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址
第一节 安吉古城
一、安吉古城建置始末(1)
《史记·楚世家》：楚王负刍“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续汉书·郡国志》在述及丹阳郡时注明“丹阳郡，秦鄣郡，武帝更名”，明确指出鄣郡名承于秦。《明一统志》：“故鄣城，在长兴县西南一百二十里，秦灭楚置故鄣县，为鄣郡治，汉属丹阳郡。”今人金翔《故鄣砖录》收有墓砖铭：“永元七年七月故鄣长王君、丞张卿复阳冢”。由此可知，作为秦汉鄣郡郡治、故鄣县治的安吉古城，始设于秦统一战争时期，秦代沿袭。
楚汉战争时期，鄣郡隶属于项羽之楚国。
《汉书·地理志》：“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属县十七：宛陵、於朁、江乘、春穀、秣陵、故鄣、句容、泾、丹阳、石城、胡孰、陵阳、芜湖、黝〔黟〕、溧阳、歙、宣城。”《续汉书·郡国志》记丹阳郡有16城，除无宣城县外，其他辖县一致。
《史记·荆燕世家》：“汉六年春……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帝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又《史记·诸侯王年表》，荆王贾都吴，后为吴王濞国。则韩信封楚，都下邳，所统近百城，不限于淮北地，亦有淮南，并及今苏、杭地区也。此鄣郡曾是楚王韩信封地明证。
《汉书·高帝纪》：高帝六年（前201）“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
《史记·荆燕世家》：“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荆王贾与战，不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高祖自击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王故荆地。”刘濞吴国之封域与刘贾同，有3郡53城。
汉文帝时期，鄣郡一度并入会稽郡。《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阴。”
据《史记·吴王濞列传》，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吴王濞反，六月，七国之乱平，吴国除。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汉书·地理志》载：“丹扬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两相参对可证西汉江都国领有鄣郡。
江都国消亡之后鄣郡的归属如何？《汉书·地理志》载鄣郡于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更名丹扬（阳），《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亦载汉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为丹阳郡”。清人钱坫曰：“江都王建，以元狩二年自杀，国除，非元封也，当依《宋志》改正。”此语极是。武帝元狩元年，衡山国、淮南国除为衡山郡、九江郡。元狩二年（前121），江都王建谋反，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江都国除为广陵郡时，江都之别郡鄣郡亦随之属汉，于是武帝撤销江南庐江郡，以其东部春穀、宣城、泾、陵阳4县属鄣郡，并改鄣郡为丹阳郡。因此，丹阳郡更名时间当为元狩二年。
自元狩二年至汉末，丹阳郡未再属诸侯王国，其辖境如《汉书·地理志》所示不变。时至新莽时期，鄣郡一度复置。今童衍方《宝甓斋集砖铭》收有新莽时墓砖铭“天凤三年二月鄣郡都尉钱君”可证。东汉时期鄣郡复名为丹阳郡。
三国吴时期，景帝孙休析丹阳郡置故鄣郡。《景定建康志》卷一五：“永安中分溧水以北六县为丹阳郡，仍治建业。”又，同书卷二〇考证云：“永安中分置故鄣郡，丹阳所领惟溧阳以北六县。”据陈健梅考证，故鄣郡辖境当为时丹阳郡溧水以南地区，郡治陵阳，辖15县：怀安、宁国、陵阳、安吴、泾、宣城、宛陵、春谷（穀）、临城、石城、广德、故鄣、安吉、原乡、于（於）潜。故鄣郡置后不久即废，其废省原因不可考。(2)
二、安吉古城及周边汉墓群考古
（一）安吉古城的考古发现
安吉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古城村，东南距安吉县城约12千米。城址南倚九龙山，北面是一片开阔的山间平原，东、西两侧有西苕溪及其支流沙河自南向北流过（图1-1）。
经过多年的调查勘探，我们现在已知安吉古城城址平面近方形，四周有土筑城墙和护城河。城内东西长约640米、南北宽约550米，城内面积约33万平方米，包括护城河在内总面积40余万平方米。城墙为平地堆筑，整体保存较好，除北城墙、东城墙局部缺失外，大部分现地表仍可见，底宽23米左右，残高3—6米。护城河宽6—12米，大多仍清晰可辨。(3)
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吉古城城内堆积进行了发掘，发现文化堆积厚1—1.9米，有战国、汉、三国、西晋各时期形成的文化层。2002年对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城墙底宽26.5米，分为三层，城墙建于高垄之上，无墙基槽。这两次发掘的面积有3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及陶瓷器。据此，基本了解了城址的平面范围、保存状况、城内文化堆积及城墙的堆筑形态，初步判断古城始建于战国，沿用至汉晋，可能为秦鄣郡郡治。
自2011年开始，按照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安吉古城考古工作规划（2011—2015年）》，对古城外围30多平方千米范围内的遗址、聚落、墓群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试掘工作。在此期间，对古城遗址（图1-2）进行了全面勘探，在古城的东、西城门位置进行了发掘。(4)主要收获有：
一是发现城内外的排水系统及有河道围护的内城范围。城内有12条古河道，主要分布于城内中部和北部。其中城内中心偏北部发现四周有河道围护的长方形官署建筑区，包含多个大范围的夯土遗迹。
二是在城址东北800多米处，发现一座四周有河道围护的方形小城——窑山，面积约4万平方米。通过对西城墙的解剖发掘发现，城墙由条带状夯土构筑而成。结合城墙的解剖、叠压城墙的春秋时期陶片堆积和打破城墙夯土的西汉墓等迹象判断，窑山城址的时代当为春秋时期。
三是在古城东侧发现大型聚落——山墩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地层堆积分为五层，其中第五层为战国时期的地层，第三、第四层为包含少量战国遗物的人工夯筑遗迹。在第三层面上发现一批柱坑和柱洞遗迹，还发现一批汉晋时期的遗迹，包括15个灰坑、4个井、4条沟。山墩遗址的时代为战国—汉晋，与古城遗址一致，应是古城外围同时期主要的生活居住区。
四是在古城西北约100米处，发现大庄遗址。在该遗址发现大型长方形夯土台基，东西向，高出周围田地3米左右，总面积约4450平方米。
五是在城址南、东北及西北侧半径3—4千米范围内，发现龙山、笔架山、上马山三个墓葬群，其中龙山、笔架山墓葬群的主体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上马山墓葬群的主体年代为汉代。
为明确城内古河道的堆积性质及时代，进一步确认遗址主体的时代和性质，2017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对城址内圈河道的南侧中部缺口处进行发掘，发现灰坑、灰沟、建筑台基、瓦砾堆积等遗迹，出土大量器物。遗存的年代除少量为战国时期外，主要为汉代至六朝时期。(5)
（二）上马山墓群(6)
上马山墓群东南距古城约3.5千米，墓葬均分布在海拔10—20米，相对高度10米左右的低矮土岗上，表现为明显隆起的土墩。土墩或为人工堆筑营建的高墩式墓地，或为土坑墓上的封土成墩，大部分为汉代土墩墓，小部分为先秦时期土墩墓。土墩平面多呈圆形，也有长圆形和不规则形，直径以10—20米居多，最大的土墩直径达66米。墩内墓葬少则1座，最多的有22座。小型土墩常见两墓并穴的合葬现象，大型土墩常见布局有序、等级及时代相近的多座墓葬。这里应为经严密规划的家族墓地。共清理墓葬600多座，主要为汉代竖穴土坑墓，另有少量先秦土墩墓、战国土坑墓、汉六朝砖室墓，出土陶、瓷、铜、铁、玉、石等质地各类随葬器物6000多件。
1.先秦墓葬
上马山发现的先秦墓葬较少，包括多种类型平地掩埋的土墩墓及挖坑加筑封土的土坑墓。墓葬或集中在单纯的商周土墩内，或与汉代土坑墓同处一墩。随葬器物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大宗。
2.汉代竖穴土坑墓
汉代土坑墓是上马山墓地墓葬的主体，根据墓葬形制、填筑状况、葬具结构等因素，可分为楚式墓和汉式墓两大类，以汉式墓为主。
（1）楚式墓葬
墓上封土较低矮，封土堆筑较松散。葬具多为一棺一椁，少量仅见单棺痕迹，下部多设有枕木。木质葬具与墓圹之间大多填筑厚度、纯度不等的青膏泥。器物大多摆放于椁边箱内，少量珍贵器物（如钱币、铜镜、刀剑、印章、玉窍塞等）随身置于棺内。楚式墓葬随葬器物的组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单纯随葬楚式泥质陶礼器、漆木器，此类墓葬数量最多；第二类是以楚式泥质陶礼器为主，伴随少量釉陶壶、釉陶瓿、印纹陶罐，等等；第三类是以釉陶器为主，伴随少量泥质陶豆、杯、俑，此类墓葬数量最少。
大型楚式墓：以安吉五福M1为例，墓葬封土直径13—17米、高2.1米。墓坑东西长5.2米、宽4.56米、深4.4米，长斜坡墓道长8.3米，宽1.86—1.96米。葬具为一棺一椁五室结构。靠近墓道的椁上方中央位置摆设跪坐偶人。随葬品组合为：陶鼎6、豆4、盒4、钫6、杯3、俑9、铜剑1、戈1、镞1组、盉1、镜1、漆木器29，共66件（组）。
中型楚式墓：葬具为一椁一棺，棺一侧设器物箱。随葬器物为仿铜泥质陶礼器、铜镜、漆器，等等。
（2）汉式土坑墓葬
墓坑以五花土填筑，棺椁均已朽蚀无存。随葬器物以硬陶、釉陶器为主，器物种类有鼎、盒、壶、瓿、罍、罐等。
墓葬形制：根据墓坑形制可分为方形墓、长方形墓、长条形墓、凸字形墓、甲字形墓及刀把形墓，形制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墓葬等级差异。方形墓较少，墓坑长、宽多在4米以上，葬具以一棺一椁为常见，一椁双棺少见，时代为西汉早期至东汉早期。长方形墓数量最多，墓坑长3米、宽2米左右。葬具多为一棺一椁，个别为一椁双棺。随葬器物多见于椁内一侧，多出土20件左右成组高温釉陶器。长条形墓数量较多，墓坑宽多在1米左右，坑底多设有生土二层台，个别墓葬一端有壁龛。葬具或仅见单棺，或为很小的棺椁紧密相套。随葬品置于椁内一端或棺椁外一侧，仅见少量泥质陶罐。凸字形墓数量较少，埋葬情况与长方形墓相似，时代为西汉中晚期。甲字形墓（墓道位于墓坑前段中央）及刀把形墓（墓道偏向墓坑前端一侧）数量较少，墓道呈长斜坡状，墓坑较长方形墓略大，时代为西汉早期至东汉早期。
合葬形式可分三种：第一种为异穴并列合葬墓，数量最多，存在于大、中、小各类型墓葬中，墓葬时代起自西汉初期的楚式墓，一直流行至东汉初期。第二种为同穴双棺并列合葬墓，主要见于凸字形墓、方形墓，时代为西汉中晚期。第三种为并穴并列合葬墓，两墓存在轻微的打破关系，墓葬时代相近。安吉上马山汉代土墩遗存内的合葬墓多成组成排分布，围绕着土墩中心的较大墓葬；各墓墓向基本一致，极少有打破关系；墩内各墓葬时代相近，等级相当。安吉古城周边五福村常见的一类汉代土墩遗存，土墩墓群呈点阵状集中分布于某特定区域，绝少有打破关系，每墩埋纳时代一致的异穴并列合葬墓两个，代表了西汉时期鄣郡郡城一带汉墓合葬的标准范式。
随葬品组合可分三类：第一类为釉陶鼎、盒、壶、瓿组合，伴出1—2件印纹硬陶罍。西汉早期墓随葬各类器物呈等数配置态势。西汉中期各类器物非等数配置，壶、罍的数量增多，新出现灶、井等模型明器。第二类为釉陶壶、瓿、罍组合，伴出灶、井。第三类为随葬1—2件泥质陶罐，伴出印纹陶罐、硬陶壶等，此类墓葬数量较多，墓葬等级相对较低。
三、小结
安吉古城遗址地处太湖南岸，春秋战国时期为吴、越、楚交接地带，秦汉时期为鄣郡、丹阳郡郡治所在。古城遗址及上马山墓群呈现出越、楚、秦、汉等文化因素并存、交融的特征，对研究秦汉时期江东地区的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安吉古城及周边汉墓群对探索汉代城乡结构和分布格局亦具有重要意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据此推算，汉代一县平均有4.2个乡。上马山汉墓群位于安吉古城西北约3.5千米处，以其规模之大、分布之密集、营造方式的一致性、丧葬礼俗的程式化判断，其极有可能为故鄣县之都乡所在地。我们期望今后在安吉县境内发现更多的汉代墓葬群和遗址，从宏观层面探索聚落结构、城乡分布格局、社会政治面貌以及区域文化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