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油与水
我12岁之前的人生在科威特度过，但我一直记着自己是埃及人。
在科威特不像在美国，如果你不是科威特人，你就是“外人”，永远是外籍人士。在科威特，没有另外获取公民身份的途径。如果你的母亲或父亲不是科威特公民，那么你是否在科威特出生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在这个国家不存在“出生公民权”这回事。
虽说我们这些外籍人士在科威特并没有受到多么恶劣的对待，但我也没法儿昧着良心说科威特人对我们倒屣相迎。通常来说，外籍人士和科威特人没什么交集——就像油与水一样。许多科威特人远比外籍人士富有，他们住在海湾地区的豪华别墅里，开的是豪华轿车（大多配了司机），用的大多是印度尼西亚籍或菲律宾籍的仆人。我们的社交圈并无交集。
不过，我挺留恋在科威特的那些日子。如果你不介意永远做个“外人”，而且自己本身懂技术、有高收入，你倒是可以和其他“外人”一起在科威特过上不错的生活。
相比埃及，科威特的薪资水平更高，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盛行，我的父母就是被这样的条件吸引到科威特工作的。科威特的石油总储量居世界第六[1]，但它在金融、医疗、办公业务、教育、技术和其他支撑经济与社会繁荣的领域存在人才缺口，本国人才供应不足。
因此，财大气粗的科威特决定从别国引进技术娴熟、教育背景出众的人才，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还有欧洲、非洲、印度、菲律宾的人才，他们纷纷涌入科威特。受过良好教育的埃及人深知本国经济不景气，因此尤其钟情于前往科威特，数十万人纷纷移民。目前大约有50万埃及人居住在科威特。
在科威特的埃及侨民大都抱团取暖。由于科威特法律只允许本国公民购置房产，我们这些外籍人士只好租住在专为外国人服务的综合大楼公寓里。我们一家人在科威特住过的最后一套公寓位于萨尔米亚：公寓有四间卧室，配有一个宽敞的门厅，门厅通往全家人的共享活动室，房间里几扇大大的落地窗使得波斯湾景观尽收眼底。
我的父亲爱好技术，你大概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在技术方面，他总是一个尝鲜者。我们家领先于很多家庭，早早地就拥有了一台摄像机和一台VHS（家用录像系统）录像机，于是父亲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家庭活动的指定记录人。对于在科威特的日子，我最早的记忆是一把塑料材质的蓝色儿童椅，我叫它“我的王室蓝椅子”“我的宝座”。大约5岁时，我常站在这把椅子上滔滔不绝地发言，脑子里想到什么就来一场关于它的演讲。父亲把我的演讲录了下来，还给我指点公开演讲的技巧。（比如，他会说：“拉娜，要看着观众的眼睛说话，一字一句地说，要吐字清楚！”）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技术，更有意义的是，那是我第一次当着观众演讲，虽然观众只有我父亲一个人。那是我与父亲的专属时光，我喜欢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
我家也是第一批拥有雅达利2600游戏主机的。这是一款老式游戏机，带一个插槽，你可以往里面插你想玩的游戏卡带。我父亲这个人，从不放过生活中任何一个教育我们的机会——这不，他让我们姐妹自己琢磨怎么进行游戏设置。父亲的教育方式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面对电脑总是游刃有余，我从不害怕从无到有地建立一项技术。我坚信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把一件事弄明白。
不过，我并不是个只会盯着数字屏幕、一副死脑筋的“呆子”。全家人在游戏里消灭外太空入侵者时，还会聊天、交流近况。技术于我而言是社交工具，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平台。
我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都在科威特的阳光学校度过。学校采用的是英国认证的课程体系，除了阿拉伯语课程，其他都以英语授课；学校特别重视文科、音乐和体育课程。相比之下，大多数中东学校推崇的是机械式的死记硬背。
阳光学校的创始人是薇拉·穆塔瓦。这位英国淑女大方得体且待人温暖，她嫁给了一位科威特酋长。穆塔瓦夫人有她自己的一套先进的教育理念。如果没有穆塔瓦夫人的干预，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顺利上完幼儿园——我是左撇子，而根据伊斯兰教传统，吃饭和工作只能用右手。这个传统让我们这些左撇子显得低人一等。童年的我花了大量时间努力压制自己用左手的冲动，不过收效甚微。穆塔瓦夫人有一次注意到我握铅笔很吃力，她熟悉阿拉伯文化，立马意识到我是左撇子，我是被硬生生地“训练”成用右手做事的。于是她联系了我的父母，那是他们第一次听说“惯用手”是由人的基因编码决定的，没有任何人能左右。他们对此很是惊讶。我的父母或许看起来比较传统，但他们尊重科学——自那以后，他们不再试图“治”好我的左撇子，我在学校的表现日渐出色。临上一年级前的那个夏天，我的成绩已经遥遥领先于班上的其他同学，于是穆塔瓦夫人建议我跳级，直接读二年级。也正因如此，在我学术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班上年纪最小的那个。
相比典型的中东学生，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或许更加西式、更加先进，但回到家里，埃及的传统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男女角色分工这点上。一方面，我父亲的理念在中东地区是特别出众的：他认为女性应该接受教育，他自己也娶了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功女性。父亲全力支持女儿们，鼓励我们尽己所能、有所作为。但另一方面，父亲也和大多数埃及男人一样——我其实想说和大多数中东男人一样——他希望我的母亲像仆人一样毕恭毕敬地伺候他。比如，我从没见过父亲自己走进厨房倒水喝。想喝水的时候，他就会让母亲帮他倒，而母亲会听话照做。我甚至觉得父亲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他的父辈就是这么做的，这个行为模式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因此让妻子倒水就显得顺理成章。
等到我和妹妹们长大些，父亲就开始让我们给他跑腿。大约在我9岁以前，我从没质疑过父亲的这个要求，直到有一天，我和父亲都坐在书房里，他突然对我说：“拉娜囡囡（这是父亲对我的爱称），去鞋柜里把我的黑色擦鞋盒拿过来！”
我很不耐烦，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你自己去拿呀！”当然，我永远不会这样和我父亲顶嘴——你看，我竟然有不能顶嘴的想法，这已经足够让人震惊了。但父亲叫我跑腿这件事还是让我很生气，于是我想出了一个“被动反抗策略”——装傻。我按他的要求进了卧室，打开鞋柜。他要黑色的擦鞋盒，于是我故意拿了棕色的。然后，我笑嘻嘻地把东西拿到父亲面前，对他说：“给你，老爸。”他看着我，摇摇头说：“这是棕色的，去把黑色那个拿过来。”我只好折回去，拖着脚步走回鞋柜，磨磨蹭蹭地给父亲送去了他要的黑色擦鞋盒。
我经常上演这种无声的反抗，有时我装作没听懂父亲想要什么，有时我给他捎来他并不想要的东西。后来，他就不再叫我帮他跑腿了，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妹妹拉莎头上。
我并不想让人觉得我带着怨气生活在这个家里，不是这样的。但当我看着母亲、伯母、婶婶、祖母和其他女性纷纷去迎合她们的丈夫时，我的想法就是：“我不要嫁给这种典型的埃及男人！”
那块希贾布
中东地区的女性穿戴不仅反映了她们的时尚品位或虔诚的信仰，更是当下文化与社会潮流的映射。我家族里的一些女性会“蒙面”——她们在外出时会用围巾或头巾遮住头发和脖子。我也曾这样做。我和小妹鲁拉现在已经不再戴头巾了，但母亲和拉莎依然会戴着希贾布。戴上希贾布，女性脸庞以外的地方就被包裹了起来，看不到头发和首饰，眼部神态大为突出；要知道，眼神可是我们女性最具表现力的特征。大多数人认为微笑只跟嘴巴有关，但如果缺了眼神和一个人笑起来时眼周的笑纹，那么这个微笑就是不走心的，甚至可能是虚情假意的。我母亲的姐姐至今戴着尼卡布（将面部遮挡到只露出双眼的面纱）——她把自己从头到脚遮起来，只留下一条窄缝露出眼睛。虽然她全身都被遮住了，但我只要看着她的眼睛，就能知道她那天过得是否舒心。
每年夏天，父母都会带着我们姐妹三人休假一个月。其中两周，我们会回开罗探亲；一周去亚历山大港，那是埃及的第二大城市，我们会在地中海迷人的海滩上嬉戏；我们还会在欧洲待上一周，目的地年年不同，有塞浦路斯、西班牙、比利时、瑞士、法国的尼斯和摩纳哥的蒙特卡洛等。
要说每次欧洲之旅中我最享受的环节，那就是做旅行计划了。父亲花大价钱买了本《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这本书卖得不便宜，还附了一册巨大的地图集。每年夏天父亲着手做旅行计划时，我俩就会把地图集在餐桌上摊开，他会握着我的小手，一边指一边教我看不同的城市都在地图上的哪个方位。父亲让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我没有对“异国异地”的恐惧，有的只是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我也因此爱上了旅行，现在则成为一名思想开放的世界公民。
我的父母尽管价值观保守，但并没有对我们的所见所闻一一过问。法国南部的海滩上，每个女人都穿着布料极少的比基尼，不少女性甚至没穿上衣。相比之下，我的母亲静静地坐在沙滩上，沙地上铺着一张毯子，人藏在遮阳伞底下，穿着宽松的两件套，把脖子以下的身体部分遮盖住。我们明白，我们坚守的传统可能和别人的不同，但我们并没有与世隔绝。
科威特的夏天异常炎热，好在我们全家人可以去波斯湾边的私人海滩俱乐部避暑，这是专为科威特的埃及侨民开放的。一天之中我最喜欢日落时分，因为那时空气更加清新，微风轻拂水面，吹起涟漪。要是嫌在家做饭太热，我们就会和叔叔一家约在海滩上做家庭烧烤。晚餐后，我们三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就立马跑到附近小贩的冰激凌车那儿，吃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激凌。那种冰激凌里面是香草味的，外面是覆盆子味的酥脆外壳。一口咬下去，有奶油的口感，酸味和甜味都恰到好处。在海滩上度过的那些夜晚让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很是完美。
而我所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中东地区正处在另一场战争的边缘。我在11岁的年纪，在乎的自然是11岁的女孩们在意的事。记得七年级结束时，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尼斯林、哈南、拉尼娅还有亚丝明一起围坐在校园的野餐桌旁，讨论一道特别难的数学题。我满心期待着秋天返校时，跟好朋友们一起继续探讨那道难题。
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在科威特的生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回不去了。
注释
[1]本书英文原版出版于2020年，根据BP（英国石油公司）中国官网的世界能源统计回顾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科威特的已探明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七，在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加拿大、伊朗、伊拉克、俄罗斯之后。——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