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子 晚清末年，近代中国报业一瞥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宋]辛弃疾《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19世纪后期，中国文化里出现了新的元素——西学东渐，“经世救时”思潮逐渐兴起，中西文化碰撞结合，发展成了改良主义。正视现实、揭露时弊、倡言改革，士林逐渐形成一股讲求“经世之学”的新风气。“经世之学”向西方学习，成为区别于传统“通经致用”之学而具有现代特征的思潮，标志着中国文化对西学由被动输入转向主动吸纳。

晚清政府在世界潮流影响下有了洋务运动，讲求洋务成为“经世之学”的重要内容。清政府办广方言馆、译书局，翻译西方书籍，派学生留洋学习，便是证明。

西方传教士到华传教，也介绍和传播西方文明，将西方史地、政制、科技等传到中国。

西方现代出版技术和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如报刊等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中西方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西学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而这种冲突和融合必然会改变一些传统知识群体的知识结构和世界观。其次，一些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在广泛接触西方世界之后，思想产生深刻变化。从主张“中体西用”，进而要求学习西方“国政”、倡言“君民共主”，办工业、开商埠、兴学校，呼“变法自强”。中国知识群体发现，传播介绍西方文化最便捷有效的途径，就是利用西方现代出版技术和新的文化传播工具——报刊。

中国的历史变化，为中国出版和报业的发展营造了新的可能性。中国报刊的出现，是从对没落的黑暗社会和旧的传统文化批判性反思开始的，继而抨击弊政，呼吁社会改革、改变民生，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概论天下……

因此，中国报刊甫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扮演了文化和思想先锋的角色。

19世纪早期的中国报刊，多为西方传教士和来华商人创办，以洋文为主，也有中文的。第一张中文报刊名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是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的。中国境内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3年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在广州创办，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该报刊曾载文介绍荷马、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等欧洲诗人，批评中国境内“悖思外美无文无词”的现象。

1853年，在香港有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创办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出版，此乃第一家用铅活字排版印刷的报刊。从此，落后的雕版印刷术渐渐退出历史舞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后，香港、上海成为外国人办报的中心，也有少量的中国人办自己的报刊。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多聘用中国文人任编辑或撰稿，如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创办者是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1830—1908）等，该报的经理及编辑均为中国人。《申报》因为有中国文人的参与，才有了中国味十足的“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开“近代报纸副刊之先声”。同年创办的期刊《瀛寰琐记》，由《申报》馆刊行，发表文艺作品诗词、杂文、小说、笔记及时评政论，并曾发表蠡勺居士的《瀛寰琐记叙》及其所译《昕文闲谈》。1875年，《瀛寰琐记》更名《四溟琐记》，但次年又改为《寰宇琐记》，不久停刊。

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刊，多有宗教背景，目的在于传教兼商业。正如《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所述，外国人办报刊是为“保卫外国在中华所有之政治商务利益，并抵拒华人之舆论”。但是，它们同时也是“西学东渐”的渠道、路径之一。《万国公报》就宣称：“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这迎合了当时渴望了解世界，寻求救国之路的知识阶层的心理。

1857年，香港诞生了英文报纸《孖剌报》，并于同年底创办中文版——《香港船头货价纸》，后于1864年将其改版为《中外新报》（全称《香港中外新报》）。1861年后，上海出现了《上海新报》。1865年，香港又有《华字日报》问世。1872年，《申报》在上海强势问鼎报界。但是，这些最早占领中国报业世界的报纸都是外国资本支撑的，它们是外国报纸的中文版，如《华字日报》便是《德臣西报》（又称《德臣报》）中文版（前身是英文《德臣报》的周末中文专版《中外新闻七日报》），其内容大都译自外报。实际上，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只是这些报纸上刊载的一些洋行的通知、告白和船期消息等，发行量很少，经营得并不景气。

不过，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办的《申报》，则充分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感兴趣的内容：大到国家政治、中外关系、民生状况，小至商家贸易利弊、移风易俗之变迁，皆入报端。正如《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方汉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所说，《申报》创刊号《本馆告白》中言明“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以生活化、娱乐化、信息化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此生意之道。但是，一份正派的报纸，总要个性化、有自己的办报宗旨。《申报》发表的《论新闻纸之有益》一文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欲知民情，莫捷于新闻纸（报纸）。”看得出来，英国东家请中国文人担任《申报》笔政，看中的是这些文人深谙中国国情和庙堂的为政之道：沟通庙堂和民间，冲破政治藩篱，既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也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

此种西方报刊业文化，逐渐被多元文化的中国所认同。

自先秦以来直至晚清，中国文化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但是，西方现代化印刷业和报刊等传到中国后，如同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有过广泛影响，进入中土后很快被吸纳改造成为中国自己的佛教文化一样。当西方现代化印刷业和报刊等传播方式传到中国后，《申报》也逐渐成为一张现代中国报纸。且看《申报》的报徽为“金口木舌”，象征该报要担当起民间舆论的角色。舆论，即公众的言论，意思是《申报》要代表公众说话。报人徐铸成（1907—1991）曾这样评价《申报》：“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境，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可见，当时《申报》的影响之大。

1873年，王韬（1828—1897）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次年又创刊了中国人第一份真正自办的中国资本印制、发行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每天有论政、评点国内外大事的文章，主张变法自强，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认为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亦师西法”，且必须“先富而后强”等治国方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孙中山（1866—1925）等都受到其影响，甚至清廷重臣李鸿章等都颇为重视。

1884年，王韬将办报十年的评论文章选编结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时，早已闻名报界，受到各方尊敬。他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科举之外又一条“治国齐家”之路：不入仕参政，独立创造自己的文化事业，把古老的农耕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理想相结合，不仅把舶来品报刊中国化，并借助这一新型载体发出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声音，成为中国新闻史的源头。

王韬，江苏长洲（吴县，今苏州吴中区）人，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弢，别号弢园老民、天南遯叟等。十八岁考中秀才，后参加科考，屡试不中。道光二十九年（1849），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离家赴上海在英国教会——伦敦会开办的墨海书馆任职。经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王韬屡向清朝政府献“御戎”“平贼”等策，但均未被采纳。在这期间，王韬与西方文明广为接触，特别是在英人传教士主办的上海墨海书馆任职时曾帮助编辑、校订西方书籍，参与了上海早期中文杂志《六合丛谈》（1857年创刊）的编辑工作，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

咸丰十一年底（1862年初），王韬落寞回到故里，化名“黄畹”给太平军将领刘肇钧上书献策。事情败露后，被清廷下令捉拿。所幸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1823—1885）庇护下，王韬得以在英领事馆暂时避难，后秘密离开前往香港为英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中国经典》。

同治六年（1867）至同治十年（1871），王韬应理雅各之邀到英国译书，并有机会游历了英、法、俄诸国，后又访问日本，眼界大开。

回到香港后，王韬又参与编辑中文报纸《近事编录》，同时为《中外新闻七日报》（《中外新报》）撰过稿。这些经历为后来王韬办报准备了条件。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以“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相标榜，成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该报每日都发表时政评论，开了“文人论政”的先河，对中国新闻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韬本乃一介传统文人，给清廷献“御戎”策，给太平军上书，皆是旧文人清议的传统。在19世纪70年代，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影响下转型，赋予了文化人新的文化生命，赋予了中国文化新的载体。当时，年仅四十六岁的王韬，正值文化生命和自然生命的盛年，创办了自己的《循环日报》，有了发表自己对时事世局看法的舞台。于是，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批评、干预社会，并主张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办织纴、造轮船，呼吁“民间自主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认为“官办不如民办”。此等主张，与清廷重臣李鸿章（1823—1901）的某些主张不谋而合。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于1884年春风得意地重返上海。回到上海后，王韬被聘为《申报》编辑，主持格致书院（1886年），而曾与当时达官丁日昌（1823—1882）、盛宣怀（1844—1916）等多有交游的他常为洋务派出谋献策，且也对洋务运动时有批评，成了当时舆论界风头正劲的“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实际上，王韬的《循环日报》一直努力学习英国《泰晤士报》之“立论一秉公平，居心务期诚正”的宗旨，要办成秉承公正舆论、代表社会民心所向的报纸。

《循环日报》以社会评论多为其特色，甚至王韬自己也多亲自执笔写评论。他执笔政十年，竟写过上千篇评论，平均三四天便有一评。其评公正、真实，有以古衡今的理想情怀，有批评时政的锐气锋芒，有温度、有文采，常被《申报》等各报转载，为报界所津津乐道。

在内忧外患的黑暗、贫弱的旧时代，王韬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的新篇章，给乱世投射了一缕光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十年之后的1883年，王韬把他为《循环日报》写的评论文章结集为《弢园文录外编》，在香港出版发行。在过去的十年，随着《循环日报》的发行，王韬的言论在香港广为传播，并影响到内地。《循环日报》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舆论阵地，开启了一条知识分子以言论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新路径。

王韬办《循环日报》的十年，内地依然是“言禁未开”的晚清时期。清廷为挽救风雨飘摇的统治地位，对外媚和，对内残酷镇压，舆论已是“万马齐喑”。例如，史称“丁戊奇荒”（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的最严重的旱灾发生在山西，据当时目睹旱灾惨状的英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其日记中记载：

从太原出发，一路南行，第一天就看到快要饿死的人，第二天，看到四个躺在路边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爬行，已没力气站立。第三天，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却死于饥饿。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爬起来。第四天，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另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第五天，半天内就看见六具尸体：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在水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一半……

这么严重的灾情，清廷一开始严密封锁消息，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积极活动才有了赈灾之举。

当时，清廷对外国人惧怕三分，无可奈何，但对国内舆论却严密控制，残酷镇压。1883年，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出版不久，清廷便责令南海、番禺两县发布告示：

访闻近有不法之辈，伪造谣言，并私自刊刻新闻纸等项，沿街售卖。本月初五、六两日，竟有一二匪徒，竟欲聚众至礼拜堂滋扰，借端生事……为此示谕属内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尔等须知前项事弊，均属有干禁令。现在中外各国和好，本无异心。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事扰名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其实，中国自有报刊以来，报人便一直与有“禁言”劣根传统的清廷统治者相抗争，而言论史就是“开言”与“禁言”斗争的历史。

远的不说，就在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前后，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开始经历由缓慢向急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开言”与“禁言”的斗争也拉开了惨烈悲壮的序幕。

早在1868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的《依泾杂说》（创办于1837年）的中文版就因揭露了澳官府陋规即被查禁。1872年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瀛寰琐记》，时受严查。在这之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次发出禁毁小说、戏曲的“通饬”，查禁的书目竟多达二百六十九种。《瀛寰琐记》所发文学作品，举步艰难。其时，即便是出使英国的清廷官员，也无出版自由。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早年游学岳麓书院，与曾国藩交往，道光年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53年初，郭嵩焘随曾国藩办团练，被派赴南昌镇压太平军。其实，曾国藩后来注重湘军水师，实由郭嵩焘发端。1857年，授编修，次年入值上书房。两年后，英法联军侵犯天津大沽，被派赴津协助僧格林沁议和，与之不合，辞官。1862年，郭嵩焘又迁两淮盐运使，后于次年升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职。1876年，在总理衙门上行走任上的郭嵩焘被派赴英担任驻英公使，曾对“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为英国驻华使馆翻译）表示惋惜。1878年，郭嵩焘又兼任驻法使臣，因压力称病辞职。归国后，郭嵩焘按例将其旅英日记——赴英途中的沿途见闻——《使西纪程》提交总理衙门欲公开发行。但其文中说西方并不是中国人说的“夷狄”，人家有人家的两千多年的文明，并介绍英国的议会政治、言论自由等，因此遭到朝中顽固派的攻击，引来舆论哗然。于是，清政府下诏申斥郭嵩焘，并将《使西纪程》毁版且直至其去世也未能公开发行。

清廷禁百姓、士子之言，连高官也不能讲真话，只对洋人忌惮三分、不敢冒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被李鸿章待为上宾，并邀其出任天津《时报》主笔。李提摩太在《时报》上宣传西方文明，撰写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1891年，李提摩太赴上海为同文学会督办。同文学会由英国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创立，由西方在华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等人士组成，其主旨是宣传西学和联谊。1894年，同文学会改名为“广学会”，主张“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并对中国问题展开具体的调查和研究。李提摩太在广学会长达二十五年，在他的主持下广学会复刊《万国公报》等十余种报刊，出版了二千多种图书和小册子，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广学会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的报刊发展，也在当时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1916年5月，已过七旬高龄的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乘邮轮告别了他钟爱的东方大国。1919年4月20日，李提摩太在伦敦安详辞世，享年七十五岁。当时，李提摩太留给黑暗中国一句金玉良言，即中华民族的改变就意味着世界的改变，而教育是挽救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和出路。

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主编的宗教期刊《中国教会新报》在上海创办，早期为周刊。1872年，《中国教会新报》出版至第二〇一期时改名为《教会新报》。到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从第三〇一期起又更名为《万国公报》，仍然为周刊，英文名The Globe Magazine（《环球杂志》）。

1889年农历春节，《万国公报》以全新的面貌复刊出现在上海滩，由周刊改为月刊，英文名由The Globe Magazine改成The Review of the Times（《时代评论》）。

复刊后的《万国公报》一改宗教宣传宗旨，将重心转为论学论政，着眼于宣传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启迪心智，“专以开通风气，输入文明为宗旨”。《万国公报》的主编虽是美国人林乐知，但周刊贯彻的却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广学会时提出的“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主张。实际上，《万国公报》是广学会在华的机关报，而广学会集中了西方在华的宗教、外交、企业、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自然具有影响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

广学会的核心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万国公报》是“一个影响中国领导人物的最成功的媒介”。不难看出，当时的西方人就是要把封建中国推向变革的道路，以接纳西方世界的文明。他们知道，如果要达到此目的，需要通过清廷上层人物和正准备进入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来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而启蒙他们是重要的途径。

《万国公报》在1888年发表的年会报告中开宗明义地宣称：

我们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小心地但积极地为中国知识阶层创办一个定期刊物。我们发现对这样一种期刊的需要，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迫切。我们从私人接触以及公开的出版物上知道，中国人正在逐步意识到他们的力量；我们将不得不很快面对一个新的中国……我们的安全，我们在中国的进展，有赖于我们和中国人民搞好关系。因此，我们非常必要有一个喉舌来阐述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信仰，并且保卫它们。

《万国公报》的办报精神，与国内知识阶层求变求新的改良主义要求相吻合。《循环日报》的创办者王韬在评价“经世文风”倡导者魏源（1794—1857）时说：“当默深（魏源字）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王韬《扶桑游记·上》，“光绪五年四月初二”条）。魏源，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在现代思想上确立“创榛辟莽，前驱先路”（魏源《海国图志·叙》）地位，肯定西方近代科技、军事及某些政治制度的先进性，鲜明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后来的冯桂芬（1809—1874），虽逐渐背离传统，转向反映时代变化，表现出某些新思想的萌芽，但这些士子并没有真正了解西方文明，对中国变革的作用亟待《万国公报》所宣传的西方文明、西方的信仰。中国知识阶层期待着《万国公报》宣传的这些东西的武装，以求救国之道。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华泱泱大国惨败于日本小国，而这一事件对国人的震撼超过鸦片战争，更让读书人痛心疾首。于是，变法革新的诉求在年轻的士子中迅速流行，他们对“闭关锁国”、旧俗禁锢的清廷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当时，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发表演说，言中国“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但是，梁启超仅仅对旧俗提出批评就遭到老旧学的反对，湖南士绅叶德辉（1864—1927）更是指责梁启超“竟欲易中国跪拜之礼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足见变革之难。

但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之下，变法维新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调。1895年，在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协商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之际，正在京城参加会试的各地举子十分震惊，遂有康有为、梁启超等连夜起草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变革的政治主张，发出了一个时代的呼声，史称“公车上书”。但《马关条约》已签字的消息传到京城后，不少举子却撤回了签名，清都察院也拒绝接受上书。就这样，“公车上书”死于襁褓，但其仍有寥寥余音。当时，天津《直报》以“同深义愤”“各抒义愤”为题，多次报道了这方面的消息。

《直报》于1895年1月创刊于天津，由中国海关税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1913）的女婿、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Hanneken，1855—1925）创办。严复（1854—1921）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甲午惨败、马关订约割地赔款、国势日危痛心疾首，遂大量译介西书以警世，而天津《直报》则是其发表革新文章的重要阵地。1895年，严复在《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主要时论，系统地表述了他的变革政治主张及理论要点。后又在《国闻报》发表《拟上皇帝书》等二十多篇文章，其文章以强烈的爱国激情，揭发政弊，呼吁变法；旗帜鲜明地反专制，倡民主；不遗余力地鼓吹西学。例如，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并响亮地提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之命题。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康、梁之“公车上书”虽未被清廷采纳，但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呼声。因此，除天津《直报》之外，影响较大的上海《申报》等也都纷纷刊载并表示支持。仅一个月后，《公车上书记》一书在上海出版，至此“公车上书”的影响遍及海内。

康、梁对报刊作为宣传媒介的作用深有体会，他们于1895年在北京创刊《万国公报》，与上海广学会的机关报——李提摩太参与编撰的《万国公报》（创刊于1868年，原名《中国教会新报》，周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康、梁办报取“万国公报”名，是有意为之。当时，上海之《万国公报》名享天下，已成为知识阶层的首选报纸之一。于是，康、梁借其声威，以壮自己报纸的影响。当然，当时并没有冠名权，也无司法纠纷。

北京之《万国公报》由梁启超、麦孟华（1875—1915）为编辑，并有英国人李提摩太参与，隔日一期，随北京的“京报”“宫门抄”（二者皆为清代宫廷的官报，因由宫门口抄出，故名。又称“邸抄”“邸报”）等官报免费赠阅，还送酬金给报贩以促发行。对此，梁启超戏称这种搭车办报为“沿门丐阅时代”。不过，切莫小觑北京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它的读者皆是王公大臣、皇亲显贵之流，每期发行两千份，最多再赠三百份。

北京《万国公报》是梁启超介入报刊界的第一份报纸。梁启超作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自称“论说”。经这一报的锻炼，梁启超才有了此后以言论影响中国的成就。

后来，梁启超复任强学会书记，主办《中外纪闻》，以办报登上政治舞台。此后的三十余年里，大凡中国历史上每一个重大事件，几乎毫不例外地同梁启超有一定的关联。实际上，《中外纪闻》的前身就是北京《万国公报》。当时，南北两个《万国公报》，两相混淆被诘问，毕竟多有不便，遂在李提摩太的建议下将北京《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改名后，《中外纪闻》不再赠阅，而是改为订阅。重要的是，《中外纪闻》成了刚成立不久的维新团体强学会的机关报，成为康有为主持的变法维新的喉舌。《中外纪闻》党派味十足，与上海《万国公报》等报纸报道新闻、传播新知等丰富功能并不相同。梁启超囿于康有为的保守、任性，其才华受到制约。

其实，梁启超受命主笔“百日维新”前最有影响的报刊《时务报》。《时务报》的创办，有其复杂政治背景。1896年，一份名为《强学报》的报纸创刊，在创刊号上刊载了一篇康有为的《开设报馆议》，强调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不久，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八十七期发表《新政策》一文，提出“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此时，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的清廷刑部侍郎李端棻（1833—1907），上书光绪帝提出“广立报馆”以广开言路的主张。

在《强学报》停刊之后，清廷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但只许翻译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与整个社会鼓荡的变法之气、纷纷组织学会、开办民间报刊的形势大相径庭。

经过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酝酿准备，旬刊《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右路光鲜亮相，成为“百日维新”前最有影响的报刊。《时务报》是旬刊，每期一册，二十多页，由汪康年（1860—1911）任经理，梁启超则担任主笔。同时，《时务报》的宗旨定为“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时务报》作为维新派的喉舌，以开民智、雪国耻、沟通上下舆情为使命，比《中外纪闻》的范围更广泛而充实。以《时务报》为平台，很快团结了严复、谭嗣同（1865—1898）、容闳（1828—1912）、章太炎（章炳麟，1869—1936）等一批维新人士和社会名流，在全国知识界、思想界、政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为主笔的梁启超把《时务报》变成宣传推动变法的舞台，发表《变法通议》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思想，影响了当时的大势。后来，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追述《时务报》的影响时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同时，李提摩太这样评价《时务报》：“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帝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因《时务报》风气一开，上海跟着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一批报刊，如《农学报》《工商学报》《蒙学报》等；外省四川、浙江有《蜀学报》《算学报》等也纷纷拱出地皮。

《时务报》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闻史上“梁启超时代”的横空出世。梁启超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认为它有“去塞求通”的功能，说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渐备矣”。这是梁氏为中国新闻史之“梁启超时代”做出的展望，具有开创性意义。

须知，当时的梁启超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出使大臣伍廷芳（1842—1922）等都看中梁启超的才华，纷纷请其入朝为官，皆被他坚辞，因为“维新、变法、救国”才是“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党人列传》）的使命。

此时，梁启超已是“天下无人不识君”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谭嗣同等志士喋血菜市口，康、梁等人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仓皇流亡日本。一个月后，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清议报》，社址设在日本横滨。

《清议报》继承《时务报》的思想启蒙和爱国救亡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但是，《清议报》兼提倡“文学革命”，“以新境界入旧风格”（柳亚子语），在不完全突破传统文学基本形式范围内，力求文学的形式和语言的解放，是后来文学革命之先声。《清议报》开设有“国闻短评”栏目，开创了中国报刊的一种新闻评论的新形式——时评，是对报刊的极大贡献。

在《清议报》第一期，梁启超撰写《横滨清议报叙例》，提出其办报宗旨：“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因在日本横滨发行，梁启超文中的“支那”指中国。

纵观《清议报》百册（从1898年11月23日至1901年12月21日），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抨击清政府和西太后。例如，《六君子纪念会》，谈戊戌变法失败一年，“伪政府（指慈禧太后把持的清廷）不以外患为事，而惟以练兵勤饷为仇民之计”。——一个“伪”字已力抵千钧。《书十二月二十四伪上谕后》，则把矛头直指慈禧太后，“西后于祖宗之法也，其便于己者则守之，其碍于己者则变之。吾于是不能不叹其用心之悍，而操术之狡矣”，“西后乃三次垂帘，浸行篡弑之法；祖宗之法，不许外戚炳国，而西后纵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祖宗之法，不许阉官预政，而西后乃昵李联英（宦官李莲英），黩乱宫闱，卖官鬻爵；祖宗之法，不许扰民聚敛，而西后乃兴颐和园，剥尽脂膏，供己欢娱；是天下勇于变法者，莫西后若也。彼以变法之故，而自戕其身，自毁其家，自绝其族，自作自受，曾何足怜，而独恨我二十一省膏腴之壤，四百兆衣冠之伦，何罪何辜，而一并断送于其手也”。

其次，主张变革，力倡民权自由。例如，《自由书·破坏主义》，“用近世欧洲各国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事例，证明变法之重要性”。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指出“欲布新而不欲除旧，未见其能济者也”。

一言以蔽之，《清议报》一百册皆倡“反清与变革救中国”。关于《清议报》的特色，梁启超自己归纳为：一是倡民权；二是衍哲理；三是明朝局；四是厉国耻。总之，“览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广民智，振民气而已”（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清议报》虽办在日本，却影响国内外，成为维新派反对清政府的言论机构。虽然清政府严禁《清议报》在中国境内发行，但梁启超则利用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先将《清议报》从日本运到中国租界之内，然后秘密转运到各省。例如，黄遵宪就是在其家乡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读到《清议报》的，他读后十分振奋地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4页）

据统计，《清议报》最多时在二十四个县市有三十八处代销点。其中，《清议报》最多时发行四千份，在北京的发售处设在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如此，被禁之报堂而皇之地在京师发售，成为一道特殊的景观。

《清议报》代表中国当时新型知识分子集体对中国时政最深刻的认识。当时，意气风发的梁启超高高地站在时代潮头振臂高呼，犹如沉沉黑夜里的一道闪电、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

1889年3月2日，北京一个寒冷的日子，张之洞代表清廷发声：“近见日本新出《清议报》，乃康党梁启超所作，大率皆谤议中国时政，变乱是非，捏造诬罔，信口狂吠……种种悖逆，令人发指。”（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30卷，中国书店，1990年，第16页）张之洞的目的是想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交涉，将康、梁驱逐出日本。过了半个多月，张之洞又在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电文中要求日本必须禁止《清议报》再“妄发议论”。

《清议报》也曾遭灾难，其报馆两次被大火化为灰烬：一次在办报首年（1898年），另一次在两年之后出版完第一百期的次日。据说，此乃清廷派刘学询带十万金赴日引渡康、梁未果，遂雇凶烧了报馆。

由于报馆被毁，又加上梁启超渐渐不满于《清议报》，于是决定借此停办《清议报》，并准备另行创办新报。

《清议报》宣布停办，当日还特地举办发行百期纪念“祝典”。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说：“中国尚无所谓祝典也。中国以保守主义闻于天下，虽然其于前人之事业也，有赞叹而无继述，有率循而无扩充，有考据而无纪念。以故历史的思想甚薄弱，而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亦因以不生。”接着，又说“《清议报》，事业之至小者也，其责任只在于文字，其目的仅注于一国，其位置僻处于海外，加以其组织未完备，其体例未精详，其言论思想未能有所大辅助于国民；况今日天子蒙尘，宗国岌岌之顷，有何可祝？更何忍祝”，但转而陈词说“虽然菲葑不弃，敝帚自珍，晓音瘠口，亦已三年，言念前劳，不欲泯没，且以中国向来无此风气，从而导之，请自隗始，故于今印行第一百册之际，援各国大报馆通例，加增页数，荟萃精华，从而祝之。亦庶几以纪念既往，而奖励将来，此同人区区之微意也”。其意在表示《清议报》创办三年来，辛辛苦苦，抄抄写写，也做了一些工作，不应该全抹杀，因此在印行第一百期之际倡导“祝典”之风，纪念过往，激励将来。

当然，梁启超有些过谦了。其实，中国报刊采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名词，都是梁启超那时率先从日本报刊转译或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