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边日出 西边下雨
这一年，我决意换一种活法。与过去的生活告别，就像要扔掉一件穿了太久的衣服。
说到底我就是想换一个地方待着，做一个局外人，过一种逍遥自在的生活。
时年四十八岁，不老不少，职场上的蝇头功利，或还可争半杯羹。但我原本就是一懒散之人，这怨不得别人。在人海茫茫的省城，一个无关紧要的事业单位，天天对着一台慢条斯理爱瞌睡的老式电脑，炮制一些写过就忘了的文字，有一搭没一搭的，都是“无所谓”在垫底。多半的原因，中年之后我身体老是出些小毛病。所谓心情不好，其实是某些零部件在磨洋工。药吃得多，于身却又无补，无名隐痛说来即来且挥之不去。这一年底，我被告知，必须接受一次大的手术，并且在心脏上装一个支架。此物加持，心态陡变。常人说的不思进取，乃至颓废堕落之类，皆可安在我那不争气的躯干之上。
于是，我在给单位的“留职停薪”报告上夸大了病情，让人有一种我可能随时赴难的感觉。
如此折腾，单位里反响定然不小。同事们起先是怀疑我吃错了药。他们知道家父早年为官，在省城有些虚名，但是，与显达终无缘分。吾等凡夫俗子，劳碌皆为稻粱谋。一份还算说得过去的薪水，到了每个月月底，总是要用大眼瞪着的。
还有一种揣测，说在我岳父家老宅的某堵夹墙里，找到了一口袋金元宝，它们已然在冥冥之中潜伏了一个世纪以上。这年头，穿越剧看多了，想象力都不贫乏，同事们相信，在某个黄道吉日，金元宝突然集体破墙而出，准确地飞入了鄙人囊中。
反正，说到鄙人，不是岳父就是家父，明摆着数落我自己没什么能耐。也有知道底细的人，私下里不无恻隐之心：我那老革命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爱给红色老区捐款，而且还老是匿名。说是匿名，其实是跟受赠群体、个人以及媒体玩躲猫猫，然后还是被媒体追踪到了。由于他捐钱数量很是不少，小报头条乃至大报屁股，都乐此不疲地刊登他的光荣事迹，不过他似乎并不享受这些虚名，提起来肝火就旺，说给自家人捐点小钱何必大惊小怪，还占用那么多宝贵的版面。
只要提到红色老区，就都是他的自家人。妻子私下问，那我们算是他的什么人呢？
没敢提，他一发火，血压容易高。
如今老人家住在老家扬州的一座部队干休所里，天天口述他的战争生涯故事，据说要出一本革命回忆录。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童年印象模糊的母亲，早年是个资深的外科医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参加中国医疗队奔赴非洲建设坦赞铁路，最终回国的却是她的一钵骨灰。一场大面积的瘟疫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
父亲对母亲有深情。他没有续弦。
碰巧的是，我岳父的妻子也早殁。他也没有再找个女人。
说到岳父，不能不先说说我的妻子。她是江苏宜兴人，我大学低一级的校友。我发现宜兴人有一德行，即便到了天堂，也会说如何如何不如宜兴。凭良心讲，地方确实不错。我们结婚后不久，她就念叨着要调回老家—在古蜀镇蠡河边的古南街上，她父亲名下有一座“前店后屋”的古宅，这听起来有点奢侈。不过，我原来一直没有意识到那种老房子的好。靠河边的宅子，很潮湿，隔音差。冬天特别冷，像漏气的风箱。场面上我当然没资格评论它的好坏，因为我那老革命的父亲只给我在省城留下一套老式的公寓房。一直到生了女儿小小，我们一家三口还挤在那套不到一百平方米的老式筒子楼里。我妻子算是个有涵养的人，她从不嫌我没能耐，只是得空就唠叨她老家的好。
我大病初愈的头两个月里，就在古南街那座老宅子里静养。
那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古宅院。江浙一带春天多雨，夏季炎热，冬季阴寒，因而这里带天井的院子，三面或四面的房屋都是两层。从平面到结构都互相连成一体，中央围出一个小天井。正房有三开间，与天井连接。堂屋的后板壁称为太师壁，壁两边有门，可以通到后堂。堂屋的两边，分别是卧室和书房，像我们这一家，人虽然不多，但也是三代同堂，还有住家的保姆，两侧的小厢房也用来住人。老爷子招待重要的客人，并不在客堂，而是请到厢房里茶叙。
因为宅子就靠近蠡河边，葛家的祖先在后墙上动了一点脑筋，开了一扇小门，架出一截，搭出一个类似吊脚楼一样的建筑，他们称之为露台，这颇有些不伦不类。但是，舒服。人站在上面，可以观赏河景，在这里安一把躺椅，颇有枕河安眠之妙。
起先我还不太习惯住这样的老宅，就像一个穿惯了西装的人，突然套上了一身樟脑味很浓的长袍马褂。但是，时间久了，我的身体好像是一株沉睡的植物，突然获得一种脱胎换骨般的清醒。仿佛这老宅是一个能让人的身心静下来的巨大容器。它的潮湿和冷，不怎么隔音带来的不够安静，都不是让人待不下去的原因。恰恰相反，它能把世间的喧嚣挡在外面，而难耐的沉寂是没有的。即便不把门窗打开，它也能谛听、吐纳，保持着流动的活气。这种老房子，住久了，会改变人的容颜，戾气和火气之类，断然会如抽丝一般游离而去。我从那里回到省城自己的家，反而感觉不太舒服，到了夜晚，竟会有一种身处异乡的感觉。我妻子居然很开心，好像她一直在等待我出现这种感觉。
我妻子家算不上是当地的望族，但名声很大。她父亲葛家印已然七十二岁，老迈的身体时不时闹出些惊乍，却还像一座不肯停歇的老式挂钟，让你不能忽略他的存在。说起来，他才是我从那家领饷的事业单位撤退到他大本营的始作俑者。平时闲谈，他总是不在乎我那份工资，说：我们家，光是祖宗留下的瓶瓶罐罐，几辈子都消受不完。况且，你还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我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吗？除了吃喝玩乐，翻翻闲书，弄弄文字，别的，我一时还真想不起来。
倒是知道岳父家有些古董，好像老壶特别多。它们蓬头垢面的样子，从来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可不是嘛，就算它们值点钱，靠卖它们来维持一份有尊严的生活，从我的价值观看来还是不太能接受的。妻子安慰道：我爸这个人说话总是留有余地的，他那样说，未必就是卖古董吧。
不过老爷子到底有多少钱，她也不知道。
无论走到哪儿，葛老爷子都是中气十足。平时也爱接济点沾亲带故的乡下亲戚，跟我父亲不同，他是爱咋呼的，声音山响。那应该是他华丽身段的一种延伸吧。
可是，我总不能靠妻子和岳父来养活吧。“留职停薪”前的某次家庭会议，照例是岳父大人主持，等他不急不忙说出一个主意来，我才知道什么叫老谋深算。
居然是让我在自家临街的门面开一家茶坊。
他太知道我这个女婿的臭毛病了，话痨子，海阔天空，烟茶酒全打通。后来心脏有病，烟才勉强戒掉。性情闲散，喜欢较真却又担不起什么责任。
只有一口茶，才能管住我的一张嘴。
可是，这个时候，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老话来：女婿不耕丈人田。
这话是谁说的？似乎是我那老革命的父亲说的，并不是针对我，而是说他熟悉的某个人。但我显然是听进去了。
女婿是半子，但毕竟不是儿子。这也是一句老话。可我妻子说，我爹又没有儿子，他什么地方不当你是他自己的孩子呀。
再说了，又没让你干别的，你不就是好口茶吗？
是茶坊，不是茶馆。记得，葛老爷子强调这句话时，额头油亮，呈古铜色，像一把老壶的包浆。他说茶坊嘛，就是大家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的，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怎么在乎买卖；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我问，那茶馆呢？
茶馆就是一个江湖。葛老爷子轻轻拍了一下茶案说。客人少了没面子，客人多了太混杂。那不是我们想要的。
连名字都起好了：“聊壶茶坊”。
对，就是聊壶，老壶新壶，真壶假壶，大壶小壶，光壶花壶，都可以聊。聊得开心、对路，就是朋友；聊得无趣，客走不送。一边喝茶一边聊壶，是这里的男人最大的乐子，除了在古南街，你到哪里找去？
也是告诉别人，我们这里只聊茶壶，不谈国事。
这句话，跟老爷子几十年的经历有关。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并没有一种下岗工人喜获上岗的感觉。
门面，就是老宅的堂屋，很开阔，通着天井，光线也敞亮。横七竖八，可以坐一圈人，十来个吧，老爷子给我面子，说茶坊的招牌让我来写。他知道这个百无一用的女婿，唯一拿得出手的，也就是一笔还算说得过去的板桥体。
把压箱底的老壶也拿出来了一些，居然有几十把，给我做开茶坊的资本。
随便拿起一把壶，在我面前晃晃，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一个壶嘴，就够你们吃半年的。
还想说什么，嘴动了动，咽回去了。那表情，好像把一座江山都交给我了。
如此，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好在停了薪，还留着职呢，我不能不给自己留条退路。
就这样，我们从省城卷铺盖了。恍惚间我有一种做“上门女婿”的感觉。虽然我跟妻子感情很好，但是这种感觉还是挥之不去。命运的惯性，常常让人刹不了车。婚姻这件事，哪怕是最美满的，也断然少不了有妥协的章节。而我这样一匹病马，还能去哪里随意溜达呢。
妻子葛少求，四十六岁，凭良心说，她真的还很年轻。我没见她怎么保养，素面朝天惯了，反而有一份笃定的天真与爽丽。一头青丝，不见半根白发。我也就这点可以让同事们羡慕一阵的。她在老家待着的时候，特别是在古南街狭窄的石板路上溜达的时候，总是显得比在省城滋润而漂亮，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当下，她在离家不远的一所中学当图书管理员，也是一份闲差。原先她在省城的一座重点中学教语文。也是因为太累，调动的时候，就选择了学校图书馆这样相对安逸的地方。你也知道，工作调动绝非易事，为了照顾丧妻多年的老爹，我家葛老师可是在所不惜。当爹的都疼爱女儿，不过，像我岳父这样的人还真不多，据说他当年有一相好的，来来往往好多年，末了就是不想让女儿有个后妈，自己就没有续那根弦。打小他就把女儿含在嘴里养，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他喜欢我这个没脾气的女婿，多半也是为了千金不受欺负吧。少求的名字是他起的，内中的清高不言而喻。
放不下千金，却又不肯去省城跟我们一起住。一到省城他就病恹恹的，像漏了气的皮球。用他自己的话讲，这辈子没有离开过古南街，那座老宅就是他提在手上的一盏灯笼，风吹不得，雨淋不得。然后，我在这里养好了病，等于给老房子做了一个活广告。这便是葛老爷子最夸耀的一个桥段。
前世的家，就是这座老宅。这是我病愈后的一个结论。它当然会把我越住越老，但是，日子已然是日子，不是单纯的时间了。
只是惭愧得紧，我对紫砂茶壶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扫盲班的水平上。葛老爷子反复唠叨的那些话，什么用紫砂壶泡茶，茶水特别香（我怎么没有“特别”的感觉呢），而且隔夜茶不会馊（天哪，我何必要喝隔夜茶，难道稀罕茶叶吗），我听得耳根都起茧子了。我爱喝茶是真的，可是，用什么器皿泡茶，从来就不重要。紫砂壶到底有什么好，在我，一直是个概念上的东西。
葛老爷子很起劲地给我进行了岗前培训。我从他激情飞扬的神采里，找到了他年轻时的一些元素：断章取义地知道一些正史野史，一张嘴很厉害，可以对着一千人讲话不哆嗦。可是他这辈子就是个划货员，鉴定紫砂成品的。连组长级别的干部也没做过，估计跟这张嘴说话太多也脱不了干系。他反复跟我说，一把紫砂壶走到今天，是多么的不易。我听也就听了，世上不容易的东西多了去了，壶不就是用来喝茶的吗，幸亏我还喜欢喝点茶，若是爱喝咖啡，早就把壶扔到爪哇国了。
早先的我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跟我喋喋不休地说眼前的一把壶很贵，很牛，是某大师做的，值多少多少钱，我便想，不就是一把泥，让一个牛人捏来捏去，捏成了一把壶吗？故意装着不小心，差点把壶摔碎，我很享受大家惊吓到差点休克过去的样子。
“聊壶茶坊”开张前的那些日子，吾妻葛少求老师已经提前挂上了老板娘的表情。她穿上唐装的样子蛮好看的，只是站在我这个一件灯芯绒外套可以穿两个季节的老公面前，有那么一点不搭。她倒是给我捣鼓了一件茶服之类的行头，我穿了感觉很古怪，就扔到一边了。我发现本地的男人，衣着很光鲜，一点不比省城的男人寒碜。古南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时髦衣衫的本地男人晃来晃去，我可不会去凑这个趣。我家葛老师，原本一散淡人，可是眼见她老公要做老板了，无端地忙进忙出到处打旋，她懂点茶道，但平时没有表现的机会，生疏是肯定的。对家里那些多得看不过来的茶壶，她有点熟视无睹。有时是故意避开，不想沾染壶上的江湖气息。单看她拿捏一把茶壶，也笨手笨脚，不太着调。彼时岳父才是真正的总导演兼勤杂工。他这段时间的心情特别好，苏东坡说老夫聊发少年狂，那都不是平白无故的。
弄得我真像个老板似的。这原本寡淡的心，也就跟着乐呵起来。
不过，茶坊开张前一夜的一件事，多少影响了我的心情。
我大学同学桂一诺，摄影记者，应我之邀专程赶来捧场。桂一诺在我们同学里是最厉害的鬼才，他诗写得好，小学四年级就在省报上发表作品了。不过摄影才是他的第一专业，其作品得过中国摄影大奖。那天晚上大家喝得尽兴，他对那些老壶特别有感觉，举着相机跳来跳去，对着柜子里的老壶不住地拍照，后来嫌不过瘾，就把那些壶一个个拿出来拍。桂一诺那晚喝得有点高，没留神，一失手将一把壶摔在了地上，瞬间就变成了一堆碎片。
顿时我们都吓坏了，大气不敢出。
这时候葛老爷子走过来，嘴里说着没事没事，脸色有一点难看。他蹲下身子，把那摔碎的壶底拿起来，端详了一下，舒了一口气，站起来说：碎碎平安，碎碎平安！
这壶值多少钱，除了老爷子，谁也不知道。不过，玻璃橱柜里的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
我的天哪，8.6万。
我赶紧向老爷子赔罪：都怪我，是我让一诺同学把壶拿出来拍照的。
一诺这个家伙太不会说话，居然挠着头皮冒出一句：这壶怎么一点也不经摔啊。
老爷子大度，手一挥，说不提了不提了，就当是放了个大炮仗吧。
场面上多少有些尴尬，这且不提。
那天是周末，又是好日子，按理我们夫妻在临睡前是要做点功课的。可是，那把意外摔碎的壶让我的情绪大打折扣。虽然葛老爷子宽容，我心里不免多了一个疙瘩。以前做爱总是我主动，那晚少求却难得地示好，早早把准备工作做得妥帖细致，但我却意兴阑珊，提不起劲来。她一把搂住我，说了一句悄悄话：那把壶是假的，别太当回事。
我差点从床上蹦起来：假的？
那一柜子壶，都是假的吗？
还没开张就卖假壶，你爹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我的过度反应让少求也没了兴致。她解释说，我爹的意思是，试营业的时候，怕闲杂人多，好壶呢，要等正式开张的时候再拿出来。
好像老爷子早就料到壶会被摔碎的事。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是真壶，哪个是假壶呢？你爹不是拿我寻开心吧。
还有，为什么你知道的事，我却不知道。还让我当老板呢，明摆着就是个傀儡。
原先的歉疚，变成了一肚子的委屈。
少求假装不满地说：可别太小心眼啊！爹既然让你开这个茶坊，就会有通盘的考量，这才几天啊，你急什么急！
说罢，她故意冷冷地背过身去。
若是以往，几秒钟后我会把她扳过来。可是我努力了一会，却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