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和“助威”

1916年8月，鲁迅的同窗好友钱玄同来访。当初二人一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课时，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爱在席上爬来爬去，故被鲁迅戏称为“爬翁”。这位“爬翁”今非昔比，现是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兼《新青年》杂志编辑。

看到鲁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钱玄同很不屑地问：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明白钱玄同的意思，他之前也关注过《新青年》杂志，但如周作人所言“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因为《新青年》刚开始虽然倡言“文学革命”，登的却是古文，鲁迅认为这有些荒谬。而且，虽然《新青年》诸位同人卖力呼喊，但应者寥寥，甚至连激烈的反对者都没有。这种寂寞是最可怕的，鲁迅想起了自己当年在东京留学筹办《新生》杂志时类似的情景，虽不免有些同病相怜，但依旧感到绝望。鲁迅又问：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坚定地回答：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何答应钱玄同作文章。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1932年，鲁迅在为《自选集》作自序时，对于这段往事又补充回忆道：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希望”“助威”其实都是“借口”，归根结底，重新提笔还是因为鲁迅心中的梦想在燃烧。“我也想，顺着春风暖江，在人海里漂游，可是这海烂得太臭，我只能逆行着，缓缓抬头，在那血雨腥风中做个旗手。”(6)也曾失落，也曾绝望，但鲁迅始终不忘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铁屋，唤醒国民。

历经千帆归来，鲁迅依旧不忘初心。鲁迅就此加盟《新青年》，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从今往后就叫鲁迅”，开启了自己的“光荣与梦想”。“鲁”是鲁迅母亲的姓，“迅”字表示自己的中国梦并未中断，还是要迅捷地反抗，要“立人”救国。《新青年》因鲁迅的加盟而实力大增，“觉醒年代”也因鲁迅的闪亮登场而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