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我们这些公设辩护人对马丁·路德·金式的演说都避之唯恐不及，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高级法院的非裔法官柯蒂斯·沃克尤为擅长此类讲话。今天他的听众则是我的当事人，15岁的布兰登[1]。
“孩子，你的律师一直在给我讲你的好：讲你怎么疼爱小妹妹，足球教练如何说你是个天生的帅才，还有些任课老师相信你能进步。律师说他已经为你联系到一个项目，可以帮助你完成学业。他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把你关进监狱。”
布兰登承认持有手枪一把，还有少量大麻——仅够自用，不足以兜售。我为他进行缓刑辩护。沃克法官告诉布兰登他在考虑我的建议，不过有些话得说在前面。
“福曼先生说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得先问问你，你知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过多少次机会？也许你觉得现在的机会得来不易，不过我告诉你，以前更是难上加难。从前，黑人的孩子在种植园里采棉花，在公交车上只能坐后排——能坐公交车而不必步行，就算够幸运的了。”
此时，沃克法官牢牢掌控了谈话的节奏。他并不是牧师，说话的架势却不像在周日去过几次教堂做会众那么简单。
“现在你可以上学，好好学习，实现你的梦想。我知道这并不容易，却是有可能的。为了这种可能性，人们斗争过，抗争过，甚至为此献出过生命。孩子，金博士就为此献出了他的生命。那么，你又做了些什么呢？根本不学习！是的，你旷课，逃避，混社会。不听妈妈的话，也不听祖母的话，却听命于那帮流氓无赖。”说到这儿，沃克法官瞪着布兰登。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布兰登正努力直视法官，这样很好，能在法官那里加分。如果目光躲闪，沃克法官会认为他没有礼貌。
“听着，我告诉你：金博士游行、抗议直至牺牲，并不是为了让你愚昧无知，去混迹街头，去嗑药，去持枪抢劫。年轻人，那可不是他的梦想，完全不是。”
他的这套说教我再清楚不过，尽管每次用词略有变化，但主题只有一个：当下非裔美国人的生活虽说也不容易，与从前相比却已大为改善。因此，你最该做的就是别再混迹街头，把握住别人艰难抗争才得来的机会。
我甚至连沃克法官说此番话时流露出的表情都烂熟于心——愤怒、懊恼，还有绝望。我刚成为公设辩护人，而沃克法官入行已久。无论在神情上还是言语上，他似乎已厌倦了对着黑人男孩（偶尔也有黑人女孩）说教，只是还不至于厌倦透顶，也不介意再多试一次。虽说法官在生布兰登的气，却也不至于弃他不顾。法官只是好似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一般，无计可施。
沃克法官顿了顿，把目光从布兰登身上移开，转而对着铺在眼前的案件材料看了起来。他结束了说教，正思忖着如何量刑。这也是个好兆头。沃克法官能对被告做出公平审判，因而名声不错。不过，要是你误入歧途，那就得小心了。辩护人都称他为“远程射手”，意指他量刑过长。然而，此时他犹豫了，也许是我说服了他，这案子处理起来可不容易。
我明白，判缓刑的可能性不大。持枪是一项很严重的指控，更为难办的是，根据法庭指定的社工出具的报告，和布兰登一起混的其他孩子卷入了近期的社区抢劫案。
不过，抢劫指控并不成立，布兰登此前也并未受此指控。至于持枪，布兰登生活的社区极度危险，那里的孩子有时不得不携带枪支以自卫。最重要的是，我告诉沃克法官，布兰登头一次被捕。他是个很有潜力的孩子，足球教练和两名老师对此都提供了书面说明。他还获得了家人的支持，并于近期加入了一项旨在帮助边缘学生的学业辅导计划。布兰登已认罪，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也表达了悔意。少年法庭理应给被告第二次机会，而布兰登是不二人选。
而检察官则认为布兰登应该被送往橡树山——哥伦比亚特区的青少年监狱。我表示反对并指出，众所周知，橡树山不过是个地牢，没有像样的学校，经常发生暴力事件，没有什么像样的心理咨询或心理健康服务，在青少年案犯释放后，也没有帮助他们重新进入社会的过渡服务。[2]如果布兰登被送往那里，将会连续数月无法接受学校教育。当他返回社区，校长可能会拒绝让他入学。果真如此的话，也就没有其他合适的学校可以让他继续接受教育了。
我们在听候沃克法官发落的过程中，布兰登坐立不安。我的手轻轻落在他的后肩上，试图安抚他。我转头扫了一眼，向坐在第一排的布兰登的母亲和祖母投去自认为宽慰的微笑。她们不曾缺席过一次庭审，一直在表达对布兰登的支持。此刻，她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
终于，沃克法官收起材料，拢成一沓，随后把文件归入卷宗。他开口了，判决来得如此迅速而让人痛苦。“布兰登，”他说道，“我承认你有潜力，也看到你有老师和家人的支持。然而，这都不足以让你放下手中的枪。即使我确信你是因为害怕才持枪，你也有可能伤及他人。孩子，做了就得承担后果。这后果就是橡树山，六个月。在那之后，我希望你能改邪归正，不再辜负你的母亲和祖母对你寄予的期望。”
这就是结果。坐在我们身后的法警走上前，把布兰登带到法院内的一间关押室中。布兰登的母亲倒吸了一口气，开始大哭起来。这并不是沃克法官愿意看到的——哪个法官愿意呢？但此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也许法庭的书记员会扶她出去，走到走廊上。抑或，这仅是我的一厢情愿吧。我得去看看布兰登。
关押室就在这间法庭后面，不过几英尺开外，却是另一个世界。那里不存在什么威严，没有木镶板，也没有地毯或软席座椅。只有金属和混凝土，关着像布兰登这样的黑人男孩。没错，被关在其中的都是黑人。那天，布兰登所在的关押室里还有三名黑人青少年，等候自己的案子开审。此情此景，几乎存在于哥伦比亚特区的每一间法庭，无论被指控的是青少年还是成人。其中也有成年或未成年的女性，但多数都是男性。而据官方数据，他们几乎全部都是非裔美国人，比例超过95%。[3]
这种状况并不是什么秘密。1995年，也就是布兰登等待沃克法官裁决的那一年，量刑计划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刑事司法体系中严重的种族失衡问题。而该报告仅是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份，结果实在令人担忧。全国每三名黑人男性青年中有一名受到刑事司法监管，[4]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一比例是每两名中有一名。
种族失衡并不是什么新问题。然而，在前所未有的、以惩罚为主的实验性刑事司法体系下，这种失衡加剧了。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采取诸多严厉程度与日俱增的措施来打击犯罪，包括激进的街面治安防控、增加刑期，以及一系列终身刑罚（例如，剥夺重刑犯的公民选举权）。[5]结果又如何呢？截至1995年，这个人口仅占世界人口5%的国家，关押着占全球监狱总人口的25%。[6]其中黑人囚犯的比例还在不断增长。
现在布兰登也沦为其中一员。
我进关押室的时候，他挑衅地看着我。我觉得他想哭，但绝不会当着其他孩子的面。我告诉他我会去橡树山看他，帮助他度过六个月的刑期。（“老老实实服刑，不然就度日如年。”里面的孩子常说。）
此时此刻，我恨沃克法官乃至整个法院系统。我还意识到自己最为厌恶的竟是马丁·路德·金式的演说。
我想，假如法官同意对布兰登处以缓刑，那么他说那番话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在那种情况下，真心实意的训诫也许会有效，也许正是布兰登需要听取的，能够鼓励他好好把握这来之不易的重生机会。结果却是一边援引金博士的演说进行说教，一边将一个年轻的黑人送进监狱？这简直有悖常理。沃克法官肯定注意到了几英尺外的关押室里都是黑人。然而，他所做的只是为刑事司法体系中业已失衡的种族比例又加了一码。他如何才能走下道德高地？
我认为自己是那间法庭里唯一继承金博士的遗志、进行抗争的人——只有我在维护民权。我之所以成为公设辩护人，就是为了对抗种族不公。此前一年，我还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的助理。她鼓励我去司法部工作，或者加入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法律辩护基金会之类的全国性民权组织。而当我告诉她自己决定奔走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法院，为那些受到指控的穷人辩护时，她惊讶不已。
奥康纳大法官问我为何想做一名公设辩护人，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这是民权运动未竟的事业。我本人就是民权运动字面意义上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识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每个人都念作“Snick”）。它曾是20世纪60年代一支主要的民权力量。我的父亲生于1928年，在密西西比州长大，大萧条时期曾靠吃土果腹。八岁那年，仅仅因为他没有对某个店员说“是的，女士”，店里的白人男子便威胁说，如果再看到他叔叔带他进城，就要对他动用私刑。[7]20世纪50年代，当时还是学生的父亲热衷于校园政治，于1961年加入了初建不久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作为该组织的总干事，父亲主要负责内部运作——从支付账单到扩大人员规模，再到策划争取选举权的活动，各种事务，不一而足。[8]我的母亲1962年从莎拉·劳伦斯学院退学，加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设在纽约的办公室。六个月后，她成为该组织在亚特兰大总部的协调专员，负责筹措资金，以及与北方高校的分会进行联络。
30年后的今天，我，一个非裔美国人，以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为开端，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没有几代人的牺牲与抗争，这一切绝无可能实现。尽管民权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知道只谈成就失之偏颇。这个国家关押的犯人正在逐渐“变黑”。1954年，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宣判当年，全国在押犯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而到了1994年，奥康纳大法官和我谈话的这一年，该比例已接近50%。[9]我告诉奥康纳大法官，刑事司法体系即是当下的民权运动要抗争的重点。虽说我代理布兰登这样的年轻人没多久，但这一经历证明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我完全被激怒了，于是告别布兰登，打算和他的家人谈谈。她们此刻应是在走廊里哭泣。我路过那间法庭时，法官、法庭记录员，以及少年法庭的检察官正在聊天，等着下一个案子开庭。
当我与他们擦身而过时，我注意到另外一个与种族有关的事实。不仅关押室里的布兰登等年轻人是黑人，法庭里的所有人都是黑人——不仅是法官，还有法庭记录员、法警，以及少年法庭的检察官。此外，逮捕布兰登的警察也是黑人，更别提警长和市长，无一例外都是黑人。甚至我们所在的那幢楼——卡尔·莫尔特里一世法院大楼——都是以本市第一位黑人首席法官的名字命名的，这昭示着非裔美国人对特区法律体系的影响。[10]
完全由黑人参与的庭审，对我而言并不是第一次，不过或许因为我被马丁·路德·金式的演说激怒，这一事实突显出来。回到办公室后，我继续历数种族失衡的情况。布兰登即将前往的新去处，那个拘留所，我去过的次数多到不想计算，我知道那里的所有狱警都是黑人。布兰登非法持有枪支和毒品的罪名，是根据市议会的相关立法确认的，议员中黑人占多数，这种态势业已持续25年以上。至于那些需要开庭审理的案件，陪审员也以黑人为主。就连一些参与特区刑事司法体系的联邦政府官员也是非裔美国人，包括时任特区首席检察官埃里克·霍尔德。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司法体系是如何将如此多的自己人送进监狱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该问题不仅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尤为突出，而且在全国都普遍存在。2014年9月，量刑计划组织就白人与黑人对犯罪和刑事司法政策的态度进行了比较，并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发现，当美国人被问及“你认为本地区法院对罪犯处理过于严苛，还是不够严苛”时，回答“不够严苛”的白人（占73%）比黑人（占64%）多。量刑计划组织认为这一结果体现了“种族间对于惩罚的认识差异”，该看法在媒体报道中得以进一步重申。[11]但这里有一个事实并未得到关注：近三分之二的黑人秉持严惩犯罪的态度。政府已连续40年采取措施严惩犯罪，因而造成大批美国黑人入狱。怎么还会有64%的非裔美国人认为法庭不够严厉？
我想通过本书回答这些问题。在成书过程中，我试图从社会、政治和思想层面部分地还原美国黑人的历史——我们没有认识到过去40年间黑人在塑造刑事司法体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对黑人的这段历史也就视而不见了。[12]美国黑人以多重身份塑造着刑事司法体系，他们是市民，也是选民，是市长，也是议员，是检察官，也是警官、警长、惩教官员，他们还是社区活动家。[13]随着黑人获得政治权，特别是1965年《投票权法案》通过后，黑人的影响力得以提升。[14]而随后涌现的黑人领导者及他们的选民都极力支持严惩犯罪。
为理解个中缘由，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深刻的社会现实：由于此前对犯罪放任自流，犯罪与暴力致使黑人社区遭受史无前例的破坏。整个20世纪60年代，海洛因泛滥成灾，哥伦比亚特区和很多其他城市的命案增长了一倍，甚至两倍。20年后，“快克”[15]取代海洛因，急速占领市场，这种危害十足的毒品更易成瘾，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自奴隶制后我们遭受的最严重的侵害”。
过去40年里，无论是黑人市民的来信、社区委员会的通讯，还是黑人媒体的报道，都揭示出非比寻常的痛苦、恐惧和愤怒。1968年，哥伦比亚特区一群黑人民族主义者控诉毒品贩子：“空有一张黑色面孔的叛徒、败类，向我们的男孩或女孩兜售毒品，让他们沦为窃贼和娼妓。”又过了十年，特区的一个黑人社区委员会散发了一份宣传单，向居民介绍如何防范入室行窃，清单上包括看门狗、报警器和凶猛的蛇。而那些没什么财力的人得到的建议是：在门窗上缠绕鱼钩，以戳伤可能入室的窃贼。[16]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区议员的文件箱里塞满了惊恐的选民来信，他们抱怨说：“我们成了自己家里的囚徒，自家社区大街上的陌生人”，并请求警方采取更多行动。[17]
面对这一波极具破坏力的犯罪高潮，黑人官员表现出了一系列复杂而矛盾的冲动。有些人对犯罪者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将他们比作“毒瘤”，必须从黑人群体中彻底切除。还有些人力促加大惩罚力度，同时也承认，即便如此，也未必能解决眼前的危机。有些人甚至对刑事被告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知道受困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黑人。然而，同情远远不敌受到黑人罪犯侵害的受害者的诉求，这些人通常坚持认为，要保护非裔美国人社区——包括许多最贫穷的成员——不受犯罪行为的蹂躏，就必须采取惩罚性措施。
许多黑人官员主张对涉及种族问题的犯罪施以严惩。例如，有些黑人反对大麻除罪化，认为此举等于对黑人青年放任自流——而他们有责任保护年轻人免于吸毒带来的毁灭性影响。还有些人认为黑人有权要求扩充警察和司法队伍——黑人利用这些国家资源的权利长久以来得不到保障。包括沃克法官在内的一些人则认为，面对黑人社区走向自我毁灭的困境，要捍卫民权运动的遗产。
本书记录了黑人对犯罪问题的各种回应，而针对现行刑事司法体系拥护者时而提出的一个主张——非裔美国人一边抗议警察暴力执法，一边对黑人罪犯的暴行视而不见，本书也予以驳斥。[18]反驳该主张的方式不止一种，不限于以下观点：“对（警察背后的）政府行事标准的要求当然要高于对街头帮派的要求。”不过，本书采取了不同方式进行回应：无论威胁黑人生命的是警察，还是街头罪犯，非裔美国人总是将保护黑人生命安全视为一个人权问题。[19]黑人侵害黑人的犯罪，绝非没有引起非裔美国官员及其选民的重视，相反，他们已经深受其扰。[20]
本书记录了非裔美国人的所思、所言和所行。我在聚焦黑人官员的行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白人及种族主义在大规模监禁中所起的作用。相反，正是种族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层面形塑了黑人群体及其民选代表做出选择的语境。剥夺重刑犯公民选举权的法律规定意在压制黑人的选举权，以高房价掠夺黑人的财富，部分学校拒绝让黑人孩子入学，检察官不惜一切代价将黑人移出陪审员名单，卑鄙的政客利用种族焦虑赚取选票，隐性偏见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我们所有人。以上种种表明，不探究种族主义的持久影响，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刑事司法政策。[21]
2016年的总统大选则再次让我们见识到种族诱杀的无穷威力。唐纳德·特朗普对政治辩论的标志性贡献，在于其不遗余力地编造并传播了一个贝拉克·奥巴马不是美国公民的谎言，令当年的总统大选成为继1968年（强硬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参选）之后最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次。尽管拉美裔和穆斯林才是特朗普攻击的主要目标，但非裔美国人也未能幸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将黑人社区描述成杀戮场，唯一的指望是激进执法，由此唤醒了曾在戈德华特、尼克松、里根等共和党人执政时期大行其道的口号——“法律与秩序”[22]。虽然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执政期间如何在政策层面转化他的这一竞选主张，但前景确实不妙，可以预见的是，国家对地方警察局在民权层面的监督将有所减少，而拦截与搜查将更为普遍。
本书还将历数美国种族主义者是如何花样百出，在美国黑人及其民选官员与犯罪做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压缩他们的选择空间。比如，尽管非裔美国人希望加强执法，但他们并不认为仅凭执法就能遏制犯罪。许多人相信也许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一方面，他们支持调用包括警察、法院和监狱在内的一切国家资源打击毒品及犯罪，另一方面，他们渴望增加就业，提高受教育水平，满足居住需求等——许多人称之为“美国城市马歇尔计划”。由于非裔美国人是美国的少数族裔，要想在全国范围采取行动从根源上遏制犯罪，解决贫困、失业、种族隔离等问题，他们需要获得支持。然而，类似的支持从未到来。黑人提出诉求之时，正值里根主义盛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遭到抨击，因此，国家无意实施什么社会发展计划——遑论那些被认为帮助黑人的计划。结果便是，非裔美国人从来没有享受到“马歇尔计划”——他们只等来了以严惩犯罪为名的法律。[23]
要理解美国黑人对待“罪与罚”的态度与行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即黑人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class division）。[24]这个问题往往为刑事司法研究所忽视。虽然大规模监禁对全体非裔美国人形成了危害，但最为直接的受害者还是贫困失学的底层黑人。对高中辍学的非裔美国男性来说，入狱风险伴随其终身，且与日俱增；而对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黑人男性来说，这一风险则稍有下降。截至2000年，就入狱服刑风险而言，高中辍学的黑人男性之风险是上过大学的黑人男性的十倍。[25]
正是这种阶层动力学以一些可预见的方式驱使民选官员采取了严惩犯罪的立场。例如，针对入室行窃加长刑期不足为奇，把黑人盗窃犯（多为穷人）投入监牢，就可以保护黑人家庭（多数为中产家庭）。同时，阶层分化也以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影响着黑人群体的刑事司法讨论。例如，这就解释了黑人民选官员为何总是控诉种族定性的行为（因为这损害的是全体非裔美国人的利益），而鲜少针对不合理的监狱条件发声（因为这对中产或精英阶层的黑人没什么直接影响）。[26]
最后，针对犯罪的战争以叠加和扩散的方式逐渐发展，这令一些非裔美国官员难以认清他们所做的决策将带来的影响。大规模监禁非一日而成；是四十载光阴，零敲碎打、添柴加薪而成，并且从不缺乏“柴”与“薪”。警察进行逮捕，预审服务机构提出保释金方案，检察官决定起诉，辩护律师（有时）进行辩护，陪审团（在极少数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进行裁决，立法机关确立量刑标准，法官依法量刑，惩教部门管理监狱，缓刑和假释官负责监控获释人员，如此等等。由此，造就出一个极为松散、各自为政的刑事司法体系，或者如丹尼尔·弗里德所言——“不成体系的体系”。[27]
尽管现行体系的弥散结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们要厘清各自为政这一点如何成为监狱壮大的帮凶。在严惩犯罪的时期，任何单独的参与方都不可能造成收监率两倍或三倍增长。如果所有参与方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严惩罪犯，如果他们在同一时期同时如此行事，入狱人数或处于刑事司法监控下的人数将会激增。然而，对于这一结果，谁也无须担责，因为没有人有责任——至少没有谁负全责。认识到这种责任感的缺失，就理解了为何那些即使不情愿或内心矛盾的打击犯罪斗士（非裔美国人群体中过去有之，现在亦然）也成了大规模监禁这台机器的助推力量，也就理解了为何时至今日，当这个体系对人们的伤害越来越明显时，它仍能滚滚向前。
本书讲述了一座城市的故事。因暴力与犯罪空前增多，这座城市深陷危机。本书探询了非裔美国公民及其领导者——包括沃克法官在内的黑人男性和女性——的所行所思。沃克法官把布兰登投入监狱，我对此很生气。而随着调查研究的展开，我遇到了不少与沃克法官相似的人，逐渐更能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我试图客观地讲述他们的故事，社区似乎就在眼前崩溃，他们为了拯救它而承受无尽的压力。
本书还讲述了我的当事人的故事，他们是与布兰登相似的黑人男性和女性。尽管选择有限，但他们也在奋力抗争。他们犯过错，甚至伤害过他人，但他们仍然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受困于刑事司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