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谈1958版《卡利古拉》[1]

据说这是《卡利古拉》的一个全新版本[2]，这个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切的？您对这出戏进行了大量修改吗？一般来说，您认为，当一出戏已经写出一些年头之后，作者是否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对其加以重审呢？

喔！如果他把这出戏再次搬上舞台，那么他必然要重新审阅，因为随着舞台艺术的发展，各种问题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来。不过您说《卡利古拉》的全新版本，这就有些夸张了。它仅仅是一个增加了三场戏的版本而已，其中一个角色得到了修改，一些对白进行了更换，就这么多！

这些变化是否发生在排练期间？这究竟是舞台导演的工作，还是作者的前期工作呢？

完全不是前期工作，修改一直是在排练期间进行的。另外，我必须说一声，在我的那些剧本被搬上舞台之前，我从来没有对它们进行过任何改动。

关于《卡利古拉》，您对我们说过，让您感兴趣的首先是故事本身，不过，当它涉及一些古代人物，您是否多多少少在这个故事的掩护之下，趁机向您的同代人讲述了些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您把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的手段，以此证明关于人类本质的东西没有任何变化吗？

我无意证明这一点，这不如说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我不觉得一个卡利古拉式罗马皇帝的反应会与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看到的某些人的反应存在多大差别。卡利古拉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暴君，但并非彻底失智，这显然让他在暴君圈子里变得有点孤家寡人。不过很显然，他的许多反应，完全可以是某些当代虚无主义的反应，但我并没有尽力表现这一方面。我自己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把它说出来，仅此而已。

相对于角色本身，您提到思想是第二位的。不过，假设写故事时就应该表达点东西，那么您在《卡利古拉》中也还是有什么想要表达吧。

好吧！与您意见相左，我很伤心。

不，您很有道理！

我确实不想表达任何东西，我只是想去描写一个角色。我发现对于不可能之物的痴迷和对于贪欲、爱情或者野心的痴迷是一样的。剧作家描写他，就和描写阿尔赛斯特[3]或者唐·璜[4]完全类似。总之，我们同样可以写出这样一出悲剧，关于一个欲求不可能之物的人，一个想要变成他无法成为之人的人。

总之，主人公或者说悲剧人物的各种特征，总会存在某种过度和出格，因此存在某种不平衡。

对于这一点我完全赞同，事实上，我从希腊悲剧中抓住的东西就是，悲剧就是疯狂、过度与某种正常秩序的对抗，秩序使得一旦有人超越了某种限度，就会受到惩罚。《卡利古拉》虽然不打算变得和它那些伟大范本一模一样，却也恰恰置于这一视角之下。

关于《卡利古拉》，作为作者，您究竟是任由您的灵感和想象自由勃发，还是被文献和研究包围，试图对历史进行准确还原？

完全没有试图还原。我并未力图创作一部历史剧，不过，在阅读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时，必须实话实说，我被卡利古拉这位略显古怪的人物身上的性格打动了。于是我想要在此基础上写一出戏。在此之后，我对历史就再也没有任何兴趣了。尽管如此，卡利古拉身上一切看似出自作者想象产物的胡言乱语，都可以在苏埃托尼乌斯笔下找到。

您认为一位作家完全有权在历史中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出发点，有权抓住一个历史人物但却以他个人的方式进一步加以发挥吗？

他完全有权这么做。他是他自己的主人，只要他不去侵犯别人的自由。

那么，我要对您提出一个戏剧之外的问题，我很想了解您的看法。这是一个关于“十诫”[5]的问题。在您看来，是否存在某些人物身处这种作者的权利之外？我以前听人说过，类似摩西或耶稣这样的人物，都是作者无法实现的人物。

如果我们爱他们，我们就能实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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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访谈出自1958年1月1日的法国文化电台广播节目，采访者为雅克·马塞璐（Jacques Marcerou）。仅有录音存世，根据录音整理。

[2]1957年昂热戏剧节期间，加缪亲自导演了《卡利古拉》，并根据舞台需要对剧本做出了修改。1958年，修改后的剧本在巴黎上演。

[3]阿尔赛斯特是莫里哀《愤世者》中的主人公，愤世嫉俗，批评周围所有人身上的缺点。

[4]唐·璜是莫里哀《唐·璜或石之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无神论者和诱惑女性的行家。

[5]根据《圣经·旧约》记载，主在西奈山上向先知摩西显圣，传给他十条戒律，规定了信仰耶和华的唯一性、排他性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规范，如不可奸淫、谋杀、盗窃等，称为“摩西十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