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挑战了诸多所谓的“社会科学”教条以及诸多有关种族问题、文化差异的基本假设。而质疑的基础是笔者为撰写本书所做的10余年的研究。本书也是笔者20多年来对种族和民族问题研究最重要的作品，它涵盖的主题和问题超出了笔者在这一领域的任何其他著述。笔者曾两次周游世界、两度环游太平洋，沿途在多国进行了研究、探讨和观察，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这些旅行绝非无关紧要。在旅行中笔者不仅搜集了大量文献，还与各国学者、官员多次进行探讨，这些现场观察能够让文字或照片难以传达的内容变得生动鲜活。走进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领略其宏伟的设计及千年以前的精湛工艺，体会创造这一建筑的文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一番无与伦比的感受。步行不远，便可看到千年以前罗马人修造的桥梁，今天桥上依然车水马龙、行人络绎不绝，从中也可窥见在西班牙隶属罗马帝国的时代，另一伟大文明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步行穿越澳大利亚巴罗萨谷古老村庄的一片墓地，你会发现，在这个讲英语的国度，有用德语写的墓碑，这让人感受到德意志文化的坚韧顽强——尽管已被迁到万里以外，依然葆有生机。从古代城墙环绕的耶路撒冷，到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每个地方都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也许专注于本书中心主题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其与同时期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对比，即将其与周围环境视为群体行为的塑造者和将制度决策视为群体命运的决定者两种观点进行对比。尽管我们能够就“环境”在某种普遍意义上的影响达成共识，但是，将直接环境（包括周围的人和制度）视为群体的塑造者，或认为群体拥有先于目前所处环境且超越他人观念、偏见和决定的自身内部的文化模式，这两种看法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几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民族移徙使得很多种族群体、文化群体所处的环境与其自身文化的发展环境迥然相异，他们面临着祖先无法想象的挑战和机遇。
群体文化模式可能的确是环境的产物，但它们往往是大洋彼岸环境之中产物，存在于某些已被遗忘的前人的生活之中，并被提炼为价值观、偏好、技能和习惯世代流传。新社会的外在表象，即语言、服装和风俗等，可能会掩盖文化价值观的内在差异。但是，在不同目标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在只能艰难抉择、忍痛割舍之时，这些差异才会再度显露出来。
如果分析的范围仅限于一个社会，如美国种族和族裔群体，则很难确定哪些模式是由美国社会对待某些群体的方式造成的结果，哪些是其自身内部文化模式发展形成的结果。但如果分析的范围覆盖了不同的国家，我们会更容易将群体在各国反复出现的模式同该群体在各国经历的历史差异区分开来。
关注于群体文化模式的方法同将群体间经济与社会差异归因于不同“社会”待遇的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导致了其他差异。这些衍生差异包括对政治活动中群体进步因素的重视程度。例如，如果一个贫穷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同时代外来者的手中，那么对于该群体的进步而言，旨在说服外来者或向其施压的政治活动就至关重要了。但是，如果一个群体的自身文化，以及从中衍生的技能、行为和表现是决定其经济和社会命运的主要因素，那么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群体则未必在政治上特别活跃，也未必在所参与的政治活动中非常成功。历史记载中确实有很多地方的很多群体从贫穷走向富裕，但并未取得相应的政治成功。
很多国家的华裔、德裔、日裔、意大利裔和印度裔移民都在经历了艰难起步之后才走向富裕，但他们从未取得过任何显著的政治成就。这些群体当中也偶尔会有政治领袖出现，但他们也通常是在群体已在经济上立足之后才出人头地，并且往往代表的也是社会中更大的选民群体，而非本族利益的代言人。相比之下，爱尔兰人在多个层面上都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政治成功，包括成为英国首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总理以及美国总统。然而，我们难以甚至无法用历史证明爱尔兰人的发展快于其他群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群体都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其自身的文化，还是其所处的周边社会的文化，都并非一成不变。经济和技术的进步需要这一情形，也会促成这一情形。然而，既有的文化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群体能够跟上科学、技术和组织发展的步伐，哪些群体会落在后面，以及哪些群体会引领人类知识前沿的发展。然而，尽管时间往往是改变群体之间、国家之间或文明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但时间本身并不能实现任何事情。特别是，认为时间本身便可改善种族、民族群体之间关系的看法是一种严重的谬误，它会引发危险的后果。历史表明，群体之间的关系既有戏剧性、悲剧性、持久性的倒退，也有进步的时期。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身为斯里兰卡多数族群的僧伽罗人同少数族群泰米尔人之间从未发生过种族骚乱，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两个群体之间却频繁出现群众暴力和骇人暴行。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黑人在美国北方城市受接纳的程度与日俱增，黑人聚居区的消失便是一种证据。但是到了20世纪初，一处处黑人聚居区再度形成，而其他的种种迹象也同样表明对黑人群体的敌意在日渐加深。在欧洲，犹太人在基督时代第一个千年所遭受的歧视和暴力少于第二个千年。
本书所用的“文化”一词并不限于一位种族问题学者所说的“真正的文化”，如“音乐和艺术”。[1]实际上，这里的重点主要是提供生活所需物质条件的文化类型——具体技能、普遍工作习惯、储蓄倾向以及对教育和创业精神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力资本”。这并非“美化”被视为与高等文化相对立的“实用文化”，[2]而是因为人们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也是音乐、艺术、文学、哲学和其他形式的高等文化所需要的。一般而言，只有较为富裕的社会以及社会中较为富裕的群体才有富余的时间和资源投入高等文化，而不只是满足生存所需。此外，在比较群体、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人们对音乐和艺术的评价同其主观品味和习惯密切相关。因此，断言一个群体或社会在这些领域更加先进、高效，远比断言其在工业技术或医疗护理方面更加先进存在更大的问题。
尽管很多群体的历史本身就已颇为引人入胜，但这一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描述，而在于分析。它意在展示这些群体的文化或“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特定群体的进步、所在社会的进步，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人力资本并非随机分布的，它本身就是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气候、不同地理条件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提供某种解释文化差异的宏大理论，而在于证明文化差异的实际情形、持续存在以及种种后果——这与当今诸多基于“客观条件”、“经济力量”或“社会结构”这类所谓的起主导作用的宏大理论恰恰相反。
本书刻意避免提供直接的政策处方，因为其前提是，我们最需要的是了解既有的现实、演变至今的历史，以及一直以来制约我们未来选择的原则。不少人都愿意绘制拯救社会的蓝图。重要的是，这些人以及其建议的评估者们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
为了避免本书标题中“种族”一词引发误解或争吵，笔者将沿用本人先前所撰著作中所采用的一般含义，它最早可以追溯至《种族与经济学》一书：“这里采用‘种族’一词的广泛社会含义，在日常生活中，它被用来指代按种族、宗教或民族等划分的各种族群。”[3]本书无意对种族进行更为科学的定义，因为此类定义与目前经过了不知多少世纪种族混杂的地球人类并无太大关系。同样，“大陆”也并不完全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理术语。原因在于，尽管欧洲和亚洲处于相同的陆块，但它们常被视为不同的大陆，也很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二者之间真正的差异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差异，而在于生物意义上的差异——欧洲人和亚洲人是起源自高加索山脉两侧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
由于本研究更注重社会现实，而非生物现实，所以，它主要从社会角度（而非生物角度）界定种族或民族群体。因此，美国“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的阿道夫·普莱西在此会被界定为“黑人”，尽管他拥有7/8的白种人血统。在巴西，白种人血统少于7/8的人士仍会被视为“白人”（branco）。这也符合本研究的文化重点，因为普莱西成长于美国的黑人文化之中，而比他拥有更高比例非洲血统的巴西白人则成长于巴西白人文化之中。同样，我们也无须讨论在以色列引起争议的哲学和法律问题：“谁是犹太人？”对我们而言，犹太人可以是任何被社会视为犹太人的人，而不需要考虑其宗教或生物学方面的实际情况。只有在第六章《种族与智力》讨论遗传和环境问题时，我们才会着重探讨更具生物学意义的种族概念。
种族是我们内心划分群体的一种方式。在一些社会中，种族是区分人群、对不同人区别对待的最重要的方式。而在其他社会，人们则会因宗教、国籍、种姓或其他特征的不同而受到不同待遇。每种特征都有其自身的神秘之处，没有理由认为除特定社会外，只有种族才具有无所不在、极具影响力的神秘性。在其他社会中，体貌特征与周围人群毫无区别的人们也仍有可能遭受压迫、羞辱，甚至遭到种族灭绝。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通过特殊的衣着方式、徽章或其他标志来表明群体成员身份，这正是因为没有自然的生物标志来为区别对待政策的实际执行提供指引。种族是一个生物概念，但也是一种社会现实。它在特定环境中的重要性如何，只能通过对该环境的检视来断定。
在理解任何复杂问题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类常见的困难，除此之外，在试图分析种族和文化问题的时候，还会遭遇另一个维度的困难。各方往往情绪激动、反应激烈。如果所得结论推翻了令人舒适、易于接受的观点，或颠覆了由此所获的声望或事业，那么，该结论不仅会招致批评，还会遭到谴责、歪曲，甚至招致彻头彻尾的谎言。无论历史上多少次、多少个人或群体声称掌握了唯一真理（但随后又被证伪），仍有新的声称者认为，任何对其特定观点的质疑不仅是智识上的谬误，还是道德上的暴行，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消灭。然而，如果没有人愿意思考新的观点、新的证据，并从中汲取一切可以汲取的东西、获得一切能够获得的启示（即便他们对新的论证并不完全赞同），人类就无法取得进步，我们可能仍然在洞穴里生活。本书正是为愿意这样做的人士撰写的。
[1] Thomas J. Archdeacon, "Hansen's Hypothesis as a Model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 American Immigrants and Their Generations:Studie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Hansen Thesis After Fifty Years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p.51.
[2] Ibid.
[3] Thomas Sowell, Race and Economics (New York:David MeKay Co., Ine., 1975), p.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