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扳道岔

用手机拍昆虫，除了原始部落，但凡是地球人，谁都能来两下子。但是按照发表级、展览级摄影作品的标准来要求的话，则另当别论。

与其他野生动物相比，昆虫太小。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昆虫——中国巨竹节虫，体长62.4厘米；最小的昆虫——仙蝇蜂，体长只有零点几毫米。浩瀚雨林，茫茫荒草，要么找不着，要么找着了拍不着，侥幸拍着了，又拍不实，拍不好，拍实拍好了，剪裁下来，像素大大降低，放大了是虚的，再放大是马赛克。

传统昆虫拍摄，单反相机加微距镜头是标配。历史上有许多好作品，强调背景虚化，强化昆虫萌态，追求的是唯美主义。世界权威的野生动物摄影大奖赛昆虫部分奖项，绝大多数给了唯美主义作品。唯美主义至今也是世界昆虫摄影不可动摇的主流风格。

“超微距”改写了历史。英国昆虫摄影家列文·比斯发明了超微距摄影技术，装备之精良、豪华，制作之严谨、繁复，将昆虫摄影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列文·比斯拍的是昆虫标本——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500多万昆虫标本馆藏中精选的模特。巨大的展示空间，巨大的尺幅，昆虫的身体结构纤毫毕见，色彩美轮美奂，其中有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环球旅行期间采集的蝽。这只蝽标本的采集时间是1836年。

超微距昆虫标本摄影工具和方法的发明，科学与艺术完美的结合，激活标本的同时，激活了历史。

单反微距玩儿到了超微距的程度，似乎可以证明两点：一，拍昆虫，专业门槛大大提高了；二，拍摄工具和方法也达到极致，似难逾越。

纵观昆虫摄影史，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超微距昆虫标本摄影的美学特征是“科学结构主义”，单反微距昆虫摄影则遵循“唯美主义”，或者叫“萌态唯美主义”。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把昆虫当作宠物和工艺品看。

“科学结构主义”硬核、精湛，“萌态唯美主义”梦幻、甜腻，昆虫摄影百年，职业摄影师的美学追求和视野，观众的审美倾向总体上被引导并锁定在了这两个“主义”里。

这个现状不能令人满意。

据维基百科的最新记载，被记录在案的昆虫超过100万种（占到了已发现动物的80%左右），尚有400万种待发现。1992年，美国昆虫学家、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他的畅销书《缤纷的生命》里断言，那时已知昆虫有75万种，绝大多数昆虫还没有被发现。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2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新发现昆虫至少有25万种。

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昆虫学家欧文在1982年有更乐观的估计。他认为光是热带雨林中就有3000万种节肢动物，其中大多数是昆虫。

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种昆虫，至今是个谜。但这个事实至少说明：第一，人类正在以很高的速度发现昆虫新种；第二，未知昆虫远多于已知昆虫，是地球上所有动物中之唯一。

影像学意义上的昆虫记录大致有两种：一是昆虫学或博物学的科学研究记录（各类正式出版的图谱和专业杂志），二是纪录片、图片、绘画的美学记录。在电影、摄影术发明之前，只有博物学绘画这一种记录方式，也因此产生了一批伟大的博物画家，如玛利亚·西比亚·梅里安、海克尔。

除了超微距标本摄影，世界权威野生动物大奖赛和一些著名昆虫摄影家的作品，都有上佳表现，但是受制于工具、拍摄环境和方法，也受制于观念，不能在美学意义上改变题材（昆虫种类）、视角（昆虫社会关系，昆虫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共情共生关系）、主题（昆虫的行为，故事与戏剧性）等摄影语言狭窄、贫乏的状况。

智能手机在悄悄地努力。

拍照片，提高拍摄质量拍出好照片，成为手机生产商比学赶帮超升级换代的重要目标，从数学算法到镜头，提高像素，提高清晰度还原度，“无所不用其极”。街拍、旅拍、风景、人物、建筑、人文……手机几乎进入了单反所能涉及的所有拍摄领域，虽不能尽善尽美，完全替代单反，但也以其操作简便快捷、画质高、易分享的优势出尽风头。

我在一些社交场合，曾看见一些著名摄影家用手机而不用相机拍照。

用手机拍昆虫表现会咋样?几年前，一个权威的昆虫学家和昆虫摄影师主编昆虫科学图谱，他在征稿启事里明确说，不接受手机拍的昆虫照片投稿，尽管图谱中昆虫照片登出来很小。他不相信手机能替代单反微距，拍出清晰的昆虫照片来。

持不可替代论的，不止这位昆虫学家一人。事实上，许多专业昆虫摄影师在室内和野外拍摄，也不太可能舍弃昂贵的单反装备和拍摄经验去拍昆虫。用手机拍昆虫，那也太不“专业”了。

因为好奇心，因为是非功利性拍着玩儿，无知无畏，我很快就发现用单反微距拍昆虫的诸多局限，以及用手机拍昆虫的魔力。

在5年的时间里，竟让我——一个业余选手创下了一系列纪录。

《大众摄影》首开纪录。2018年第12期《大众摄影》拿出6页刊登了我的十几幅昆虫摄影作品和博物学通信，这是国内专业摄影杂志第一次用如此大的篇幅介绍用手机拍摄的野生动物（当然也包括昆虫）作品。这次刊登的图片很小，像是示意图。

这里要特别感谢把我的昆虫摄影作品推荐给《大众摄影》的杨浪，感谢《大众摄影》主编晋永权。他们是我的中国青年报社前同事。他们发现了一个业余闯入者，发现了用手机拍昆虫的专业价值和无限可能性。

第二个纪录是一本正式出版的小32开图文书。2020年1月，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下里巴虫》（文图两卷，《文卷：漫游昆虫王国及阅读博物学的通信》《图卷：昆虫王国里的生与死、爱与恨、哀与乐》）。业内人士说，这个图卷（400幅图片）是摄影术发明以来，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用手机拍摄野生动物的图册。印刷画质不算好，昆虫名字也有错误。

2022年1月，北京电视台《光影新视界》在北京世纪坛举办首届摄影联展，100多位摄影师参展，每位摄影师选两幅作品，我用手机拍摄的昆虫作品放大尺幅小，选了8幅参展。举办者不知，“展览级”昆虫手机摄影作品进入美术馆前所未有。算是第3个纪录。

第4个纪录，是2022年第12期《大众摄影》开天辟地第一次使用昆虫手机摄影作品——红显蝽（也叫“人面蝽”）肖像做封面，而且是由杂志社内部民主票决选中的。

第5个纪录发生在北京798映画廊。2023年6月10日至18日，我的“灿烂星空下的倒影——卢跃刚昆虫摄影展”，借助“插值技术”展出175幅昆虫摄影作品，尺幅大者，3米×3米（4幅），2.4米×2米（4幅），2米×1.5米（10幅），气势磅礴；小者，0.5米×0.3米，0.6米×0.5米占多数；是史上第一次用手机拍摄的野生动物作品的个展。

作为一个业余选手，以上纪录始料不及。

用手机拍摄毫米级、厘米级昆虫，拍到了专业杂志发表级、专业画廊展览级，在单反微距雄霸、科学图谱征稿都排斥的时代，无论如何都是反常规反经验的，甚至是反“专业”的。

经济学家、区块链和AI专家朱嘉明看了昆虫摄影展后评价说，这次展览，是传统机械和光学工具（当然，数字单反微距不完全是工业革命产物）转向AI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著名策展人、美国联合图片社总裁普雷基看了我的昆虫摄影展。他在映画廊组织的“后摄影时代的影像图景”学术研讨会上，也谈到了手机对传统摄影工具的替代性问题。

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不过，在单反微距摄影的基础上，手机摄影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昆虫影像的美学空间。

从2016年起，我先后使用过iPhone 6s（800万像素）、iPhone X Max（1200万像素）、iPhone 13 Pro Max（1200万像素）、iPhone 14 Pro Max（4800万像素），其中，iPhone X Max用了4年。映画廊展览作品的拍摄设备涵盖了这4种机型，画质有提升，但不是天差地别，关键是拍摄方法和观念。

2023年6月13日，关于用手机拍昆虫，我在某企业做了一次演讲《工具与观念的多重变奏》，观念、工具、技术三个层次的提纲如下：

1.观念：无穷小与无穷大

a.昆虫和它们的社会

b.昆虫行为的美学意义

2.工具：极致疲惫与极简革命

a.唯美主义的局限

b.手机为什么行

3.技术：邂逅与抓拍

a.四个境界：找得着，拍得着，拍得实，拍得好

b.街拍与纪实摄影，要贴得足够近

映画廊展览，我在“展览前言”里这样说：“我的昆虫摄影很大程度上属于‘纪实摄影’，类似自然界里的‘街拍’。”

新工具，老方法，有变化。在昆虫摄影领域接续单反纪实摄影、新闻摄影、乃至人文摄影的传统，反而是另类。

观念上对我有大启发的是美国博物学家、昆虫学家威尔逊的名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让我看昆虫，有了社会学的视角和眼光。我相信昆虫与人类是同构的，它们有情感，有灵魂，有故事，短暂虫生不可知，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戏剧性，自然会有“关键性的瞬间”。

我（还有手机）被上帝搬了道岔。车窗外，风景变幻，人生已在另一条轨道上风驰电掣。从2006年到今天，十几年隐居生活后的七八年，我除了研究、写作，就是拍昆虫。我时常哪儿也去不了，哪儿也不想去。

我在手机上看NBA常规赛、季后赛、总决赛，看好莱坞大片，然后用同一部手机去拍昆虫。看大片，拍大片。拍摄，出版，展览。生活竟然可以这样被重新塑造。之前，我既不“摄影”，也不“昆虫”。

这事儿确实有点邪乎。那眼神，除了讶异，还是讶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