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每天早晨，我从家里出发，去《西雅图邮报》上班，总要穿过老常青点浮桥（Evergreen Point Floating Bridge）[1]。那是世上最长的浮桥，桥面全靠浮枕支撑，紧贴着华盛顿湖的湖面，一有大风大浪，就会立马封锁交通。以前，报社的人总爱说，那桥是用口香糖粘起来，用鞋带拴牢的。虽说是玩笑话，实际情况却也好不到哪儿去。

车子开到桥中部时，经常陷在车流中，动弹不得。碰到晴朗的日子，被堵在桥上倒也算赏心悦目，南边是巍峨耸立的雷尼尔山（Rainier），西边是金光罩顶的奥林匹克山（Olympics），华盛顿湖怡然地依偎在群峦之中，而我依偎在车里，如被蚕茧包裹着，暂时逃离梦魇的纠缠。梦里，克里斯托弗还活着，可我忘了去接他放学；梦里，他没有穿外套，单薄地站在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梦里，他被他父亲带走了，带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那些破碎绝望的梦，夜里叫人惊出一身冷汗，辗转难眠，白天如幽灵般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出门时，我带了几样克里斯托弗留下的东西在身上。他最喜欢的几个蝙蝠侠创可贴，还有一张边角都卷了的图书馆卡，就夹在我的钱包里。一颗小金星戴在我的胸前，纪念我们曾一起数星星的美好时光。穿过浮桥之后，我重新戴上职场人的面具，用坚强武装自己，迎接又一个艰难的日子。

6年前，我辞去了一份好工作，不再是专门报道航空航天和高科技行业的记者，而成了朝不保夕的自由职业者，什么活儿都接。离开P-I时，我曾担心从此与新闻业渐行渐远。如今，再次回到老东家，领着固定的薪水，我却不确定这是不是我想要的。

初到P-I时，我才20多岁。研究生一毕业，我先是进了郊区一家小日报社，辛苦熬了几年，才跳槽到这家大报社，彼时心情无比激动。那时，P-I的办公室仍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第六和华尔”大楼，楼顶上放着一个13吨重的蓝色圆球，那是报社的标志，中间用红色的霓虹灯点缀着一圈大字，随着球体缓缓转动，仿佛在骄傲地告诉路人——“P-I尽知天下事”（It’s in the P-I）；一只雄鹰盘踞在球顶，闪烁着黄色的霓虹灯光。那座大楼沿袭了20世纪40年代朝气蓬勃的现代主义风格，四四方方的，稳若城墙，占据了一整条街，整座楼每天伴随着印刷机的轰鸣声，轻轻颤动着。每天来到这里上班，我都会抬头仰望那个标志，仿佛自己是前程似锦的露易丝·莱恩（Lois Lane）[2]，没有什么是我征服不了的。

后来，P-I换了办公地点。几年后，我也去了洛杉矶。新办公室在西雅图海边一栋高档的写字楼里，新的新闻编辑室看上去不像老旧的电影片场，更像一间乱哄哄的保险办公室。某天夜里，P-I的老板赫斯特（Hearst）让人像拆复活节彩蛋似的，将那球拆成两半，放在宽敞的平板车上，从旧楼运到新楼，再重新拼装好，摆在新家屋顶，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有种时代错乱的感觉。

克里斯托弗去世两年后，再次回到新闻编辑部的我也有这种错乱感。不管走到哪个角落，我总能撞见过去的自己，如幽灵般浮现：在楼梯间，我第一次悄悄告诉同事我怀孕了，对方惊喜地尖叫起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洗手间，预产期前两周得知克里斯托弗可能无法存活的我，伤心地躲在里头；在办公桌前，一名声音低哑的消费者专栏作家前来给我送饭，克里斯托弗一出生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在那漫长煎熬的几个月里，是她热心地打点我的工作餐。

这里是一座记忆的迷宫。以前，每天早晨，我都会经过总编办公室的玻璃隔墙，走到咖啡机旁，查看员工公告栏。当我决定搬去洛杉矶，向总编递交辞呈时，他曾祝福我：“照顾家人比任何工作都更重要。”现在，我找回了曾经的工作，却找不回一丝快乐。照顾家人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可我失败了。

每天晚上，结束一天疲惫的工作后，我会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瘫坐在暖气旁边的地板上，倚靠着墙壁，一边痛苦地喘息，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兽爪扼住喉咙，一边将心情全倾倒进日记本里，用尽各种晦涩的隐喻，描述心中无法言说的痛苦和原始猖狂的迷失。那个曾仰望蓝色圆球的年轻女人，那个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一天的她，究竟去哪儿了？

我想回到过去，变回那个年轻的她，沉浸在满满的爱意中，热切地盼望孩子出生，满怀期待地装修老房子，为新成员的到来做准备。我想变回那个每年为全家人做感恩节大餐的她，那个邀请朋友夏夜来家中烧烤的她，那个为朋友生日自制巧克力馅饼的她，那个无数个夜晚埋首在八股编织机前织婴儿毯的她。我想改写人生的剧本，好让克里斯托弗继续活下去，好让我还能像以前一样，将头探进他的房门，叮嘱他把作业写完，或是跳上他的床，给他读小故事……每天晚上，我就这么坐着，任由过去在脑中倒带重放，直到眼泪流干了，躺在地上睡着了，回忆才停歇。我曾想一了百了，哪怕上班路上桥塌了，跟着车子一同沉入湖底，我也不在乎，只要能结束这无尽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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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回到报社时，我被安排坐到商业组那里，就在我以前待过的办公室后面的小角落里，避开了新闻编辑部最忙碌的地带，不会一不留神，就踩到回忆的雷。我就这么躲在一个小格子间里，竟也成功地逃避了一阵子，没有撞上过去的自己。

有些同事的座位正对着一览无余的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冬天的夕阳落在海面上，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暂时忘了迫在眉睫的截稿日期。而我的座位背对着它，面向南边沿着海岸线绵延远方的铁路。每天，拉着货物的火车轰隆隆地从窗前驶过，大楼跟着它轻轻地颤悠，我也跟着无意识地数起车厢来。这是我和克里斯托弗两人的小游戏——每当火车从面前呼啸而过，我们总会乐此不疲地数它有多少节车厢。

大多数时候，我必须掐断对他的思念，才有可能好好工作。因此，我的办公桌上不曾摆放他的照片。同事们聊起自家的孩子时，我也从不开口提他。尽管如此，他依然悄无声息地潜入每次对话。我总是无意识地将手放在心脏的位置，默默地比着他的名字——一个圆形的字母“C”，甚至不经意地比出我经常对他用的那些手语——“热”“停”“开心”“请”“谢谢”“对不起”。有时，我的手会比成“C”形，先是放到喉咙处，然后落到胸骨上——这是在说“饿”，说“渴望”，说“想念”。脱离了聋哑人的环境，大多数人不会注意到我的小动作，即使注意到了也只会认为，这人也许说话时就喜欢这样，手部动作比较丰富。

回来报社不到一年，原本负责医学版块的记者汤姆·保尔森（Tom Paulson）申请到大学做研究员，休长假去进修了。本地新闻主编凯西·贝斯特（Kathy Best）让我搬到本地新闻部的主编辑室去，接替他的工作。那时的我对尔虞我诈的美国商界早已提不起兴趣，能够离开商业，转战医学，我乐意至极。年轻时，我曾起底一个商业骗子，写出轰动全国的新闻，刊登在《福布斯》（Forbes）上，文章中还有我的照片，孕相十足。那时，我有一个叫“宝贝记忆”的盒子，珍藏着我与腹中胎儿的点滴，那篇文章也被我收进了盒子里，还开玩笑地说，这是我和孩子第一篇“合写”的新闻。后来，我报道了基因重组技术的早期成果——初现曙光的可注射生物药物，包括促红细胞生成素（一种能够促进红细胞生成的激素）和生长激素——它们后来成了克里斯托弗用来对抗肾衰竭的主要药物。现在，我对商业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激情。过去那7年，为了照顾儿子，医药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也许报道医学更适合现在的我，只不过这将意味着，我不能再继续躲在我那安静偏僻的小角落里了。

本地新闻主编辑室位于一个宽敞开放的办公区，两旁各竖着一排锃亮的玻璃隔间，隔间里头是高级编辑的办公室。主编助理坐在编辑室的中央高台上，占据着视线的高地，可以看到整个编辑室的人。一有突发事件，他们就站在那儿，大喊着分配任务，动员所有人。记者们散落在编辑室的每个角落，蜗居在各自的小工位上。我的办公桌紧挨着一张巨大的会议桌，那是编辑大人的“作战指挥场”——每天早晨，他们会坐到桌前，讨论哪些新闻有头条潜力，决定当天要跑哪些新闻。编辑室里总有一种让人坐不住的流动感。

每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都会打好几轮电话，翻阅一叠叠报纸，筛选新闻线索，寻找灵感。我会仔细阅读报纸上的简讯，试图从轻描淡写的事故报道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拼凑出故事的其余部分；我会翻到讣告页，想象逝者的亲人是如何独自活在这个没有他们的世界里；我会安静地听同事或线人讲述那些突逢变故的人物……我总是忍不住去寻找别人人生中的转折点。它们将一个人的人生撕裂成两半，一半是“从前”，一半是“此后”。我无法强迫自己停下，因为那些我们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料的时刻，才是现在真正吸引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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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准备离开座位去吃午饭，眼角不经意扫到一条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公告，便又改变主意，坐回到位子上。文章称，“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基因突变，是造成儿童早衰症的罪魁祸首。患上这种罕见疾病的儿童，身体衰老速度比正常人快很多倍，最终可导致过早死亡，一般活不过13岁。”一看到这儿，我的心忍不住颤了一下。克里斯托弗离开已经8年多了，尽管我早已学会将过去和工作分开来，却还是猝不及防地被这条新闻撕开了心里的伤疤。

我将它塞到一堆报纸底下，假装不曾看到它，却还是晚了一步。过往的记忆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转瞬就要淹没我的大脑，心脏亦如攥紧的拳头，狠狠揪在一起。我站起身来，走到会议桌旁的窗前，死死盯着艾略特湾（Elliott Bay）的水面，努力深呼吸平复心情。

天地之间挂上了细密的珠帘，太阳偶尔透出重围，绽放出几许光线，一阵微风拂来，吹断了几缕雨丝，碎裂成水珠，跌落人间。一艘庞大的货船，驮着色彩明艳的蓝色集装箱，缓缓地驶向对岸的港口，一群高大威猛的橙色起重机镇守在那里，如同在岸边等待食物被潮水冲上岸的滨鸟。慢慢地，我的呼吸恢复平稳。我回到办公桌前，努力搜索其他突发新闻，任何能够让我暂时忘记过去的东西都行。

过了很久，也许是几小时，也许只有几分钟，我的脑子里依然盘旋着那篇关于早衰症的新闻。它仿佛伸出了一只小手，固执地拉着我的衣角，要将我拽回它那里。最后，我还是回到那堆报纸前，将它从底下抽了出来。

再次阅读它时，我努力屏蔽个人情感，用专业记者应有的眼光看待它，就像我对待其他新闻故事一样。新闻的大意是，虽然人们并不知道早衰症的根源，但是科学家们正离真相越来越近，很快就能破解它的秘密，有望研制出有效的治疗药物，甚至可能找到治愈它的方法。

一看到这意义非凡的新闻，我本该激动地跑去向领导“进谏”，可我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一边看着纸上的文字，一边想象着患有早衰症儿童家人的心情，那些知道孩子将活不到成年的家人。他们很可能看不到孩子高中毕业，看不到他们笨拙地开始初恋，看不到他们实现童年梦想，看不到他们结婚生子，看不到他们心情忐忑地参加驾照考试……我不知道他们该如何承受那些遗憾，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至今仍承受着同样的遗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埋头搜索更多信息。

1886年，人类首次发现这种非遗传的随机疾病。自那以来，它便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到今天，全球只有一百多例早衰症的记录，研究起来困难重重。最新科学研究发现表明：某种基因突变使细胞核支架中的一种关键蛋白出现缺陷，导致细胞分裂得更快。这一突变基因的发现，为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甚至可能让他们找到治愈早衰症的方法，让它不再是一种不治之症。我迅速浏览网络上的信息，发现很多媒体早已对这项研究议论纷纷，认为它也许还能揭示人类衰老过程的基因机制。

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家庭作切入点，那么这个故事完全有上头版的潜力。关乎全人类福祉的重要基因发现，总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尤其在遍地都是医学研究员的西雅图。对一家报社而言，头版故事就是金钱，只有傻瓜才不去写它。可我无法不考虑，如果我真的决定要写，这对我将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要面对另一个知道自己即将失去孩子的母亲。

失去克里斯托弗后，我每天犹如生活在悬崖边上，脚下是不可名状的无底深渊。我必须用尽全部力气和理智，才能让自己不坠入深渊，不被记忆的潮水卷回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那时，刚失去克里斯托弗的我曾以为自己会死于这无法承受的悲痛，每天都在乞求上帝让我从痛苦中解脱。白天，忙碌的工作、紧迫的截稿日期，让我得以逃离深渊；夜里，思念却背叛了我，再度将我拉回深渊边缘。

我一次又一次地做着噩梦，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他。在那些梦魇中，他总是穿着他最喜欢的红蓝相间的衬衣，戴着龟壳造型的头盔，踩着一辆蓝色的小三轮车，朝着悬崖的方向远去。我看不到他的脸，无论我再怎么狂奔，再怎么声嘶力竭地求他停下，他都听不到。我永远无法在他坠入深渊前，拉住他……

后面的几个月里，我试图将那条新闻从脑海中抹去，可它并不甘心就此放开我，而是像帆脚索结一样，风刮得越猛，它就拉得越紧。为了让自己彻底死心，我拨通了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早衰症研究基金会的电话，请他们提供早衰症儿童家庭的线索。当时，全世界的早衰症儿童加起来不到40个，住在美国的只有7个，想找到一个离我很近的患者，方便我日常采访的概率微乎其微。尽管机会渺茫，当我滚动鼠标，浏览电脑屏幕上的名单时，心跳还是不自觉地加快了。突然，滚动的鼠标在某一行戛然而止，我的胸口传来一种失重感，心跳漏了一拍。以前我也曾有过这种感觉，以为是心脏杂音，但是医生反复向我保证不是。在那7个美国早衰症儿童中，有一个就住在华盛顿州的达灵顿（Darrington）。

达灵顿是一座山城，坐落在北喀斯喀特山脉中，离西雅图北部不远，开车只要一个半小时。它临河而建，曾是水陆联运的交通枢纽，现已不复往日水运繁忙，但是捕鱼和林业依然发达。那天，我从名单中了解到，达灵顿是一个名叫赛思·库克（Seth Cook）的10岁男孩的家乡。材料中没有他的健康状况，只记录着一个残酷的事实：他是世上最不幸的儿童之一，出生时的随机基因突变，决定了他这一生将极其短暂。

我的手一边颤抖着，一边在手机旁的黄色便笺本上记下他的家庭信息。我告诉自己，就算记了也没什么，我不一定要打这个电话。我撕下便笺，将写有他号码的那一面朝下放，不让它盯着我看。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回忆推搡着，挤入我的脑海：克里斯托弗第一次玩软式垒球时，因为击球成功而得意地大笑；克里斯托弗依偎在我怀里看书；克里斯托弗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连着监护仪，昏迷不醒……“他走的那天，我不在他身边。”我怎么也无法将这个念头赶出脑海。

我翻身下床，踩着满室寂长的影子——那将世间所有色彩变成黑与灰的影子，在客厅里踱步。我想知道赛思过着怎样的生活，想知道一个明知自己时日无多的孩子，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也许透过他的眼睛，我能看见克里斯托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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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向我的编辑劳拉·科菲（Laura Coffey）提出了这个想法，说我想以一种类似于拍纪录片的方式，呈现一个早衰症男孩短暂的人生。它的价值在于，人们可以从一个比常人衰老得更快的男孩身上，学会如何坦然面对死亡。我建议跟踪赛思一年，用足够的时间去了解他。

劳拉有一头漂亮的红发，笑声爽朗，心地善良，热情洋溢，喜欢充满人文关怀的新闻，也喜欢与关爱动物有关的故事。她的电子邮件总是带许多感叹号，和她这个人一样无比热情。一听到这个想法，她立马举双手同意，只要我承诺这一年的跟踪采写不会影响其他日常报道，比如献血活动、流感统计、医院并购、医学研究成果。

并非每个编辑都知道克里斯托弗，但是负责大都会版块的丽塔·希巴德（Rita Hibbard）知道。从我刚进这家报社，她就认识我了。几年前，我曾带克里斯托弗参加她的迎婴派对，我俩因为“母亲”这个共同的身份而结下情谊。克里斯托弗去世后，我重新回到报社，是她建议将我从商业组调到医学版块。听说我的选题后，她将我拉到她的玻璃房里，面色凝重地看着我，问我是怎么想的。丽塔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年轻时，她也曾是一名敢“啃硬骨头”的记者，报道过罪孽深重的“南山强奸犯”，那个令整个斯波坎市（Spokane）人心惶惶的连环强奸犯。在我调过来之前，她也曾负责过医学这块的新闻，亲手写过无数人间疾苦。后来，她从众多编辑中脱颖而出，一路升迁，成为一名“杀伐果断”的主编，总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做出最困难的决定。然而，她似乎并不认为，这是我应该写的故事。好几分钟后，我才反应过来，她担心的不是这个故事好不好，而是写这个故事的我。

“请你好好想想自己在做什么。”她点到为止，蓝色的眼睛里似乎闪着泪光，没有说破此时我们脑子里也许都在想着的东西——那些与克里斯托弗有关的事，那些令我放弃其他新闻线索，一心只想写这个故事的原因。

然而，摆在我面前的，自始至终只有一条路。那个想法一直不停地浮现在我脑海中。我总是忍不住想象赛思的模样，想象他的声音，想象他是和克里斯托弗一样活得很快乐，还是因为身上的不治之症而郁郁寡欢。当死亡来临时，我不知道克里斯托弗是否害怕过，也许这个故事能让我找到答案。