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引言 创业型经济
Ⅰ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零增长”“美国去工业化”及长期的“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等口号广为流传，被视为真理。但是，事实和数据表明这些口号纯属谬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正在发生不同寻常的变化：从“管理型”向“创业型”的深刻转变。
1965～1985年这20年间，16岁以上的美国人口（按照美国统计标准，这些人口属于劳动力范畴）增长了2/5，从1.29亿人增长到1.8亿人。同期美国就业人口增长了1/2，从0.71亿人增长到1.06亿人。其中，在1974～1984年劳动力增长最快，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增加了2400万个。
无论从百分比还是绝对数字来看，美国在这20年创造的就业岗位比其他任何和平时期都多。但自1973年深秋的“石油危机”之后的10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经历了“能源危机”、“烟囱工业”几近崩溃和两次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
美国的这一发展情况极其独特，任何其他国家都未曾发生过类似情况。1970～1984年，西欧实际上失去了三四百万个就业岗位。1970年，西欧的就业岗位还比美国多2000万个，但到了1984年，却比美国少了近1000万个。在就业岗位创造方面，日本也远不如美国。1970～1982年的12年间，日本的就业岗位只增长了10%，还不到美国同期增长率的一半。
但是，美国就业岗位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增长状况，与25年前专家的预测背道而驰。那时大多数劳动力分析专家预测，即便以最快速度发展，美国经济也无法在70年代与80年代初为达到就业年龄的男子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些适龄劳动力出生于1949年和1950年，是“婴儿潮”的第一梯队。可事实上，美国需要吸纳的就业人口是这个数量的两倍。70年代中期，许多已婚女性纷纷涌入劳动力市场，这在1970年是无法想象的。这就导致了80年代中期的今天，平均每2个有孩子的已婚女性中就有1个参加工作；而在1970年，平均每5个中才有1个。美国经济为这些女性都提供了就业岗位，而且大多数岗位的工作都优于过去女性所从事的工作。
然而，“人人都知道”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是美国的“零增长”时期，经济陷入停滞和衰退，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去工业化”时期。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人们的关注点依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后25年这段时期（大约结束于1970年）快速发展的领域。
在这些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规模庞大（而且越来越大）的机构，包括《财富》美国500强企业，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当地政府，大型和超大型大学，学生人数为6000人及以上的大型联合高中，成长型的大医院。二战后25年的美国新增就业岗位，实际上都是由这些机构创造的。这期间出现的经济衰退，包括就业岗位减少和失业现象，主要发生在小型机构中，当然主要是在小企业中。
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创造和新增就业岗位的领域发生了变化。过去20年，在先前创造工作机会的那些领域，工作机会在不断减少。自1970年以来，《财富》美国500强企业的固定岗位逐年减少（不考虑经济衰退引起的失业）。起初缓慢减少，到1977年或1978年，开始大幅削减。到1984年，《财富》美国500强企业至少削减了400万～6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政府机构的雇员，也比10年前或15年前要少。由于60年代初出现了生育低谷，入学人数减少，教师岗位也随之减少。到1980年，美国大学发展停滞，工作机会开始减少。80年代初，甚至连医院的雇员数量也停止增长。换句话说，我们创造的就业岗位不是3500万个，而是4000万个或者更多，因为我们必须先填补传统用人机构所失去的至少500万个固定岗位。这些新的就业岗位必然全是由中小型机构创造的。这些机构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当中有许多，甚至大部分，是在20年前还不存在的新创企业。据《经济学人》报道，现在美国每年新增的企业高达60万家，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繁荣时期的7倍。
Ⅱ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很多人会立刻联想到“高科技”。事实并非如此简单。1965年以来创造的40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高科技领域所贡献的不过500万～600万个。高科技领域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最多只能弥补“烟囱工业”所失去的，其余的就业岗位则是由其他领域创造的。即便给“高科技”下一个最宽泛的定义，每100家新创企业当中也只有一两家勉强算得上“高科技”企业，也就是每年只有1万家新创的“高科技”企业。
我们正处于一场重大技术变革的初始阶段，这场变革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未来学家”的设想，甚至连《大趋势》（Megatrends）和《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中的描述都无可比拟。二战之后，历经300年的技术发展告一段落。在这300年里，技术发展无外乎是一种机械模式，也就是在太阳等恒星内部进行的各种反应的模式。1680年左右，当时原本籍籍无名的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构思了第一台蒸汽机，揭开了这一时代科技发展的序幕。直到我们在核爆炸中再现恒星内部的核反应，这一时代才终结。由于技术在机械过程中的作用，这300年间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温度、更大的压力。二战之后，技术模式转变为生物过程模式，就像有机体内部的反应。在有机体内部，过程主要围绕信息来组织，而非围绕物理学家所阐述的能量来组织。
无论以计算机还是电信、工厂里的机器人还是办公自动化、生物遗传学还是生物工程的形式呈现，高科技的重要性都不可估量。高科技令人振奋，夺人眼球。它创造了创新和创业的愿景，并被人接受。由于高科技的神秘色彩，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人更愿意去不知名的小企业，而非银行业巨头或世界级电气设备制造商。尽管这些年轻人去的绝大多数企业，它们的技术其实平淡无奇。此外，高科技也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重大转变。20世纪60年代初，风险资本还几乎不见踪影，到8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近乎过剩的状态。因此，高科技就是逻辑学家所说的“认识根据”。它是我们感知和理解现象的根据，而不是对现象发生以及现象存在的原因的解释。
从数量上看，如前所述，高科技的规模还相当小，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比总数的1/8多不了多少。从创造就业岗位来讲，在不久的将来，高科技的表现不会有所改善。从现在（1984年）到2000年，在美国经济创造的就业岗位中，高科技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所占的比例不会超过1/6。如果真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高科技是美国经济中的创业领域，那么美国经济真的会“零增长”，并陷入“康德拉季耶夫波”中的停滞状态。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用其计量模型预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将导致农场产量急剧下降。事实证明，这一预测完全正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基于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提出50年为一个经济周期。康德拉季耶夫断言，技术进步每隔50年会到达一次顶峰。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后20年里，受最近一次技术进步推动成长的行业看起来格外繁荣。但是，这些行业看起来创纪录的利润只是发展停滞的产业不需要的资本回笼而已。这种发展态势不会超过20年，随后经济会突然陷入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出现之前，通常会有某种恐慌作为预兆。接下来就是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新兴技术无法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使经济自行复苏。对于这种境况，所有人都无能为力，政府尤其如此。[1]
二战之后，促使经济长期扩张的产业，如汽车、钢铁、橡胶、电气设备、消费电子、电话还有石油[2]，完全符合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从技术层面来看，这些产业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或者稍近一点，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之前。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营理念上，这些产业都没有重大突破。二战后，当经济开始增长时，它们已经是成熟产业了。只需投入少许资本，这些产业就能扩张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工资和福利飞涨的情况下，它们依旧能获得高额利润。但是，正如康德拉季耶夫的预测，这些信号就像肺病患者红润的脸颊，只是经济强健的假象而已。事实上，这些产业内部已经开始衰败。它们并非陷入停滞或缓慢衰退，而是在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之后迅速崩溃。短短几年，它们从利润创新高沦落到濒临破产。很快形势完全明朗，这些产业即便能够复苏，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先前的雇用水平。
高科技产业也符合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正如康德拉季耶夫所预测的那样，迄今为止，高科技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以抵消旧产业失去的就业岗位。所有预测都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高科技产业提供就业岗位的情形不会有所改善。举例来说，虽然计算机业发展迅猛，但数据加工和信息处理（包括软硬件的设计与工程、生产、销售与服务等）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创造的就业岗位无法弥补钢铁业和汽车业同期（几乎确定）将失去的就业岗位。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完全无法解释美国经济创造的4000万个就业岗位。迄今为止，西欧的发展一直遵循康德拉季耶夫模式，但美国并非如此，日本可能亦非如此。美国发生的某些事件，抵消了康德拉季耶夫“技术长波”的影响，而且与经济长期停滞理论并不相符。
美国并非仅仅延迟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接下来的20年里，美国所需要的就业岗位将远少于过去20年所需要的，经济发展对新创就业机会的依赖程度也会降低。到20世纪末，确切地说到2010年，美国新增劳动力会比1965～1980年少1/3。这是因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婴儿在1965～1980年长大成人，而1960～1961年“生育低谷”时期的出生人口比“婴儿潮”时期少30%。此外，随着50岁以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男性持平，从现在起新增职业女性数量也会受限于人口自然增长，也就是说，女性就业人数也会减少30%左右。
对于“烟囱工业”的未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必须被视为一个严谨的假设，甚至是所有已知解释当中最可信的。考虑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无法抵消昔日成长型产业的停滞效应，我们应该再次重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作为愿景的开拓者和带头人，高科技产业发挥着重大的实质性作用。就数量而言，高科技产业代表着明天而非今天，尤其是作为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它们创造的是未来的岗位，而不是现在的岗位。
但是，作为一个解释美国经济行为和预测发展方向的经济理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已被证明是不足信的。美国经济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期停滞期”创造了4000万个就业岗位，用这个理论无法解释。
我并不是指不存在经济问题或危机。恰恰相反。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这25年中，经济的技术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将带来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我们在经历一场重大政治危机。我们正在承受这场重大政治危机的剧痛。它就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福利国家是20世纪的伟大成功，但随之而来的危险是未加控制的，而且似乎无法控制却又快速膨胀的财政赤字。
国际经济无疑累积了足够大的风险，巴西和墨西哥等快速工业化的国家进是经济腾飞，退则可能陷入灾难性崩溃，这可能导致1930年那样的大萧条席卷全球且旷日持久。此外，还有一个令人恐惧的幽灵——失控的军备竞赛。不过，对于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现象，美国至少可以将其视为幻象而非事实。因为，美国出现了全新的创业型经济。
现在去判断创业型经济将来仍然主要是美国现象，还是会出现在其他发达国家，还为时过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创业型经济正以其特有的模式在日本出现。不过，至今尚未确定创业型经济能否在西欧出现。从人口统计特征来看，西欧的发展滞后于美国10～15年。西欧的“婴儿潮”和“生育低谷”都比美国要晚。西欧延长学校教育年限的策略也比美国或日本晚了10年左右，而英国尚未启动这项举措。如果人口因素是美国创业型经济出现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极有可能），那么可以预测，到1990年或1995年，欧洲会出现类似的发展。当然，这纯属猜测。迄今为止，创业型经济只是美国的特有现象。
Ⅲ
这些新的就业岗位从何而来？答案是任何地方。换句话说，其来源并不唯一。
自1982年以来，波士顿一家名叫Inc.的杂志每年都会对100家增长最快、创立时间在5～15年的美国上市公司进行排名。由于仅限于上市公司，这个排行榜的排名明显偏向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备受推崇，易于找到证券承销商在股市中募集资金，在证券交易所或柜台交易股票。其他新创企业必须经过多年努力，必须连续5年以上都盈利，才能上市。即便如此，每年这个100强排行榜中，只有1/4是高科技企业，其余3/4大都是“低科技”企业。
例如，1982年的排行榜中有5家连锁餐厅、2家女装制造商、20家医疗保健服务机构，而只有20～30家高科技企业。虽然1982年的美国报纸频频悲叹“美国去工业化”，但排行榜中制造业企业占1/2，服务业企业仅占1/3。虽然1982年有文章称，美国北部霜冻地带的经济衰竭，阳光地带可能是唯一的增长区域，但是排行榜中阳光地带的企业仅占1/3。从排行榜来看，纽约、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企业所占比例相同。据推测，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马萨诸塞的经济濒临绝境。事实上，排行榜中这3个州的企业同纽约、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3个州的一样多。甚至连冰雪天堂明尼苏达，也有7家企业榜上有名。在行业和地理分布上，1983年和1984年的排行榜也是如此。
1983年，在Inc.的另一个排行榜——“Inc.500”排行榜（成长快速且新近成立的非上市公司排行榜）中，排名前两位的是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的一家建筑承包商（当年建筑业空前不景气）和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家用健身设备制造商。
对风险投资家的调查结果，也遵循同样的模式。在风险投资家的投资组合中，高科技企业并不起眼。一位非常成功的风险投资家的投资组合中只包括几家高科技企业：一家新成立的计算机软件制造商、一家医药技术类的新创企业，等等。但是1981～1983年，该投资组合中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速度第一的是一家平淡无奇、毫无科技含量的理发连锁店。紧随其后的依次是一家牙医诊所连锁店、一家手工工具制造商和一家向小企业出租机器的金融企业。
据我所知，1979～1984年的众多企业中，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最快的企业是一家金融服务企业。这家企业在5年时间里创造了2000个就业岗位，且大多数岗位的待遇极其优厚。虽然它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但股票交易业务的营业收入只占总营业收入的1/8。它的其他业务包括年金、免税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和公募基金、抵押信托保证、避税项目合作，以及为该企业所说的“明智投资者”提供大量类似的投资项目。它所说的“明智投资者”包括小镇和郊区的并非极其富有的专业人士、小商人或农场主，他们希望有地方存放多余的资金。这类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奢望通过投资致富。
我能找到的最能揭示美国经济增长点的资料，是一项针对100家增长最快的中等规模企业（年营业收入为0.25亿～10亿美元）的研究。这项研究是美国商业联合会（American Business Conference）委托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两位高级合伙人于1981～1983年开展的。[3]
无论销售收入还是利润，这些中等规模企业的增长速度都是《财富》美国500强企业的3倍。自1970年以来，《财富》美国500强企业的就业岗位不断流失，而在1970～1983年，这些中等规模成长型企业就业岗位的增长速度是整个美国就业岗位增长速度的3倍。即便在1981～1982年的经济萧条期，美国产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近2%，而这100家企业的雇用人数仍增加了1%。这些企业遍及美国各经济领域。当然，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包括在内。此外，也有一些金融服务企业，如纽约帝杰证券公司。这100家企业中，表现突出的，第一是一家生产和销售起居室家具的公司，第二是一家生产和销售甜甜圈的公司，第三是一家精品瓷器公司，第四是一家书写用品公司，第五是一家家用涂料公司，第六是一家从印刷出版当地报纸拓展到提供消费者市场营销服务的公司，第七是一家为纺织厂生产纱线的公司，等等。尽管“人人都知道”美国经济中只有服务业是增长的，但超过一半的中等规模成长型企业属于制造业。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过去1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领域中有数量很多且不断增加的通常不被视为企业的机构。这些都是非政府组织，而且很多正在转变为营利性企业。这些机构中，最为常见的是医疗保健机构。这段时期，传统的美国社区医院陷入困境，但也有很多连锁医院快速发展且欣欣向荣，包括营利性医院和日益增多的非营利性医院。一些“独立的”医疗机构发展更为快速，如临终关怀中心、医疗与诊断实验室、独立外科中心、独立妇产医院、“免预约”精神科诊所，或者老年疾病诊断和治疗中心。
如今，几乎所有美国社区的公立学校都日趋衰落。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低谷”导致学龄儿童大量减少，一种全新的非营利性私立学校却在繁荣发展。1980年左右，在我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小城里，几个母亲为照顾自己的孩子成立了一家社区托儿所。到1984年，这家托儿所已经成为一所学校，拥有200名即将就读四年级的学生。此外，当地浸礼会教徒几年前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正准备接管克莱蒙特的一所初级中学（这所中学创办于15年前，在过去5年里因为一直没有生源而空了下来）。不过，各种成人教育项目都在加快发展，无论是针对中层经理的行政管理项目，还是针对医生、工程师、律师和理疗师等的进修项目。即便在1982～1983年的经济萧条期，这些项目也只是暂时受挫而已。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业领域是新兴的公私合营的“第四部门”。这一领域由政府（州政府或市政府）出资并确定绩效标准，然后将消防、垃圾回收或公共汽车运输等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委托给私营企业。这种方式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服务。自1975年海伦·布萨里斯（Helen Boosalis）首次当选为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市长以来，林肯市一直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100年前，同样在林肯市，平民党人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首次引领我们走上公用事业市政所有之路。得克萨斯州也是公私合营方面的先行者，圣安东尼奥市和休斯敦市就是很好的例子。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学院的表现尤为突出。同样地，位于该市的一家领先计算机制造商，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在教育甚至罪犯管理和改造方面与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公私合营关系。考虑到公众不愿为日益衰落的邮政服务支付更多的补贴和费用，从长期来看，能够拯救这项服务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竞标选择“第四部门”以获取一类邮件服务。否则，10年后，邮政服务将消失。
Ⅳ
除了快速增长和没有陷入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停滞之外，这些成长型机构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事实上，它们都是“新技术”的代表，都以全新的方式将知识应用到人类工作中，而这才是“技术”的定义。这种“新技术”不是电子学、遗传学或者新材料技术，而是创业管理。
只要弄清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在过去20年（尤其是最近10年）就业岗位的惊人增长就不难解释了，甚至可以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相调和。美国正在经历一种所谓的“非典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某种程度上，日本也是如此。
自约瑟夫·熊彼特于1939年首次在其著作中提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以来，我们就意识到，从1873年到一战之间的近50年，美国和德国的实际发展状况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并不相符。第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开始于铁路发展热潮，结束于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那次股市崩盘对全球股票市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进而引发了经济大萧条。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发展都陷入漫长的停滞期。当时钢铁、化工、电气设备、电话以及最后出现的汽车业等新兴技术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都不足以弥补铁路建设、煤矿开采及纺织业等传统产业停滞所引发的失业。
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在美国和德国。而且，尽管维也纳股市崩盘导致奥地利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且尚未恢复，但奥地利也未出现经济停滞现象。起初，这几个国家的经济也备受打击。但5年后，它们摆脱了困境，重新腾飞。就“技术”而言，这些国家与深受经济停滞之苦的英国和法国并无区别。企业家是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经济行为差异的因素。比如，在1870～1914年，德国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就是综合银行的成立。首个综合银行是由格奥尔格·西门子（Georg Siemens）于1870年创办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4]德意志银行的使命是发现并投资创业者（创业型企业），对他们（它们）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管理。在美国经济史上，具有创新精神的银行家，如纽约的J. P.摩根（J. P. Morgan），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如今，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在美国，或多或少也可能出现在日本。
事实上，高科技是唯一与“创业管理”这项“新技术”无关的领域。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家依旧推崇19世纪的管理模式。他们深信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如果你发明了一个更好的捕鼠器，你的门槛将被踏破。”可是，他们未曾想过：“更好的”捕鼠器究竟是什么样的？为谁所用？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例外。一些高科技企业懂得如何管理创业与创新。回到19世纪，这样的例外也是有的。德国人维尔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创办了一家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司（即西门子公司）。美国人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不仅是伟大的发明家，还是成功的企业家，有两家公司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家是运输业的领先者（即西屋公司），另一家是电气设备业的主力（即西屋电气公司）。
但是，对“高科技”领域的企业家而言，他们的原型似乎依然是托马斯·爱迪生。爱迪生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家。他将发明转变为一门学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研究”。但是，他真正的志向是创办企业，并成为商界大亨。然而，他对企业管理一窍不通，最终为了挽救企业不得不让位给他人。如今，很多企业（即便不是大多数）仍然被以爱迪生的方式管理着。确切地说，这些企业管理不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高科技产业依然遵循传统模式。这种模式起初令人振奋，接着快速扩张，然后突然崩溃，在5年内经历了“乞丐变富翁，再变回乞丐”的转变。大部分硅谷企业以及大部分高科技生物企业，仍然是发明家而非创新者，是投机者而非创业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何高科技产业突破不了康德拉季耶夫的预测，并且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使经济复苏。
但是，有系统、有目的、有管理的“低科技”创业却能做到。
Ⅴ
在所有重要的现代经济学家中，只有熊彼特关注企业家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企业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但是，经济学家认为创业活动是“超经济的”。它深刻影响并塑造经济，但并非经济的一部分。对经济学家来说，技术同样如此。换句话说，对于创业为何会在19世纪末发生，如今似乎又将发生，经济学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对于创业为何只发生在某个国家或者某种文化当中，他们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的确，使创业有效的原因也许并不属于经济范畴。它可能是价值观、认知和态度的变化，也可能是人口统计特征和机构（如1870年左右美国和德国的创业型银行）的变化，也可能是教育的变化。
无疑，在过去20～25年间，美国青年，而且是相当多的美国青年，他们的态度、价值观和志向发生了转变，只不过，那些只看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青年的观察家，谁也预测不到这种变化。突然之间，很多人开始长年拼命工作，追求高风险，而非贪图大公司的安稳。这该如何解释呢？那些享乐主义者、追求地位者、附庸者、墨守成规者到哪儿去了呢？反过来，有人在15年前告诉我们即将出现的不求功名利禄，但求美国重回“闲散”甚至田园“绿色”的青年，又去哪儿了呢？不管怎样解释，这都不同于过去30年里预言家们的设想，如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查尔斯·赖克（Charles Reich）的《美国的再生》（The Greening of America）以及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等对青年一代的设想。的确，创业型经济的出现不仅是经济和技术事件，还是文化和心理事件。不管原因何在，它都最终影响了整个经济领域。
承载这些态度和价值观的深刻变化的，特别是行为的深刻变化的，是一项“技术”。我们称之为管理。正是管理的新应用催生了美国创业型经济的出现，主要表现为：
● 应用于新创企业，无论其是否为商业企业（然而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管理只适用于现有企业）
● 应用于小规模企业（仅仅几年前，大多数人还断定管理只适用于大规模企业）
● 应用于非商业性机构，如医疗保健、教育机构（大多数人在遇到“管理”这个词时，想到的仍是“商业”）
● 应用于根本不被视为“企业”的单位，如当地餐馆
● 最重要的是，应用于系统性的创新（这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去寻找并利用新机会）
作为一种“有用的知识”、一种技术，管理与当今高科技产业的其他基本知识（如电子学、固态物理学、遗传学以及免疫学）出现在同一时期。管理起源于一战前后，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但管理是一门类似于工程或医学的“有用的知识”，首先必须成为一项实践，然后才能发展成为一门学科。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有几家大型企业（主要是商业企业）开始运用管理，如杜邦公司（DuPont Company）、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杜邦公司的兄弟公司）、大型零售商西尔斯百货（Sears，Roebuck）。在大西洋彼岸，有德国西门子公司和英国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管理成为一门学科，是在二战期间及之后。[5]
大约从1955年开始，发达国家经历了一股“管理热潮”。[6]大约40年前，我们称为“管理”的这一社会技术，首次出现在大众（包括管理者本人）的视野中。此后，管理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而非少数独立信仰者的随意实践。40年来，管理的影响力比得上同时期的任何“科学突破”，甚至还大得多。二战后，发达国家都变为“组织社会”，而管理也许并不是导致这个变化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重要因素。如今，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尤其绝大多数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在组织中工作，包括老板自己。企业的老板日益趋向于变成“职业经理人”，身份是雇员而非企业所有者，而管理也许并不是导致这个现象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重要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组织社会”和“雇员社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现实，如果管理没有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我们就无法对这种现实加以组织。
对于管理，尤其对于知识工作者管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不过在很大程度上，管理的基本原理已经为人所知。40年前，大部分人（甚至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是管理工作。如今，管理已是司空见惯。
但总的来说，人们直到最近仍然认为管理仅仅适用于企业，而且是“大企业”。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管理协会邀请小企业负责人参加“高管培训项目”，得到的回复大都是：“管理？那是针对大企业的，与我无关。”直到1970年或1975年，美国医院管理者还依然排斥任何带有“管理”标签的事物。他们声称：“我们是医务人员，不是企业员工。”（大学的教职工现在还会这样讲，但同时会抱怨所在的机构“管理得如何糟糕”。）自二战结束到1970年这段时间，“进步”意味着创办更大规模的机构。
这25年，企业、工会、医院、学校、大学等社会各领域都倾向于创建更大规模的组织，原因是多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如何管理大型机构，却不怎么知道如何管理小型机构”这样的观念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当初美国创办大型联合高中的热潮与这个观念有很大关系。人们声称：“教育需要专业化管理，而专业化管理只有在大型机构中才能发挥效用。”
最近10年或15年里，这种趋势才得以逆转。事实上，美国现在的趋势是“去机构化”，而非“去工业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近50年里，美国和西欧普遍认为身体不适者最好去医院，重症患者尤其如此。医生和病人持有同样的观念：“病人来医院越早，医生对他们的疗护越好。”最近几年，这种观念也在转变。现在，我们愈加相信病人远离医院的时间越长越好，越早出院越好。当然，这种转变与医疗保健或管理毫不相干。它只是一种逆反心理（无论是长久的或短暂的），是对崇拜集中化、计划和政府等的反叛情绪。这里所说的崇拜现象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到达顶峰。然而，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和信心管理好小型机构以及医院等非商业机构，就不能沉湎于医疗保健的“去机构化”。
总体而言，相比于“管理良好”的大型组织，小型创业组织对于管理的需求更为迫切，管理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大。最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清楚，管理对新成立的创业型企业所能做出的贡献，跟对现有的“管理型”企业所能做出的贡献是一样大的。
举个具体的例子。早在19世纪，美国就出现了汉堡包店。二战之后，汉堡包店已风靡城市街头。而麦当劳汉堡包连锁店将管理应用到原本一直毫无规划的夫妻店中，成为一个近25年来广为流传的成功故事。首先，麦当劳设计了终端产品；其次，它重新设计了整个制作流程；再次，它重新设计或发明了制作工具，这样使得每块肉、每片洋葱、每块面包、每根炸薯条都是一样的，进而形成了一个可以精准控制的全自动化制作流程；最后，麦当劳将客户“价值”定义为产品的品质和可预知性、快速便捷的供餐服务、绝对干净以及亲切友好，并基于此制定标准和培训员工，根据标准确定员工收入。
这些举措就是管理，而且是相当先进的管理。
使美国经济成为创业型经济的就是这项新技术——管理，而非某种新科学或新发明。它也将促使美国走向创业型社会。事实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于商业和经济领域，社会创新在教育、医疗保健、政府和政治领域中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再次强调，社会领域极其需要的创新要求将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技术应用于新问题和新机会。
这意味着，时机已经到来，我们要把在大约30年前为管理学所做的事情，为创业和创新再做一遍，那就是：建立原则、开展实践、创立学科。
[1]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不朽巨著《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1939）一书，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曲线传播到西方。如今，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杰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最著名、最严谨和最权威的信徒，也是经济长期停滞理论的最严肃和最博学的倡导者。
[2] 与普遍看法相反，石油业是第一个进入衰退阶段的。事实上，1950年左右，石油业就不再发展了。自此，不管是制造业、交通业、取暖业还是空调业，产出每增加一单位所需要的石油增量一直在下降，起初较缓慢，在1973年以后，下滑速度迅速加快。
[3] 该研究的报告为《美国中等规模成长型企业给我们的启示》，由理查德·卡夫诺（Richard Cavenaugh）和小唐纳德·克利福德（Donald Clifford，Jr.）于1983年秋发表在《麦肯锡季刊》上。
[4] 详见第9章。
[5] 最早将管理作为一种系统性知识（即一门学科）进行阐述的两本管理著作，是我的《公司的概念》（1946年，研究的是通用汽车公司）以及《管理的实践》（1954年）。
[6] 如今，中国也出现了这股管理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