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推进、深度融合、加速转型、绿色发展的新阶段，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正逢其时。随着国际碳约束的不断增强、绿色发展理念的广泛传播，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对此，厘清清洁能源国际合作领域、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与绿色“一带一路”的互构关系，梳理绿色“一带一路”与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中的热点问题和风险挑战，分析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合作中的角色，补充绿色“一带一路”框架下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理论、战略规划、政策及路径等方面的不足，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清洁能源相关概念与国际合作范畴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如何有效推进？在推进过程中需注重哪些原则、践行哪些理念？哪些政策、项目、产业在绿色“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至关重要？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面临一系列理论与现实问题。清洁能源是新兴战略性产业，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绿色“一带一路”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而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是解答绿色“一带一路”推进中诸多现实问题的一个有效思路。为此，首先需要厘清清洁能源的定义与范畴，发掘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对绿色发展的普遍性意义。

（一）清洁能源的定义与范畴

学术界对清洁能源的定义形形色色，范畴界定也各有不同。比较有代表性的划分是将清洁能源等同于绿色低碳能源，范畴包括核能和水电、风电、太阳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指各类不产生污染的能源。

现有研究中，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从属关系上看，可再生能源是清洁能源范畴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也是清洁能源范畴中动态更新最多、关注度最高的一个分支。一般意义上，可再生能源通常指那些在自然界中取之不尽的资源，明显的例子包括水电、风能、太阳能，一些不太明显的如可再生废物与生物燃料等。另外，地热、潮汐等产生于地球外表的能源以及海洋中大量储存的热能，都被划归为可再生能源。而从能源专业的角度而言，可再生能源通常被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权威能源机构或行业协会等描述为经过（正在进行的）自然程序产生、替代速度等于或者超过消耗速度、可自然再生、可不断更新的能源形式。

目前暂时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可再生能源的统一定义，而将“可再生能源”与“新的”能源画等号得到了普遍认可，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是“新的”能源形式。美国能源署(EIA)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可以自然补充但流量有限的能源；在可持续的时间内是无穷无尽的，但在单位时间内可用的能量却是有限的”。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分类，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现代生物质能、地热和海洋潮汐能等，此外非商品属性的传统生物质能，如薪柴、秸秆和动物粪便等也被包括在内。不同机构对其有着不同的范畴限定。如BP公司在其有关世界能源情况的年度统计报告中规定：“可再生能源”不包括大水电(大水电一般指容量大于10MW 的水电站)。

“新能源”一词应用也较为广泛，且经常被混用。根据我国《“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被统称为“绿色低碳产业”。能源领域新兴产业以往主要以“新能源产业”所指代。“新能源产业”的定位由于聚焦于核能、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产业，容易忽视化石能源新技术的颠覆性作用(如页岩油气规模化开发技术、先进洁净煤技术)，而且将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新技术的系统联合与协同发展排除在外。由于“新能源产业”定位过于狭窄，所统计的范围不能充分体现能源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能源转型与产业变革。

清洁能源则比前两者有着更宽泛的范畴。从技术上讲，清洁能源主要是利用先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安全核电技术、天然气和洁净煤技术等开发出的清洁低碳的能源；从范畴上看，清洁能源一般包括天然气、清洁煤炭、核能，以及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等。

（二）本文所涉清洁能源国际合作范畴

为何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只谈更加具有未来前景、更具有革命性和技术突破潜力的可再生能源，而要谈包揽多样的清洁能源？这主要与“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利用现状有关。在中亚、西亚、非洲、东南亚、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广大的发展中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工业生产仍未脱离严重依赖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模式，可再生能源虽分布广泛、蕴藏量巨大，但囿于区域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能源消费结构，以及较高的技术、资本要求，其开发利用程度仍较低。

相对而言，核能、清洁燃煤等清洁能源比可再生能源种类更广泛，与现有能源消费模式融合度更高，更能适应低碳减排的现实需求，有利于经济、社会、环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能源转型的终极目标，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具有极佳的耦合性，因而将在能源替代与能源转型过程中充当重要的“桥梁”角色。而燃煤清洁化（煤炭清洁化技术发挥重要作用）、能效提升等举措则将在能源系统中发挥“节流”作用，也是能源转型的重要环节。因此，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可做到比传统化石能源更清洁、更低碳，可在逐步实现“碳中和”、净零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综合考虑“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多样性、能源开发利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本书所论及的清洁能源国际合作范围较为宽泛，包括天然气、核电等非可再生能源，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潮汐能等常见可再生能源，以及氢能等新兴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国际合作。鉴于当前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承建了较多的燃煤电站项目以满足本地电力需求，本书也将清洁燃煤纳入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论述范畴。

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清洁能源国际合作

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形势使世界各国对能源环境问题日渐重视，能源转型领先国家已开始布局从生产、消费、市场等环节发力，转变以煤、油、气为主体的能源格局，打造以清洁能源为主导、以电力为中心、更加互联互通的新能源体系，开辟绿色、低碳、可持续的能源发展新道路。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应用将有利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经济结构向低碳、清洁化、智能化的转型，带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最终重塑全球能源秩序与人类文明形态。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对全球绿色发展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一）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

首先，清洁能源合作响应了“一带一路”区域能源环境治理的共同诉求。“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大陆，沿线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东端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东亚经济圈，西端是经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资源禀赋丰富但生态相对敏感、脆弱的广大腹地国家。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跨境污染、土地荒漠化、淡水资源枯竭等全球性、区域性生态环境难题，能源环境治理的共同诉求上升，进而催生了清洁能源开发与合作的强烈动机。清洁能源合作迎合了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绿色“一带一路”主题协调共进。

其次，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区域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如果说能源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那么清洁能源则是血液中负责运载新鲜氧气的血红蛋白。当今世界，以清洁、低碳、高效、智能为核心特征的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及互联互通正蓬勃兴起，正重塑能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清洁能源开发与新业态、新理念，以及新的发展模式相伴生，相关合作就具备了改变地区现有合作态势，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经济繁荣的效能。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利用深刻改变了以稀缺的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利用模式，能源转型使能源关系从不对称的依附关系升级为更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随着分布更广泛的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被大规模开发，能源供应格局去中心化、分散化的趋势加强，这从根本上削弱了传统能源地缘政治中的对抗烈度。与此同时，能源市场格局也在剧变，日渐强大、渗透广泛的市场力量削弱了国家、跨国企业等传统强势行为体将油气资源作为地缘政治经济武器的潜力，使地缘政治经济力量分布更为均衡，国家间能源合作重新转向更经济、更可持续地开发清洁能源及相关产业技术等方面的合作，而不是占有和控制能源资源。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可对促进地区稳定与经济繁荣、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也将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础。

再次，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路径。只有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才能走出一条以绿色发展理念为统揽，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绿色、节能、低碳、循环为核心，清洁生产、文明消费的绿色丝绸之路。绿色“一带一路”要在“一带一路”区域打造出生态环境优良、绿色产业繁荣、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局面，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国际合作是其中的重点工作内容。

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转变，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从而达到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正向互促的良性循环。因而，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是实现绿色“一带一路”愿景的必然路径。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强化清洁能源开发与国际合作，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将更有秩序、更有活力。

（二）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互构

绿色是“一带一路”的底色，绿色“一带一路”在秉承绿色发展理念下，与区域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区域包容开放、互利共赢、共同繁荣。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与绿色“一带一路”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清洁能源合作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能源供应安全、电力短缺、能源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具备优异的天然气、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资源条件，清洁能源开发潜力巨大。另外，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具有速度快、周期短、融资成本低等特点，随着光伏、风电组件价格下降和转换效率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成本大幅降低，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与能源替代成为现实。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清洁能源成本的迅速降低、融资便利性的有效提升以及经济可开发资源规模的大幅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到沿线国家清洁能源项目开发和建设中，这将大力推动绿色“一带一路”与绿色低碳发展。

第二，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加速绿色“一带一路”新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市场融合。“一带一路”合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高优先级，推升了能源需求，也将刺激能源强度较高的传统产业发展，从而导致碳排放的增加。比较研究中国、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与能源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互联互通不仅有利于清洁能源的发展，而且会使能源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丧失，从而刺激能源结构向能源密集度更低的清洁能源转型。绿色“一带一路”框架下清洁能源合作聚焦新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如构建区域“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的能源电力基础框架，打造能源互联网，将极大地提高区域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

清洁能源合作可从生产、流通、消费的全产业链推动绿色发展，并加快区域能源市场融合。随着区域贸易自由化、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将在能源科技服务等众多领域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必然会刺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跨境发展。清洁能源的开发合作将产生层出不穷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给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提供越来越多的新载体与越来越强的驱动力，促进区域国家能源产能合作、产业升级，加强新能源、电力等产业间的有机联动，加快能源市场一体化进程。

第三，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将合力推动区域能源转型与升级。“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旺盛，能源效率提升潜力巨大。从能源结构看，沿线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利用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众多亚非洲地区国家都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而这些地区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储量极其丰富，清洁能源开发合作具有广泛前景。如图0-1所示。

绿色“一带一路”区域清洁能源开发合作可优化各国能源结构，降低能源强度，提升能源环境治理水平。日新月异的清洁能源技术变革与能源转型，给“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技术跨越，从化石能源时代跃迁到现代清洁能源时代带来了契机。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下，区域国家能够通过加强清洁能源开发合作，协调推进能源转型，共同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综上，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是绿色“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领域，绿色“一带一路”是清洁能源合作的重要平台与愿景目标。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将在互促互构中协调共进。

三、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合作中的角色

中国既是绿色“一带一路”的首倡者，也是该国际合作体系中的核心领导者与主要推动者。中国在绿色发展、清洁能源合作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正从被动反应者、跟随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与贡献者。

（一）国际合作机制创新的主要贡献者

中国是“一带一路”区域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机制创新的主要贡献者。“一带一路”的“属概念”是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规则导向不同，它是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合作与东盟“10+N”合作机制相似，它不以机制化安排为前提条件，但也不排斥机制化安排。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就既有机制化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升级版）为依托，同时又有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等非机制化的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决定了在其起步阶段不以设置规则为门槛，这使沿线国家能够自由自愿地参与到这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当中。在绿色“一带一路”框架下，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由中国主导或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绿色合作机制，它们大都以国家间协议、备忘录等比较松散的安排为基本形式。在国际合作与区域融合的初始时期，这既符合地区国家的合作发展需求，又照顾到其参与合作的舒适度，因而能够促进合作的进一步深入。区域清洁能源的合作中主体多元、形态多样，又较少掺杂传统地缘政治的影响因素，因而特别适宜这种安排形式。由此而言，绿色“一带一路”下中国主导的清洁能源合作机制以其务实、软束缚、开放合作为特色，遵循共商、渐进与义利观原则，打造了区域清洁能源合作的创新模式。

（二）国际合作的重要融资方

中国是区域清洁能源合作的重要融资者。当前虽然绿色“一带一路”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巨大，但绿色投资缺口也很大，到203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少要进行12万亿美元的绿色投资，才能确保与《巴黎协定》的目标路径相一致，而加强对“一带一路”低碳和气候韧性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为当务之急。随着中国企业传统出口和工程项目竞争日趋激烈，通过投资参与“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可获得更多工程承包和产品出口的市场机会，而且来自中国的投资也有助于缓解东道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资金压力。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需求加速增长，已成为区域中具有强大的投融资能力的新领航者。截至2019年底，中国光伏和风电的装机总量接近600GW,占全球装机总量的30%。据估算，中国企业海外风电、光伏投资规模至少可达80GW，投资市场需求至少可达500亿美元，投资比例占全球的10%。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清洁能源开发合作也进入一个低潮期，中国正担负起为区域绿色产业融资的重要责任，为区域清洁能源发展纾困。

资金短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减排贡献目标过程中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自主贡献资金需求如表0-1所示。亚洲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均明确提出了自主贡献资金需求，总资金需求合计30000亿美元，占全球自主贡献资金总需求的75%左右，年均约为2000亿美元。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已明确显示出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资金的意愿很低，西方的传统融资者已难以填补这个巨大的资金缺口，区域内只有中国具有组织与调动如此庞大规模资金的能力。为发挥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气候变化合作机制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将“一带一路”合作与气候变化合作有机联动，积极拓宽气候、能源合作融资渠道，利用多种投融资工具为“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合作项目提供资金保障。

为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准确引导绿色低碳投资，中国政府将生态环境影响、碳排放强度和气候变化风险等因素纳入国家发改委境外投资负面清单，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向东亚、中亚、非洲、拉美等“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提供绿色发展基金，助力绿色“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合作，从而日渐成为绿色“一带一路”区域最重要的融资者。

（三）国际先进技术的输出者

中国是区域清洁能源先进技术的输出者。中国在核能、煤化工、风能、太阳能、特高压输电等领域拥有独立自主、较为先进的技术，在能源装备包括油气设备、管材、电力设备等方面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当前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地区的技术溢出方式较为契合沿线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阶段。相较于在发达经济体更多采用的设立研发中心和孵化器等方式，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所采用的直接的技术咨询服务、合作生产、技术援助等技术溢出方式更加适合产业技术基础较为薄弱的“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

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凭借这些技术优势，使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资源得以优化开发和利用，在能源技术推广和低碳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方面做出了贡献。中国在新能源技术、智慧电网领域努力开拓国际合作新空间，在满足沿线国家电力需求的同时，走出一条创新、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四）最佳实践的提供者

中国是区域清洁能源最佳实践和优化模式的提供者。近年来中国在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进展可谓计日程功。中国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理念，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结构优化与转型为经济发展目标，大力扶持各类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促使清洁能源利用比例逐步提高、能源结构不断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改善。

2019年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中国在向可再生能源过渡、为气候行动和碳定价融资、减少工业排放、利用自然作为解决方案、可持续城市和地方行动、气候变化复原力等六个领域的最佳实践得到了众多国际领导者的赞誉。中国在总结清洁能源发展最佳实践的基础上，根据沿线国家的不同需求，因地制宜提供技术、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密切合作，探索具有地区特色、国家特点的合作共赢、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共同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绿色“一带一路”政策的框架下，中国重视与国际组织、市民社会等非国家主体共同探讨有效的清洁能源替代方案、绿色发展经验及优化合作模式等。如，新建立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已成为中国分享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及最佳实践的重要渠道。

综上，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绿色发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引领者角色，中国因素是影响区域绿色发展、清洁能源合作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动力也成为绿色“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核心推动力。

四、文献梳理与研究趋势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学术史梳理

通过对中外文献的搜索与整理，发现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视角，如表0-2所示。

从学术研究趋势看，与本研究相关的论述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呈现出理论逐渐深化、角度逐渐多元化、关注的主题逐渐细微化等特点。“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绿色“一带一路”的提出等最新动态都得到几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极大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相关热点问题成为最前沿的研究对象。绿色“一带一路”与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研究主题与代表性文献梳理具体如下。

1．理论意义与发展理念问题。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①“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发展理论意义。“一带一路”建设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的研究是该方向的主要课题。②“一带一路”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内涵。“一带一路”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意义、价值等被众多学者不断探索完善。“一带一路”与可持续发展是相互支撑、协调联动的，为清洁能源开发和低碳转型提供了机会与路径。

2．国际能源合作现实、战略与路径问题。该角度文献最为丰富，主要涉及三个方面：①能源合作现状与态势。最新热点是关注“一带一路”推进带来的能源合作新变化，如合作新进展、能源新格局、能源贸易变化等。②区域、国家、产业间合作。区域、国家间合作的热点问题是“一带一路”区域、国家间联动合作战略，以及战略对接、政策协调等。产业合作方面，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产能合作、产业布局、产业链延伸等问题。③“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路径与策略。学者们关注绿色合作模式与路径等相关议题，着重探索了新形势、新动态下区域联通互动合作战略、清洁能源绿色发展模式推广应用的战略与路径等。

3．国际能源合作中的问题、风险与挑战。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①国际能源合作中的问题。中国清洁能源合作战略经历了从主要依托清洁发展机制的全球多边合作和以欧美日为主要对象的双边合作途径，到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契机自主设计、主导机制的过程。合作中的问题也从技术出口壁垒、贸易保护主义、有待深化的机制、战略互信问题等市场性和政策性障碍、产业发展困境等，转变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技术、产业上下游合作等与“一带一路”发展进程相关的具体问题。②风险与挑战。能源合作中的风险与挑战是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议题，但关注焦点不同。外国学者比较关注地缘政治、经济稳定性、公平、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学者主要从能源投资安全、能源贸易与能源通道安全等多角度解读能源合作的风险与挑战。其中，新能源产业海外经营风险、区域新能源并网挑战等问题是该领域最新的研究热点。

4．国际能源合作战略优化与路径选择。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①国际能源合作战略优化。学者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框架设计、“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内涵清晰化、亚洲能源大市场建设等角度探索了国际合作战略的优化与细化，对能源通道联动、区域内能源转型、区域能源治理新格局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战略优化研究。②国际合作路径选择。“一带一路”能源互联互通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关注能源走廊、中国与区域能源传输互联建设等。具体路径研究聚焦清洁能源产业合作与绿色发展路径，如推动清洁能源等低碳排放类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新能源+”与传统产业结合的跨越式发展路径、绿色“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路径、多边能源合作新模式及相关机制等。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国际合作战略优化、路径选择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还有待深化。

5．生态环保评估与绿色评价。该方向研究文献具有微观、量化的特征，且发表时间较近。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①生态环保与能源效率。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一带一路”合作的生态环境效应、能源效率的评估检验。②碳足迹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尤其是对“一带一路”能源产业碳足迹、绿色发展水平的量化研究。③可再生能源系统评估指标体系，即构建和检验“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系统(RESs)应用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趋势和文献评述

1．研究趋势。基于学术文献梳理，可发现近年来研究趋势与热点如下：①“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中的生态环保、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等议题受关注度上升，为深入研究绿色“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提供了更多文献支撑。②随着绿色“一带一路”发展不断向实、向深，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区域、国家、产业层面的合作开发与技术推广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国际合作问题、挑战的研究从最初的贸易壁垒、保护主义等市场障碍及机制化、战略互信等政策问题，逐渐细化到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技术、产业链等更具体的问题及与环境、劳工、国际舆论等相关的风险上。③对“一带一路”建设中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态势、战略、路径、政策等问题专业化、定量化、系统化的解析、评估与优化等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环节。

2．文献述评。经文献梳理发现：国外研究更多关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合作风险与可持续性，以及清洁能源合作中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仍有很多解读偏向歪曲、负面，显示出形势变化发展对我国政府和学界在理念引导和舆论宣传方面提出了新挑战。

中国国内对绿色“一带一路”的理论内涵、总体思路、现实意义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则从区域、国家、产业等层面对合作战略、政策体系、实现路径，以及合作中的风险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关注与深入挖掘，研究重点聚焦发展态势、战略政策、机制模式等问题。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与主要推动国，中国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的角色作用也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学界对此未给予专门研究。

现有研究存在三点不足：(1)绿色“一带一路”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理论构架、模式特征、发展布局、实现路径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明显不足。(2)现有文献涉及最新发展态势下清洁能源合作中的问题、风险与挑战的研究还比较欠缺。(3)从宏观战略层面，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与路径缺乏系统性、可操作的规划设计；从政策实施层面，对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中的风险应对思路、优化路径缺乏实操性研究。基于此，本书试图从上述三个方面做出更深的理论探索与学术补充。

五、本书的结构框架与创新点

（一）本书的结构框架

本书的基本框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依次推进。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篇，即导言和第一章。导言部分在厘清清洁能源相关概念与国际合作范畴的基础上，对绿色“一带一路”与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逻辑关系作出理论阐释，并分析中国在绿色“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合作中的角色及其重要性。同时，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对本书的研究价值、创新点做出介绍。第一章则从理论价值、战略导向、政策意义等三个角度阐述绿色“一带一路”的理论内涵，从宏观层面概述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态势，从较微观的层次分析绿色“一带一路”合作的影响要素、问题与挑战等，为本书相关的理论、实践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做出铺垫。

第二部分（第二至八章）为战略分析篇。从清洁能源的国际合作理论、影响因素以及绿色“一带一路”与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之间的逻辑关联和互动模式等角度探索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下与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相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着重梳理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基本格局、重点领域，从宏观（区域）、中观（国家）、微观（产业）分层次剖析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清洁能源合作战略，从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战略框架与重心、对接与协调、互促与互构、创新与融合等视角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清洁能源合作战略的重要问题进行解析。第六、七、八三章分别从上述三个层次甄选案例展开细致专门的区域、国别及项目对比研究，深度分析绿色“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国际合作中的成果成就、现实态势、经验教训等，从而对战略优化与路径选择形成有益的参考。

第三部分（第九至十一章）是战略优化与路径选择思考篇。从战略优化上提出需立足于完善顶层设计、充实战略框架、深化机制建设、提升联动水平等四块“战略基石”，打造集多层次、多元化、多形式、多领域于一体，深度复合的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体系。从路径选择上，提出围绕一个中心（绿色发展理念）、两个主体(中国与绿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三个维度(区域、国家、产业)、四块“路径基石”(完善政策体系、创设合作平台、加强战略对接、促进绿色“五通”)的主线，以加强绿色金融合作、保障资金融通和注重联动发展、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三个“五通”的重点领域为优先联通方向，引领绿色发展潮流，打造绿色发展示范区，聚焦创新引领，激励科技先行，使绿色“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国际合作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最后是政策建言部分。基于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估分别从国家、能源企业角度提出资政建议。针对国家，从国际合作和国内因应两个方面提出优化国际合作战略、实现最优路径选择的建议；针对企业，从创新合作模式、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布局国际化、本土化，注重履行海外社会责任，树立良好海外形象，加强专门人才培育等方面提出提升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水平的建议。

（二）本书的创新点

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来看，本书的创新点如下。

1．学术思想。本书将深入探究绿色“一带一路”的理论与政策内涵，对国内外有关绿色发展的经典理论、观点进行总结梳理与对比研究，结合绿色“一带一路”理论与实践以深化绿色发展理论；将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系统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倡议与决策分析，使国际合作的理论层次更为丰富。

2．学术观点。本书将从学理上深入阐释四个观点：①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将更有利于发挥我国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技术的相对优势，使清洁能源替代作用日益凸显；②清洁能源在可持续性、环境友好性及技术可推广性等方面具有优势，围绕清洁能源的国际开发合作可有效缓解常规油气合作中的现实困境，增强能源安全，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与“五通”绿色化进程；③天然气是从传统的化石能源向零碳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桥梁能源”，通过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的耦合可解决可再生能源不连续、不稳定的问题，使天然气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基础性能源作用，从中长期来看须将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利用作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优选发展路径；④我国应抓住以能源革命为核心的世界新产业革命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历史交汇的新机遇，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创新驱动、跨越引领，促进国内能源转型与国际能源革命联动协调，调整优化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稳步持续地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3．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的特色与创新点有两个：①根据不同区域、国家清洁能源产业的特点和主要影响因素，采取层次分类法以区域、国家、产业三层次探索国际合作战略，综合探究绿色“一带一路”清洁能源整体合作战略和具体产业合作战略，使战略兼具全面性与针对性。②综合采用文献析出法、情景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以及访谈问卷法等典型文科研究方法。通过大量阅读相关经典理论与最新研究成果，确定本书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起点、研究方向等，奠定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基础；参考借鉴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BP石油公司等权威能源机构报告中的“新政策”“可持续发展”“450”等经典情景模式，探求适合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情景模式，立体分析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清洁能源开发合作态势与可选择路径；通过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上对比重点区域、重点国家、相关产业合作战略，结合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等典型项目、我国参与“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合作开发的企业案例，为我国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优化与路径选择做参考；通过对国家能源局等主管部门和中水电、中广核、华能等十余家典型企业参与决策、运营的管理人员与工程技术员，以及沿线国家相关问题专家等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从具体经验中探究相关的政策工具与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