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黑人的命也是命
1975年1月4日，市长及市议会宣誓就职后的第三天，哥伦比亚特区最大的黑人报纸《华盛顿非裔美国人报》（通常被称为《美国黑人报》）在其头版头条刊登了罪案报道《牧师被持枪歹徒劫走1 100美元》。头条下方是第二条新闻《新议会商讨本市未来发展》。很显然，特区新一届政府自就职开始便要面临暴力犯罪的挑战。
报道中提到的牧师是莱昂·利普斯科姆，歹徒毫无忌惮地对他实施了抢劫。当时他的妻子艾达正在室外擦玻璃，两名男子挡住她的视线，冲她亮了亮枪并将她推搡进屋，随后他们发现了利普斯科姆。歹徒将夫妻二人推进二楼卧室，把他们绑在床边，然后盖上一条毯子。接下来，他们翻箱倒柜，开始劫掠，拿走了珠宝、手表，以及会众为表达感谢刚送给利普斯科姆牧师的假日捐资1 100美元。
利普斯科姆本人是教会领袖，因此本案受到媒体关注，但案子本身并没有什么反常之处。1960—1969年，特区凶杀案发生率增长了三倍，在全美引发政客的广泛关注。他们抓住黑人人口占主导的特区罪案率不断攀升这一点，试图败坏约翰逊政府的信誉，同时质疑自由派。[141]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借特区犯罪率上升之机表示，特区“应该鲜明地反映总统是否关注法律与秩序，是否关注守法合规。然而，现在这个城市却身陷重围，无法无天，人民担惊受怕”。历史学家迈克尔·弗拉姆指出：“非裔美国人大量聚居在华盛顿，是这个城市不曾挂在嘴边却为大家所默认的形象与印象。”[142]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执行秘书罗伊·威尔金斯这样质疑戈德华特的策略：“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及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针对（犯罪）问题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种族主义意味，有的是不加掩饰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有的更为直截了当。”[143]理查德·尼克松接过戈德华特的观点，他继续宣称：“哥伦比亚特区不该失序，不该是犯罪的代名词。”[144]
向犯罪发难的并不限于白人保守派。该市两大报纸，即《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星报》经常刊登犯罪高发的相关报道，常见的标题诸如“特区犯罪最新报道：惊悚之城侧写”，或“来自特区的枪：快速通过波托马克河边的城”。（后者出自年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之手。）[145]尽管首都的赤贫地区才是犯罪高发地段，但似乎无人能幸免于犯罪危害。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遭抢劫枪击即是明证。1973年1月30日，斯坦尼斯在自家门外受到两名黑人青年持枪胁迫，对方抢走了他的钱包，里面有25美分，以及“全美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146]之钥”。尽管他没有抵抗，但两名歹徒还是用棍棒将他打倒在地，并朝他开了枪。像这样显要的人物成为受害者，这场毫无道理、令人发指的加害在任何时候都会登上头条。然而，由于整整十年间罪恶与暴力频仍，这一事件仅仅引发了短暂的震惊。
连自由派中坚分子也开始重新审视核心原则。在为《华盛顿星报》撰写的文章中，米尔顿·维奥斯特描述了斯坦尼斯遭枪击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夜晚自己独自在家时的情景。听到门铃响，维奥斯特正要回应，两张黑色的面孔就出现在他眼前。“记得当时我对自己说：‘乖乖，看来不妙啊。’”维奥斯特承认自己的担心不无种族因素：“假如你想把这个叫作种族主义，那就尽管叫好了。”他还是去应了门，结果来访者只是问路而已。躲过一劫后的维奥斯特在松口气的同时，悲愤却涌上心头——斯坦尼斯遇袭“如此随机，如此随意，如此令人费解”，使自己因而发生转变。仅仅因为门外站着黑人就不敢开门吗？他到底怎么了？他认为这些都拜有恃无恐的犯罪所赐。
犯罪率居高不下令华盛顿全城不安，而其中尤以黑人社区为重灾区。1963年，马尔科姆·X曾去过一次特区，当时就看出街头犯罪的严重性。他告诉聚集在国家机场的记者，自己计划召集仅有黑人参加的一系列会议来讨论该问题。[148]而且这个问题不仅限于特区，全美的黑人社区都已失控，犯罪率呈螺旋上升。[149]20世纪60年代，费城凶杀案发生率几乎翻了一倍；而在波士顿、底特律和纽约，增长还不止一倍；在克利夫兰增长了两倍以上。[150]
关于哥伦比亚特区及全美犯罪数量上升的原因，刑事学家意见不一。一些人将责任归于战后婴儿潮。（年轻人群的犯罪率要高于年长人群。）一些人认为肆虐的海洛因难辞其咎。还有一些人指出，汽车排放的铅导致青壮年中毒，进而表现出冲动行为。（在联邦政府出台含铅汽油禁令之前，尾气排放量连续数十年居高不下。）不管原因何在，事实都是残酷的：20世纪60年代，特区成了危险之地，身居其中的人们经历着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犯罪高峰期，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空前绝后。[151]
许多人认为，正是枪支，尤其是手枪让这波犯罪潮具备了危险的杀伤力。1974年特区凶杀案数量创下新高，407宗凶杀案中逾60%与枪械有关。[152]枪支暴力已成为特区40岁以下男性死亡的主要原因。[153]在全美也出现了类似趋势，20世纪60年代，随着凶杀案发生率一起升高的还有与枪支相关的凶杀案发生率。[154]此外，自60年代初以来，包括持械抢劫在内的抢劫案以高于其他任何犯罪的速度增长。到了1973年，越来越多的持械抢劫案涉及手枪，而非刀具或其他非致命武器。[155]
1975年夏，当戴维·克拉克和道格·摩尔就大麻对黑人群体的影响展开缠斗之时，市议会正讨论出台一揽子举措，以便使任何一个美国城市都能对枪支进行全面管控。而我们后来发现，特区在大麻和控枪方面的争论，其进程竟然惊人地相似。市领导们在这两个问题上都要面对黑人群体受到的显而易见的威胁——一个是药物滥用和吸毒，一个是枪支暴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得面对同一个拷问：刑法是最佳解决方案吗？
我们通常并不以类似的方式考虑毒品政策和枪支政策。二者之间的区分反映在我们的政治上：自由派一般反对禁毒措施而赞成禁枪，保守派则通常和自由派唱反调。区分还表现在我们的语言上：当我们禁止毒品时，我们称之为“禁毒战”；而禁枪时却称之为“枪支管控”。当然，看待这个问题还有更多样的视角——就连最坚定的禁毒斗士也不得不承认，枪支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比任何毒品都更直接，更严重。即使二者存在这样的差异，我们对枪支和毒品的反应也有着自己很少承认的共通之处。正是这些共通之处在大规模监禁潮到来之前形塑了美国刑事政策的导向。
1975年，华盛顿市黑人社区的几乎每个角落都被肆虐的犯罪所吞噬。《美国黑人报》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刊登了一系列社论，敦促市领导“让罪恶付出代价”。[156]在“何不来一场反犯罪运动？”这类头版标题下，该报称：“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打开收音机、电视机，或者拿起日报、周刊，却得知自己的一个邻居成了受害者。[157]这种集震惊、气馁和恐惧于一体的情绪与日俱增。”该社论配了一幅卡通画，描述特区黑人领袖开会时黑影压顶，上面写着“犯罪威胁与日俱增”。
社区简报的语气越来越迫切，恳请居民“联合起来与犯罪做斗争”，“一旦看到任何可疑的陌生人在街上晃”，就要和当地警察局联系。[158]教堂和社区组织联合举办预防犯罪研讨会，特别邀请华盛顿市市长参加。[159]
就连霍华德大学这样培养黑人精英，铸就了辉煌历史的大学也遭到围攻。其校报《山巅》悲叹道：“迎接今年校友返校节的再度是死亡和犯罪。”还配了一幅社论漫画，画的是一个黑人男子，图注为：“通缉：犯下兄弟相残之罪。”克里斯·洛克发表了那番广为人知的抱怨，即好逸恶劳、作奸犯科的“黑鬼”让“黑人”的生活苦不堪言。在他抛出这一言论的25年前，《山巅》的犯罪报道对黑色人种做了同样区分：“10月25日周三，住在弗雷泽赫尔的瓦伦西亚·艾伯纳修女被一名黑人男子（黑鬼）持点三八口径镀银手枪劫走10美元。”[160]学校定期召开预防犯罪研讨会，著名黑人精神病学专家阿尔文·坡圣特曾受邀出席一个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他同时也是《黑人为何自相残杀》一书的作者。[161]
部分特区居民安装了防盗栅栏，将一道门锁升级为多重门闩，以此守护住所。[162]还有一些人报名习武，比如功夫或柔道，据特区最受欢迎训练场之一的老板称，近年来在该场馆受训的学员超过4 000名。[163]针对无法参训习武的人，《美国黑人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支招：“假如你的双肩或咽喉被袭击者以双手扣住，对方可能无暇顾及自己的中段。此时对其腹股沟来一记猛踢，实践证明很有效，穿尖头鞋的效果更佳。”这位专栏作家还劝诫说：“之后可别站在原地试图把他制服。赶紧逃命！”[164]
有鉴于此，许多居民宁可待在家里也就不足为奇了。全国统计数据显示，各类人群对犯罪的担忧都有所增长，其中涉及种族差异的数据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黑人比白人更易让人产生恐惧感。[165]“城市联盟”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低收入社区中，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称他们“不敢在自家附近走动”。而华盛顿市市长牵头进行的民调显示，特区居民中有20%的男性，以及45%（比例惊人）的女性称他们晚间从不单独外出。[166]
然而，无论怎样谨慎都无济于事。当地的一位社会活动家在步行去参加某社区联合会议的路上遭枪击身亡，而他要参加的会议的议题便是如何打击犯罪。[167]一名犯罪学专家在步行去国会山向参议院某委员会陈述其研究发现的路上，遭到持枪抢劫。[168]14岁男孩肯尼思·华盛顿乘坐《华盛顿邮报》卡车送晨报时，遭流弹击中而身亡。[169]人们发现，即使去教堂做礼拜，也不再能够“全身而退”，因为从教堂出来就被扒手盯上了。《美国黑人报》宣称“到了结束这种自我毁灭的时候了”，“我们得抢在那些罪犯作恶前阻止他们”，这得到了舆论的齐声支持。[170]
“通缉：犯下兄弟相残之罪。”
来源：霍华德大学校报《山巅》，1972年10月27日
——约翰·威尔逊，1975年哥伦比亚特区市议会第二选区[171]
约翰·威尔逊并没有以犯罪斗士的形象竞选公职。1943年，他出生于马里兰州东海岸乡村地区的安妮公主小镇，由祖父母抚养长大。高中时代，他成长为一个英俊而幽默的篮球明星，把谈恋爱看得比学习重要。（在毕业纪念册中，他要大家记住“他的恋爱技巧”。）[172]威尔逊于1961年进入大学，但是对知识的渴求远没有对民权运动的那样紧迫，于是他不久后退学，加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被视为南方最主要、最激进的民权运动组织。生于佐治亚州的前总统吉米·卡特曾说：“假如你想在佐治亚的西南部吓唬白人，搬出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联盟没用，只需说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个词就够了。”威尔逊很快便如鱼得水，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自马里兰出发，深入南方腹地，召集选民登记，组织静坐，并多次被捕。[173]
像道格·摩尔、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马里恩·巴里等众多民权活动家数年前做的那样，威尔逊于1969年来到华盛顿，这个城市被《黑玉》杂志称为“民权避难者的下一个麦加”。[174]1973年《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案》生效后，特区得以选举自己的市议会。一个所有民权运动老将普遍面临的问题摆在了威尔逊面前：既然已经赢得了选举权，并可以担任公职，那么他们应进入体制，还是继续从外部施压以求改变？威尔逊自称“现实主义者”，因而选择进入体制。32岁的他选择在特区种族最为多样化、经济基础最具差异性的第二选区参加竞选，并赢得了胜利。[175]
然而，威尔逊无法回避犯罪问题，他也不想回避。肯尼思·华盛顿在送报途中被杀害后，威尔逊保留了一份刊有相关报道的报纸。[176]他和议会同僚一样都是民选黑人官员，他们在全国有兴起之势。人们认为他们和先于他们参政的白人政客是不同的，这是黑人政客成为候选人的前提。黑人公民被刻意忽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警察拒绝进入黑人社区办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回忆说，在他儿时生活的堪萨斯城，警察的潜规则是“又死了一个黑鬼——死得越多，我们的麻烦就越少”。[177]）曾几何时，一个黑人把另一个黑人杀了，却因此被赦免，因为“本案不过是一个黑鬼把另一个给杀了”，正如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唱的那样：“热乎的晚饭；有口烈酒；一个黑鬼死了。”[178]
约翰·威尔逊需要找到解决犯罪危机的办法，从枪支管控入手是符合逻辑的。而他的提案即使从当代标准看也极具雄心。假如你在晚餐时扯出“控枪”话题，多数人都认为你指的是加强持枪者的背景调查、缩小弹药夹，以及严控枪支流向精神疾病患者。然而，40年前的情况与当下截然不同，从威尔逊的提案中便可一窥端倪。他希望禁止枪支销售和买卖，并禁止市民持有任何手枪和猎枪。现有的持枪者有责任交出他们的武器，一旦被发现未上交枪支，初犯可能被判刑，再犯则必须服刑。威尔逊对此解释说：“人们认为我要清理掉所有人手里的枪——他们的理解完全正确。”[179]
威尔逊提交控枪提案的那一年，正是戴维·克拉克要求大麻除罪化的那一年。两位议员都坚称他们的提案能在最大程度上改变黑人的处境。不过，情势对威尔逊更为有利：黑人受害者得到了社会的声援。[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