泛而谈、大而化之的层面，需要重审货币理论，回归历史场景。货币是什么、货币的根本意义是什么等看起来被无数人翻来覆去讨论过的问题仍然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否则，交子的性质是什么、交子为什么在宋朝产生、为什么能够以纸张而非金属作为交子的原材料等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比较完满的解答。

1.货币进化论

在纷繁复杂的货币理论中，有一种被称为货币进化论的学说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该学说由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学者提出，他们按照货币的使用情况，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分为若干形态。以代表人物希尔德布兰德（B. Hildebrand）的观点为例，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先后经历了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阶段。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物物交换占主流；在货币经济时代则以金属铸币为交易媒介；而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成为市场交易中的重要因素。[1]因此，货币使用状况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指示器。

该学说之所以被人称为货币进化论，显然是由于其中包含了这样的预设：社会经济形态越来越进步，货币形态因而越来越高端。这一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我们闭上眼睛回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形态的变化，似乎的确如希尔德布兰德所言。就拿中国古代经济来说，不也大致经历了物物交换、铜钱、白银、纸币的演化过程吗？至于宋人使用纸币，那是因为宋朝经济特别发达，只是货币发展中的一个高峰与特例。实际上的确有不少人将宋朝纸币视为信用经济的某种表现形式。

如果宋朝人听到上述言论，大概会十分感谢今人如此肯定他们的经济水平。宋人固然对本朝经济水准颇为自信，认为远超辽代、西夏，如今得到该朝经济是整个中国古代高峰的评价，自信与自豪自然是更为激发。可从学理上分析，希尔德布兰德的学说未必没有可议之处。因为货币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对应关系更多地基于“感觉”而非严格的论证：放眼全球，货币形态极为丰富，哪怕只观察历史时期的某时某地，不同形态，甚至所谓高级和低级的货币也经常同时流通；世界各个文明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主要以独立发展的形式存在，因此不同文明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路径绝无可能等同。货币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真的能完全对应吗？或者说，货币形态的变化是否还受到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

2.古人如何认识货币

许多中国古典文献十分强调货币和贸易，《汉书》是继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另一部史学杰作，主要记载西汉历史，作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等人。《汉书》开中国古代史书诸多风气之先，在财政经济方面的突出贡献是首次出现了《食货志》篇目。从《汉书·食货志》开始，食货志被历代正史所继承，成为正史中记载某一王朝财政经济制度和史事的“标配”。在《汉书·食货志》中有一段对早期中国财政经济体系和货币形态的总括性解释：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斲木为耜，煣木为耒，耒（㠯）〔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楙迁有无，万国作乂……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2]

这段300余字的史料有些长，读起来也比较拗口。之所以将它原原本本地摆放在这里，在于这段史料确确实实提到了诸多极为重要的理念，这些理念又被后代的学者、官员乃至帝王所继承，成为奠定古人理解、设计中国古代财政经济体系的基石。

在《汉书·食货志》的作者看来，经济包括“食”与“货”两个部分，这也是“食货志”得名的由来。从上文的归纳看，简单来说，“食”就是粮食等可供食用的农产品，“货”则是布帛等手工业制品和金刀龟贝。如果说“食”的部分大体性质相同，“货”中的布帛与金刀龟贝的性质就不太一样了。前者可供穿衣，后者则是不可食用、不可穿戴之物，看起来对生存毫无价值可言，而《汉书》则指出这些物品能够“分财布利通有无”，与其他属于“食”和“货”的物品同为生民之本。

所谓“分财布利通有无”，指的是分配财利、互通有无，使天下的经济资源较为顺滑地流通、流动起来。换句话说，金刀龟贝能够让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运动”起来，减少因物资流通不畅而形成的沉积或短缺。因此，无论对于统治者调动国家财政资源，还是商人贩卖贸易，金刀龟贝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用现代学科的话说，金刀龟贝显然属于货币的范畴，“分财布利通有无”正是货币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太史公司马迁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史记·平准书》中写下“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同样将“龟贝金钱刀布”看作货币。[3]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货币呢？

我想先介绍一种流行于许多现代人观念中的说法。这种说法视交换为人类的某种本能和基本需求，货币则是交换扩大的必然产物。例如，不少货币学专著和教材在介绍货币起源时会提及一个交换逐渐扩大、货币逐渐形成的过程。

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需要交换。虽然交换是人类的本能，但早期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绝大多数人仅凭自给自足的形式便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因此交换的内容十分简单，频率也不高。例如，我手里有羊，你手里有斧子。恰好，我想要你的斧子，你想要我的羊。于是我们双方约定好价格展开了一次交换，最终用一只羊换了三把斧子。后来交换扩大了一些，出现了第三个人，他手中持有布匹。此时我想要布匹，你想要羊，他想要斧子，我们三人无法同时两两交易，只能做一次三方交易。通过讨论，我们形成了一个价格等式：一只羊=三把斧子=两匹布。如果交换进一步扩大，参与交换的人和物品逐渐增多，理论上这个价格等式可以变得无限长。但无限长的价格等式、人数无限多的多方交易很显然不切实际，即使真的做起来，也会把交易这件事变得无比烦冗，某些物品在交易者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下渐渐从众多物品中脱颖而出，用于衡量其他物品的价格，有时还直接作为支付的工具。这些脱颖而出的物品便是货币。学者们对于货币的概念并无统一意见，某些学者对货币的定义更为苛刻。但至少可以说，这些特殊的物品具有了某些货币职能。

如上说法经常被学者提及，以至于经常被默认为不需要证明。问题是，该说法的叙述并不是基于历史和考古的，而是纯粹的逻辑推导的结果。因此它不是一段中性的叙述，而包含了至少以下两个理论预设：首先，人人都需要交换，且人人都需要用我们熟悉的市场交易的形式来交换物资；其次，交易是自发的，交易的扩大、货币的使用也是伴随着交易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

历史上的交换真的都遵循这两个理论预设吗？如果还有某些其他的交换形式，那么货币的产生路径是不是也就有其他的可能？

随着学者们不断深化历史和考古研究，许多反例已被找到。例如，一些以古埃及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前沿研究指出，古埃及的货币是国家为征税、赏赐、分配等财政需求创造出来的，并非自发形成。因为古埃及经济以再分配体系为核心，服务于中央集权和宗教统治，所谓自发的市场交易并非主流经济形式。普通民众或无须交易，或仍然主要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尽管古埃及人在商品交易中已能运用斯努银、德本铜和赫尔谷物等记账单位估算，但几乎只使用谷物作为支付工具。记账单位之间的换算比率由国家规定，国家制定比率的出发点在于顺利实施征税等财政行为，而不是让货币在市场中顺畅流通。至于古埃及为何铸造并流通货币，则还有几种猜测：流入古埃及的外来铸币刺激了本土铸币的出现；受雇于古埃及的希腊雇佣兵习惯于希腊铸币，而不愿意接受古埃及的实物薪水，法老不得不铸造钱币，以便为希腊雇佣兵发放薪水。[4]

古埃及的例证从历史维度讲述了经济形态和货币起源的其他路径。如果一定要追寻货币真正的起源，古埃及的历史似乎仍然不够久远，不足以彻底说明问题。但古埃及作为世界历史长河中最悠久、最璀璨的文明之一，其经济形态和货币使用形式应当足够提示人类经济文明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从理论上挑战这一说法的研究也有不少。我想特别介绍一位非常有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对于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经济有非常深刻的研究。波兰尼的代表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又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已经有若干个简体中文译本，我们很容易在市面上和图书馆里找到。波兰尼在货币研究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交易、市场、货币这三种活动或工具在传统经济中往往不是同时产生的，也不一定相互配合发挥作用。三者产生的时间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更不同，彼此之间不仅不一定配合，还反而可能相互掣肘。只不过现代市场经济兴起之后，三者才看起来其乐融融地合为一体，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回到古埃及的例子，很显然货币、交易两者的形成原因不同，且不是互相服务、互相促进的。[5]至于交易中又有多少以市场的形式来实现，我想各位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总之，比例肯定没有我们熟悉的现代经济高。

领略了一圈其他文明和理论的风貌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汉书·食货志》文本。班固等人从国家、朝廷、皇帝的角度来撰写《汉书》这部正史，使得这本书带有比较浓厚的官方立场。尽管如此，班固等人的总结毕竟反映了不少历史事实，至少在他和官方看来，经济与货币的产生过程、组成部分就应该是自己笔下撰写的那样。《汉书·食货志》提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楙迁有无，万国作乂”，从“平洪水”到“万国作乂”的诸多功绩，都是以禹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作为的成果。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赋入贡棐”和“楙迁有无”这两块经济方面的内容。《食货志》作者于此处采用了“食”与“货”之外的说法。由于古代赋税主要是以农业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农产品多直接作为交税的物品，“赋入贡棐”可基本等于经济财政中“食”的部分；同样，以手工业产品、货币、流通为主要内容的“货”的部分，与“楙迁有无”基本一致。有学者指出，与“食”“货”相同，“赋入贡棐”和“楙迁有无”当然也是同一体系下的两个组成部分，而“楙迁有无”更是中国古代贡赋经济运作的基本机制，[6]国家利用交换活动、市场等实现贡赋征集、经济控制。

古埃及的情况、卡尔·波兰尼的理论和《汉书·食货志》接下来的这段话提示了交易、市场、货币三者不一定是自发的，甚至很有可能是被统治者直接设计出来的：“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农业生产方面的“制庐井以均之”，物资贸易方面的“开市肆以通之”，都是圣王统治国家的重要制度创造。经济不能仅有生产一个层面，即便生产力再高、物资种类再丰富，没有调拨、贸易等方式使得物资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群体中流通，就无法做到物尽其用。“开市肆以通之”未必像神话叙述的那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形成的，在班固等人眼中则是圣王统治国家、调动财赋资源的必然手段，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制度设计妥当后，圣王还需要安排具有相应才能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从而形成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四民”社会，这便是所谓“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换言之，《汉书·食货志》指出人们从事何种职业，人们有哪些职业可以从事，仍然受到人为设计的巨大影响。商业活动没有游离于传统国家贡赋体系之外，恰恰是国家财政制度和运转的一个组成部分。毕竟连商人这一职业都是圣王设计的成果，而且所有职业和身份都为国家服务。

在这种高度依赖统治者和国家制度设计的经济体系中，货币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从《汉书·食货志》对“货”的叙述来看，货币是“楙迁有无”的必要工具，在传统中国的财政经济体系中发挥着“分财布利通有无”的作用。

在班固等许多古代中国先贤的眼中，货币与整个经济财政体系一样，也是统治者设计、选择的产物。货币的形成不是为了满足自发的市场交易，而是为了实现国家财赋资源的估价和流通（包括调拨和贸易等形式），货币是统治者在经济领域中重要的统治工具。

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是帮助齐桓公称霸的核心人物。管仲在理财方面拥有极高的才能、极强的手段和超前的眼光，在他的管理下齐国大大增强了财赋储备和在经济领域中呼风唤雨的能力，削弱了周边诸国的经济能力。他的门人和追随者将管仲学派的治国理论与言论结集成书，深受后代理财家的追捧。这部书便是《管子》。作为擅长理财的政治家，管仲对于货币的起源和功能自然有颇为深刻的观察。《管子》讲述了一个古代先王制作货币治国的故事：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7]

《管子》这段话的核心观点与《汉书·食货志》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普遍认为珠宝、黄金、玉石本身具有较高的价值，形态较为稳定，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本身就十分适合作为货币流通。但在管子看来，三者能成为货币，终究还是出于统治者的考虑。禺氏、汝汉、赤野三地距离周王朝太遥远，交通极为不便。统治者利用价值较高的珠宝、黄金和玉石，使长距离的交换变得容易一些。由此，古代先王可以以财货为工具，驾驭民事、平定天下。这是统治者利用货币来“楙迁有无”，从而调度财政资源，实现社会控制的典型论断。另一方面，珠宝、黄金、玉石可能在其产地各有十分贵重的价值，一旦被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其币值和购买力便不得不按照统治者的意见被重新界定，因此才有上币、中币、下币之分。

《管子》的这段话实际揭示了两点：第一，统治者为了实现跨区域的控制而设置货币；第二，什么物品可以成为货币，其在国家财政体系中价值几何也都出于统治者的设计。显然，《管子》认为货币具有非常强烈的财政性质。

现在可以对各种货币理论和古埃及、传统中国的货币认识与实践稍稍做一总结。简单来说，人们对于货币的起源有两种主要认识，一是自然演化形成，二是人为设计产生；对货币服务对象的认识也有不同观点，一是自发的市场交易，二是国家财政。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哪一种是错误的？我想，论断恐怕无法轻易做出，双方的争论大概会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历史是深刻而复杂的，古人留给我们的信息只不过是历史这片汪洋大海中的一粒粟米。把自己看到的说成是整个历史普适的，无疑是盲人摸象般的做法。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在于其简洁、精确、凝练，这就不得不在归纳、总结、升华的过程中忽略一些要素。面对如此宽阔而难以捉摸的历史，无论多么细致的实证和多么精妙的理论都只能揭示部分历史现象（甚至不一定是史实），人们可能永远无法认识所谓的历史全貌。

但无论如何，对于货币、对于交子，我们从古人和波兰尼等人的智慧中得到了不同于自然进化论的另一种认识。交子的形成与发展壮大，除了依赖民间自发的商业和金融力量，国家财政的扶持、吸纳和改造恐怕也难以忽视。从北宋历史来看，交子能够顺利落地，“置死地而后生”，不断地扩大流通范围，恰恰是朝廷决策等超经济强制力推动的结果。在北宋朝廷的设计下，交子从一种地方性的票据真正走上了国家财政的前台，于军事、财政等关涉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领域中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